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蕾

摘 要：

对现代通俗小说“存真”或“补史”价值的论述，涉及到的是小说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用“现实主义”的理论话语来表述并不合适，其中牵涉到从社会历史到小说，从小说到社会历史的互动互生关联。作为社会历史构成基础的日常生活或者衣食住行也是现代通俗小说的常规叙事内容。无论是引领时尚的衣饰变迁，还是西餐中国化的饮食爱好；无论是石库门亭子间的生活情态，还是汽车火车的旖旎风光，这些既使现代生活呈现出万千气象，也促成了通俗小说对社会现实的生动考量。

关键词：现代通俗小说；衣食住行；社会；现实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4-0185-08

范伯群在他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写道：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价值是在于它的存真性，是一种为历史留下见证的照相式的存在，必将愈来愈被后代认识到，这是一种可供研究的社会历史活化石”①。这段论述无疑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在之后的一系列论文如《论“都市乡土小说”》、《移民大都市与移民题材小说》中，范伯群进一步申说了他的观点，强调了现代通俗小说的“存真”价值。这一观点被学界普遍认同，以至于一些社会史的研究著述也用通俗小说来“补史之缺”。例如叶中强在其专著《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中就用了不少通俗小说的事例来描述晚清民国年间上海社会的各式景象。书中道，“晚清小说在叙事场景上的实录特点，遂使其中一些文本，有了‘地图指南的价值。韩邦庆所作《海上花列传》，即属此类参本，我们从中可窥上海城市空间的演变和文人活动场域的转移”②。社会史家在引小说证历史的时候，不是在文学尺度内对小说作评述，而是把小说当成一种文献资料来摄取其中的有效信息。小说由此突破了它的虚构特质。

ザ韵执通俗小说“存真”或“补史”价值的论述，涉及到的其实是小说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文学理论界的核心问题之一，通常被纳入“现实主义”的范畴来讨论。但是“现实主义”的理论话语对通俗小说并不合适。一方面，新文学家否定通俗小说是“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新文学最重要的创作手法，怎能被“旧文学”所用？另一方面，历来看待通俗小说的眼光也并非在“现实主义”的视域内。“稗史”是古人看待小说的主导观念，至现代通俗小说作风犹然。《广陵潮》序文有言：“稗史何妨抒写，辄以里巷浮靡之状，抒彼沈吟闲顿之词。”

庄纶仪：《序一》，载李涵秋《广陵潮》，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人间地狱》序中则有“虽讬稗史，实具深文”

林屋山人：《人间地狱序三》，载娑婆生《人间地狱》第一集，自由杂志社1924年版，第1-2页。

之语。小说是一种历史记录，秉持这种看法的通俗小说家和评论者都不会计较以致忽略小说的虚构性质。如果说“现实主义”还是在小说内部谈创作问题，那么“稗史”就突破了小说的限制，让小说和社会现实或历史真实直接贯通。沿着这一历来的创作观念和批评视域来考量现代通俗小说，新文学家对其“现实主义”的否定便可以被理解，而“存真”或“补史”的价值论述也能找到其源头。

ノ蘼凼峭ü论证小说的存真作用来强调通俗小说的价值，还是从通俗小说中摄取史料来补史之缺，都只偏于一端。本文却想运用一种双向的考察视角，讨论历史如何进入小说，小说又如何生成历史，由此可以得到相互映照。这里的“历史”不是关系国族命运的大事件，而是牵涉民众生计的社会生活。作为社会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是现代通俗小说的常规叙事内容，构成了社会历史变迁的基础。本文即以联系着小说叙事和社会变迁的衣食住行来激发小说与历史、虚构与现实之间的互动互生关联，使以往对通俗小说和社会现实关系的论述呈现出更为清晰可鉴的形态。

一

现代通俗小说对衣饰的描述可以用来表现人物、叙述时尚趋势，亦可以用来提示一门行业的兴衰。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衣饰从现实进入小说，显得自然而然且引人注目。

