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嵚

穿越千年看党争

武侠电影里常有这样的台词：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了恩怨便有了门派，有了门派就有了争斗，有了争斗，从此便有了江湖。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史，先后出场的人物众多，因此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也多，名目林立的门派自然也就不在少数。这个水深无比的“江湖”，千年来接连上演着一场场刀光血影的争斗。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变迁好似一部波澜壮阔的大戏，各种派系则作为舞台的主角，用充满心术权谋的智慧，机关算尽的争斗，演绎出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剧目。

现代国家对于“政党”一词是这样定义的：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层或者阶级的利益代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政治目的，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封建时代的党派，从性质上说和现代政党差别颇大。

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来审视中国古代的党争，我们自然也会明确这样的定义：并非一切的政治斗争，都可以直接用“党争”来套用。用打架来做比喻的话，普通政治斗争与党争的区别，就好比街头斗殴与沙场交兵的区别。后者阵容更加庞大，纪律更加严明，手段更加丰富，目标更加明确，规模更加庞大。而这，也恰恰是党争共有的特点：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规模。

先秦，党争的孕育

战国时期主要的大国，在进入战国时代之后，几乎都主动顺应历史潮流，开展自上而下的改革，这就是风靡一时的“变法”运动。变法主要触及的便是当时各国奴隶主阶层的利益，导致矛盾对立，自然也就争斗不断。战国第一代变法家，如李悝，吴起，商鞅，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与本国奴隶主旧贵族的政治斗争中。吴起在楚国变法时，因为侵害到本国旧贵族的利益，最终被旧贵族趁楚王过世的机会，发动政变用乱箭射杀。吴起临死前机智地扑在楚王尸首上，使楚王尸首和他一起被射成“刺猬”。结果杀害他的贵族们，也因此以“弑君”之罪遭到继任楚王的清算杀戮。而缔造强秦崛起的商鞅，在秦孝公死后，也遭到旧贵族的诬陷和报复，最终被处以车裂极刑。变法，强国，然后遭清算，几乎是那一代改革家们共同的宿命。

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位唱“党争戏”的是战国时期秦国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吕不韦。秦王嬴政在清算吕不韦罪状的文书中写明要清查“吕氏一党”，这也是“党争”第一次以文字的方式载入史料。

以商人身份进入秦国政坛的吕不韦，凭着和秦王的特殊关系成为秦国的相国，在任期间他除了厉行改革、富国强兵外，更组建了自己独有的政治团体，大肆招揽门客，并编纂了记录其政治团体利益思想的名著《吕氏春秋》。比起同在秦国建立大业的商鞅来，他可谓更进一步。商鞅的主要工作就是干活，而吕不韦除了干活之外，还拉帮结派搞组织；商鞅即便风光无限，也始终在秦王的股掌之中，吕不韦却曾大权独揽，连秦王本人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虽然吕不韦的风光只是昙花一现，他却做成了前代变法家们未曾做到的事情：建立有组织、有纲领、有规模的封建制“党派”。而他的成功，也只有在秦国才可能实现—秦国是战国时代封建化改革最为彻底的国家，戏台搭得牢靠，自然能够唱响第一出“党争戏”。

两汉，最高利益集团的内部游戏

到了代秦而起的汉代，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党争逐渐变成了一种政治斗争的常态。在两汉长达400余年的历史变迁中，各类名目的党争此起彼伏，绵延不断。

名目虽多，但主人公的身份却基本是固定的，第一主角便是“后党”，又叫“外戚党”，即代表后宫利益的政治团体，成员主要是皇后的亲人们，诸如老爹、兄弟、侄子。领袖往往是母仪天下的太后、皇后。两汉的政治变迁，皇帝换了几十个，国都从长安迁到洛阳，权臣也一代代更替，唯独换不掉的就是外戚特殊而重要的位置。

“后党”的特殊身份源自西汉开国。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与吕雉之间，既是夫妻，又是合作伙伴。穷困潦倒的刘邦早年是靠吕雉一家的资助才得以起家的。西汉建国后，吕氏一家的亲族们也在执政团队中占有了重要角色。随着刘邦的过世，以太后身份把持大权的吕雉，也曾一度把她这一脉“后党”势力扩展到最大化。刘邦的诸多宗族遭到打压，各分封国执掌大权的丞相也多由吕家子弟担任，长期在皇宫中担任丞相的，更是吕雉的亲信审食其。吕雉甚至还大张旗鼓，命刘氏宗族迎娶吕家姑娘为妻，以此巩固其政治团体的地位。然而，吕家“后党”的嚣张也很自然地招来了对手—以周勃、陈平为首，主要成员为西汉开国功臣勋贵的“功臣党”，在吕家“后党”咄咄逼人的政治扩张面前，逐渐走向了联合，并最终在吕雉死后发动了“诛吕政变”，废黜了吕雉拥立的傀儡皇帝刘弘，拥立代王刘恒登基，即历史上的汉文帝。

