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阿明 周建明

摘 要：

在战后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旧秩序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自由贸易所掩盖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掠夺、排斥为基本特征。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秩序的不合理性。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但是，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内，中国还缺乏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权力转移的趋势加快，中国塑造、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大幅度提升，国际体系亦正处于重大转折期。重塑国际秩序，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提高重塑国际秩序的自觉性和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中国外交； 国际体系； 国际秩序； 自觉与能力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4-0004-0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推动着国际格局的转变。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化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逐步将中国从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几乎置身于国际市场之外的经济体转变成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对待国际秩序这一问题上尤为突出。

ピ谝欢ǖ氖澜缌α扛窬只础上形成的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惯例和国际组织，构成了决定国家行为、保障国家权益的国际秩序。国际秩序涉及政治、经济、安全、主导性理念以及必须遵从的行为准则，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目标的总体性框架，规范着国家行为与国家间关系。战后，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所掩盖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掠夺和排斥为特征，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建立国际新秩序是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近年来中国已可凭借更为公正、合理的理念和日益强大的国力来参与重塑国际秩序，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国家间关系的演变、全球安全与稳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一个实力上升的社会主义大国，不断提高建构国际新秩序的自觉与能力，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大课题。

一、中国“主张”的演变与形成

ブ泄的改革开放是与对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的重新判断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在冷静判断国际形势后指出，战争可以避免，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中国具有抓住机遇、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条件。自此，中国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方面，对时代特征的判断以“和平与发展”取代了“革命与战争”，为改革和主要向西方世界开放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从此，维持和平的国际环境，抓住机遇进行发展就成为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之一。在这个目标指导下，中国改善了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关系的扩大和深化，中国与既有的国际秩序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秩序，西方国家主导下的经济、金融、贸易秩序及国际经济组织，阻碍着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实现。概括起来，“东西南北”四个字反映了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要矛盾，成为亟待解决的全球战略问题。东西问题指的是东方与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或曰和平问题；南北问题指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进一步加大的矛盾，或曰发展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东西南北”四个字涵盖了和平与发展两大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1988年，邓小平指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性，强调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中国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主要包括：各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各国有权对本国资源及其开发实行有效控制；各国有权参与处理国际经济事务；发达国家应尊重和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在提供援助时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加强南北对话与合作，在商品、贸易、资金、债务、货币、金融等主要领域作出必要的调整和改革。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内容有：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的讨论与解决；各国有权根据各自的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互相尊重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国家之间发生争端应当通过和平方式合理解决，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缺一不可。应当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使其成为未来国际新秩序的有效的控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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ニ孀潘斩巨变和冷战突然结束，在“东西南北”的国际格局中，西方和北方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此时，美国作为唯一的霸权国追求所谓“单极时刻”，力图建立一个以美国价值观和理想为基础的“完整的自由世界”，建立为美国所控制和利用的国际组织体系和以美国军事力量为保障的国际安全结构。为应对严峻的外交局面，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坚持改革开放，主张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实际上缺乏相应的能力。

1998年，尽管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仍然缺乏话语权。为谋求发展，中国选择进入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经济体系，积极参与地区性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以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ニ孀啪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正悄然转变，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已经历了从游离到参与、从较多的被动适应到更多地主动发挥作用的过程。原因在于意愿和实力两点。

ピ谥鞴垡庠干希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基于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和共生意识，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战略理念：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

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2003年5月28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3-05/29/content_38172.htm。

。 2005年，胡锦涛主席首次提出了“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主张。这一主张把中国所坚持走的和平发展道路，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外交理念以及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联系起来，形成了从道路、理念、政策主张到最终目标的对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完整认识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2007年10月15日，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099/64294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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ブ泄的和平发展道路具备三大特征，即突出和平、重视合作、追求共赢。它与历史上那种西方国家的崛起方式截然相反，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以共同发展为目标，显示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的特征和对新的国际秩序的主张。

ピ诳凸凼盗ι希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为中国采取主动姿态塑造国际秩序提供了自信与能力。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去十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高于美国的17%

Abby Joseph Cohens speech in USCHINA in Global Rebalancing: Contending Partners or Collaborative Rivals Currency, Trade and Capital Markets, October 29, 2010.

