李春林

（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中国何时进入后新时期，学术界认识不一。有学者认为应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算起；更多的人则认为起自1989年春夏之交开始。笔者以为，准确地说，应起于是年3月26日，那一天，中国最有才华、最具大悲悯情怀的当代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尽管人们对此事的原因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分析，笔者却以为是由于诗人业已敏感地预感到中国社会尤其是其道德精神将发生严重的危机，理想主义与崇高精神将会被践踏、丢弃，于是，诗人以自己的生命殉于他所挚爱的诗歌与理想。普希金曾说诗人是“伟大的先知”，海子正是这样一位先知。中国进入所谓后新时期后，文学离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精神渐行渐远，相当多的文学作品蜕变为高兴时的游戏和失意时消遣的工具，某些文学家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异化为丧失独立人格而为名利写作的脑力劳动者，从而构成了对鲁迅精神的彻底背叛。

一

鲁迅主张“为人生的艺术”，要疗救人生，改造人生，使人获得解放，而绝非麻痹人生，戕害人生，使人永远为奴。所以他历来强调“文学是战斗的”[1]。他说过：“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2]于是便有“怒吼的文学”的发生。此处鲁迅所赞赏的是敢于反抗的民族性格，所期望的是富于反抗精神的文学，那些“启人生之閟机”“自觉勇猛发扬精进”[3]、“雄美伟大”[4]、蕴含“刚健抗拒破坏挑战”[5]之声、“忿世嫉俗，发为巨震”[6]之作，那些能够以“沉痛著大之声，撄其后人，使之兴起”[7]、“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8]之作，简言之，是那些蕴有悲剧精神和崇高的审美取向之作。鲁迅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立人”[9]，才能使“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0]

然而我们的后新时期文学却远非如此。

由于理想主义式微、英雄主义不再，时代的荒诞与猥琐日益凸显，因此，为人生的文学向为金钱的文学下滑，战斗的文学向消费的文学下降，呼唤人的解放的文学向教唆为奴的文学异化。虽说这并非全部，但却有着不可遏抑、愈演愈烈的势头。人们公开鼓吹轻松阅读，某些文学杂志竞相设置此类栏目。倘若说赵本山早期作品尚有揭露社会腐败的因子，尽管每每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但毕竟还有不平的心音，那么愈到后来愈演变成对弱者的嘲弄与践踏。这些作品“愚乐”大众，麻醉大众的神经，不独丧失了对于自身地位与尊严的感觉，失去了反抗和战斗的羽翼，甚至连“叫苦”的声音都发不出了。真正由此获得娱乐的乃是强势者：弱势者安于为奴，甚至尝到了为奴的快乐，对于强势者而言，该是怎样的幸福和愉悦啊！他们可以更无所忌惮地压榨弱势者。人们的价值观拒斥英雄与崇高，欣喜小丑与卑俗。大量作品（尤其是影视小品类）反映了当下如此的精神风貌，又反转过来对此推波助澜。崇高的落寞与孤独，在电影《孔繁森》中有着相当深刻的表现：结尾处仅是以雪山为背景的孔繁森碑的空镜头，画面中不独没有人的敬仰 （与影片 《焦裕禄》全然不同），亦无几乎成为我们的影片编导者们艺术思维定势的大海扬波、雄鹰高飞的蒙太奇。此刻，影片甚至变成了默片。其实孔繁森要比焦裕禄、雷锋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内涵，虽然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效法毛泽东一代的领袖们亦给孔繁森题词号召全党全民学习，可是收效甚微，原因即在于时代的价值崇尚与审美取向发生了巨变：广大的人众居然将赵本山、小沈阳这样的“青方”艺术作为美食，使之成为每年除夕之夜不可或缺的 “精神大餐”，对此趋之若鹜。我愿为民族一哭！“在一个将垃圾奉为鲜花的环境里，决无产生瑰宝的可能。 ”[11]那些为鲁迅所倡导的“庄严”“崇大”每响必中于人心”[12]的作品今安在乎？

