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赵凯 彭文强

上世纪80年代，得益于国内廉价的生产要素，优惠的开放政策以及便利的交通位置，珠三角地区成为与港澳台之间“前店后厂”发展模式的受益体，承接了大批的制造业，该地区也因此被誉为“世界工厂”。然而，经过30多年的历程，该地区并没有完全走出要素驱动型的发展模式，以“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产出”为特征的高碳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目前，珠三角企业面临着两难的境况:一方面由于要素价格上升，生产能力过剩迫使企业向低梯度地区转移，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产业转移后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还要加快推动该地区的产业进行转型升级。在低碳减排的约束下，珠三角的高碳产业该何去何从？是选择产业转移还是就地升级？

1 文献回顾

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针对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进行研究的文章大多是从宏观角度分析产业转移对产业升级产生的影响，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产业转移对产业转出地的升级所产生的影响。比如陈羽(2010)[1]基于对台湾制造业的实证研究，认为台湾对大陆的大规模产业转移促进了台湾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密集型产业的迅速成长，并导致出口产品结构的逐步升级。

二是研究产业转移对产业承接地的升级所产生的影响。张鹏(2009)[2]指出欠发达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可以实现地方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以及产业转移的本地嵌入，这两种双向嵌入的实质就是地方产业与承接产业有效融合、地方化与全球化有机融合、块状经济与链式经济的有效融合，从而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的持续升级。原毅军(2011)[3]认为国际产业转移中的资本转移、技术转移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升级发展均产生积极影响。

三是分别研究产业转移对转出地和承接地的产业升级产生的影响。魏后凯(2003)[4]认为从微观层面看，产业转移无疑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但从宏观和中观层面看，它对转入区和转出区的产业升级造成的影响既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黄利春(2011)[5]认为通过产业转移，一方面有利于产业转出地腾出发展空间，集聚优质要素，进而带动高端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产业转入地通过结合自身优势承接外来产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产业升级。

极少有文章从微观层面入手，针对企业如何在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进行研究，魏后凯(2009)[6]指出要鼓励沿海地区有条件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实行就地升级，同时推动对那些具有发展潜力，但受土地和成本限制的企业向周边和中西部地区转移。该文章仅仅是笼统地给出了沿海企业未来的发展出路，并没有清晰地指出哪种企业该选择产业转移，哪种该选择产业升级？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第一，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形成都是从企业转移与企业升级开始的，以上文献大都是从宏观层面定性地分析问题，并没有分析企业这个微观主体的升级与转移。第二，所有的文献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假设基础上，即企业都愿意进行转型升级。事实上，这一假设与经济事实不符。作为理性的市场经济主体，企业在决定是否转型升级以及如何转型升级时，会综合考虑转型升级的风险、成本和收益。

本文拟突破宏观研究的窠臼，利用成本－收益分析的研究方法，从企业这个微观主体出发，探究珠三角地区的高碳企业在低碳减排的约束下，如何在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之间进行抉择，从而为企业和政府提供相应的决策依据。

2 高碳企业的出路

通常意义上的高碳产业是指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主要包括钢铁、机电、水泥、电力、陶瓷和玻璃等产业。要发展低碳经济就必须加速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这便对高碳企业的生存提出了挑战。然而应该看到高碳产业构成了一个地区的基础产业，它带动了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因此，我们应该限制高碳产业的发展而非将其完全抛弃。

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珠三角地区的高碳产业大致面临两个选择:第一，通过产业转移，规避减排压力。我国高碳产业的转移模式大多为:由沿海发达地区转入内地欠发达地区，随着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工的不断调整，众多高碳企业向环境管制宽松的地区挺进。第二，积极进行转型升级，降低能源消耗。从价值链的角度看，我国高碳产业升级有两种主要模式:工艺流程升级，即缩短产业链条，重组生产体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产品升级，即通过引进更先进的生产线，改进原有产品或推出更环保的产品。

截至目前只有很少一部分高碳企业选择了产业升级，大部分高碳企业选择了产业转移，然而应该看到真正能推动低碳经济长远发展的方式是产业升级，高碳企业的简单转移只不过是将污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 高碳企业选择模型