フ藕匏《满江红》第一回，画家于水村在旅途中遇见一位女子。“这女子穿了米色的斗篷”，“斗篷里面，是一件葡萄点的花旗衫，在衣襟上，插了一支自来水笔。看那样子，不像是大家闺秀，也不像风尘人物，究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这是一段限制视角的描述，在水村眼中，这位女子的身份让人捉摸不定。水村的朋友秋山从女子遗落的一块手绢上猜得一个大概：“因为这种雪青色的手绢，上海妇女最近时兴的，南京城里还不多见人用，上海的习俗，当然是上海人先传染。她纵不是上海人，也是个极端模仿上海妇女的。”秋山的推断可以说非常合理，以至于水村称秋山为“纸面上的福尔摩斯”。海默尔曾谈到福尔摩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发现才能：“他通过单纯地观察日常的对象和一个人的外在形象而预言一个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细枝末节，让人叹为观止。”

［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8页。

福尔摩斯的探案过程很有些像小说叙事，小说引人关注它所叙述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其实就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サ迸主人公桃枝和水村再次相遇时，她那葡萄点的旗衫成了两人认出对方的重要标识。在现代通俗小说中，旗袍往往是女性美的一种象征。刘云若《旧巷斜阳》里，历经劫难的女主人公璞玉在她柳暗花明的洞房中，看到衣橱里面“挂着十多件旗袍，颜色花样，各不相同”，于是“便选了一身”，“换了件紫色小花绸袄，外罩浅碧旗袍”。在丈夫警予的眼中，她显得万分美丽（第二十四回）。旗袍虽从清代旗人装束而来，却吸收了西洋女装特点，看来是中装，实质是西化的。旗袍的改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旗袍的领、袖、边、长、宽、衩开始持续花样翻新。最初的旗袍称为旗袍马甲，套穿时要衬穿一件短袄。”

苏生文、赵爽：《西风东渐——衣食住行的近代变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页。

《旧巷斜阳》写于抗战年间，小说故事发生在军阀混战时期，璞玉在浅碧旗袍里面穿了件紫色小花绸袄，这应该是二十年代旗袍的穿着样式。《满江红》出版于三十年代初，桃枝身穿葡萄点旗袍，显得十分美丽，这是印花布在旗袍上发挥的作用。

ゴ臃饰大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虽然“以貌取人”不是待人接物应有的态度，但中国自古以来在“礼”的规约下，服饰作为社会等级的一种表征，是不可随意的。画家水村初见桃枝，猜不透她的身份，倒是秋山以他福尔摩斯式的推理猜出几分来：这是个常出入娱乐场所的懂得交际的女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引领上海时装风气之先的，主要是两类女性，一类是四马路上的青楼女子，另一类则是电影女明星。一般在大中学校念书的女子和名门闺秀则紧随其后。”

④ ⑤

仲富兰：《上海民俗——民俗文化视野下的上海日常生活》，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3、41页。

作为时髦女子的桃枝果然身份特殊，她是歌女，介于“青楼女子”和“女明星”之间。正因这个身份，引发了小说后来的动人故事。在小说开头桃枝给水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因为她衣着时髦，十分美丽，还因为她的装束确实很特别。“在衣襟上，插了一支自来水笔。”这不是普通的交际女子会有的装扮，而带有了“女学生”的味道。“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女学生的群体在不断地扩大，她们的装束甚至在一个时期内影响了人们的审美取向”，“她们身上常用的饰物，不再是华贵的戒指、发针，而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小阳伞、眼镜和手表，另外，上衣襟前还会插上一两支钢笔或活动铅笔”

苏生文、赵爽：《西风东渐——衣食住行的近代变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8-69页。

。桃枝衣服上插了自来水笔，不无受到女学生装扮的影响。但她的这种装扮不仅仅为了时尚，还在于她不满意自己的实际身份。她的清高使她脱离了歌女的世俗情态，使她和穷画家于水村之间产生了曲折的情缘故事。

