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骥

（无锡市滨湖区教育局，江苏 无锡 214121）

瞿秋白的新现实主义理论

张亚骥

（无锡市滨湖区教育局，江苏 无锡 214121）

瞿秋白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论述的介绍和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它主要由真实性、典型性、功利性三方面内容组成，这三方面内容受限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倾向性，因此构成了所谓的 “新现实主义”，瞿秋白把它作为文学和具有阶级属性的实施文化革命的方法的概念同时使用，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的选择与改造，为争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服务。

瞿秋白；新现实主义

1920年代后期随着革命文学的勃兴，新现实主义文学观逐渐成为文论主潮,为众多作家和文论家接受和推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现实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瞿秋白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重要建构者，在实施文化革命的过程中，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论述的介绍和研究，形成了自己的新现实主义文学观。在瞿秋白这里，现实主义既是作为文学的概念被使用的，同时，也是作为具有阶级属性的实施文化革命的方法的概念被使用的，正是这两个方面的融合，使他笔下的现实主义不仅指向了如何理解文学创作，更指向了如何实施文化革命以便文化领导权的具体落实。因此，瞿秋白选择现实主义，其实是在铸造文化革命的方法，他改造现实主义而使其成为“新现实主义”，正是其文化领导权建构中的一个必然步骤。瞿秋白基本上是从政治功利的角度来论证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优越性的。

就新现实主义的内容而言，瞿秋白给予了人们一个相当清晰的现实主义，从真实性、倾向性、阶级性及典型性方面阐述了它，并认为其在所有的创作方法中具有最大的优越性。

其一，真实性。瞿秋白对真实性的理解依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即马克思、恩格斯推崇“莎士比亚化”而反对“席勒化”。梅林曾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因为个人兴趣，不喜欢席勒而喜欢莎士比亚。瞿秋白认为这是误解，把席勒与莎士比亚对立起来，是就二者的创作方法来说的，认同莎士比亚，即“鼓励现实主义”，反对浅薄的浪漫主义。瞿秋白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这种浅薄的浪漫主义就是主观主义的理想化，不能客观正确地认识现实的阶级斗争，而是曲解。席勒晚年的作品就是如此，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描写现实社会的 “事实上的阶级斗争”，即广大群众的历史斗争。尽管莎士比亚的创作还只能属于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还是唯心的，但他能够做到细致地观察社会生活，并且勇敢地表现实际生活，暴露现实社会存在的客观矛盾，这对于“一般的文化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将来”来说，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这样的现实主义毕竟是应该得到承认的。

这样一来，瞿秋白就将梅林的个人爱好论提高到了创作方法论之上，揭示了经典作家关于席勒与莎士比亚的区别具有高度的理论意义与指导价值。同时，这对瞿秋白自己也是有利的，他要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化革命的方法来铸造，若在经典作家这里，现实主义只是一种爱好，那就失去了统领文化革命的理论力量。因此，当现实主义在经典作家那里就已经是一种革命的美学理论，这才能被进一步提升为标志文化革命的一种模式。所以，从梅林的爱好论出发，到瞿秋白的创作方法论，瞿秋白体现了铸造文化革命方法的自觉意识与理论创造能力。

瞿秋白高度评价了最受马克思、恩格斯推崇的巴尔扎克，这进一步推进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方法的革命性与优越性。瞿秋白认为巴尔扎克虽然是一般资产阶级意识的代表，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同情保王党，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贵族必然灭亡的命运，并且看到主宰将来社会的真正人物是“民众的代表”，因此他的现实主义是革命性的。巴尔扎克对于整个法国社会历史的描写，始终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原则，运用分析研究的方法，在设置的社会大背景中写出社会的实际生活，“不把作者的个性抬到第一等的地位”，不把作品里的“英雄”作为“时代精神”的号筒，从而避免走上浪漫主义与主观主义唯心论的道路。因此，瞿秋白号召无产阶级的作家应当学习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作家，学习他们的“创作方法的‘精神’”——有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描写”，从而显示出的“巨大的认识能力”。瞿秋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1930年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还处在草创期，大多数革命作家虽能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出发进行写作，但却缺乏对革命的深刻认识与了解，表现出唯心主义的倾向，因此迫切需要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来加以纠正，这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需要，也是革命的需要，因此，巴尔扎克自然地进入了他的理论视野。可见，瞿秋白倡导学习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其实也是策略性的，并非一般性地从真实的美学意义角度来确认现实主义的创作价值。