二

鲁迅对于文学艺术的创造性、创新性非常重视，曾说“《笑林》，《世说》两种书，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发达，因为只有模仿，没有发展。”[13]他还强调文学艺术的道德作用：“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14]此处虽说的是美术，但自然可以延展到思想感情要比美术更为明晰的文学。他又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15]他还说自己的《狂人日记》因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16]鲁迅强调文学作品的原创性、思想深度以及陶冶情操、改变人们精神道德面貌的作用。

后新时期文学与鲁迅的要求恰成反调：许多作品缺乏原创性和思想深度。“文学缺少整体性的思想追求，被表象现实攫持，……不能把笔触通过现实问题的描写深入到历史、人性、生存的主题中来认知”。[17]

首先考察一下底层文学。应当说不少作品还是写出了当下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对于他们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苦难作了一定的反映。但仍然觉得不够深广，甚至不如新闻媒体涉及的多。譬如所谓“新三座大山”，至今未见有文学作品予以深刻有力的反映。即便如此，某些评论家在评论长篇小说《农民工》时，尚且认为以前的底层文学渲染苦难，而《农民工》则是一个突破：励志成为更重要的内容。无独有偶，电影《钢的琴》本是抒写下岗工人的精神苦难，而在将其改变为话剧时亦变成了励志主题。当然，苦难者通过所谓“励志”而发达，自然是一个虽艰辛但却美妙的途程，可惜修成正果者少之又少。事实上，在当下的充斥着不公的环境中，纯粹依靠自己的正儿八经的个人奋斗改变命运，恐怕是一条“蜀道”，所以作家们要做的首先应是替他们“鼓与呼”，像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雨果那样以深广的地母之情，关注和表现这些弱者、不幸者的心灵，以引起社会对他们的疗救，这也正是社会自身的疗救。而我们的当下作家却很难作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大多缺乏俄罗斯作家“与其三人不幸，不如一人——自己——不幸”[18]的那种大精神。孙玉石先生十年前就曾指出：“过分参照西方社会政治的和思想的模式，较少考虑鲁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个最重要的精神侧面，……千百万人民的现实生存状态，生命疾苦和他们所能够享受的自由，在我们的心里究竟有多大的分量?”[19]此语虽说是对鲁迅研究界而发，其实对于文学创作者们亦适用。“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20]在这方面，余华堪称典型：他“以自我怯弱心态，以奴性顺从心理，以现世无奈的犬儒哲学，从‘苦难’底层中塑造出徐福贵、许三观这类‘温情地受难’式的文化偶像，从而在‘冷酷剥夺弱势群体的孤苦诉告权的同时，又慷慨地豁免了现世秩序及其历史本应承担的道义与政治责任’！”[21]余华宣扬的就是阿Q精神，甚至连阿Q都不如：精神的反抗都没有！他们以歌颂奴性为强势者效劳。在当下的国学热中，儒家的“兴观群怨”理念被有意识地阉割了，而是宣扬等级秩序那一套得到了默许乃至张扬。亚当·斯密说过：“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22]许多作品事实上无视当下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事实[23]、一味歌功颂德，这样的作品难道还不是鲁迅所批判的“瞒和骗”的文艺!