ネㄋ仔∷抵薪暇典的写女学生的段落应出自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小说第五回女主人公沈凤喜从鼓书姑娘变成了女学生，学生式的衣裙、手表、高跟皮鞋、白纺绸围巾、自来水笔、玳瑁边眼镜……家树都给凤喜添置了。服饰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身份，凤喜成为女学生，有朝一日家树就能冠冕堂皇地迎娶她。包天笑回忆他在女学校教书时，有一个女学生十分漂亮，“衣服穿得很朴素，不施脂粉”。有一天大家聚会“叫局”，其中一位女子“遍体绮罗，装束入时”，相貌很像那位女学生，果然是同一人。事情被戳穿，那女子就不再来上学了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42-343页。

。原来那女子是当时上海青楼富有盛名的金小宝，改换衣装就成了朴素大方的女学生。歌女、妓女变身成女学生，学生装束成为一种要好、求新心理达成的时尚风姿。

ネ砬迕窆时期的男子服装大致有三类：长袍马褂、西装和中山装。男装式样的变化没有女装那样“日新月异”。在上海，女人们“冬裘夏葛，四季讲究，甚至一季数衣、一日数衣。比如，春季郊游，披一件夹大衣、夹斗篷；三月里就早早地穿上夹旗袍；夏季里则有纺绸、夏布、米统纱等等”④。上海女人的时髦全国闻名，引领全国服装的流行趋势，由此带来服装业的兴盛。“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成衣铺大约有2000多家，裁缝有4万多人，约有20多万人靠服装业为生，差不多占了当时上海人口的十分之一。”⑤汪仲贤《歌场冶史》第一回在谈了上海服装的“日新月异”之后，紧接着就讲“裁缝司务的营业”。当裁缝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相当的手艺，否则不能满足时髦人士的要求，就会失去主顾；另外还得有一笔本钱，否则不能代买衣料，提供不了便利同样会失去主顾。两样条件只要一样不具备，裁缝营业就会捉襟见肘。小说紧接着就讲了一个表面光鲜实则捉襟见肘的小裁缝的故事。小裁缝“天天在那里过大年夜”，天天为借债还钱的事烦恼着。虽然生意繁忙，但却入不敷出，最后没有办法，只得闭门歇业，悄悄到东北谋生。同样在小说开头，包天笑《上海春秋》也写了一个小裁缝营业亏空的故事。他闹亏空并非缺少手艺或者没有资本，而是自己挥霍无度所致。之所以能够挥霍是因为父亲老裁缝积下了产业，之所以能够积下产业是因为服装业十分兴盛。服装是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必要部分，进入小说时，它的显眼位置就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样，让人不得不多加注目。

二

ト绻说服装在晚清民国时期存在明显的西化现象，那么饮食的西化也开始在追逐时尚的人们中间流行。孙玉声《海上繁华梦》第三回，主人公们初到上海，进菜馆吃西餐。其中提到的餐馆大都实有其名，讲述的内容涉及到了当时西餐行业的主要情形。

バ挥装惨恍兴娜讼鹊解珍居吃茶。吃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怡珍居是清末在上海兴起的广东茶馆，幼安他们在怡珍居喝乌龙茶可谓因地合宜。吃茶伴有茶点，小说中广东蛋糕、水晶馒头都是广东的特色点心，却不是地道的中国点心。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唯一的通商口岸。“西菜传入广州后，很快被中国厨师们研究透，这些脑瓜灵活，思想不甚保守的厨师吸取西菜的长处，创造出许多亦中亦西，中西兼具的菜式品种，许多原料及制作方法，都参照或采用西法。”

彭明主编，朱汉国等著：《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社会生活卷1900-1949》，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

例如中国厨师“能够熟练地使用西式的烹饪工具制作西餐西点，如用搅拌机和面，用打蛋机打蛋，用烤炉烘制面包，用奶油制作蛋糕等等”

苏生文、赵爽：《西风东渐——衣食住行的近代变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8页。

。广东蛋糕、水晶馒头等不无西点风格。更有意味的是，幼安四人喝茶吃茶点，除了消闲“点饥”外，还带有西方人喝下午茶的意思。

ニ婧笏们来到一品香吃晚饭。一品香是当时十分有名的西餐店。“1880年一品香番菜馆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开张，其在广告中称‘英法大菜，重申布闻。择于正月初五开张，厨房大司业已更掉广帮，向在外国司厨十有余年，烹庖老练也。士商绅富中外咸宜，倘有不喜牛羊，随意酌改，价目仍照旧章。”