但瞿秋白所言的真实，不是写实主义的纯粹真实，它受倾向性的制约，是一种革命的真实。瞿秋白引用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论来阐述自己的思想：“真实有‘两个’：一个是临死的，腐烂的，发臭的；另外一个是新生的，健全的，在旧的‘真实’之中生长出来，而否定旧的‘真实’的”。［1］（P32）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应当反映新生的、健康的真实，而摒弃腐烂的、发臭的旧的真实，显示出这两种真实的不同本质和趋向，这样才能反映社会生活发展的规律。

将倾向性带入真实性的论题里，对瞿秋白而言，并不意味着真实的消失，若消失，他的现实主义也将随之消失。所以，瞿秋白要证明倾向性的加入，不是减弱了真实性，而是加强了真实性。在这里，“客观”与“表现一定的政治立场”同时存在并不矛盾，因为在瞿秋白看来，一个作家要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刻细致的观察、研究和分析，要认识生活中各种力量的真实本质，要准确地把握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明确生活发展的未来方向，本来就是依据唯物史观才能具有这种能力的，因此，选择唯物史观，具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恰恰形成了这种能力，使创作带有这样的倾向性，不仅不是对真实性的破坏，而且是对真实性的发现。所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决不是无立场、无倾向、无党性的。

正因为此，瞿秋白对当时文坛上持“‘纯粹的’客观主义”主张的苏汶等人展开了批判，指出把现实主义解释成客观主义，把文学上的“真实”和政治路线的“正确”对立起来，企图以真实性取代倾向性是错误的。瞿秋白指出：“真正的现实主义——不做资产阶级‘科学’底俘虏的现实主义，应当反映到这现实世界之中的伟大的英勇的斗争，为着光明理想而牺牲的精神，革命战斗的热情，超越庸俗的尖锐的思想，以及这现实的丑恶所激发的要求改革，要求光明的‘幻想’，远大的目的”。［2］（P130）这正是从倾向性的角度对现实主义所进行的界定，现实主义之所以科学地认识现实，其目的是为了改造现实；而为了改造现实，才需要科学地认识现实。就瞿秋白的论述可知，这种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只有在无产阶级这里才能做到，因为无产阶级才具有科学的眼光，大公无私的品格，放眼未来的胸怀，因而，它所体现的倾向性，其实也在这样的定位中，转化成为了真实性。这是将倾向性与真实性进行统一的一种特殊的认知思维，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前进，才能将现实主义转变成为革命的斗争工具。

其二，典型性。“文学的典型性是指作品的艺术形象所具有的通过鲜明独特的、能够唤起美感的个性形式揭示社会生活中某些本质规律的特性。文学的典型性也就是文学形象的典型性，艺术形象是否具有典型性和典型性的高低，是衡量这一作品的成就与价值的重要标志”。［3］（P188）就范围来讲，它既可以是整体的，也可以是部分的，如人物的典型性、环境的典型性、情节的典型性、细节的典型性、生活场景的典型性、思想感情的典型性等。瞿秋白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典型观——“表现典型的环境之中的典型性格”，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求创作实现作品中人物与环境的统一，而且还要充分展现人物、环境与作品反映的时代背景的关系。恩格斯所指的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是指作品中的人物及其人物活动的环境应该描写得既是具体的独一无二的个体，又要能体现出一定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恩格斯对哈克纳斯女士的评价上。

