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恩 海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建构大历诗观的桥梁
——唐汝询对大历诗歌的评介暨渊源与影响

雷 恩 海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唐汝询选编《唐诗解》，以《唐诗品汇》为渊薮，接受了高棅对大历诗歌的定位与评价，而通过选诗与评解相结合的方式，落实了高棅的基本诗学见解。唐汝询对大历诗歌的评解自有特色：描摹情状，感同身受；生发而补足诗意，得其全解；关注创作背景，点明题旨；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讲授诗之结构次第，从整体上彰显了大历诗歌的成就。清人乔亿编选评点《大历诗略》六卷，建构完整的大历诗人体系和大历诗观，而唐汝询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唐汝询；高棅；乔亿；《唐诗解》；大历诗观

自唐人选唐诗开始，选唐诗遂成为一种风习，选家众多。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云：“唐诗选自殷璠、高仲武后，虽不皆尽善，然观其去取，各有指归。”[1]在众多的选本中，晚明唐汝询所编选的《唐诗解》50卷是有其特色的①。唐汝询以高棅《唐诗品汇》为圭臬，比较详细地注释诗歌之后，特别注意于“揣意摹情”“自发议论”[2]凡例，着重于意旨的阐发。所谓“当时之风会与作者之情曲”，正是通过唐汝询独特的评解方法而获得。高棅分唐诗为四唐，尤其注意于中唐诗歌的研究，所谓“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澹，刘隋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并且认为唐诗“名家擅场，驰骋当世”，“靡不精粗邪正、长短高下之不同，观者苟非穷精阐微，超神入化，玲珑透彻之悟，则莫能得其门而臻其壶奥矣”[3]9。以大历诗歌为“中唐之再盛”，发前人所未发，乃高氏之特识，而唐汝询禀承高廷礼之区划，详加评解，穷精阐微，指示门径，张扬大历诗歌的成就及价值，对完善时人对唐诗的认识，具有深远的影响。清人乔亿承其绪余，编选评点《大历诗略》六卷，建构了完整的大历诗人体系和大历诗观。因此寻绎唐汝询对大历诗歌之选录评解，对于理解唐诗史上重要的发展环节，完善大历诗歌的认识、建立大历诗学观，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

高棅以四唐九格区划唐诗，《唐诗品汇·凡例》有曰：“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为旁流。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不以世次拘之。”其目的在于“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3]10。既注意到每一时期总的趋向和共 同的风貌，更强调同一时期

①唐汝询应为晚明人，《唐诗解》编纂于万历时期。雷恩海《唐汝询生平考述暨著作钩沉》曰：“唐汝询约生于万历二、三年(1574、1575)”，崇祯五年(1632)，唐汝询年近六旬时，在虞山为钱谦益校订《钱注杜诗》，“唐汝询一生，主要生活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或许经历了崇祯末年朱明王朝的风雨飘摇。”“唐汝询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左右便开始了《唐诗解》的编选评解工作”，“于万历乙卯(四十三年，1615)，由许周翰捐资刊刻”(参见《兰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不同作家的艺术成就*王士禛《香祖笔记》：“宋元论唐诗，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体》、《鼓吹》等集，率详中、晚而略初、盛，览之愦愦。杨士弘《唐音》始稍区别，有正音，有余响，然犹未畅其说，间有舛误。迨高廷礼《品汇》出，而所谓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皆井然矣。”评价甚公允。。大概而言，高棅目中唐为接武，即特别看重大历诗歌的传承与新变*高棅以大历、贞元为中唐，元和以后为晚唐。《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曰：“唐诗之变渐矣，隋氏以还，一变而为初唐，贞观、垂拱之诗是也；再变而为盛唐，开元、天宝之诗是也；三变而为中唐，大历、贞元之诗是也；四变而为晚唐，元和以后之诗是也。”因而大历诗歌的重要性颇为突出，在整体上，高棅视大历为唐诗发展衍变之“接武”。。唐汝询评解唐诗，以高氏之选为渊薮，遂禀承其宗旨，亦重视大历诗歌，但在具体的选录及评解中，唐汝询却并完全受此局限，而是以自己的思想与观念，尽可能比较深入地评解大历诗歌，以彰显大历诗歌的艺术成就和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大历诗人主要有两大群体，一为活跃于长安、洛阳的“十才子”，一为长期任职于江南的地方官，如韦应物、刘长卿、李嘉祐、戴叔伦等*据《极玄集》卷上《新唐书·卢纶传》所载，大历十才子为钱起、卢纶、吉中孚、韩翃、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后人据其成就和流传作品，于十子屡有进退。江休复《嘉祐杂志》退崔峒、夏侯审、韩翃，进李益、郎士元、李嘉祐、皇甫曾，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则以卢纶、韩翃、刘长卿、钱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李益、李端、司空曙为十才子。乔亿则于《大历诗略》中参考诸家之说及诗人成就，构建了大历诗人之体系，创建其大历诗观。。《唐诗解》选录的诸多大历诗人的诗作，颇具代表性，一些重要的大历诗人及诗作，皆入选，如下表所示：