然而对于西汉整体来说，吕雉一门的覆灭却并不意味着“后党”的覆灭，因为对于西汉来说，“后党”是构成国家建筑的重要基石，一旦拆了，国家这座大厦也将随之轰然倒塌。“文景之治”时代的汉文帝与汉景帝，对于“后党”和“功臣党”都基本采取平衡打压政策，尤其是“功臣党”，扶持汉文帝登基的周勃、陈平等人，很快在核心政治圈中被边缘化。周勃的儿子周亚夫虽立下平定七国之乱的大功，但最终也获罪身死。随着老一代“功臣派”的淡出，这一脉政治势力也逐渐弱化。而到了汉武帝时代，年轻时候的汉武帝，一度受制于祖母窦氏为首的“后党”，亲政之后，又一度被以母亲王氏为首的“后党”所掣肘。汉武帝控制“党争”的办法，就是分化“后党”内部力量，扶植“新后党”，即扶植自己皇后、嫔妃的亲族，用以强化自身的威权。横扫匈奴的名将卫青和霍去病，一个是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弟弟，一个是卫子夫的外甥。而汉武帝也借助于因卫子夫引发的“巫蛊案”，将老派“后党”为他指定的皇后陈阿娇打入冷宫，成功扫清了老派“后党”的政治力量。

然而分化后党的汉武帝，晚年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卫子夫一脉的“后党”，与他宠妃李夫人一脉的“后党”争斗，最终引发太子刘据起兵作乱，即晚年的“巫蛊之祸”。为了杜绝身后同类事件的发生，晚年的汉武帝在立幼子刘弗陵为太子的同时，也杀害了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理由恰如他自己所说，“子弱母壮，必乱宫廷”。

但汉武帝没有想到的是，在他身后，他钦定的辅政大臣霍光成为汉昭帝的岳父，以他为核心的霍家“后党”，也一度把持大权。之后的西汉，摆脱了掣肘的“后党”力量此起彼伏，一派“后党”倒下，另一派又起，最终由外戚王莽篡汉自立，革掉了西汉王朝的命。

东汉建立后，开国者光武帝刘秀吸取西汉教训，一是强化皇权专制，二是遏制“后党”力量，东汉中央集权一度高度发达。然而好景不长，从东汉中期开始，帝王大多短命，登基的皇帝好多还是孩童，无力行使皇权，这就好比开车，既然驾驶座上的人无法开车，那么帮司机开车的人，就获得了实际驾驶权。结果，东汉的“后党”风云再起，同时也多出了一个新竞争对手—“宦党”，即以宦官为代表的政治团体。整个东汉中后期的政治剧本就是：皇帝登基年纪小，大权被“后党”掌握，皇帝成年后依靠宦官铲除“后党”，大权却又落在宦官手里。从汉和帝开始一直到晚期汉桓帝，东汉最高权力就一直重复着这样的折腾。最后的结果就是“驾驶室”在折腾中被摧毁，中央集权的东汉，陷入了天下纷争的三国时代。

而两汉时期的党争，与后来的党争相比，最大的不同点有两个：一是范围狭窄，主要集中在中央高层；二是成员的来源都比较单一，都是勋贵宗族内部，中下层很少有参与。唯独例外的是东汉晚期的“党锢之祸”，士大夫集团发起驱逐宦官一党的运动，得到了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

唐宋明，党争白热化

唐朝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党争之所以范围不广，主要还是由于自身制度决定。当时的中国，政治体制依然是封建世袭制，作为党争主体的政治团体，成员的来源有限，发展空间也狭窄。在没有新鲜血液注入的情况下，显赫一时的政治团体，大多是昙花一现。而从唐朝开始，情况有了改变，一种注入新鲜血液的政治选拔制度诞生了—科举。它的意义在于，党争的成员因此有了更广阔的群体，党争的规模和参与者也会大大扩张。就像实行“海选”的综艺节目大多火爆一样，唐以后的党争，也因此更加热闹。

说到唐朝的党争，后人津津乐道的是“牛李党争”，然而在此之前，武则天的取唐建周也同样是党争的结果。建立唐朝的核心团队，是以关中门阀大族为核心的关陇贵族集团。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臣，如长孙无忌、上官仪等人，都出自于这个集团。而到了唐太宗之子唐高宗在位时，关陇贵族集团，已经形成了对皇权的巨大威胁。武则天的得宠、封后，背后其实就是唐高宗与关陇集团的争斗，而在这期间支持武则天的，也大多是当时凭借科举进入仕途的寒门阶层，比如许敬宗、刘仁轨等人。唐高宗的本意，是想凭借着武则天事件，削弱关陇集团，实现皇权的独大，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寒门出身的官员比例大大增加，政治力量也大大增强，削弱贵族集团的难度比起汉武帝时代来，不可同日而语。结果就是最高皇权反而被边缘化，武则天最终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了代唐建周的目标，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