唐艳香、褚晓琦：《近代上海饭店与菜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140页。

当时人称西餐店为“番菜馆”，吃西餐就是“吃大菜”。西餐馆在中国的开设是随着殖民化的逐步深入而来的。带着殖民目的的各国人来到中国，为了满足在中国的生活需求，西餐館也分为英式、法式、德式、俄式、意式、美式等等，虽同为西餐，各国风味还有不同。一品香打出“英法大菜”的招牌，提供的菜品大体上具备了英法菜式的特色，间或还伴有美、德风味。小说为幼安他们点的菜开出了一张详细菜单：鲍鱼鸡丝汤、炸板鱼、冬菇鸭、法猪排、虾仁汤、禾花雀、火腿蛋、腓利牛排……都是依照英法或西洋饮食及习惯配置的。一品香并非由外国人开办，厨师也不是英国或法国人。烧制这些外国大菜的是中国厨师，多数为广东人，他们学习了西方厨艺，能够为中国人烹制外国菜。这涉及到西餐的中国化问题。

ビ装菜们点完菜后有一番谈话是对西餐中国化问题的进一步解释。谈话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人经营的西餐馆和纯粹外国餐馆之间有不同；二是西洋“饭店”与“番菜馆”不是一回事。一品香是中国人开设的西餐馆。西餐馆能受到中国人欢迎，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中国人把西餐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制造出了中西合璧的餐点。“‘中（粤）菜西吃或者‘西菜中（粤）做，甚至仅是给中国菜取个洋名”

苏生文、赵爽：《西风东渐——衣食住行的近代变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9页。

。不管中西合璧的程度如何，中式西餐馆更加适合中国人口味，价格也不贵。小说里子靖说“外国番菜馆是每客洋一元，共有九肴”，虽然并不一定如此，但大体而言，中式西餐馆更加实惠，因此就越开越多。一品香之外还有一家春、吉祥春、万家春等等，这些西餐馆在进入通俗小说时，并不更名换姓，且保有了原来的风貌。小说中幼安还提到礼查饭店，据曹聚仁说：这类饭店“都是洋人食宿之所。当年华买办和洋行小鬼，也到那儿去吃午饭或晚餐，可不能走正门，也不能进洋人的餐厅。……直到民初五卅运动以后，东风慢慢抬头了，才算打破这一禁忌”

曹聚仁：《上海春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17页。

。也就是说，西方人开设的饭店，除了提供食宿外，还兼营西餐，中外人士皆可入内品尝。

ァ逗Ｉ戏被梦》是一部晚清小说，书中关于吃西餐的详细记述充分道出了晚清时期西餐已为追求时尚的中国人所接受的事实。谢幼安他们在一品香津津乐道西菜的情形，多少可以见出西餐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除了靠时髦招揽顾客外，西餐还有一样吸引人的招牌就是“女招待”，这有些像中餐西吃的味道。“广州西餐业最早使用女招待为顾客服务”，其他城市很快效仿。“女招待最初仅属临时雇佣，每月工资仅三五元，饭食由店里供给，大部分收入要靠客人给小费。”

彭明主编，朱汉国等著：《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社会生活卷1900—1949》，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那时的官商食客吃饭常要女子侑酒，女招待在他们眼中就替代了青楼女子的位置。这样西餐馆不仅能在饮食上中国化，在服务上也能满足中国食客的传统习惯。刘云若《旧巷斜阳》中的女主人公雪蓉和璞玉都是西餐馆的女招待。她们的人生遭遇和这份职业密切相关。雪蓉之后嫁给比她大得多的富绅柳塘作妾，便归因于在店中和柳塘的结识。而璞玉遭受到的一系列不幸，则开始于她当女招待时认识了王小二先生。女招待作为一份新兴职业，其最初的弊病能够引发出种种故事，这些故事由小说得到了生动铺展。