从所选诗歌数量上来看，排前三名者为刘长卿(60首)、钱起(43首)、韦应物(42首)，十首以上者乃皇甫冉(19首)、李益(15首)、韩翃(14首)、司空曙(10首)，十首以下者则有卢纶(7首)、刘方平(4首)、戎昱(3首)、张仲素(8首)、李端(8首)、李嘉祐(5首)、郎士元(6首)、皇甫曾(8首)、顾况(7首，另有1首骚体，大历诗歌选骚体者仅顾况一人)、耿湋(4首)、戴叔伦(5首)，尚有1首者乃丘为、包何、朱放、畅当等。应该说，大历诗人的主要成员，都入选了。其中，唐汝询还采录了高棅的另一著作《唐诗正声》*《唐诗正声》是高棅在《唐诗品汇》的基础上而选录出的一个诗歌选本。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一：“《唐诗正声》：高棅编《品汇》，得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虑博而寡要，杂而不纯，又拔其尤一千十首，汇是编。自序：声律纯完，世外自然之奇宝。”《唐诗解》由《唐诗正声》而补入的大历诗歌有：七言古诗皇甫冉二首、郎士元一首、韩翃一首、戎昱一首，五言绝句韩翃一首、顾况一首，七言绝句卢纶一首、耿湋一首，五言律诗窦叔向一首、韩翃二首、李端一首、崔峒一首、张众父一首，五言排律韦应物一首、韩翃一首。此类诗歌，唐汝询并未作评解，看来汝询之评解重点仍然在《唐诗品汇》。。

从诗体来看，五言古诗以韦应物(24首)、刘长卿(14首)、钱起(6首)、韩翃(1首)为代表；七言古诗以韦应物(1首)、刘长卿(7首)、戎昱(1首)、李益(2首)、郎士元(1首)、皇甫冉(2首)、钱起(5首)为代表；五言排律为韦应物(1首)、卢纶(1首)、刘长卿(7首)、皇甫冉(3首)、钱起(6首)、韩翃(1首)。而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几乎人皆有诗，乃大历诗人所擅长的诗体；而六言绝句实乃变体，选录了刘长卿(3首)、皇甫冉(3首)、顾况(1首)，以备其体而已。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唐汝询选录大历诗人及其诗作，考虑得还是比较全面的，力求从表现大历诗歌特色之视阈选诗，故而能够符合大历诗歌之实际。就其实质而论，唐汝询的这一基本认识，则源于高棅。

高棅《唐诗品汇》选录诗歌，以四唐九格来区划唐诗，力求展示唐诗发展衍变的内在理路。五言古诗选录刘长卿(40首)、钱起(28首)、韦应物(65首)，入名家，认为继盛唐诗之后，“刘、钱接迹，韦、柳光前，人各鸣其所长”，且曰“刘隋州之闲旷，钱考功之清赡，韦之静而深，柳之温而密，此皆宇宙山川英灵间气萃于时，以钟乎人矣，呜呼盛哉”[3]49，认为此乃上溯五言古诗正宗之梯航，即五言古诗，大历诗人刘长卿、钱起、韦应物、郎士元、皇甫冉、李端、卢纶、顾况、戎昱等19人，能得五言古诗之正，接武正宗。而唐汝询选录五言古诗之代表作家，则以高棅列入名家之刘长卿、钱起、韦应物为主，又从接武中选韩翃，以示其门径之广。

七言古诗，唐汝询选录刘长卿(7首)、钱起(5首)最多，而韦应物、戎昱、李益、郎士元、皇甫冉则为一时之选，足堪接武，因为，“中唐来作者亦少，可以继述前诸家者，独刘长卿、钱起较多，声调亦近似，韩翃又次之，他若李嘉祐、韦应物、皇甫冉、卢纶、戎昱、李益之俦，略见一二。虽体制参差，而气格犹有存者，亦不可阙”[3]269。

