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社会保障作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其出发点是解除国民生、老、病、残、失业等后顾之忧，以保障民生为根本目标。伴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改革的纵深推进，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会风险加速积聚，化解社会风险并进行有效管理已经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本文从社会风险管理的基础理论入手，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风险的种类及管理现状，剖析社会风险聚集的深层根源，对社会保障制度化解社会风险的机制进行探讨。

关键词：社会风险管理 社会保障 社会风险类型 原因 社会风险管理机制

当前，随着全球经济遭遇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我国社会与经济各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触及不同群体的利益，社会深层的矛盾处于高发期和集聚期。因此，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维护民生权益为根本出发点，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化解社会风险，从而给国人以稳定的安全预期。

关于社会风险管理的相关概念

（一）风险管理理论

“风险管理”一词最早出现在1950年加拉格尔的调查报告《费用控制的新时期—风险管理》一书中，书中首次将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法应用到风险管理中，使风险管理从个体经验走向系统理论，1964年威廉姆斯和汉斯出版了《风险管理与保险》一书，标志着风险管理成为真正独立的学科（王健康，2008）。社会风险管理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客观存在，社会风险事件是否发生、何时发生以及损失程度都不确定；社会风险包含了人们的经济行为、社会文化、价值观、道德等多种诱导因素，研究社会风险就是要研究如何避免个人、家庭、企业乃至国家遭受经济损失，避免社会遭受危机，通过系统化的管理技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等多种工具方法来防范风险（林义，2002）。

（二）社会风险

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在《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中规定，社会风险包括年老、患病、失业、职业伤害、生育和家庭困难等种类，是由于自然灾害、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社会因素方面的原因而可能引发的社会失序甚至社会动荡；黄英君（2011）指出社会风险是导致社会非和谐状态的重要因素，这些社会风险的累积，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形成了严峻挑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风险也不断以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显现出对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一种障碍及危害，客观上要求以社会制度方式进行大范围和必要程度的有效协调，才能够维持和推进整个社会经济良性运行的可持续性（中国保险报，2011-6-10）。

（三）社会风险管理

世界银行于1999年提出社会保护政策，认为社会风险管理是在全面系统的社会风险分析基础上，强调综合运用各种风险控制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及个人的风险管理责任，通过系统、动态调节制度框架和政策思路，有效处置社会风险，实现经济、社会的平衡和协调发展的策略框架（林兴发，2008）；笔者认为社会风险管理是一个庞大的综合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力量及个体相互协作，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运用多种风险控制手段，防范和补偿社会风险所导致的各种损失，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整体平衡和有效的可持续发展。

（四）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它通过采取经济手段来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基本的制度安排（郑功成，2000）。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减震器”和“安全网”，化解国人因遭遇自然灾害而陷入困境危机、解除其在疾病、年老、工伤、失业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全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郑功成，2000）。

目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类型

2011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强社会风险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认为我国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主要体现在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迫切，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新华网，2011）。笔者认为，因我国人口数量众多，国情较为复杂多变，面临社会风险种类较多，主要表现为：

（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财富分配不均衡

近几年，我国收入差距在持续拉大，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比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远远超出了0.4的国际警界线，我国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使得“勤劳致富”的传统观念受到挑战，“同工不同酬”现象普遍存在，按劳分配的利益群体在利益分配格局中被置于不利地位，加剧财富增值的不均衡，贫富分化的速度呈现加快趋势，据扬州晚报2011年6月26日消息，我国内地富人53.5万人，全球排名第四，我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但同时我国西部贫困山区有的家庭还存在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社会财富结构堪忧，激发民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影响社会稳定，危及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二）自然灾害频发，生态恶化且资源枯竭

近几年，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冰冻、台风、干旱、暴雨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恶性灾难威胁生存安全，据国家民政部统计，2009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约47933.5万人（次）不同程度的受灾，因灾死亡和失踪1528人，直接经济损失2523.7亿元。虽然自然灾害发生后，我国各级政府积极采取应急响应机制，但总体上我国灾害救助尚未纳入法律制度化运营，人为因素多，行政色彩浓，属于临时性救助，灾害预防和事前减灾工作机制较为薄弱，事后灾害尚未形成制度化的应急相应机制，因自然灾害频发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和风险急剧加大。

近年来，对矿藏资源使用保护缺少长远规划，采用高耗能低效能的发展模式，给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据中国矿业协会统计，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390多座以采矿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其中，20％处于成长期，68％处于成熟期，12％处于衰落期。全国约有400多座矿山已经或将要闭坑，约有50多座矿城资源处于衰减状态，面临着资源枯竭的威胁。

