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绂文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 430074)

论埃德加·爱伦·坡小说的魔性审美及其文化根源

罗绂文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 430074)

埃德加·爱伦·坡小说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文本世界里总是弥漫着恐怖与怪异相混合的魔鬼气息，而魔鬼形象的塑造也贯穿他的整个小说创作的历程，这是学界所没有关注到的一点。埃德加·爱伦·坡小说艺术展示出人类灵魂深处的最本源动力是一种无法控制的魔性，这魔性以人类的原欲和原罪为基石。爱伦·坡的创作来源于他的自尊意识、纯粹艺术精神和魔性的书写传统，其小说中对魔性的阐释是为了张扬人性的光辉，他清醒地认识到魔性在本质上是一种更为深刻、更为纯粹的人性。

埃德加·爱伦·坡;魔性;根源

肖伯纳曾下过这样广为流传的断语:“美国出了两个伟大的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和马克·吐温”。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作为叶芝眼中的“美国最伟大的诗人，而且永远是全世界伟大的抒情诗人”，［1］13－15学界自20世纪后期以来对其小说中非理性因素和病态思想的研究日益深入，在部分研究者看来，埃德加·爱伦·坡几乎成为一股强大的对抗道德理性的现代主义思想潮流的源头，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进入20世纪以后，坡批评的对象由作家转移到作品，由诗歌转移到小说，批评方法也由主观的印象批评发展到具有科学主义色彩的具体的文本分析，但这种只关注语言和结构，从象征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或叙事学角度出发的批评越来越走向人文价值的反面而逐渐失去了意义。”［2］13－17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者主张把艺术和人生、文本和历史、文学和意识形态像20世纪以前一样再次联系起来，使埃德加·爱伦·坡的研究趋向立体化，这为我们更深入和更全面地理解爱伦·坡本人及其作品提供了条件。当然，这也为本文探讨埃德加·爱伦·坡之“魔性”审美提供了可能。

埃德加·爱伦·坡小说魔性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强调人性源于魔性，即人类的原始生命力，这种原始生命力历来被埃德加·爱伦·坡的研究者和文学书史的写者所忽视。埃德加·爱伦·坡用他小说中的魔性曲折地传达出他的人性观念，这种原始人性更为纯粹、更为深邃，这在埃德加·爱伦·坡生活的清教主义盛行的时代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埃德加·爱伦·坡小说着力营造恐怖与怪异相混合的神秘氛围，同时他对人类原罪和原欲进行细致入微的理性分析，这给他的小说蒙上一层极具诱惑性的迷雾。透过这层隐约可见的迷雾，我们可以窥见人类灵魂深处的一些隐秘之处。在对埃德加·爱伦·坡小说迷宫一样的心灵解读中，我们不时会感受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惑，当然更多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心灵释放和精神提升。埃德加·爱伦·坡仿佛不断在暗示着我们，人类的心灵奥秘有很大程度上存在于我们的原始欲望和原始罪恶中。埃德加·爱伦·坡小说的魅力就在于他采用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用魔性来阐释人性艺术，从而赋予人性更为丰富、更为纯粹的艺术魅力，这契合了埃德加·爱伦·坡的艺术主张，那就是“为艺术而艺术”。