六言绝句，作者绝少，“开元大历间，王维、刘长卿诸人相与继述，而篇什稍屡见，然亦不过诗人赋咏之余矣”[3]391。而唐汝询所选大历六言绝句，乃刘长卿(3首)、皇甫冉(3首)、顾况(1首)，此外则仅选王维(5首)，皆源自《唐诗品汇》(高棅选12人24首)。亦可见出，六言绝句是大历诗人创变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尝试体裁。而五七言律绝乃大历诗人所擅长的主要诗体，高棅以为五言绝句，“中唐虽声律稍变，而作者接迹之盛，尤过于天宝诸贤”[3]390，而刘长卿、钱起、韦应物、皇甫冉、皇甫曾等大历诗人为翘楚。七言绝句，“大历以还，作者之盛，骈踵接迹而起，或自名一家，或与时唱和，如乐府、宫词、竹枝、杨柳之类，先后述作者，纷纭不绝。逮至元和末，而声律不失，足以继开元、天宝之盛”[3]429。就大历诗人而论，刘长卿、钱起、韦应物、皇甫冉、韩翃、卢纶、刘方平、李益等为接武。五言律诗，“中唐作者尤多，气亦少下，若刘、钱、韦、郎数公，颇绍前诸家，次则皇甫、司空、李、耿、韩以尽大乎大历诸贤，声律犹近”[3]508，戎昱、李益、戴叔伦等，遗韵尚在，犹可以继述盛时。高棅颇为重视大历诗人的五言律诗，评价甚高，故而选诗亦多，“以刘长卿、钱起、韦应物、郎士元共诗82首为上卷，以皇甫伯仲、司空曙、卢纶、李端、耿湋共诗90首为中卷之一；又自李嘉祐以尽乎大历诸贤，凡24人，共诗78首，为中卷之二；又自戎昱而下，至元和末得27人，共诗85首，为下卷。观者以见乎近体之盛，虽唐之文章屡变，而未全衰也如此”[3]508。

五言排律渊源自颜谢诸人之古诗，首尾排句，联对精密，至唐初而以五言声律之成熟改进之，四杰及沈宋、杜审言、陈子昂等从而实践革新，文体新丽，风容色泽，以词气相高，足以表现四海晏安、君臣暇豫之情状。王维、李白、孟浩然、高适为正宗，杜甫兼有众美，出入始终，排比声韵，发敛抑扬，疾徐纵横而无所不可，为大家。其后作者亦多，而大历诗人钱起、刘长卿、皇甫冉、李嘉祐、卢纶、司空曙、耿湋等为接武。

七言律诗亦为大历诗人所擅长，钱起、刘长卿独出于一时，足与盛唐诗人相颉颃，故而高棅遂列为羽翼：“天宝以还，钱起、刘长卿并鸣于时，与前诸家实相羽翼，品格亦近似。至其赋咏之多，自得之妙，或有过焉。”[3]706而韦应物、皇甫冉、皇甫曾等大历诗人则为接武，“中唐来，作者渐多，如韦应物、皇甫伯仲以及乎大历才子诸人，相与接迹而起者，篇什虽盛，而气或不逮”，是盛唐到元和时期七言律诗的发展衍变的桥梁，所谓“宪章祖述，再盛于元和间，尚可以继盛时诸家”[3]707。

从诗体来看，唐汝询与高棅保持了一致的看法，皆认为大历诗人及其诗作，乃唐诗发展衍变之一重要环节，许之为“名家”、“羽翼”、“接武”，是符合诗歌史之实际的。从诗歌的题材来看，唐汝询选诗，亦能紧紧抓住大历诗歌的特色，选诗评解，彰显其特色。

二

唐汝询选诗，能够把握大历诗歌之特色，从题材上来看，《唐诗解》比较集中地选录了送别唱酬、登临写景抒情、怀古、时政等类别，几乎囊括了大历诗歌题材的全部。而且唐氏评价大历诗歌，有独具匠心之处，具体而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一)描摹情状，感同身受

唐汝询论诗，特别注意于探讨大历诗人之情怀，对经历盛哀之变、身处乱离后哀败之生存状态，多有体味，能掘发其孤怀幽绪。如钱起《逢侠者》：“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寸心言不尽，前路日将斜。”侠士相聚而悲歌慷慨，然日暮路斜，前途逼仄，诚然有英雄失路之悲。唐汝询体味身经乱离而徬徨无依的诗人钱起之孤苦，遂有“此慕侠者之风而惜光景之促。若曰吾老矣，不能用”[2]530的感伤悲凉。《南楚怀古》一诗，乃刘长卿蒙诬被贬南巴，途经南楚凭吊屈原而作，诗人坚贞自守却无端蒙诬，其内心的忧愤、孤高难平，眼中所见，遂有骨鲠，故有“往事那堪问，此心徒自劳。独余湘水上，千载闻《离骚》”。唐汝询深切地体味到了刘长卿的深广忧愤、孤高，解曰：