ノ鞑透谋淞讼执中国的饮食风尚，日常饮食在西餐的影响下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着人们的生活。可另一方面，传统中国菜依然魅力不减，在老百姓的日子里有滋有味地占据着坚固的位置。通俗小说里的中餐不如西餐那样被捧得新鲜时尚，但被谈起时却总掩饰不住一份夸耀的神情。便是一碗面，也可写得让人垂涎贪恋。程瞻庐《众醉独醒》中有人要面吃，要“一碗轻面重浇宽汤免青的大鸳鸯，鱼要肚档，肉要硬膘大精头，还要底浇硬面加红油”（第十八回）。小说第十九回，叙述者为这碗面插叙上一长段说明并解嘲道：“这一篇累累赘赘的话，比着鲁智深在状元桥买肉，拣精拣壮，拣寸筋软骨，还要加倍挑剔，加倍疙瘩。”所谓“疙瘩”就是“讲究”的意思，家常菜也是要讲究美味精致的。《众醉独醒》第五十六回，阿巧娘亲自做的几样菜被描述得色香动人，如在目前：“白的是嫩鸡，黄的是肥鹅，红的是方块南腿，黑的是松花彩蛋，红白对镶的是白肉蘸着虾子酱油，青红对镶的是河虾浸着玫瑰乳腐，黑白错综的是石花菜拌的冬菰，青白错综的是川冬菜炒的鸡片”。这是兴之所至的闲来之笔，然而有了这样的描述，小说才变得有滋有味，充满了现实的新鲜感受。

三

ネ砬迕窆时期人们的居住条件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张恨水《金粉世家》中，既有像金家似的高门大户，也有棚户贫民，他们居住在同一座城市里，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シ恫群曾谈到包天笑在他的两篇小说《在夹层里》、《甲子絮谭》中所留下的关于住房的凄惨记录。《在夹层里》的“医生很惊愕地瞧着，只见在黑暗中，左首扶梯栏杆那边，开了约有三尺多高一扇小门。这小门里面，隐约点了一盏煤油灯。蠕蠕然好像有个人睡在里面”。“这两层的屋子多了一个夹层，却变成了三层楼了。可是这高不过三尺多的夹层楼，只好蛇行而入，怎么可以住得人呢？”小说借用一位医生“惊愕”的眼睛叙述了一个痛苦的世界。范伯群道：“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内地战乱频频，加上经济的萧条乃到破产，几度使大量难民涌入上海，这多次人潮的冲击，使上海形成严重的房荒，于是上海出现了一种特殊身份的阶层，名曰‘二房东。他们向‘大房东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后，在房荒年代就分租给人以牟取暴利。一时竟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包天笑在1924年所写的《甲子絮谭》中就为这种房荒留下了‘写真。”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页。

“二房东”也是租房者，只不过他们租房子不仅仅是自己住，更是给别人住，他们能从别人那里获取比自己所付租金更高的房租，赚取差额利益。这是无本经营的行业，在擅于谋生的上海居民中，十分时兴。《甲子絮谭》里，二房东为了在他有限的租房中容纳更多房客，使本来为一户住家设计的一上一下的房子住下了十多户，利用了可以占用的所有空间。而这一上一下的房子就是上海建筑中有名的“石库门”。

ナ库门是上海特有的弄堂房子。出现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带有殖民文化色彩，只不过住的时间长了，住的中国人家多了，也就渐渐把它身上原本的殖民化色彩涂抹掉了，成为上海市民日常居住之所。《甲子絮譚》中，周小泉在上海到处找房子时所见房屋即为石库门住宅。小说第三回写道：“走进去浅浅一个天井，便是客堂，客堂里只安放一张八仙桌，已经沿着窗口了。小泉想这房子怎么如此造法，把周回一瞧，原来他们已改动过，把客堂的窗移出数尺到天井里来，再把客堂后壁拍出，后面又夹成一间。”如果把改建的部分拆除，就可以还原出石库门住宅的典型面貌。“这类住宅有‘一进、‘二进（即一客堂一厢房）、‘三进（即一客堂二厢房）几种形式。‘三进的石库门最为典型，其基本布局是：进大门即一天井，天井后为客堂，供家族公用和会客之用；天井和客堂的两侧为东、西厢房，在一般的大家庭中作为房主的小妾或兄弟住房；客堂后面为后天井和灶间，后天井主要用于打井或安装自来水；其两侧分别为东、西后厢房，一般为帮佣者的住所；在客堂和后天井之间为楼梯；客堂的上面为楼客堂，一般为户主的卧室；其两侧为东、西楼厢房；灶间的楼上分别为‘亭子间和晒台。”