（三）人口老龄化加剧，家庭结构多样化且家庭保障功能弱化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我国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家庭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出现“4-2-1”或“4-2-2”型的家庭模式，以及空巢家庭、单身家庭、丁克家庭等多种类型，老龄少子化使得传统的家庭保障功能弱化，“养儿防老”的观念受到冲击，人口老龄化将会对社会经济带来巨大挑战。

（四）就业难度加大，失业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我国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劳动力供求矛盾紧张，一方面是沿海甚至西部也出现“招工难”、“用工荒”现象，另一方面，却存在大学生、下岗失业等人员的就业困难，就业难成为当前社会风险加剧的直接体现，“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将新增劳动力1000万，下岗失业人员1300万，每年2300多万人需要就业，复员退伍军人、大中专毕业生、残疾人等就业安置难，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失业率居高不下，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影响消费驱动型政策，因城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群中比例最大的群体购买力较低，社会救助不能治本，失业家庭的生活陷入困境，举步维艰。

（五）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保障不足，化解社会风险任务艰巨

进几年来，“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成为不争的事实，由此引发新的社会风险，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普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无法实现公平共享，农民工子女上学难，农村家庭无力承担子女高额学费、部分大城市因房价远远超过工资收入水平使得贷款购房者承受偿还巨额住房贷款的压力，成为“房奴”，这些领域的社会风险涉及面广、矛盾层次深、极易引发社会危机，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化解这类社会风险任务艰巨而紧迫。

（六）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基本生存艰难，保障制度尚不健全

2008年底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残疾人总数达到8300多万人，残疾人家庭涉及的总人口达到3亿多，残疾人成为我国人数众多的脆弱群体，我国残疾人中60%是文盲，只有15%左右的残疾人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生活，残疾人保障制度尚不健全，残疾人康复和就业政策落实不到位，近几年精神智障残疾患者发生伤害他人的事件频见报端，精神残疾群体在康复医疗、社会救助等方面都隐含较大的社会风险。此外，城市“三无”人群、农村五保户，城市流浪儿童等社会群体的基本生存尚未得到真正保障。

转型期我国社会风险积聚的深层原因剖析

（一）社会风险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客观现象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和格尔等用J曲线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在经济处于繁荣的时候会发生社会不稳定因素。J曲线理论认为，客观生活状况的改善会导致人们产生更高的期望值，当人们期望值增长得比客观状况改善的速度还要快时，就会导致人群中更高程度的被剥夺感；人们的高期望与期望难以得到满足之间的巨大差距导致了动乱的发生。上述理论说明， 发展与社会风险往往是共生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容易形成社会风险（郑功成，2000），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1000至4000美元时，也是社会结构高度紧张、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高风险发展阶段，我国人均GDP刚突破4000美元。

（二）我国目前存在使社会风险加剧的诸多客观因素

多年来，我国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以户籍为标志的“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城乡身份差异，使得人才市场无法形成有效合理的自由流动机制，农村孩子接受教育不能享受同等待遇，农民工、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等社会群体享受到有限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力得不到维护，隐含一系列社会危机。其次，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域广阔，社会经济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国家经济政策执行较难有效把握，使得社会风险不能及时化解，留有后遗症，诸多领域缺少长远规划，政策制度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补缺型”路径依赖。

（三）社会转型期利益失衡是诸多社会风险产生的根源

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企业经营由人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经济转化，农业剩余劳动人口向城市转移，封闭型经济向参与国际分工的开放型经济转变，这些过程与体制转轨过程交错在一起，使得社会发展过程中矛盾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况，我国改革前的利益关系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平均主义格局，建立在城乡分割的不公平基础之上，忽视个体贡献，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制约经济效率的提高，隐藏着较大的社会不公平。社会转型期要打破平均主义、重建新的分配关系，必然触及传统观念和既得利益群体，造成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层，加之传统体制造成一些重要环节配套法律制度建设滞后，制约了利益调节机制的建设，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制性因素。

社会保障制度的风险管理机制

（一）强化社会风险管理的意义

在我国目前社会风险日渐凸显的现实情况下，强调加快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构建和政策框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强化社会风险管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社会风险管理理论强调预防和事前控制，通过社会风险管理，把风险造成的损失化解在萌芽状态，减少社会损失；强化社会风险管理机制，有利于稳定转型期广大群众的心理预期，有效防范社会失序和不安定局面，给国人以稳定的安全预期；有利于解决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运行面临的若干深层次的矛盾，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