反腐文学亦缺乏应有的深刻，有许多流于官场现形记一类的官场小说，甚而至于“有嫚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24]有的居然成为《厚黑学》一类的升官秘笈。就其本质而言，它们也是一种消费文学。托尔斯泰的《复活》对于沙俄社会的整体性腐败，进行了猛烈抨击，但因其蕴含的人道主义激情，却是一部伟大的哲理性的社会小说，绝非什么反腐文学，我们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有着极其精辟的概括：“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25]“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是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26]当下许多历史题材作品，专门以编造或戏说并美化帝王将相的故事为能事。不独美化神，亦美化魔。“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秦始皇已经死了二千多年，看看历史，是没有再用这种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遗留，却久远得多么骇人啊！”[27]鲁迅此处未免过于乐观，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秦始皇效果的遗留之久远：秦始皇还活在今天！张艺谋的《英雄》让天下一切英雄或他杀或自裁，因为唯秦始皇才是天下真英雄，而且是那么富于人性、有着悲悯情怀、流着眼泪的大英雄！对秦始皇的讴歌可谓空前！接着他又导演歌剧《秦始皇》，似乎还没有抒发情尽对秦始皇的深爱。此后为秦始皇翻案的作品时或有之，皇皇巨著《大秦帝国》及对其高唱赞歌的所谓评论文字，令人惊诧莫名。某些历史学家亦参与进来①连房产广告也采用了秦始皇的巨幅塑像，旁边标明这样的文字：“秦始皇：他创造了新时代。”（据《华商晨报》2011年4月29日）秦始皇得到了文人与商人的共同崇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秦始皇翻案甚至美化、讴歌他，自然有其现实目的：让人民拥有一个能够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或曰不当乱离人、宁做太平犬的时代。只有这样的时代对于强势者来说才是最好的时代。有些作品是典型的唯心史观，它们都被帝王将相统治着，所谓“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人民却扮演着可有可无的角色，甚至仅是帝王将相们实现自己的远大的目的的工具而已。普通的小人物的牺牲与命运，不会在史书上留下踪影，历史文学就应弥补史书之巨大缺憾，通过小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或一程度上恢复历史整体性面貌。“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28]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小人物和无名英雄（当然，那些以领袖们本人的名字命名的传记文学不在此例）。苏联的无名烈士纪念碑或许要比我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更为壮美而深沉，那简约而极富诗意的碑文更能昭示出人民的意义：所谓“人民”，其实正是由这一个个无名个体所组成的啊！我们号称坚信马列，但创作的文艺作品所传达出来的历史意识反而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实在莫名其妙。

鲁迅先生说：“依我们中国的老眼睛看起来，小说是给人消闲的，是为酒余茶后之用。因为饭吃得饱饱的，茶喝得饱饱的，闲起来也实在是苦极的事，那时候又没有跳舞场：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29]五四文学所要打破的正是此种旧文学。然而当下此种旧文学却以所谓“新武打”、“新言情”、“新体验”的形式层出不穷。许多作家热衷于情色细节的描写，连《白鹿原》这样的史诗性巨著亦未能免俗。余华的《兄弟》、苏童的《河岸》等亦都如此，以致一位英国学者对《河岸》中高频率地出现性交，很觉不解。还有的作品（《绿水晶》）写富婆用自己的儿子将小白脸情人从他妻子那置换出来，重组了两对情侣或曰性伙伴。更有作品（《天那边》）表现的是一对婚外恋在女方的已逝丈夫遗体旁的性爱狂欢（尽管是在幻觉中）。

鲁迅说：“中国近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艺术家。号称‘艺术家’者，他们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作品的题目——故意题得香艳，缥缈，古怪，雄深。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30]现在连铁凝、莫言、刘震云这样的知名作家也要给自己的作品命名为《大浴女》、《丰乳肥臀》、《我不是潘金莲》之类，就更不必说某省要评一级作家的一位作者的代表作名曰《老匪和他的小女人》了。总之，我甚至觉得所谓“文学”业已从“人学”蜕变为“性学”了。“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31]中国当下淫风日盛，有如明末。看看报章的洪水一样袭来的连篇累牍的性药广告即可知晓。文学作品更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它要将国民精神引向何方？此种恶风连儿童文学、青春校园文学亦未能幸免。一篇作品写叔叔与侄女恋爱还不够刺激，干脆就让父女同居。有的作品(《黑鸟》）描写丈夫因妻子私奔，就想强奸自己的亲女儿（尚是初中生）以泄愤，这要比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中的同名主人公为了向丈夫伊阿宋复仇，使他断绝后代，竟然杀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更加惨不忍睹。倘若说《美狄亚》尚有着独特的悲剧美学的意义，那么《黑鸟》所写就犹如鲁迅所批评的画大便了，只能令人恶心。在同一作品中，还有一位老师因得不到这位另与他人私奔的女人，就“移情别恋”，将她的女儿、自己的学生（也是那位初中生）强奸。这样的作品也居然发表在所谓校园文学杂志上！此类作品还谈什么 “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其他体裁的作品也都纷纷加入消闲大军。大量的抒情诗咀嚼着自己的小悲欢、小体验，将无聊作有趣，成为自觉与现实生活切断纽带的“孤岛写作”。自己消闲亦帮他人消闲。中华民族正在成为一个追求物质消费与精神消闲的民族。中国后新时期文学对此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三