恩格斯的典型性不同于真实性，他曾经肯定了哈克纳斯《城市姑娘》小说的真实性，但认为这部小说仍然“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理由是“除开详细情节的真实性以外”，没有“表现典型的环境之中的典型性格”。［4］（P23）如何理解恩格斯的这段话，至关重要。按照瞿秋白的理解，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认为文艺作品实现最高真实的唯一方法，是在描写现实的基础上，做到分析原因，揭露真相。瞿秋白的分析认为，哈克纳斯所描写的人物性格在特定的范围内是“充分的典型性”的，但作家所预设的大的社会背景及周边的环境，却不是典型的。为什么，作家将工人阶级作为消极的群众来描写，他们没有从自己的生活中解救出来的任何意识，并认为这种解放的“企图”只能来自工人阶级之外或之上，绝非工人阶级的内部。恩格斯批评了这种观点，认为“‘解放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是领导的原则，——这种描写就不对的了。工人阶级对于压迫他们的环境的革命的抵抗，他们的紧张的尝试——不论是半自觉的或是自觉的——都在争取自己的人的权利，这些事实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应当要求现实主义文学之中的地位了”。［4］（P23）就这一点而言，哈克纳斯的描写只是如照相机一样，报告了一些事实而已，未能发掘事实下面的行动与意识，更谈不上为工人阶级寻找出路。在恩格斯看来，这当然是不典型的，只有表现的真实性，却没有本质的真实性，写不出工人阶级的生活未来，所以作品丧失了革命的倾向。

但巴尔扎克不同，他不仅写出了事实——“到处都发生着的事情”，而且重在揭露“社会生活的机械体”，正视“自己所心爱的贵族不可避免的堕落，而描写了他们的不会有更好的命运，他见到了当时所仅仅能够找得着的真正的将来人物”［4］（P25）——“共和主义的英雄”——真正的 “民众的代表”，这是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获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所以，在瞿秋白的现实主义思想中，现实主义的典型性，其实就是写出表象下面的东西，把握社会向前发展的东西，在“‘揭穿假面具’的精神”上，“我们还要更加彻底的，更加深刻的了解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要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创作方法”。［4］（P19）反之，轻视这种内在规律性的东西，就不可能是典型性的。所以，瞿秋白的典型性，实际上是对真实性的深化，在强调真实的基础上，再度强调真实的描写应当与发现生活的规律相结合，并通过这个规律的表现，指引人们向着既定的未来前进。因此，笔者认为，瞿秋白的典型性思想十分重要，没有它，只有真实性，可能会把人们引向错误的方向，有了它，人们把握规律，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创造更美好的社会。瞿秋白的典型性思想本身作为发现真理的一种方法，自是无可厚非的。但若轻易地设计人类理想，并且认为这个理想可能相当简单地就达到，人们也能简单地找到实现这个理想的路径，那也是值得思考的。今天的思想界受解构思潮的影响，这类简单的设想已经失去了光环，但在人类处于焦虑、傍徨、走投无路的情境之下，提倡理想，提倡走向未来，也自有它的合理性。

其三，功利性。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的文艺界，曾经就文艺的功利性展开过激烈的论争，新月派、第三种人、自由人等因反对文艺具有阶级性而反对文艺的功利性，瞿秋白、鲁迅等人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新月派的梁实秋将人性与阶级性对立起来，认为文学艺术应当表现最基本的人性，“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5］（P95）梁实秋认为：“将文学称做是某一阶级的，就是狭隘，就是文学的堕落”，他“反对把文学作为一种武器来使用”。［6］（P174）胡秋原发表 《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浪费的论争》等文章，主张“文艺自由论”。苏汶发表《“第三种人”的出路》等文章，宣扬超阶级的文艺主张。他们认为文学是自由的、民主的，不应该隶属于某一阶级，因此提出“勿侵略文艺”的口号。

鲁迅发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一系列文章予以回击，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文学具有阶级性是不容置疑的，不存在超阶级的神话。他说：“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7］（P20）指出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以及伟大的历史意义。瞿秋白批判新月派的文学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绅商文学，像“清客”一样向“吃租阶级”的主子奉献“歌声”和“色情”，并批判胡适所宣扬的“人权”、“王道”等思想。