一 恐怖与怪异的魔鬼形象

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中到处都是关于人类智力、情感和信仰的扭曲的、非常态的描绘，导致其所构筑的文本世界里始终萦绕着一个恐怖与怪异混合的魔鬼形象。在《厄舍屋的倒塌》中埃德加·爱伦·坡这样描写“我”的朋友厄舍:“脸色惨白，眼睛又大又亮，无比清澈，嘴唇有些削薄，没有什么血色，曲线却异常美丽，他的鼻子有着精致的希伯来风格，可是鼻孔却比通常的要宽大得多;他的下巴造型优美，但不够凸显，缺乏精神活力;游丝般的头发异常柔软纤细——这些特征，加上太阳穴上方部位的过分开阔，使他的整体面容显得令人难忘。”［3］161厄舍的相貌既美丽又神秘，同时又是令人恐怖和怪异的，埃德加·爱伦·坡明显是将厄舍的外貌与他想象中的魔鬼形象相对应的。另外，通过厄舍居住的房屋，埃德加·爱伦·坡在强烈地暗示读者，这是一个魔鬼居住之地:“一个男仆蹑手蹑脚一言不发地领我穿过许多幽暗错综的过道，进入主人的书房。一路上，我看到很多事物，不知道怎么的，都使我早先说过的那种朦胧情绪越发强烈起来。虽然我周围的事物——天花板上的雕刻、墙壁沉郁的帷幔、乌木地板的漆黑，以及我迈步经过时就发出咔咔声的有着鬼魅般纹章的战利品，都不过是或类似我幼年就熟悉的东西，虽然我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对那一切是多么熟悉，我仍然很惊讶地发现，这些平常的景象所激发出来的幻想是如此的陌生。”［3］161厄舍激情演唱歌曲的唱词也在暗示，他是一个魔鬼的化身:“山谷中的游历者/透过通红的窗户望见/许多鬼魅般游移的影子/伴随着不和谐的乐曲/这时，仿佛汹涌可怖的河流/穿透了黯然的门扉/那骇人的一群不断地冲过/大笑着——但笑容不再。”［3］165这群居住在厄舍屋的人们，举止异常，形同鬼魅，他们是埃德加·爱伦·坡精心设计的魔鬼群像。随着厄舍屋的倒塌，似乎这些魔鬼都烟消云散了，可是他们身上那种强烈的魔鬼气息却引领者人们要去发现和揭秘。

在《红死病假面》中埃德加·爱伦·坡直接描写了一个病态的杀人魔鬼——“红死病”。“红死病”是瘟疫的代名词，人人谈之色变:“那人的体形高大、消瘦，从头到脚笼罩在裹尸布中。他那遮掩面容的假面做得和僵尸的脸部惟妙惟肖，就是最细致的观察都肯定很难找出破绽。可是，即使周围那些疯狂的寻欢作乐之人对此并不赞同，他们或许还能忍受一下。不过，那人竟过分到扮演红死病。他的罩袍上浸染着鲜血——还有他宽阔的额头，以及脸部的所有器官，都布满了可怕的银红色。”［3］180“红死病”是埃德加·爱伦·坡创造的又一魔鬼形象，这一形象透着阴森怪异的死亡之美。

埃德加·爱伦·坡小说中的魔鬼形象不仅表现在外形上和环境上，他笔下人物不可思议的智力和行动也处处透着魔性。在《摩格街谋杀案》中，埃德加·爱伦·坡描写了一个行为乖张的侦探形象——杜潘，杜潘离群索居，智商超群令人匪夷所思。他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黑暗房间里，即使白天也关闭门窗，点燃蜡烛，整日沉醉在对世界的玄思之中，只有在黑夜到来的时候，他才和“我”走上街头，到处漫游。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杜潘思维机智判断敏锐，让人觉得他的智商只有想象中的魔鬼才能达到。他甚至在“我”一言不发的情况下，可以一语说中“我”心中所想之事，而且他是经过细致的观察和周密的推理得出的结果。《摩格街谋杀案》中猩猩杀人的一幕惨剧的描写，折射出人类在兽性(魔性)大发时异常冲动，这里的猩猩也是人类魔性(兽性)的一种影射。

二 罪恶与狂乱的魔性发作

埃德加·爱伦·坡在他的文章《乖戾之魔》中道出了他写魔性的动机:“骨相学家在研究智能和冲动——人类灵魂之原动力——时，忽略了一种倾向，尽管这种倾向明显表现为极端的、原始的、无法压制的情感冲动，却同样被先前的伦理学家们所忽视了。”［3］224埃德加·爱伦·坡的魔性写作目的在于对付伦理学家们所忽视的“人类灵魂之原动力”，埃德加·爱伦·坡在后文中进一步指出:“一种性格上看似自相矛盾的东西，实际上是与生俱来的原始的人类行为本质，由于缺乏更能反映其特征的术语，我们便称之为乖戾。我的意思是指，那是一种没有动机的动作，一种不是动机的动机。乖戾发作时，我们的行为便不具有任何理智的目的;如果这么说有自相矛盾之嫌，我们不妨对此陈述略加修改，表述为，乖戾发作时，我们所采取的行动的理由恰好是不应该采取那个行动。从理论上说，这是最最不合理的理由了，可实际上，这样的理由却是最强有力的。”［3］225埃德加·爱伦·坡点明了一个历来被我们所忽视的现象，那就是非理性的因素占据了我们心灵的大半，我们在这种不合理的无动机的罪感和欲望的支配下，做出不可思议的反常举动，可是这个反常举动却似乎反映了更为本质的人类本性。