鲁迅认为，中国“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32]他对某些文学家趋利背义的本性有着深刻的洞察：“上海的几个所谓 ‘文学家’，出卖了灵魂，每月也只能拿到六十元，似乎是萝卜或鳁鱼的价钱。”[33]为蝇头小利即可出卖灵魂，那么倘若利好多多，就更一切都在所不顾了：只要能够发财，不管诲盗诲淫，都是好书。所以鲁迅历来强调作家自身的品格与操守：“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34]我以为我们不妨将此处的所谓 “革命人”理解为“大写的人”，那么这一名句的意义就可扩大开来：只有“大写的人”才能创作出“人的文学”，而不是权势文学、金钱文学、庙堂文学、谄媚文学乃至叭儿文学、“瞒和骗的文艺”。只有“大写的人”才能称作人的灵魂的工程师。然而在后新时期，许多作家没有坚守自己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角色定位，而是 “东倒西歪”地下滑为普通的脑力劳动者，写作为稻粱谋，为金钱美女谋，为攀附乃至自身成为权贵谋。他们完全异化了。他们不是致力于对生活的思索与表现，只是在玩弄技巧上下功夫——成为一种“玩文学”。一部经典话剧剧本，他们能够在此基础上编造出几十集电视剧，以使利益最大化。结果，原作的深刻思想往往被稀释，崇高的美学风格被插科打诨和支离琐碎所消解。曹禺的《雷雨》、《日出》等都遭遇了这样的华盖运。金钱甚至成为许多“作家”“创作”的第一推动力。他们的灵魂感受不到厨川白村所说的“人间苦”，又何来“苦闷的象征”——文艺创作？于丹（她本来也是搞艺术的，而她对儒学经典的解读有不少创作或准创作成分，所以我将其也算作“作家”。其实她本人很像“文革”时期的李素文：李靠“活学活用”毛著，官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则靠“活学活用”国学赚个盆满钵满）即曾多次声言，她本人生活得十分幸福和快乐。这哪里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语言？鲁迅说：“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35]他又说：“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36]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论自己的生活状态如何，直面无尽的“人间苦”怎么能感觉到幸福和快乐？云南某些地方的农村小学的孩子们只能一日两餐，一星期吃到一个鸡蛋；广西某些地方的孩子早晨用旧塑料瓶装玉米糊糊带到学校中午吃——此时糊糊早已发馊变质；四川的一个农村小女孩，母亲早亡，父亲在新疆打工，8年因路费太贵不能回家，她只能与奶奶相依为命；陕西一个农妇看病医生仅给开了10元钱药，她也拿不起(上述事例均采自央视相关节目）……不知于丹女士得知此种情况时，是否还会感到十分幸福和快乐？狄更斯说自己的眼睛常含泪水；张承志说：“爱世人，正因为爱得一往情深，所以痛苦，痛苦得不能自拔”[37]。于丹之流有这样的心地与境界吗？他们完全成为自娱自乐并麻醉他者的物质和精神贵族。他们的作品显然不是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所以究竟算不算文学亦有人质疑。有人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一种资本主义文学 （不是资产阶级文学）①见2009年9月16日《中华读书报》第13版关于上海举行的当代文学研讨会的报道。。我觉得，那些不用灵魂而是用身体 （包括大脑）写作的人的作品都属于此类——所谓“资本主义文学”就是以谋利为第一要义的文学