安史之乱以后的唐王朝，中央皇权大大削弱，尤其是在平定安史之乱时期，出于军事作战的需要，宦官李辅国掌握了大权，很快就形成了唐朝宦官专权的政治局面。但宦官本身是无法独立行使政权的，这样一来，行使政权的士大夫也就成了宦官的政治代言人。换句话说，后来“牛李党争”时代的两派，即牛党和李党，其实是宦官政治团体内部分化的结果。而同时，牛党领袖牛僧孺，属于科举出身，李党领袖李德裕，属于世袭勋贵出身，这场争斗，也可以说是武则天时代那场党争的延续。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唐宣宗时期，前后数十年，最后牛党领袖白敏中为相，李党成员全部被驱逐。然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勋贵集团掌握行政权力，牛党赢得了党争，却也成为绝唱。

唐朝时期的这种党争特点与当时的科举选拔制度也很有关系，唐朝的科举并未完全向民间开放，每年的中榜者绝大多数还是勋贵集团子弟。而到了宋朝，由于科举实现了完全面向民间的公正选拔，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宋朝担任过宰相的高官绝大多数都出身寒微。因此，在宋朝的党争中，身份出身已经不再是重要的因素，政治纲领才是重点。

宋朝最著名的党争，当属从宋神宗时期开始，围绕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新旧党争。在这场事关北宋命运的改革中，新旧两党互相攻击，党同伐异，争斗从宋神宗年间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而这场争斗的延续，首先还是与宋朝的政治特色有关，宋朝采取优礼士大夫的政策，尤其是不杀文臣，这使得参与者即使一时被边缘化，却不会轻易出局。同时，宋朝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使官僚机构臃肿，国家权力分散，无论哪个党派当权，都不会对最高权力者构成威胁。即使这样，这场党争对于宋朝政治空气的危害却是巨大的。宋神宗时期，主张变法的新党当权。到了宋哲宗童年时，高太后主政下的旧党卷土重来。等到宋徽宗登基，新党又大行其道，而且新党派上台，必然会全盘否定前任的政策，结果北宋的政治在这几十年里一直都在折返跑，直到“靖康之变”，国家都给折腾没了。

而同样采取文官治国路线的明朝，在党争的发展中，无论主角还是方式都几经变迁。明朝开国的时候，掌握最高权力的，主要是开国的功臣，分为“淮西派”和“浙东派”。先是淮西派的领袖胡惟庸害死了浙东派的领袖刘伯温，接着朱元璋发起“胡蓝大案”，几乎将明朝的开国功臣杀尽。同时，随着科举制的恢复和内阁制的确立，士大夫阶层再次成为党争的主角。

而比起北宋末年因为“变法”而发生的党争，明朝的党争却有比其成熟的一面：尽管党派不同，但党争的主角们都有理性的一面，不会因为政治观念的差别轻易废止前任的政策。比如明朝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之争，作为胜利者的张璁，在驱逐了政敌杨廷和之后，并没有因为在“大礼仪”问题上有分歧而废除其在任时的政策。江南赋税改革等政治活动由杨廷和发起，在杨廷和事败后，却由他的政敌张璁最终完成。而嘉靖年间，围绕着对于首辅权力的争夺，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展开了长达20年的争斗，但是，争斗中的胜利者也同样没有轻易否定失败者。严嵩未完成的政治主张，由胜利者徐阶继续，而张居正在驱逐高拱后，也继续了他正在推行的变法，最终促成了著名的“张居正改革”。

明朝上述的这些党争，从内容上看，都见证着一个成熟封建国家体制的特点，然而同样，在封建中央集权已经转入衰世的情况下，国家体制对于党争的控制力也大大减弱。明朝中后期，出于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宦官地位扶摇直上，同时也成为党争的重要影响因素。

万历年间，由于皇帝怠政，国家党争彻底失去了控制。从万历中后期开始，明朝政坛上党派林立，先是以地域划分的齐党、楚党、浙党结成联盟，与东林党争权。之后，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宦官力量介入，收编齐楚浙三党组成阉党，对东林党实行打压。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位时期，虽然铲除阉党，但这一时期明朝的党争，虽不构成对最高权力的威胁，却已彻底进入无序状态，导致国家行政效率大大降低，腐败丛生，最终亡于李自成起义。以至于崇祯临终前留遗言道：“文臣皆可杀。”而这种局面，同样也可以用“演戏”来解释：戏台松动了，演员成分复杂了，戏演乱了，导演控制不住，最后戏就演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