瞿秋白称 “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那一个阶级的‘留声机’。 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2］（P67）在瞿秋白看来，文艺作为煽动中的一种，文艺作为政治宣传和煽动的工具，它发挥的是留声机的记录功能，而胡秋原却表示“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8］（P118）瞿秋白秉持文艺为革命服务的宗旨，主张创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统治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在此时的瞿秋白眼里，只有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之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主张的胡、苏等人，无不成了敌人的帮凶，因此瞿秋白指出在“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2］（P61）瞿秋白有每一个文学家都是政治家的说法，他认为 “艺术——不论是那一个时代，不论是那一个阶级，不论是那一个派别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得力的武器，它反映着现实，同时影响着现实”。［9］（P541）不同阶级的差异只在于文艺与意识形态连接的方式不同而已，有些阶级掩饰了这种联系，有些阶级则勇敢地宣扬这种关系。那些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家，似乎是远离政治，实则有意无意地充当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那些反动阶级的艺术家，喊着叫着否认政治，实际上是推行反动政策、灌输反动思想的策略。瞿秋白把上述两种人都归于反动阶级阵营，认为他们合作上演了一幕“非政治主义”的闹剧，是反动阶级战略战术的实践。

我们从文艺具有阶级性的观点出发，瞿秋白的“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作家作为一个活的人，其思想本身是丰富与复杂的，把文学家等同于政治家，忽略作家与政治家的区别，也是有局限的。作家的思想复杂性可能会与自己的政治立场发生分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就是这类典型。发生分离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作家以现实为主时，他会或多或少地离开自己的政治立场，因为现实会促使作家或多或少地改变自己的思想；一是作家的思想本身是复杂的，不可能只接受一种理论的影响，只相信一家之言，若其他的思想进入作家的大脑，就会对原有思想产生冲击，从而促使作家调整自己的思想。作家本身的复杂性，可以促使作家离开自己的原有政治立场。由此来看，瞿秋白由于过于强调文艺为本阶级服务的功利性，而且将这种功利性视为纯粹与单一的，能够获得部分事实的支持，却难以获得全部事实的支持。但是，否定文艺的功利性，也是不真实的，因为文艺是能够产生功利作用的，并且事实上已经被证明过。

瞿秋白的文艺思想之所以称为 “新现实主义”，“新”在追求真实性、典型性与功利性的相统一，确切地讲，这种文学观念秉持着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但又为现实主义注入了“新”的品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强调无产阶级立场或社会主义精神，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注重文艺的政治功利性和对人民的教育作用等，它包含了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看法，即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方面发展，一切不赞同这一观点的，都视为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而加以否定。这种新现实主义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称谓，如“无产阶级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进步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这种新现实主义文学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部分，也构成了瞿秋白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试想一下，在过往的众多创作方法中，瞿秋白除了选择现实主义，并赋予它以“新”的品质外，他还选择了其他的创作方法来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吗？没有。这就说明了现实主义具备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机构成部分的资格，这个资格就源自它的思想特点与美学倾向。所以，它在前苏联成为革命的一部分，在东欧成为革命的一部分，在中国也成为革命的一部分。瞿秋白的选择是明智的、有效的。

［1］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3］童庆炳.文学概论新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4］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5］梁实秋.梁实秋自选集[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

［6］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鲁迅.二心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8］北京大学，等.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文学运动史料选（3）[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9］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On Qu Qiubai＇s Neo－realism Theory

ZHANG Ya-ji

（School of Humani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Based on his introductions and researches of Marx and Engels＇realist theories,Qu Qiubai developed his own realist literature perspective.Three ideas that make up Qu＇s perspective,i.e.,reality,typicality and practicality,are oriented for the proletariat revolutions and forming the so called“neo－realism” .Qu Qiubai took his neo－realism both as a literature theory and as a method for class－based cultural revolution,hence realizing his selection and reform of realism that serves the proletariats＇struggle for cultural leadership.

Qu Qiubai；Neo－realism

I206.6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2.01.014

1674－8107（2012）01－0083－05

2011－05－11

国家社科

“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研究”（项目编号：07BZW01）。

张亚骥（1974－），女，满族，辽宁锦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研究。

刘伙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