四

其实，中国当下的作家不只是被金钱所异化的问题，更主要的乃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固有的某些劣根性在后新时期有了恶性的发展，相当严重地背弃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鲁迅按通常的说法在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的1927年12月21日在上海暨南大学的讲演中论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说道：“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38]显而易见，鲁迅此处的论说，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历史发展观的，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即是批判的，革命的，以马克思主义来要求文学，自然亦应如是，那么作为行使此种职能的文学家——知识分子——人文型知识分子，其历史使命自然亦如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葛兰西也认为人文型知识分子的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即是其批判意识。所以，“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感到的永远是缺点”[39]。只有不断地发现缺点和不足，不断地发现不和谐因素，不断地解决不和谐因素，才能实现所谓和谐。倘若看到的总是一片和谐，没有任何不和谐，恐怕真正的巨大的不和谐将会有如洪水猛兽般到来。帮助政治家发现不和谐解决不和谐，乃是作家——知识阶级所必须要有的社会担当和历史使命。

然而，后新时期的许多作家是怎样做的呢？有些作品完全是歌舞升平，甚至沦为庙堂文学，对百姓疾苦视而不见。在汶川大地震后，甚至出现了所谓“秋雨挥泪”，余秋雨挥泪劝告死于豆腐渣工程的孩子们的家长不要伸张正义，因为如此为之会使帝国主义高兴；“兆山哭鬼”，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认为地震罹难者因为有党的关照作鬼也幸福光荣。难道说他们也配称文学家？配称知识分子？他们只能称为鲁迅所说的那种“会做戏的虚无党”，是如赵本山、小沈阳一类的“表演艺术家”，只不过比后者更加令人作呕而已。

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动辄组织作家 “采风”。古代之“采风”是搜集民间歌谣，“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40]也就是搜集老百姓不满意之处，社会不和谐之处，以便改正解决。今日之采风完全背离了古意，变成了公款游山玩水，然后写些歌功颂德（歌颂所去之地的官员们的所谓政绩）之作，难道有哪个作家敢于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不顾利害”去指责缺失吗？倘若有，下次的采风团断无此人！只有那微服私访的作家或记者才能写出批评文字。谓予不信，请看一则关于某省作家采风的报道：“启动仪式后，百名优秀作家艺术家按照创作主题组成5支队伍奔赴各地。他们将重点采访浙江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涌现出来的新题材、新人物、新情感和新精神；当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进程中的生动实践、感人场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特别是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城乡面貌发生的深刻变化；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浙江大地上发生的令人惊喜的重大变化、崭新业绩；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创业历程、勃勃生机和突出成就。”[41]明确规定了采风作家们的写作任务：要写“新题材、新人物、新情感和新精神”，要写“生动实践、感人场景”，要写“美丽乡村”的“深刻变化”，要写“崭新业绩”，要写“创业历程、勃勃生机和突出成就”。自然，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也应当写，但是问题在于，这里就没有任何缺失与不足了吗？这里已经全然是一个十分美满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了吗？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这里已经全然大功告成了吗？鲁迅所开创的五四文学的问题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似乎已经变得毫无价值。此种采风之举与毛泽东所要求的深入生活亦相违背：只有像柳青那样十几年居于一地与大众在一起生活，才叫深入生活，才能写出在文学史上有着永恒意义的作品。此种突击式的、大轰大嗡的采风，所产生的恐怕大多是浅薄浮躁之作。还有一则关于作家到烟草产业采风的报道更是令人大跌眼镜：“作家们通过采访采风，对烟草这一特殊行业有了新的认识，了解到长期以来烟草行业在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地方水利建设、扶持烟农和为支持贫困地区脱贫、支援灾区重建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作出的贡献。采风团的作家们认为，文学工作者应该用手中的笔真实形象地反映烟草行业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反哺农业现代化建设等方面的情况。”最近《文艺报》头版头条还有这样一幅照片：一排人众（大约由作家、烟企老总、地方官员组成）坐在主席台后，主席台下方挂一横幅，上书两行大字，上面一行为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烟草总公司 中华文学基金会”，下行是“捐建甘肃省临潭县20所中小学金叶育才图书室”。上行字给人的感觉是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在为中国烟草总公司保驾护航；下行字则更为鲜活：“金叶育才”！我的天！原来“金色的烟叶”可以育才！好一个中国烟草广告！我们还限制抽烟作甚！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岂不是要限制烟草业的发展，削弱社会主义建设，妨碍人才的培育！由这些报道和画面，我们不难依据逻辑推理得出上述结论。难道说表彰以生产毒草 （这只是现实生活的无奈）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及人才培育也符合科学发展观？烟草业反馈社会，是一种忏悔与自我救赎，本应在教堂中的忏悔室秘密进行，而今却在大庭广众下极力张扬，竟然以弱者的恩人自居，而所谓饲喂人们的 “心灵鸡汤”的文学公然与其联姻，我真觉得这个社会是不是疯了，连一点点最起码的理性都丧失殆尽。难怪有些作家以炮制情色为能事，甚至不惜毒害祖国的花朵——青少年：他们本是一家人。鲁迅有言：“《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现在的文人虽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里却还埋着老祖宗……”[42]将来我们看到的这些采风者们为烟草产业拍马的大作时，恐怕就是这样的感受吧！联想到中国作协在2010年西南大旱之际在重庆召开高规格的会议（其实此次会议明显带有为“唱红打黑”捧场性质）却不肯到灾区“采风”，引起童话大王郑渊洁的退出作协以示抗议，并且有人主张中国作协就此解散，似乎亦不无道理。他们彻底背叛了鲁迅精神，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神髓，也彻底背叛了他们所标榜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解放全人类而献身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背叛了他们信誓旦旦地几乎每次讲话都表示要坚决贯彻的科学发展观，成为一帮灵魂恶浊的脑力劳动者。

