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海

党争不过是官员间拉帮结派为政治利益互相攻击，因此各方无论胜负总要备受天下人指摘。不过凡事必有例外，历史上恰有这样一支党派，无论它明枪暗箭地“咬”谁，都永远摆出为国为民、舍生取义的君子气象，引得不明真相的群众摇旗呐喊、敬仰膜拜。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党派，就是东林党。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到清朝初年，东林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不亦乐乎，上至庙堂下至乡野都成了他们的竞技场，最终也把明朝彻底斗垮，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源起顾宪成王锡爵之战

任何一个政党都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通过合适的事件来宣布自己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从顾宪成PK王锡爵开始，虽然那时东林党还没有东林这个名号，但是它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开始出现在历史的视野里。

王锡爵何许人也？时任内阁首辅、建极殿大学士，领吏部尚书衔兼太子太保，从一品，与张居正这等内外兼修的绝世政治高手相较都丝毫不落下风。而说起顾宪成，这位同志的前半生却真是毫无出奇之处。从万历八年（1580）进入公务员序列，混了13年才由六品主事升至从五品的考功司员外郎。但就是这位当时看起来还并不起眼的小人物，无论在朝在野，一直隐隐操控着天下公论和庙堂格局，算得上真正的“影子巨头”。而他的牛人生涯就是从把王锡爵这个老牛人拍死在沙滩上开始的。

在“争国本”也就是立储生死战中，连申时行、王家屏这等内外兼修的政治高手都阴沟里翻船，不得不“回家养老”。执拗的万历皇帝甚至曾创造短短几天炒12位当朝官员鱿鱼的伟大记录。

官员集体上书要求万历依祖训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万历偏爱三子朱常洵。在王锡爵回朝密信要求他务必于当年立储后，万历使出“忽悠神功”，“诚恳”地给他写了封信：“看了你的奏疏，为你的忠诚感动！我确实说过今年要举行册立大典，但是祖训有言：立嫡不立长。皇后现在年纪还不大，万一将来生了儿子，怎么办呢？是封太子，还是封王？如果封王就违背了祖训，如果封太子就有两个太子了。要不把我的三个儿子一起封王，等过了几年，皇后没生儿子，到时候再册立长子也不迟。”三王并封的话三个儿子的地位就差不多了，那以后无论封谁为太子阻力都不会像现在那么大。

王锡爵虽然觉得这事有点悬，但从形式逻辑上来说好像只能这么办，就拿出两套方案，一是让皇长子拜皇后为母亲，这样既是嫡子又是长子。二是按照皇帝的意思，三个儿子一起封王，到时再说。当然，王锡爵也不是老糊涂，特意指出第二套方案不到万不得已不得使用。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六日，万历突发圣旨三王并封。事情一下子炸开了锅，不但万历被蜂拥而上的官员喷得满脸唾沫星子，作为首辅的王锡爵也被当做理所当然的“叛徒”被骂得狗血淋头。先是顾允成、张辅之等一群王锡爵的老乡上门，劝他认清形势，早日解决问题，然后是吏部的顾宪成代表吏部全体官员写信给王锡爵，最后是礼部给事中史孟麟、工部主事岳元声一行五人直接来到王锡爵办公的内阁，过来只做一件事：吵架。

被阴了一道的王锡爵有苦说不出，决定从皇帝那儿找回场子，所以无论万历如何连哄带蒙，王锡爵都一口咬定—不干了。可是老王请示了几个月，万历都不上朝搭理他。下属们轰他走，皇上又死乞白赖地不放。这种夹板气让老王备受煎熬。可是让他更煎熬的事情才刚刚到，因为那一年是京察年。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好是六年一次的京察年，而这次京察比以往更加令人心悸。因为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鑨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孙鑨倒没什么，可是赵南星先生，却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刺儿头”。