3.1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毫无疑问，高碳产业转移有着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原因，比如管理者的个人偏好，社会责任等原因，但是每个企业所有者都满足“理性人”假设，企业如果想生存就必须要追求成本最小化与利润最大化，这就使得经济因素成为决定企业选择的根本原因。

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为我们分析高碳产业的选择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思路。所谓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以货币单位为基础，对投入与产出预先作出估算和衡量的计划方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都要考虑具体经济行为在经济价值上的得失，以便对投入与产出关系有一个科学的估计。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优点就在于可计量性，但如收益的含义所述，一些收益的计量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3.2 高碳企业的选择模型

根据“理性人”假设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本文构建了企业选择的决定模型。我们定义用P1表示高碳企业在转出地的收益，C1表示企业在转出地的减排成本，C2代表企业为了降低能耗与污染所投入的研发成本，A1代表率先使用低碳技术所带来的优势，简称先发优势。P2表示产业转入地完全同质企业的收益，C3表示企业在转入地的减排成本，C4代表企业迁移时所引发的转移成本，A2代表后发优势。

文章认为高碳产业如何选择取决于一个关系式:

在该模型中，我们分别就转出地的成本、收益以及转入地的成本、收益进行了分析，等式左侧代表产业转出地影响高碳产业选择的四个因素，右侧为产业转入地影响高碳产业选择的四个因素。当(1)式成立时，说明企业选择就地升级所产生的利润要高于企业转移带来的利润，因此企业选择产业升级，否则选择产业转移。

在该模型中我们假设产业转入地的减排成本低于产业转出地的减排成本，也即C3-C1＜0，正是由于初始时期差异化的减排成本才诱发了高碳产业的转移；在低碳减排的约束下，如果企业选择就地升级而不是转移，那么它必然要采取技术改进来降低能耗与污染，而且采用新技术的时间先于转入地同质企业。

为了分析高碳企业选择的深层原因，将式(1)变形可得:

这样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高碳企业在低碳减排约束下的选择取决于四个方面:(P1－P2)代表区域间优势差异，即完全同质企业在两地间的收益差距；(C3－C1)代表转入地与转出地减排成本的比较；(C4－C2)是转移成本与研发成本的比较，转移成本是企业选择转移行动时付出的额外成本，研发成本属于企业选择升级行动时付出的额外成本，故该项也可称为企业行动成本的比较；(A1－A2)是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的比较，代表了高碳产业走向低碳过程中形成收益的对比。

综上可以看出影响企业选择的因素有8个，依次是P1、C1、C2、A1、P2、C3、C4、A2 ；真正能决定企业选择的是(P1－P2)、(C3－C1)、(C4－C2)、(A1－A2)这四个方面的比较。

3.3 影响高碳企业选择的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地区间的优势差异，该方面是大部分企业在最初区位选择时着重考虑的方面，地区优势主要表现为销售市场优势，生产要素优势，产业关联优势以及运输成本优势。当我们把研究主体定位于企业时，销售市场优势，生产要素优势，运输成本优势这三个指标都是便于量化计算的，难以预计的是完善的产业关联给企业带来多大的优势。然而，目前广东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是转出地与转入地共同建设产业转移工业园，园区内自然容易形成产业集群，企业间配套生产的运输成本几乎为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产业关联对转移企业的影响，所以本文假设企业迁出后可以获得与在转出地完全相同的关联产业的支持，即分析地区间的优势差异时可以不考虑产业关联的影响。

在短期内看，当一个企业搬迁至产业转入地时，他们将不得不面临诸多障碍，企业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去开发新市场，整合要素资源。因此，在转移后初期的地区优势应该有P1－P2＞0；长期来看时，产业转入地的企业会逐渐寻找到稳定的市场，对要素资源的利用会达到最优，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也会大大降低运输成本，所以转入地与转出地的地区优势会慢慢走向趋同，也即P1－P2=0，企业寻找合适的产业转入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两地的地区优势不能走向趋同，企业仍会有动力继续转移，直至走向趋同为止。