埃德加·爱伦·坡没有从宗教或者心理学——更不用说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了——的角度来阐释形成“乖戾”的根本原因，却在他的作品中细致精微地呈现了这种所谓“乖戾”的迷人的美，只不过这种美往往是与原始罪恶和原始欲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他的小说《黑猫》中，“我”沉迷于对猫和妻子的虐待中不能自拔:“我认为，彻底击垮了我的就是这种乖戾。正是这种深不可测的要违背本性的灵魂渴望——想糟践自身的天性——明知故犯，才促使我继续并最终完成自己对这不加反抗的畜生的伤害。一天早晨，我冷酷地在那只猫的脖子上打了个套索，并将它吊在一棵树的树杈上——我吊起它，一边泪水纵横，内心充斥着最苦涩的自责——我把它吊起来是因为我知道它爱过我，因为我觉得它不给我使用暴力的理由;——我吊起它是因为我知道这样做是犯罪——那可怕的罪行会威胁到我那不朽的灵魂，将它置于——如果这事可能的话——甚至最万能的上帝那无尽的怜悯都触及不到的地方。”［3］232埃德加·爱伦·坡用这种近乎绝望的笔调写出了人类在不得不施暴时的罪感和痛感，他一面厌弃人类的这种暴虐，一面又认识到人类的本性如此。埃德加·爱伦·坡此时显示出他的无助和困惑，也表明了人类与生俱来的矛盾性，这与基督教的原罪说有一定联系，可是埃德加·爱伦·坡却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原罪也是人类原始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他的小说《一桶白葡萄酒》和《泄密的心》里，埃德加·爱伦·坡用近似冷酷的欣赏笔调细致刻画了杀人者在实施犯罪行动时的反常心理。在《一桶白葡萄酒》中埃德加·爱伦·坡写了“我”出于对侮辱“我”的人一种报复，精心策划了一出杀人的好戏，而且“我”陶醉在杀人的过程里，杀人变成了一种唯美的艺术。在杀人的状态下，人的精神状态异常亢奋，理智异常清醒，人就像一个技艺高超的魔鬼，操纵着人的生死。如果说《一桶白葡萄酒》导致“我”杀人报复还有外在的原因，那么在《泄密的心》里，埃德加·爱伦·坡则剖析了一桩完全“没有任何目标，也不怀有什么欲望”［3］218的杀人案件。“我”只是因为老人的那只令他心烦的眼睛，就要把老人处死。“我”对老人眼睛的厌恶最后演变成认为老人的眼睛是邪恶的，杀人的欲望也由一种冲动慢慢变成计划，最后杀人计划演变为杀人的事实。埃德加·爱伦·坡通过故事点明了人类沉迷在原始欲望和原始罪恶里由来已久，这个“乖戾”之美是更为纯粹、更为本质的人性呈现。

三 蛇的诱惑

埃德加·爱伦·坡小说中的魔性的形成根源很复杂，有来自于文化传统的，也有来自于个人成长经历的，大体说来有以下几个原因:为了个人尊严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反击和报仇;美国式的个人理想主义极度膨胀;对传统道德的反叛和玩弄。