京察刚一开始，赵南星就免了两个人的官，一个是都给事中王三余，另一个是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家，吕胤昌是孙鑨的外甥。拿自己亲戚祭旗，大家都明白这是来真格的了。紧接着，六部及地方大批官员纷纷落马，哭爹喊娘、声震九霄，连内阁大学士也未能幸免。赵志皋的弟弟被赶回了家，王锡爵的几个铁杆亲信也遭了殃。赵志皋是老实人，王锡爵却不一样。很快，几个言官便上疏攻击吏部的人事安排，从中挑刺。赵南星也不甘示弱，上疏反驳，争论了几天，皇帝最后判定：吏部尚书孙鑨罚一年工资，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官降三级。这个结果一点都不令人讶异，因为那段时间，皇帝大人正处于和王锡爵搞三王并封的蜜月期。但王锡爵还是输了，因为赵南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事实上，他之所以被拉到前台，去搞这次京察，是因为在幕后，有个人在暗中操纵着一切。这个人的名字叫顾宪成。

凭啥？就顾宪成？！但确实就是这个人最终把王锡爵赶回了家。赵南星刚刚被辞退，他就出手了。一夜之间，左都御史李世达、礼部郎中于孔兼等人纷纷冒出来上疏攻击王锡爵。虽然万历帝一道圣旨把孙鑨和赵南星免职，但王锡爵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名声因此臭了。他成为站在社会公义对立面的残暴小人。而赵南星则名望大增，被誉为反抗强权的代表人物。虽然打包袱回了老家，却每年都有上百道奏疏推荐他出来做官。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王锡爵在万历皇帝的多次挽留中坚决地辞了职。此时的他可以说把一生的成就都输在了这场斗争中。神奇的是，孙鑨被撤职了，赵南星回家了，连王首辅都辞职了，顾宪成却升了一级，当上了吏部文选司郎中。不可思议的是当初孙鑨刚被免职的时候，王锡爵打算趁机换人，推荐自己的亲信罗万化接班。顾宪成反对，推荐了右都御史陈有年。最终结果竟是陈有年命中。

更令人惊奇的是，当万历皇帝让大臣推荐入阁人选的时候，顾宪成居然又蹦出来，名单第一个就是曾把皇帝折腾得死去活来的王家屏。于是，顾宪成被贬官回家。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的政府专款支持下，他和一起辞官回家的弟弟顾允成还有同乡高攀龙一起在城东头宋代学者杨时讲学的场地开起培训班。这个培训班的名字叫做东林书院。

廷击·红丸·移宫—三大谜案背后的党争高潮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持枣木大棍，闯进慈庆宫。这位仁兄当然不是来“打酱油”的，他来杀人，而且要杀的是走完“万里长征”后终于成为太子的万历皇长子朱常洛。

皇宫大内理应甲胄环绕，连苍蝇也飞不进去。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就那么碰巧地到了太子的居所，还棒杀了两个老宦官，甚至闯到殿檐下，才被捉住。

这要是说一切纯属巧合，鬼都不信。于是，万历出马，吩咐三法司会审。查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犯罪嫌疑人张差，因为家里的柴草堆被人给烧了，他气不过，到地方衙门申冤，地方不管，他就到京城来上访，结果无意中闯入了宫里，心里害怕，就随手打人。

无论真实案情是什么，但这样的“真相”显然有人不想要。这个人就是三法司会审的具体办案人之一，刑部主事王之寀。与刘廷元、胡士相这两位背后深藏浙党影子的办案郎中不同，王之寀虽然现在没有迹象显示他和东林党有任何关系，但此后在东林党敌人列出的两大名单（《点将录》《东林朋党录》）中，他都名列前茅。王之寀在突审张差证实口供虚假后，直接找到胡士相的上司—时任刑部右侍郎的张问达。张问达不属于齐、浙、楚任何一党，立刻决定刑部七位官员会审张差。

在一片争执甚至有些丑态毕露的互相攻击中，案件朝着水落石出的方向发展，但这个真相连张问达也“HOLD”不住了。因为郑贵妃，也就是万历最宠爱的妃子，福王朱常洵的母妃被揭出来，是她的两个太监庞宝、刘成指使张差去棒杀太子。这样一个结果完全达不到整垮浙党的目的。审则得罪皇帝、郑贵妃，不审则得罪东林、太子。此时东林党人多势众，谋划借机拉其余诸党下马。