仲富兰：《上海民俗——民俗文化视野下的上海日常生活》，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这种住房最初是为一大家住户设计的，因为战乱住房紧张，或者出于上海居民精打细算，或者是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石库门住宅逐渐被多户人家分住了，邻里间挤挤挨挨，热热闹闹，倒也成为一种民居特色。

ナ库门房子里最具文化色彩的当数亭子间生活。很多现代著名作家如郁达夫、丁玲、萧军、萧红等都有过住亭子间的生活经历。亭子间随着这些作家和他们的文学活动变得富有声誉。然而亭子间却是石库门住宅里最差的一个房间。它“位于前楼或厢房之后，夹于厨房和晒台之间，面积8至10平方米，类皆北向，夏热冬凉。它仿佛是精明的设计师根据上海移民社会的特点，在一幢建筑的缝隙里硬掏出来的一个空间。据1936年工部局测查工人住房各部位平均房租的数据显示：亭子间的平均房租为3.91元”

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7页。

。在《甲子絮谭》里连亭子间也可以住上两家人家，可见住房的紧张与时人生活的贫困。

1938年连载于《东方日报》的周天籁小说《亭子间嫂嫂》，可以说是记述亭子间生活最生动详细的一部通俗作品，在当时十分畅销。小说主人公亭子间嫂嫂是一个暗娼，住在亭子间里做她的私密营生。这是一个被城市“边缘化”的人物，最后悲惨死去。亭子间可以说是悲哀生活的隐喻。小说叙述者“我”是亭子间嫂嫂的邻居，也住在亭子间里，是一家书局的编辑，亭子间嫂嫂的故事是由“我”叙述出来的。小说开头写道：“我在外面东找西找，总算在云南路会乐里找到一个亭子间。这个亭子间，因为当初建造得特别宽畅的缘故，二房东把它当中隔了一层板壁，分作二间，另外又开了一个门，我就住在后头一个亭子间里面。”一间亭子间被隔成了两间，“我”和亭子间嫂嫂各占一头。二人紧邻，对彼此的事情自然十分了解，以至成为能够互助的知友。如果说亭子间嫂嫂住亭子间，和她的身份地位是相符的，那么“我”住亭子间也很能说明当时的处境。小说开头交代了“我”住亭子间的理由：“我”经商失败，受一家书局之聘，到上海当编辑。书局的阁楼令“我”感到很不适应，于是租下亭子间，用于工作兼住宿。小说中的“我”是一个闯荡生活的失意文人，青年文人初到上海潦倒艰难，亭子间是他们最初落脚的地方。于是“我”和亭子间嫂嫂相遇了，“我”对亭子间嫂嫂的遭遇深怀同情，颇有“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味道。在这部小说里，生活的艰辛和悲哀都被一个“亭子间”形象地概括了。

プ∷是可以喻示出生活的真相的。它是私人空间的落脚点，是谋生社会的栖息地，也是个人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直接映现者。即使所住之地只是一间旅社、一家饭店，或是租来的房子、借居的所在，却都留有居住者的生活印迹与情感忧乐。在通俗小说里，住所承担起了展示主人公真实生活的功能。