埃德加·爱伦·坡小说中的罪恶往往不是起源于直接的政治经济的现实利益冲突，更多的是心灵深处的施暴欲望。比如《一桶白葡萄酒》中“我”处心积虑的去谋害我的仇敌福吐纳托，其原因仅仅是福吐纳托羞辱了我。至于怎样羞辱，埃德加·爱伦·坡并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在文中通过对“我”家徽的描写隐晦地暗示出来:“偌大一只人脚，金的，衬着一片天蓝色的背景。把条腾起的蟒蛇踩烂了，蛇牙就咬着脚跟。”［4］415这个蛇的形象寓意着“我”作为蒙特里梭家族的一员要承担起复仇的任务，而这个古老的复仇情结就像是毒蛇啮咬着每个人的心。就像埃德加·爱伦·坡在后文中说的蒙特里梭的家训“凡伤我者，必遭惩罚。”［4］416正如一位西方研究者所说:“换句话说，两个人物之间的冲突由两者之间情感上的不和谐演变成为二者当时所处社会身份以及由家庭出身带来的家族荣耀而产生的冲突。”［5］47－62事实上，埃德加·爱伦·坡小说中通过罪恶和暴行表现复仇题材的并不多，他的复仇意识并非真的指向家族利益或者荣誉的损伤，那只是个借口而已，埃德加·爱伦·坡真正要表达的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同样的主题:一个高贵的人有没有权力处死一个卑下的人，从这一点说，埃德加·爱伦·坡是从反面来解释人类暴行的根源之一，那就是绝对的自负和极端的自大。

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具有浓郁的美国文学特质，他的小说与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等小说家的作品相同之处在于美国文学中特有的理想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特色。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民族或种族，也不会因为社会风尚而改变它笔下人物的兴趣、爱好。埃德加·爱伦·坡是理性的、自信的，他又是警醒的，他的小说总是暗含着一种警世的效果。正像一位美国评论家所说:“在他的那些奇怪和令人不快的故事中，甚至在他那些缠绵悱恻的诗歌里，就像霍桑或者其他写类似小说的美国作家一样，他表现了一种神奇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在当时，还有现在，都是美国式心灵体验的一个令人震惊的因素。”［6］185－192我们一再被埃德加·爱伦·坡小说的哥特式风格所震惊、感动，却往往忽视了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风格从根本上说是美国式的个人理想主义者的怪异和浪漫。

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艺术观和以往小说家截然不同，它是真正把小说作为一种纯粹的艺术种类来表现的。埃德加·爱伦·坡在他的诗歌理论中说过，诗歌的作用不在于教化而在于趣味性，其目的是为了“灵魂升华”，这种趣味性是纯粹艺术精神的体现。［7］499为了达到“灵魂升华”的目的，埃德加·爱伦·坡在践行这种纯粹艺术原则的同时不惜采用了反传统和牺牲伦理道德的方式。西方评论家这样评价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艺术:“坡用一生来对抗当时文学中存在的诸多修辞和复杂的知识体系来保持当时文学的严格标准，他致力于扩张美国文学的表现范围，并消除教会传统的惯性思维。最终他保持了文学评论的需要和实用效果，而这可以改变一个自由社会的审美趣味。因此，不像新英格兰主义的理论家或隐士，坡是个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不是学究式的教授，而是专业作家。”［8］24－33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艺术是以彰显纯粹艺术为宗旨的，他对传统文学大胆地进行颠覆，同时对宗教说教进行理性的思辨和反叛，从而实现它的小说从魔性出发，抵达纯文学彼岸的理想，实现“灵魂升华”的目的，展现人性的光辉。

西方文学中魔鬼题材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每当人类走到极度困惑和极度绝望之时，魔鬼就会跑出来承担起和人类一起思考、一起挣扎的重任。追溯魔鬼形象的源头应该是《圣经》中的撒旦，但作为文学形象来说，其直接的源头则应为约翰·弥尔顿(1608—1674)的《失乐园》，这部根据《圣经·创世纪》改造的长诗第一次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上帝、自以为是的魔鬼撒旦形象。《失乐园》揭示了人类软弱的一面，每当人类面临不能解决的困难，迷失自我之时，撒旦就会化身为蛇，趁虚而入，诱惑人类犯罪。《失乐园》也给西方文学奠定了一个魔鬼文学的良好开端，那就是人类在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中，身上固有的罪恶感和欲望会显示出强大的自我救赎力量，这种力量是人类原始生命力的反映。《失乐园》给我们的启示:人类只有正视自身的原罪和原欲，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我超越。如果说《失乐园》里的魔鬼撒旦还有宗教上的罪恶感，那么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的《浮士德》里梅菲斯特则显示出魔鬼身上可爱和坚强的一面。梅菲斯特一方面在引诱着浮士德去犯罪，另一方面，梅菲斯特也不断地帮助浮士德去实现人生理想，提升心灵的境界。当苍老的浮士德在沉闷的书斋里万念俱灰的时候，正是梅菲斯特拯救了他。从某种意义上说，浮士德是心甘情愿地被诱惑，浮士德在梅菲斯特的引领下，实现了人生意义的升华。梅菲斯特已经不同于《失乐园》里的魔鬼撒旦形象，梅菲斯特更像个智力超群或是能力过人的“超人”，魔鬼不再是蛇，而是具有一定人性的光辉。