。 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承担的份额不断增大，领导力也相应加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金额超过了世界银行。实力的提升必然赋予中国外交更大的话语权。从地区性的东亚“十加三”对话机制、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到全球性的20国集团（G20）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再到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共识的达成，中国积极参与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日益壮大的经济力量已逐渐转化为道德上的吸引力、说服力以及对国际秩序的谈判和建构能力。特别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能力的增强更为明显。

ピ诶砟钣胧盗Φ乃重支撑下，中国外交正在向“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方向发展

“中国驻外使节会议召开 胡锦涛强调提升‘四力”，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9687968.html。

。 这样的转变不仅来自中国国家利益增长的客观需要，也源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期望的提高，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是国际国内的大势使然，是新阶段中国国家利益发展的需要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之间互动的必然结果

王逸舟：《中国外交新高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自序，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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ザ、在国际新格局下维护国家利益与重塑国际秩序的统一

ダ湔胶蟮20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在带动全球经济增长、推动地区性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能力和作用日趋衰弱，而且以霸权的方式干涉别国内政，动辄使用武力或进行制裁，使其软实力大幅下降。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其制度的腐朽性和内在难以克服的政治经济矛盾，使其主导国际秩序的正当性与能力大打折扣。而随着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实力的持续增长，它们不可避免地提升对重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要求，关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话语权转换的时代正在到来。

プ魑实力不断上升的新兴大国，中国维护、拓展国家利益和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要求高度重叠。在这意义上，中国外交不仅更加积极主动，也“更精致、更自信、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时常表现得更具有建设性”

Evan S.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獸oreign Affairs,玍ol.82, No.6, November/December 2003, p.22.

。这种建设性是指，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途径已与综合运用经济外交防务政策以及理念影响世界，塑造新的更公正、更合理的国际秩序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

サ谝唬凭借经济实力加大了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中国在国际贸易与投资领域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发展中的广阔市场、巨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它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购买意愿，赋予中国充足的商业外交手段，拥有影响双边关系甚至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能力

Louis Uchitelle, “When the Chinese Consumer Is King”,玊he New York Times,獶ecember 14, 2003.

。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对外贸易和投资最为开放的大国之一。在贸易领域，中国是许多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2003年，中国成为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2004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地区邻国最大的出口目标国。2010年，中国进口同比增长38.7%，其中从泰国进口增长33.21%，从新加坡进口增长31.2%。参见商务部综合司：“2010年12月进出口简要情况”，2011年1月14日，http://zhs.mofcom.gov.cn/aarticle/Nocategory/201101/20110107363340.html。

，這在与发达国家贸易关系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中国既是价廉物美的消费品的提供国，也是重要的采购国

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美签下160亿美元的购买合同，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类似的采购又数次出现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签订450亿美元的大单。2009年2月，中国向欧洲派出采购团，预计采购金额高达120亿至150亿美元，这对于急于振兴经济的欧洲的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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ピ谕蹲柿煊颍2003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接受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2010年1-12月，中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406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7.44%。参见商务部外资司：“2010年1-12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快讯”，2011年1月17日，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wstztj/lywzkx/t20110117_130179.htm。

。 同时，中国已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投资来源。2010年，中国公司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

商务部合作司：“2010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简明统计”，2011年1月19日，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tongjiziliao/dgzz/201101/20110107370202.html。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对陷入危机和困境的发达国家，中国作为世界上外汇储备规模最大的国家，在购买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希腊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债券时，不只考虑本国的趋利避害，而且在对待外汇储备问题上也充分考虑有利于这些国家的稳定和复苏。这不仅对这些国家渡过危机起到积极的作用，也对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2.在国际贸易与投资关系中，中国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国际经济秩序原则与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例如，随着国际竞争力的消长，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出现了立场和话语的转换。在推进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以自由贸易来压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竞争力下降开始转向保护主义，而中国则成为推进更为公平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真正倡导者。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多边机制中的重要性和发言权进一步提升。在八国集团（G8）作用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在G20峰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为采取全球性的统一应对行动出谋划策，开始建起就全球经济问题进行南北协商的全新模式。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中国的份额增加，发言权在增强

2010年4月，世界银行通过投票权改革方案，决定把中国的投票权由2.77%提高到4.42%，中国成为该组织的第三大成员。2010年10月，G20财长会议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中国等新兴大国转让6%的投票权，其中中国的份额由3.72%升至6.39%，投票权从3.65%跃升至6.07%，成为该组织的第三大股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层的改组过程中，朱明代表中国成为该组织的第四副总裁。