此叹浮荣易磨，立言不朽，盖因放逐而以屈原自况也。言我至楚，寻访古时遗迹，则见章华之宫尽生蓬蒿。陵谷犹存，贤豪绝响，珍宝无余矣。于是泛舟而游，惟睹秋色之凄厉，独于湘水之上闻《离骚》之音，乃知忠贞之在人心，亘天地而不磨，庶可以自慰矣。[2]203

其他如七言律诗，李端《宿淮浦忆司空文明》评解曰：“端尝为校书，与文明俱仕于朝，时盖失意客楚，故言离忧日长，又加一倍愁心，夜思无穷，无非恋我旧游耳。今朝中故人托之梦寐，楚天凉雨，身在孤舟，良亦悲矣。况地边淮海，秋树凋残，将何写此别恨耶！一赋之外，无他娱也。”[2]1145皆能结合诗人身世，体味其内心情绪，深切而细致，亦是自幼目盲的唐汝询内心的孤高、不甘沉沦的情怀的展现。

(二)生发而补足语意，得其全解

诗之为诗，贵在含蓄蕴藉，意余象外，语尽情遥。唐汝询对此有独到体会，在评解大历诗歌时，常常生发而补足语意，得其全解。刘长卿五言绝句《逢雪宿芙蓉山》极为凝练，唐汝询解曰：“首见行之难至，次言家之萧条”，并且想象以补足诗意，“闻犬吠而睹雪中归人，当有牛衣对泣景象”，且感慨言之“此诗直赋实事，然令落魄者读之，真足凄绝千古”[2]529。唐氏以“牛衣对泣”景象，延伸了风雪夜归的场景，极为生动，丰富了诗意，使之具有无限读解的可能性。另如戴叔伦《三闾庙》“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解曰：“屈子之怨非沅湘所能流而去者，枫树萧条，非其遗恨耶？”[2]554皆能生发补足诗意，使之明瞭，而有进一步说解的可能。

当然，比较多的评解，乃将诗境以散文化语言表述，描摹补充，使读者易于理解。唐氏的评解，更近于凝练优美的抒情小品文，描摹诗境，营造氛围，点明题旨，易于读者之读解。如刘长卿《谪居干越亭作》：

此亦被谪之时，道经此亭而作也。即至天南，已约归望，坐对新柳，滋增客怀。日暮鸟归，孤舟而宿者，知我为谁也？身投越徼，家陷胡尘。山水苍茫，云徂何往？昔尝以御史居秦台，尚悲登庸之晚，今以逐臣趋楚泽，能不采蘋而怨乎？践草闻莺，魔杖难堪耳！然我何为而至此，正以独醒引人之厌，直道足以起众之嫉，遂至得罪放逐，涉历风霜，犹幸得全此生，亦天地之仁也。但客泪长满，穷鳞无依，流放之余，机心已息，则惟亲鸥鸟以自适，岂以窘辱而更独醒之操哉？高仲武曰：长卿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练饰，如“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可谓伤而不怨，亦足以发挥风雅。[2]1270

无疑，这样的评解，突破了诗的意象跳跃性，将诗之内在脉络表述出来，又能够以诗之相关意象撰写成凝练蕴藉的抒情小品文，易于读者切入诗境，明瞭诗人意旨。显然，在通解诗意的基础上，再读原诗，对诗境之体味会更为深入，体悟诗人独具之匠心。

(三)关注诗之创作背景，点明题旨，阐发诗意

此类情况比较复杂，对诗之创作背景比较清楚者，唐汝询则交待诗之背景，点明题旨，揣摩诗意。如，刘长卿《上阳宫望幸》，唐氏指出诗之背景：“此东京遭乱，明皇幸蜀，宫殿空虚而作是诗也。”继而缕述诗意：“言鸾舆未返，禁苑经春，草木皆沾新天子之恩泽矣。所不改者，惟门外之河山耳。今观空宫之中，寂寥如此，岂复有望幸之臣乎？独彩云去来，犹若候天子之还也。其黍离、麦秀之悲，可胜道哉！”[2]1118所谓诗之背景，并非皆指政治事件，而是指诗歌产生的文学生态，即诗人兴发之所由。如戴叔伦《湘南即事》，唐氏则点明此诗之创作背景：“此仕宦于楚，思还京师，感时物之数变，叹见君之无期，故恨沅湘无情，不为少住，以慰愁人之怀。”[2]727这样通脱的说解，有裨益于诗歌的深入理解。