社会保障制度自19世纪80年代在德国建立，到20世纪末，世界上已经有190多个国家建立了不同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发挥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与“安全网”的作用，只不过不同的时代，社会风险内容有所不同使得社会保障化解社会风险机制有所区别（郑功成，2008）。

（二）社会救助制度与社会风险管理

社会救助制度，是国家与社会面向贫困人口与不幸者等社会脆弱群体，提供款物救济和扶助的一种基本保障制度。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源，是“最后一道安全网”，也是政府化解社会风险责任的最直接体现。近几年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政府积极采取救助措施，启动相应应急机制，确保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尽快摆脱灾害困境，投入专项人力物力使得灾区恢复正常生活。

要强化社会救助在保障民生、化解国民基本生存后顾之忧风险中“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在政策方面必须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明确政府责任，社会救助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因此政府是实施社会救助的直接责任人，要规范制度、明确责任、建立社会救助体系和灾害救助应急相应机制，切实化解国人在遭遇天灾人祸等风险，基本生存受到威胁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救助；二是规范最低保障制度，我国目前最低保障制度的信息化程度不高，低保退出和监管尚存在缺漏，家计调查方式某种程度上在伤及低保家庭人员的自尊。因此，建立健全城乡最低保障制度管理体系，实现信息披露公开公正，做到应保尽保，强化监管，建立退出机制；三是社会救助资金应得到制度保证，社会救助制度的基础性特征决定了其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占据优先地位，需要由国家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因此资金保证是前提，应当建立制度化的中央与地方社会救助资金责任承担机制，逐步提高救助水平。

（三）社会保险制度与社会风险管理

社会保险制度是解除劳动者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诸多风险的基本制度安排，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体人群，劳动者个人的养老医疗等后顾之忧如果不能及时解除，就会影响其家庭的正常生活，从而由个体风险积聚成社会群体型风险，危及社会安全与稳定。因此，社会保险是化解社会风险的有效制度安排，随着2011年7月我国《社会保险法》的实施，社会保险制度将趋于定型，会更有效地发挥其社会风险管理的作用。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经过几十年的艰难探索，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体系，发挥社会保险制度的风险管理功能，应该做到以下几方面：一是养老保险制度遵循“劳资分责、政府担保、财政补贴、自我发展”的原则，劳资平等分担缴费责任，逐步做实个人账户（3%），提高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水平，并实现制度整合，建立高龄津贴制度，加快老年服务体系建设，实现老年人经济保障、服务保障与精神保障的多层次保障；二是医疗保险最大程度满足城乡居民健康保障需求，实现覆盖全民的多元化医疗保险制度，加快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推进公立医院公益化，医疗资源配置的均等化改革，逐步实现全体国民享受公平的健康保障权；逐步完善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制度，提高保险水平。

（四）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风险管理

日本的辞典将“福利”解释为幸福，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社会化的福利设施和有关福利津贴，以满足社会成员生活服务需要，促使其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的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制度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里居于较高层次，其目标不单是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重要的在于促使社会成员在满足基本生活之后，生活质量进一步得到提升和改善，满足其教育、文化等精神层次的需求。

福利社会是人类共同的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一定是人民幸福的福利社会，是以人为本，能够切实免除人民生活的各种后顾之忧，缓解社会矛盾，并使得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加快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要完善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脆弱群体的福利制度，建立发达的社会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全体国民的福利水平，最终化解各类社会风险，维系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郑功成，2000）。

总之，社会保障制度从经济保障到精神保障，维系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通过现金补贴或实物援助来解除人们生存的后顾之忧，化解因自然灾害、社会个体出现疾病、失业、工伤等引致的社会风险；用服务保障来满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人高龄失能照护以及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照料、康复与再就业服务；用更高层次的精神保障来满足人们“自我实现”的需要，实现有尊严的理想生活，在化解个体及家庭风险的基础上，实现社会风险的有效管理。

参考文献：

1.王健康主编.风险管理原理与实务操作[M].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

2.林义.强化我国社会风险管理的政策思路[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6）

3.林兴发.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1）

4.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商务印书馆，2000

5.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人民出版社，2008

6.B.Massumied.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Fear.Minneap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P Rress.1993

作者简介：

汪连新（1971-），男，甘肃古浪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金融与贸易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养老保险，金融理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