文学研究也受到浮躁的文化氛围之影响，以颠覆经典与传统为最大乐事。大汉奸周作人、痴迷于大汉奸并写有反共小说的张爱玲均被某些学者说成是比鲁迅还伟大。舒芜对周作人的吹捧可谓典型，至今仅见到王富仁先生的弟子彭小燕对其系统的批评[43]，许多学者事实上是对舒芜予以认同的。姑且不说舒芜对周作人的具体评论，就是舒芜其人本身，即不令人赞赏：将胡风的私人通信交给“组织”，最后酿成特大冤案，如此的犹大之举，我们似乎已经淡忘（我们这个民族确系一个健忘的民族：君不见“文革”中红得发紫的那位写手如今已经成为散文大师兼投资大师了吗？只要善于投机，无论是投于名，还是投于利，必有重获。这就是我们的特殊国情！）我觉得，舒芜为周作人大争口袋，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为自己的背叛辩护！那些为周作人之流大唱赞歌的人，其实都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为自己已经的背叛与堕落或将要发生的背叛与堕落张目 （周作人在变节之前就已为秦桧鸣过不平[44]，可谓惺惺相惜）。并且至今仍有人试图用其他知识分子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一位孔丘后人、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宣称：“我觉得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天天在污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整治他们，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干净的媒体空间”[45]。鲁迅说：“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46]又说：“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理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47]先生20世纪30年代所言，就像80年后的当今所说。悲夫！先生的文章始终未能像先生所希望的那样速朽。就这样，知识分子的人格在后现代主义、金钱拜物教、权势话语的多重制导之下被异化。在他们那里，怎能产生“人的文学”！

韩少功曾这样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眼下语言品格的退化和腐变，更多地表现为鄙俗化倾向，表现为市井腔……总是倾心于金钱，以时代的新的权势中心为最大的词根……它只指涉利害，散发不出激情的血温和神圣的光彩，无法用来讨论崇高和意义……这种语言和官腔构成了下贱的两极。”[48]诚哉斯言也。