第二个方面是转入地与转出地减排成本的比较。由于高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然会排放大量的污染物，导致企业的减排成本在生产成本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目前，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也导致了各地环境成本的差异，经济发达地区的环境成本处于持续上升状态，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环境标准和成本却一直相对偏低。这也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地区生产同样的产品所需的环境成本和垃圾处理费用是不一样的，减排成本的差异成为了地区间进行高碳企业转移的原始驱动力。根据之前的假设，不论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我们都有C3－C1＜0。

第三个方面是研发成本与转移成本的比较。开发低碳技术来降低能耗与污染是目前高碳企业选择就地升级时的必然路径，然而有能力进行技术开发的企业必须是实力雄厚的企业，因为只有这类企业才能为研发低碳技术提供大量的资金，而且能承担研发失败的风险。企业在采取转移行动时必然会面临转移成本，该成本包括厂房的选择和获取成本，现有设施的拆除、转移和重置成本，新设施的建设成本，新员工的培训成本等。

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由于转移成本与研发成本这两个因素相比于其他六个因素都是一次性的付出，而且第三个方面(企业行动成本的比较)是这两个因素相减之后的数值，鉴于其数值相对较小，我们可以假设第三个方面是可以忽略的。

第四个方面是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的比较，这个方面相比于其他三个方面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起作用的时间可能偏后，即具有时滞性。具体到高碳产业时，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可以用能源成本的减少量这个经济指标来赋值。短期内观察时，转出地的高碳企业由于率先使用低碳技术，必然会有先发优势，由于存在专利技术限制，转入地的高碳产业不存在后发优势，所以会用A1－A2＞0。长期来看时，转入地的高碳产业可以轻易地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来获得技术创新，因为超过专利保护期的技术引进根本不需要购买成本，从而使得高碳企业快速进行技术变迁，这便是高碳企业的后发优势。当超过专利保护期后，可以假设转入地的高碳产业可以获得与转出地高碳产业相近的先发优势，即A1－A2=0。

短期来看，企业的具体选择取决于区域间优势差异，转入地与转出地减排成本的比较以及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的比较这三个方面。鉴于初始时期的P1－P2＞0，A1－A2＞0，C3－C1＜0，所以如果企业在产业转入地减排成本的降低幅度大于两地间优势差异与先发、后发优势差异之和时，最好是选择产业转移；反之，则应该选择产业升级。这三个方面都是可以精确地加以估计的，所以可以将这三个方面的具体数值带入(2)式得出企业的选择。

长期来看，区域间的优势差异以及先发、后发优势都会走向趋同。(2)式中只剩下两地间减排成本的比较这一项，根据我们的假设C3－C1＜0，所以企业应该选择产业转移。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政策制定者在转入地与转出地之间采取差异化的低碳减排政策，才使得大部分的高碳产业选择了产业转移而非产业升级。而且两地间的减排成本差异越大，高碳企业选择产业转移的动力越大。不难看出推动高碳企业选择产业升级路径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消除地区间差异化的减排成本。

4 结语

珠三角地区众多的高碳企业如何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出路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利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对高碳企业的行为进行演绎归纳，结果发现高碳企业的具体选择取决于区域间的优势差异，转入地与转出地减排成本的比较，行动成本的比较以及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的比较四个方面。从短期来看，企业的选择主要由区域间优势差异，转入地与转出地减排成本的比较以及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的比较三个方面所决定；从长期来看，正是由于存在着地区间差异化的减排成本，才使得现实中大部分企业选择了产业转移而不是就地升级。

[1]陈羽,邝国良.产业转移如何带动产业升级——台湾的经验[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5).

[2]张鹏,王月琴.产业转移的双向嵌入及其对广东的启示[J].工业技术经济,2009(12).

[3]原毅军,李军.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基于承接高端制造业国际转移视角[J].经济研究导论,2011(4).

[4]魏后凯.产业转移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竞争力的影响[J].福建论坛,2003(4).

[5]黄利春.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J].江苏商论,2011(1).

[6]魏后凯.沿海经济面临的困境及出路[J].中国发展观察,2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