没办法，张问达抓耳挠腮想出个办法，就是多找些人一起抗雷，于是最隆重的十三司会审出炉。

最终，政治手腕高明的万历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抓事物的主要矛盾，一番矫揉造作、威逼利诱，受害人朱常洛不追究了，于是烟消云散，万事大吉。这场东林党对浙齐楚三党的进攻也就暂时落空。

后世争议不断的万历辞世，太子朱常洛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而一直抱他大腿的东林党人似乎也将迎来愈加生机勃勃的春天。但不幸的是，这位新皇帝登基一个多月就死了。

明光宗朱常洛登基后太勤劳，不仅是在政务上，在后宫也是“劳模”，干巴巴的身子骨没经得住多少折腾，就病了。皇上生病了也没啥，问题给皇上看病的不是御医，而是个太监，这个太监还是郑贵妃的人。这让满朝上下非常愤怒。尤其是东林党人，要知道新皇帝可是刚提拔了一大批东林党人啊。朱常洛听说鸿胪寺寺丞李可灼要进献金丹，让时任首辅的方从哲把他召来看病，一番望闻问切，皇帝吃了李可灼拿出来的红丸仙丹。

这时，虽然郑贵妃刚被杨涟把当太后的事情搅黄，但和郑贵妃“脾气相投”的李选侍还在乾清宫，而且她手里还握着朱常洛的长子“天才木匠”朱由校，这简直就是一张王牌。

但还是七品芝麻官的杨涟似乎就是为了效忠朱常洛而生，他用一个人的奋斗把郑贵妃赶出正宫，又一个人奋斗，通过四处游说，成功地让其他12位顾命大臣想起李选侍的凶狠嘴脸，和他一起直闯乾清宫。在光宗灵柩前哭灵完毕后，却发现理应守灵的朱由校居然不在。皇宫那么大，只要李选侍不让宫人透露消息，难不成他们还能打地铺在皇宫打持久战？

不过关键时刻总有人等着出手，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不仅眼神示意杨涟等李选侍正拉着朱由校躲在西暖阁，还主动出马把李选侍给忽悠得交出了“王牌”。

想象一下吏部尚书周嘉谟、给事中杨涟、内阁大学士刘一璟、英国公张维迎，除了杨涟这个县长，其他最小都是部长，被李选侍逼得亲自抬轿把朱由校往宫外抢，最年轻的杨涟都48岁了，这是多么具有戏剧性的画面。

史料记载，短短15天，在“红丸案”、“移宫案”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涟头发变成一片花白。当天启帝朱由校登上皇位后，感恩图报的时候到了，短短一年杨涟就升至左副都御史。不只是他，赵南星、高攀龙、邹元标、孙慎行、左光斗等都登上了高位。

东林党在对阵其余诸党中占尽先机，哪有不乘胜追击的道理。他们决定对方从哲下手。首先是刚被提拔上来的吏部尚书孙慎行上疏，说来自浙党的首辅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应予严肃处理。方老头也知道现在天变了，自己还是回家为妙，但孙尚书完美地阐释了什么叫强词夺理：“从哲（方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而且要赶尽杀绝：“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

不久之后，崔文升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而方从哲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

至此，明末三大谜案以东林党把其余众党打得鼻青脸肿、大伤元气告终。如果说杨涟是东林党最勇猛的，那叶京高就是党内最聪明的，之前被免职的他又回来担任了内阁首辅。这个名闻天下的老滑头重回朝堂，也标志着东林党全盛时代的到来。

败落：魏忠贤的绝命连环杀

魏忠贤的人生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扮猪吃老虎。他十几岁就娶了老婆还生了个女儿，因为赌博把女儿卖了，紧跟着老婆也跑了。他挥刀自阉的时候已经20岁了。