。作为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完全成员，中国越来越深地参与到有关国际金融监管政策的讨论和制定过程中。2009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明确主张改革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提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发展为超主权储蓄货币，以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即美元。自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与1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换汇协议，总值达8400多亿人民币；人民币开始被一些国家接受为贸易结算货币，体现出中国完善与改革现行金融秩序的决心与行动。即使是一向从负面看待中国的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最近也明显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承认中国在国际秩序重塑中的积极作用

该委员会在《中国在国际机制中的角色演变》的报告中称，中国作为经济“学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展示出越来越强势、越来越积极的姿态”，中国日渐扩大的角色“对其所参与的组织来说经常具有建设性和帮助性”。See Stephen Olson and Clyde Prestowitz, The Evolving Role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Report to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11, pp.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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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在自己发展的同时，不忘承担国际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援助。发展不平衡始终是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积弊。促进南南合作，建立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新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塑造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一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并向一些东南亚国家提供援助和低息贷款，帮助它们走出困境。2006年中非峰会上，中国宣布向非洲提供超过100亿人民币的优惠贷款和直接投资，用于援建医院、学校和其他基础设施，并免除了已到偿还期限的所有无息贷款。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为多个国家免除了超过10亿美元的双边债务。中国对非洲的援助绝不仅仅是作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手段，而是以受援国的需要为导向，在加强中国企业自身竞争力的同时，为非洲提供发展的机会，实现双赢

Deborah Brautigam,玊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玂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转引自李安山：《中国的援非故事：一位美国学者的叙述》，《外交评论》2010年第5期，第16-17页。

。 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中国对拉美的援助上

2003-2010年，中国向拉美15个国家提供了约三十多笔人道主义现汇援助。2010年1月海地发生地震后，中国提供了共约9300万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在对国际组织援助方面，2005-2009年，中国捐资200万美元设立了“中国-美洲国家组织合作基金”。2009年1月，中国向美洲开发银行捐资3.5亿美元。参见孙洪波“中国对拉美援助：目标选择与政策转型”，《外交评论》2010年第5期，第71、72页。

。 在2005年印度洋发生海啸后，中国通过联合国渠道向受灾国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捐款。中国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愿信托基金的关键捐助国。2005年，中国成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重要捐赠国，通过该组织向12个国家捐赠了576582吨食品

David M. Lampton,玊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獴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108.

。 中国于2006年向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捐款300万美元，同年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倡导建立了禽流感防控多边援助资金框架，并向该基金捐款1000万美元。尽管中国对外援助的总體规模仍然有限，但作为一个人均GDP排在世界第100位以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就显得十分突出

熊厚：《中国对外多边援助的理念与实践》，《外交评论》2010年第5期，第57、59、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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サ诙，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在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上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经济交易作为塑造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杠杆的作用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美］埃伦·弗罗斯特：《中国在亚洲的商业外交——希望还是威胁？》，载［美］威廉·W·凯勒、托马斯·G·罗斯基编《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势力均衡》，刘江译，朱锋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 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交往能力是中国推动国际政治秩序变革的动力源泉。中国历来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的讨论与解决。近年来，通过和平外交，主张用对话代替对抗、用谈判促进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塑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的政治手段。

一是，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推动现有国际规则和组织的改革与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联合国外，中国与各种区域组织积极开展对话，参与其活动，如欧盟、东盟、美洲国家组织、非盟、上海合作组织，等等，推动这些组织在维护和平、开展合作上发挥更大影响，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安全、化解冲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地区贸易合作乃至安全对话的典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率先建成并正式运行。针对朝核问题成为地区安全的热点，2003年中国帮助建立并主办了六方会谈，2005年不仅帮助恢复了谈判并且起草了共同声明。联合国作为最活跃的全球多边组织，见证了中国在多边合作中日益积极的行为。例如，2005年联合国与中国和非洲国家一起建立了中非商会，2006年联合国发展项目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北京成立，其使命是将中国经济建设的最好经验和实践传达给其他发展中国家。See UN Development Programme: Capacity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CIS, “From across the globe-Khalid Malik on Chinas unprecedented capacities to tackle poverty, development partnership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April 14, 2009, http://europeandcis.undp.org/cd/show/5428589E-F203-1EE9-BB06D9BC5D5E2F56。