四

コ鲂薪煌ㄔ谕砬迕駠年间呈现出新貌。即便仍能在街上看到马、轿等传统出行工具，但人力车、自行车、汽车、火车、轮船都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进入了人们的生活。现代通俗小说中，交通工具成了重要的叙事符号，为人物的活动交往、故事的发展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チ踉迫簟毒上镄毖簟防锏闹魅斯璞玉在从私娼公开成为妓女的过程中，人力车夫丁二羊起了不小的作用。丁二羊本想帮助璞玉逃脱苦境，没想到竟把璞玉推入更不堪的境地。在璞玉被骗入妓院的路上，拉璞玉的人力车坏了，只得再叫一辆。这一叫不打紧，却叫来了很多车子，阻塞交通，一片混乱，其中也有丁二羊的车。丁二羊没有拉到客座，想追踪璞玉的去向，却又不敢快跑。他必须遵守规定。“车夫的规矩，拉着座儿可以快跑，若只空车，就仅能徐行，一跑便犯警章”（第八回）。小说指出了这个规定，并叙述了丁二羊想跑而又不敢跑的细节。对于洋车夫行业，小说接下来的文字还提供了两则信息。其一，拉包月车的通常拉的是新车，而且包月车夫的收入必定比拉散座的要好；其二，洋车夫生活窘迫，“拉了三个座儿，赚了不到两毛钱，一顿饭，就剩了三十多子儿”（第八回），洋车夫赚钱不够花用，处于社会下层。小说借丁二羊，为车夫阶层的生活处境提供了生动确实的信息。

ト肆Τ凳窍执中国社会广泛使用的一种通行工具。从日本传来，造价不贵，制造不难，又比之前的独轮车和轿子要方便快捷舒适，因此很快流行起来。通俗小说对人力车的描述和人力车的日常生活化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大街小巷有人力车来往奔走，小说才能够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把人力车和人力车夫一起映照进来。但丁二羊在《旧巷斜阳》里不是一个被顺带提及的人力车夫，他的出现推动了小说的情节发展。为了救出璞玉，他奔走传信，最后舍身赴死。可以说，《旧巷斜阳》叙述出了一个正直鲁莽侠义愚忠的车夫形象。

コ了成功地讲述人力车夫的故事外，小说还描述了自行车、汽车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位置。自行车在晚清传入中国，渐为人们熟悉，但对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自行车是件奢侈品。 “骑行者除外国人外，还有教徒、洋行中的华人，以及一些赶时髦的纨袴少年”

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旧巷斜阳》第三回就描述了“纨袴少年”骑自行车的一场追逐闹剧。吕性扬热烈追求梁意琴，他们二人的出场是通过一组外聚焦叙事完成的。一个富丽活泼的少女带着网球拍、骑着自行车出门锻炼，一个英俊少年等在路旁，见她过去，也骑上自行车在后面紧追。两车一前一后，少女施了个小小手段，令少年车翻在地。这场骑车追逐的嬉闹事件被写得十分有趣，而外聚焦视镜中的这两位年轻人穿着讲究，意态洒脱，一望便知是富家子弟。他们骑的自行车也就成了富家子弟的一样玩乐品。

テ车在《旧巷斜阳》里同样是富人出行的标志。小说第一回，嫁了富户的雅琴回到她小杂院的娘家，当杂院居民得知雅琴是坐了汽车来的，纷纷跑出门观看。“众人忽拉声分列两旁，看着她走进车去，都死盯着雅琴的鲜衣美饰，恨不得把眼光变作有吸引性的磁石，把她的首饰吸到自己身上来。那情形比平时看人家新娘子上花轿，更为入神。”雅琴穿着华丽，就和新娘子一样美艳；轿子和汽车虽然都是通行工具，但轿子不是普通人日常可以坐的，汽车更是富人的专利。看“新娘子上花轿”，含有赞美羡慕的意思，看“雅琴上汽车”同样富含艳羡的成分。主人公雪蓉因为雅琴的这次光彩照人的来访，改变了生活态度。她当上了西餐馆的女招待，嫁给了也拥有汽车的富绅柳塘。

サ逼车出现在中国城市中时，轿子退出了交通舞台。据曹聚仁说：“汽车第一次到上海，在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共二辆。由匈牙利人李恩时（Leinz）输入，一辆卖给宁波商人周湘云，另一辆归犹太商人哈同所有。”