从朱由校的亲妈王才人，到跋扈一时的李选侍，魏忠贤精心规划着自己的职业生涯，可惜总是缺了那临门一脚。直到“奉圣夫人”客印月出现，老魏的人生才出现转机。客印月是朱由校的保姆，而且是一日不见、茶饭不思的保姆。魏忠贤和她结为“对食”（太监与宫女结为夫妻），由此发迹。在借助客氏除掉司礼监秉笔王安后，魏忠贤爬到了太监的最高点—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

对于太监来说，掌握重权的文人很可怕，而且东林党还是一群掌握重权的文人。所以魏忠贤极力想讨好东林党，觉得：我只想做个成功的太监，你们之前跟王安合作愉快，现在我来了，不过是换个人而已。但东林党对老朋友王安的事记在心里，也着实看不起老魏，把他送来的礼物全部退了回去。最绝的是魏忠贤的老乡赵南星，针对老魏的捧臭脚行为，回复道：“宜各努力为善。”什么意思？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别来烦我好不好。

于是，魏忠贤决定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但朝廷斗争不是他的强项，所以他开始“招兵买马”。虽然东林党在拉山头、搞团体等方面，也很有水平。可和魏公公比起来，那就差得多了。因为魏公公没有门槛限制，讲究的是英雄莫问出处，能干活就行。

阉党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曾是三党的成员，在彻底出卖自己的灵魂后，加入这个温馨的集体，彻底成为毫无廉耻的禽兽。这种沦落也有东林党痛打落水狗的功劳。

短兵相接，魏忠贤开刀的东林智囊、“天下第一布衣”汪文言不但没有出局，而且声名大振，赵南星、左光斗、杨涟都亲自去拜会慰问他，连首辅叶向高都主动找他，并任命他为内阁中书，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

魏忠贤终于明白自己的实力还很弱小，决定躲在阴暗的角落积蓄力量。此后的3年，悄无声息之中，他不断排挤东林党，安插亲信，投靠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党羽越来越庞大，实力越来越强，但他仍在沉默中等待。

天启四年（1624）五月，连东林党人自己都不怀疑败亡的命运。魏公公手下已经遍布朝廷，王体乾掌控了司礼监，顾秉谦、魏广微进入内阁，许显纯、田尔耕控制锦衣卫。六部里，只有吏部尚书赵南星还在苦苦支撑，其余各部到处都是阉党，甚至管纪检监察的都察院六科，都成为了阉党的天下。

这时，杨涟还在，这个曾经的小人物，靠着人至纯则无敌，扭转了乾坤，成全了明光宗朱常洛的知遇之恩，为东林党的风光一时立下汗马功劳，但遗憾的是他碰到了人至贱则无敌的魏忠贤。没原则、没底线的人最可怕，这个魏公公将是杨涟这个东林党战斗力第一人的终结者。但此时，杨涟身边已经空无一人，那些当年的敌人、甚至朋友、同僚都已抛弃良知，投入了魏忠贤的怀抱。所以，他开始了人生中最后一次的一个人奋斗。

天启四年（1624）六月，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项大罪。从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我们不难发现，魏忠贤确实是人才，短短几年里，跨行业、跨品种，坏事干得面面俱到，着实不易。

虽然魏公公在听到这封奏疏后，吓得面无人色，两手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虽然这封奏疏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造成了广大声势，手抄本最风光的时候连抄书纸都断了货，但杨涟还是败了。他败给的不是魏忠贤，甚至不是天启帝，而是万历。在万历这个偏心爷爷的苛待下，朱由校没念过几天书，不识字，这封二十四大罪的奏疏，他只能听人念，而这个念的人就是魏忠贤。

结果可想而知，当年十月，“皇帝”下旨，训斥吏部尚书赵南星结党营私，此后又先后下文，批评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最后索性给他们搞了个总结，一顿猛踩，矛头直指东林党。同月，心灰意冷的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纷纷提出辞职，回了老家。东林党就此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