。通过广泛开展多边外交，中国按照凝聚共识、化解分歧，推动世界朝着多极共存、互利共赢的和谐状态前进的方向，不断深化与各国的关系。

ザ是，在新的全球性议题上发挥更积极作用，推动建立公正有序的国际制度。对于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中国积极倡导并参与合作，承担相应责任，主张实现包容性增长，推动人、社会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发展。在参与国际气候问题谈判时，中国的立场体现了原则性与公平性的结合，强调已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既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又承担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并积极开展节能减排行动，在全球环境新秩序的塑造中成为一个积极的建设者。

サ谌，以对话代替对抗，维护世界和平，开展防务合作，推动建立国际安全新秩序。根据后冷战时期一方面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不断加强，合作成为客观需求的发展趋势，中国超越冷战思维，提出新安全观，主张建立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际安全秩序，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理念，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合作的方式，而不是以对抗的方式谋求共同利益和冲突的解决，形成新的国际安全秩序

参见中国向东盟论坛提交的中方新安全观立场文件，2002年8月1日，http://news.china.com/zh_cn/猟omestic/945/20020801/113019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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ジ据这种新安全观，中国不仅在有关自身领土争端的南海与东海问题上坚持用谈判代替对抗的立场，而且在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倡导用谈判代替对抗，对以和平协作的方式解决争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此外，在事关全球共同利益的各项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坚持按照平等、互利、互信的理念来推动合作，争取公正合理地解决各种事关人类安全的挑战。

ニ孀胖泄经济的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拓展，中国必然会提升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坚持“新安全观”的前提下，中国坚持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致力于通过安全合作来维护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并通过开展军事外交活动，先后与诸多周边国家建立了防务安全磋商和政策对话机制，定期举行不同层级的磋商对话，探讨安全形势、双边军事关系、地区热点等问题。在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方针和战略互惠、平等参与、对等实施的原则下，开展与外国军队的联合演练。通过全方位发展对外军事合作交流关系，中国传播和平信条，努力营造互信互利的军事安全环境。中国还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投身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维和与稳定的活动，对维护和平和稳定国际局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ピ诜谴统安全领域，中国已参加11个国际反恐条约，与三十几个国家进行双边或多边反恐交流。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对于受到严重自然灾害的国家，中国军队积极参与国际救灾交流合作。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国于2008年12月开始，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护航，为保护中外船舶安全作出重要贡献。防务力量的增长使中国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国际新秩序提供基本安全保障，为各国增进互信、促进共同利益履行着自己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サ谒模提倡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为国际新秩序的进一步演变奠定原则基础。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理念，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主张和平、合作和共同发展，提倡构建和谐世界，受到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世界各国的接受与欢迎。

ブ泄的外交理念来自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其文化的独特性及包容性。基于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一贯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主张发展中国家具有同等的发展权利，并一贯承担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在世界的资源、环境和人口的矛盾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中国把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公正地使用资源、获得发展机会和共同而有區别地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看作是确保人类公平的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而中国自古以来所持有的“天下”观念，比西方的国际观更具有包容性

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更支持建立一个合作与和谐的世界，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念性支持。

ダ砟畹牧α渴俏扌蔚摹Ｖ泄通过不懈的努力，正逐渐建立起国际威信

2006年6月，《哈里斯财经时报》的一份调查显示，36%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世界稳定的最大威胁”，而只有18%的人认为中国是威胁。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包括土耳其，“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对美国军事力量带来的挑战是件好事。”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部所做的全球态度调查结果表明，受调查的22个国家中，有17个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中国有“积极的影响力”，对中国的评价平均要比美国高。2003年，曼谷一家民意研究中心询问泰国人，他们认为哪一个国家是“最亲密的伙伴”，76%的受访者选择中国，而只有9%选择泰国的盟友美国。以上数据转引自David M. Lampton,玊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and Minds,玴p.149-150.

。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仅提出而且切实践行这些理念和思想。无论是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还是安全投入产生的红利；抑或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客观存在，以及它对国际秩序新理念与思想的主动践行，都“使得中国在经济和外交上均富有吸引力——这正是奈所称的软实力的实质”

David M. Lampton,玊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玴.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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ト、中国积极行为的影响和意义

ナ紫龋中国已经在发展道路和理念的世界竞争中赢得了一席之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难以克服的矛盾，美国式资本主义正在走下神坛，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无能为力暴露无遗。随着实力的相对下降，西方不得不要求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大的领导角色

Nancy Birdsall and Francis Fukuyama,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After the Crisis”,獸oreign Affairs,玍ol.90, No.2, March/April 2011, p.53.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重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能力正在提升，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肯定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从要求普遍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转向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Gregory Chin and Ramesh Thakur, “Will China Change the Rules of Global Order?”,玊he Washington Quarterly,玂ctober 2010, p.120.