曹聚仁：《上海春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13页。

上海是最早通行汽车的中国城市，不少拥有汽车的富人坐汽车不仅因为它舒适快捷，还因为可以在马路上招摇兜风，获得满足享受。包天笑《上海春秋》中的主人公周老五就属于想坐汽车招摇兜风的一类。小说第六十六回，周老五和他的朋友坐汽车到梵渡别墅消夏。梵渡别墅是上海滩上的夜花园。“这种夜花园，总是盼望天气热，因为天气越郁热，人家在屋子里受不住，便要想坐汽车出外兜风，他们才有主顾。”被梵渡别墅吸引去的汽车不仅有私家车，还有车行里租来的汽车。“汽车上灯光，照耀得数里之遥，好似张开了一双大眼睛，向前奔驰”，景象很是壮观，足以显示出上海繁华奢靡的都市形象。

ハ执交通工具的出现，在一次次让人们感受到震惊体验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太多改变。出行方便快捷了，时空距离缩短了，人际交往也增多了。能享受现代交通工具的不只是富人，平民也能在电车、火车上找到他们的位置。属于市政建设和公共设施范畴的现代交通工具为公众的出行活动提供了便利。带有不同身份背景的人在现代交通工具上遭遇，往往上演出种种因缘际会的故事，这其中，男女乘客的相会是故事产生的最佳推动力。随着时代社会的变革，男女之防的观念逐渐松动，“尽管社会上对在近代交通工具上男女杂坐有各种担心、非议，但一般情况下公共电（汽）车不分男车、女车；火车的普通车厢不设男座、女座；轮船的普通舱也不分男铺、女铺的，均男女杂坐（卧）”

苏生文、赵爽：《西风东渐——衣食住行的近代变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4页。

。在现代通俗小说里，男女杂坐既可以是叙事的社会背景，也能成为故事进程的重要关节点。陈慎言《故都秘录》第十一回，希公爷为了逃债，收拾起存款，坐火车而去。他占据了一间车房，和一位女客在其中闲聊、吃零食，十分快活。结果却丢了银钱，希公爷为此几乎丧了命。在这段男女同坐的车厢经历中，女性成为攻击者，施展了她富有魅惑力的才能。由于在以往历史中，有女同车的经历不可多得，男性才会毫无防范地陷入危险境地。但危险还是少数的不巧现象，由男女同坐带来的奇遇却是多数人希望发生的。在日常生活的百无聊赖中，奇遇总能带来振奋色彩甚或是生活转机。汪仲贤《歌场冶史》中杨柳青乘轮船经历到的便是一段奇遇。小说第二十三回，杨柳青穷途末路地只身在轮船上，船上的一个买办，见色起邪思。杨柳青顺水推舟，依靠蒋买办过起日子来，暂时摆脱了无路可走的困境。可以说，交通工具在承载乘客的同时，也承载了他们的命运。

ハ执通俗小说对衣食住行的叙述，能在琐碎的表象中显示出新变，显示出现代人在社会变迁中的生活姿态。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日常生活在常态中开始躁动不宁。“在现代性中，日常变成了一个动态的过程的背景：使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了；逐渐对习俗的溃决习以为常；努力抗争以把新事物整合进来；调整以适应不同的生活的方式。”

［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页。

这个动态过程被现代通俗小说捕获住，并被小说以一种生动具象的方式再次生成。

（责任编辑：李亦婷）

The Modern Popular Fictions Social Considerations

about Basic Necessities

Zhang Lei

お

Abstract:

The dissertation about modern popular fictions value on keeping true and making history is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on and reality. It is not suitable to explain this problem with “realism”. It involves how social history enters into fiction and how fiction creates social history. As social historys foundation, basic necessities are also the conventional contents in modern popular fiction. No matter how clothing leads the fashion, no matter how western food is changed in China, no matter how pepole live in garret, and no matter how scenery car and train show, these all make modern life become meteorology and cause modern popular fiction to measure social reality.

Keywords:

Modern Popular Fiction; Basic Necessities; Society; Re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