埃德加·爱伦·坡小说的魔性在西方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自歌德以后，文学作品中魔鬼形象的社会意义以及人性因素在西方文学中不断被发掘出来。到了迪安·阿尔风斯·法兰高斯·迪·萨德(1740—1814)笔下，魔鬼形象就彻底地转变为人，萨德的作品深刻揭示了人性中的邪恶、暴虐、变态、阴暗。萨德是直接把人当做魔鬼来写，通过扭曲的人性来写人类身上固有的魔性。萨德是西方文学史上最为大胆的离经叛道的作家之一，萨德的作品长期被禁，20世纪之前，整整有一百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活”在地下，主要的理由之一就是萨德的作品中有着强烈的反人类和反神学的倾向，或者说人们不愿意面对人性中的另一面。

事实上，萨德开创了西方魔鬼文学的又一个传统，那就是通过对人类身上魔性的挖掘更为深入地揭示人性的奥秘，提高对人性的认识。不可思议的是，在萨德的那些狂乱和变态的描写中，竟然流露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审美快感。萨德的作品只是把这些“乖戾”的行为加以展示，并没有进行理性的分析，可是却更为深入、细腻地揭示了人类在沉迷于犯罪或者面对死亡时的变态狂喜。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更具理性意义，其作品中的人物并非是精神狂乱(错乱)或者受到什么异教的引诱，那些怪异的行为举止和思维方式看似受到魔鬼的引诱，却又显得那么自然、那么生动，好像在人类面前竖起的一面“照妖镜”，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可以说自埃德加·爱伦·坡之后，西方文学作品才开始以一种更为成熟的、更为平和的心态来讨论魔鬼形象。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魔鬼就显得那样平易近人，生动可爱，魔鬼一定程度上还承担了拯救世人的作用，这部作品好像在启示我们魔性是我们人性中更为纯粹、更为深刻的一面，或许埃德加·爱伦·坡小说的真正意义也在于此。

［1］曹曼.国内外爱伦·坡研究综述与比较［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1).

［2］李会芳.西方埃德加·爱伦·坡研究综述［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3).

［3］埃德加·爱伦·坡.摩格街谋杀案——爱伦·坡小说选［M］.张冲，张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集［M］.陈良廷，徐汝椿，马爱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5］Elena V.Baraban.the Motive for Murder in“The Cask of Amontillado”by Edgar Allan Poe［J］.Rocky Mountain Review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2004，58(2).

［6］F.M.Darnall.the Americanism of Edgar Allan Poe［J］.The English Journal，1927，16(3).

［7］爱伦·坡.诗的原理［C］.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8］Herbert Marshall McLuhan.Edgar Poe＇s Tradition［J］.the Sewanee Review，1944，52(1).

(责任编辑:胡素萍)

Abstract:Edgar Allen Poe’s novels are unique in that they are always filled with a horrific and weird atmosphere，and the portrayal of devils is recurrent through his entire process of novel creation，which has been neglect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Allen Poe’s novel art shows us that the human source power is an uncontrollable evil spirit which is based on the primitive human desire and the original sin and is derived from Allen Poe’s self-respect consciousness，pure art spirit and diabolic writing tradition，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reveal the splendor of humanism;while Poe realized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evil spirit is a deeper and purer human nature.

Key words:Edgar Allen Poe;the evil spirit;roots

On the Evil Spirit in Edgar Allen Poe’s Novels and Its Cultural Roots

LUO Fu-we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I106

A

1674－5310(2012)－05－0057－05

2012－03－11

罗绂文(1974－)，男，贵州罗甸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美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西文化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