五

中国后新时期文学如何才能从当前的困境中走出，我以为首先是需要整体性的忏悔，或如杨义先生所说应当“洗澡”——洗去灵魂的污垢。长期以来，我们的民族陷于种种荒谬与苦难之中，不独是一种民族自戕，而且是对其他民族的犯罪。地球早已成为一个村庄，我们对资源的浪费，对环境的污染，就是对其他村民——民族的犯罪。道德的堕落同样如此：最近的几次国际航班上的斗殴就极富象征意义，而中华民族（此处主要指汉族）没有宗教，只有各色各样的迷信，并无坚定的信仰，既无原罪意识亦无忏悔意识，不懂灵魂的救赎为何物。是鲁迅将灵魂拷问从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那里引进中国，关注与实施灵魂的疗救——并且首先是文学家自己灵魂的自我剖析、自我疗救。中国现在的作家们 （甚至可以扩而广之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许多学者都曾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整体性堕落的问题）对于当下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难道全无责任？作家必须要对社会不良方面进行批评，要对时代负责。中国当下许多作家们正是由于放弃了批评与责任，而从权贵阶层那里分得了颇为不小的一杯羹！当然，亦并非所有作家都如是，如张炜的 《九月寓言》《柏慧》《家族》《你在高原》等是对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出路的思考，关涉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救赎问题，并对“中国当代文学蜕变成了当前物欲世界最庞大的一支伴奏队伍进行了批判。”[49]张承志的《心灵史》是一部用文学形式写就的宗教史，为当下社会的精神沉沦指出了拯救之途，但这样的作家作品还实在太少。我觉得，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民族的救赎之途，只能首先从作为人的灵魂的工程师的作家们回归鲁迅和五四精神，自身忏悔及替整个民族忏悔作起，因为从作为整个阶层的历史而言，他们毕竟具有担当此种生命之重的潜在意识、性格基因和现实可能。指望其他阶层首先忏悔，恐怕是缘木求鱼。没有忏悔，民族与文学绝不会有新生。

其次，必须改变文学界现行的评奖制度与办法。因为评奖事实上对于文学创作起着导向作用。我以为，目前文学界几种重大评奖不独有严重的不公正问题，而且导向也不见得很好。

由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官办评奖必然要与民间评奖有所差异，甚至很大差异。所以每次评奖结果公布之后常常引起舆论大哗、备受诟病。上一世纪80年代某次评奖，人们普遍认为张炜 《古船》好于贾平凹的 《浮躁》。结果花落《浮躁》：据说原因在于《浮躁》对于改革的歌颂力度更大云云。后被称为当年文艺界十大丑事之一。某年茅盾文学奖在浙江举行，一位浙江作家获奖，亦引起人们的种种非议。以致一位评委在接受采访时对此事表示“无可奉告”，而未作任何辩解：其人良心未泯。

鲁迅文学奖的问题更多。我觉得中国鲁迅研究会应郑重发表一个声明，宣布不承认中国作协举办的历届鲁迅文学奖，原因是该会举办的这个奖项严重亵渎了鲁迅。不独与鲁迅为人为学完全相逆毫无特操的人能够获此奖项，甚至一位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的诗人（于坚）的获奖作品竟有描写狗的交尾的篇章，而其本人亦曾大骂鲁迅，其人其作获奖是明目张胆地对鲁迅的亵渎。而对此进行批评的文字在大陆无从发表，只好拿到香港去发或者在鲁迅研究刊物上发表 （陈辽先生的批评文章即发表于《广东鲁迅研究》）。那位在诗中追逐女影星的官员诗人的“羊羔体”亦获得了此奖，且有那么多我一向很以为是高贵的诗人为之辩护。对此，还是孙绍振先生说得好：这位“诗人”(车延高)诗写得还不错，但比他写的好的诗人中国有上百位。最近又发现某个评论奖大量注水，这样的评奖活动加重了后新时期文学的混乱与堕落。

我觉得中国鲁迅研究会应当独立举办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活动，每年只评一人，这样才不至于使这个以鲁迅命名的奖项评得过滥，才会有权威性，才会将其打造为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如果学会经济困难，可不发奖金。我同时建议，若是此一提议获得通过，那么首届获奖人应是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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