。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关于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国家、人民、市场之间建立更为平衡的发展道路，对大多数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テ浯危“金砖国家”正在对重塑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取得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危机加速了全球权力的转移，尤其在经济与外交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一统天下。2010年9月，在匹兹堡召开的G20领导人峰会上，各国首脑达成一致意见，同意G20永久取代G8，成为讨论经济问题的首要国际性论坛。这就是全球力量格局改变的有力证明。其中，“金砖四国”的崛起是全球权力结构变化的突出例子。2009年6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首次会晤。2010年4月，四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金砖四国”合作机制初步形成。2010年12月，“金砖四国”决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合作机制，“金砖四国”遂更名为“金砖国家”，由此进一步扩大了集体话语权。2011年4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题为“展望未来 共享繁荣”的第三次峰会。五个“金砖国家”的国土面积占世界的近30%，人口占世界的42%，是新兴市场中最重要的国家。当然，由于各国的基本制度、人均财富、政策、理念、自然经济优势等差异很大，“金砖国家”在当今整个世界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还有限。但是，G20和“金砖国家”作用的凸显，标志着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被打破，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正在形成。

ピ俅危倡导新的发展方式，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形成。“包容性”是联合国为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出的理念。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首先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主张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成果。2009年11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APEC峰会上发表题为《合力应对挑战 推动持续发展》的讲话，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

2010年9月16日，在第五届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胡锦涛在致词中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以“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为主题，引起世人广泛关注。

。 包容性发展既是包容性增长的自然延伸，也是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共同的可持续发展、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和好处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使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益和财富惠及所有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国家。这是亚洲乃至全球未来发展的必然的共同方向。

ブ泄不仅主张“包容性发展”理念，而且更是它的践行者。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威胁，中国负责任、有道义地支持他国发展。例如，中国政府承诺继续免除最不发达国家截止到2008年底没有偿还的全部中国债务，并且对它们出口到中国的95%的货物实行零关税，充分体现了包容性发展的精神，显示出中国的发展战略所包含的对世界的关怀和使命感。中国努力扩大与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和谐。

结 语

ゴ拥诵∑教岢龊推接敕⒄故鞘贝的两大主题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冷战时代、美国试图独霸世界和多极化发展的后冷战时代，以及目前正在进入的“后美国”时代。 随着国际力量格局的转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变成现实的时代正在到来。在这个重大的转折关头，如何更全面、更深刻地观察世界，如何看待多年来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如何看待世界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如何看待中国自己对世界所应具有的责任，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30年来，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及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中国在世界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自信。无论人们意识到与否，中国客观上已经成长为一个在世界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大国，一个对人类未来发展负有重要责任的国家。面对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的双重要求，中国在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同时，必须进一步提高重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自觉性与自信心，增强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实践表明，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一项极为艰巨和长期的任务。除了意愿之外，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需要更多既具有专业知识又了解世情、国情的相关人才，针对影响国际秩序转型的经济、政治、安全、意识形态方面的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更加主动地对国际关系的规则、规范、协议制订和议题的设置发挥作用。在当前正在发生着重大力量对比变化的国际格局中，只有自觉地提高改造旧的国际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能力，才能更好地有所作为；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为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样，中国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责任编辑：李 申）

From “Assertion” to “Shaping”: On Improving Chinas Confidence

and Consciousness in Reshaping International Order

Liu Aming Zhou Jia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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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old international order, which built up after World War II, are exploitation, oppression and rejection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cealing by hegemonism, power politics and free trade. China deeply felt the old orders unfairness during process of its opening door and reforming. In1980s, Deng Xiaoping put forward the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up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However, no matter in Cold War period and the years just after the Cold War, China was still short of capabilities to construct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With the increase of Chinas national power, especially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power shift around the world is accelerating, as well as the capacities of China to reshape and construct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in a period of change. Chinas foreign policy should aim at prompt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ransforming to be more fair and reasonable. Improving Chinas consciousness and capabilities to reshaping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been the important task for Chinas foreign policy.

Keywords:

Chinas Diplomacy；International Order；Consciousness and Capa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