对一些创作背景不甚清楚者，唐汝询往往揣度时事，联想分析，探讨诗之意旨。如韩翃《汉宫曲》，唐氏指出“此诗时事无考”，但又据诗歌而揣摩悬想：“疑代宗崩，其宫人有出奉园陵而居小市者。极居室之华，闻于天子，天子将移仗迎之。且有则天聚麀之乱，故直赋其事以刺。然既称汉室，复云汉宫，盖讳之。若曰：汉时有此事耳。”[2]711极大地丰富了诗的内涵，强化了对诗的理解。卢纶《从军行》，唐汝询以为：“此疑当时有败军之将收其残兵，啸聚边地……盖德宗之世，内多奸臣，边臣解体，藩镇之祸所由盛矣。”[2]1279则使此诗“李陵甘此没，惆怅汉公卿”，有所附丽，从而为读者展现了中唐朝廷不能统御边帅、致使藩镇强横的现实，拓展了诗歌的内涵。

另有一类诗歌，并没有明显的写作背景，唐汝询并不多作深解、曲解，而是就诗解诗，以直感论析，最为明白切当。如，韦应物《听江笛送陆侍御》，解曰：“临觞之听，悲矣，未若独宿之闻为尤惨。”[2]537又如，司空曙《长安晓望寄程补阙》亦可探求诗之背景，发掘其微言大义，而唐氏并未作过深之评解：“此历叙晓望之景以示补阙，因叹己之流落也。夫山河之固，宫阙之丽，漏声之远，御柳之繁，天下之壮观也。彼笙歌车马，纷然其间者，并得意宦游之人。我独守诸生而未达，能不愧此虚名乎？”[2]1143反而更能切近诗之内蕴，给读者以审美的享受。

显然，唐汝询乃根据对诗意理解的需要，而探求诗之创作背景的。探求诗歌创作的文学生态，目的即在于从创作的背景来理解诗意，对一些背景不明、或无必要明瞭者，唐氏并不作过多求解，而是紧扣诗意，说解阐释而已。

(四)以很强的艺术感受力，讲授作诗之结构次第

唐汝询有很强的艺术感受力，往往于评解中讲授诗之结构次第，既便于读解诗歌，亦助于诗歌之创作。如：

韦应物《登楼寄王卿》：此诗先叙情，后布景，是绝中后对法。[2]707

郎士元《赠钱起秋夜宿灵台寺见寄》：此因钱起夜宿僧房而赋其事。首纪寺之所在，次纪来游之时，颔联写即景悟禅之意，颈联见经行山水之幽，末言我之所忆不止于此，更欲寻双峰最高之处而登焉，游赏之心且期与尔同之耳。[2]1139

评价诗歌艺术，唐汝询特别将大历诗与其他时期相比较而论。如，皇甫冉《山馆》：“盛唐浑厚之风到此殆尽，然清淡一种亦自足观，第未若苏州之绝尘耳。”[2]539刘方平《长信宫》：“秋风一联，翻古极佳。恨语涉粗豪，非大历名笔。”[2]542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允言语素思弱，独此绝雄健，堪入盛唐乐府。”[2]546

显然，唐汝询对大历诗歌的评介，能够把握其时的时代社会思潮，着重情感上体味大历诗人的生存状态及其情怀，从艺术上彰显其特色，为大历诗歌的整体性价值的认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

《唐诗解》之编选渊源于高棅《唐诗品汇》[4]。高棅《唐诗品汇》“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3]14。以大历诗歌为接武，而对大历诗人成就卓著者，如五言古诗，将刘长卿、钱起、韦应物列入名家；七言律诗，钱起、刘长卿入羽翼，跻身于盛唐之列。高棅将中唐分为大历、贞元两个时期，称为“中唐之再盛”[3]8，故能接武盛唐，开创一代诗风，认识到大历诗歌乃唐诗发展衍变之一关键，评价颇高。

高棅之诗学理论，与严羽诗学一脉相承。《沧浪诗话》论诗“以时而论”，有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5]53；“以人而论”，大历时期则有“韦苏州体”[5]58。《诗辨》讲“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虽批评“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但并未完全漠视大历诗歌，主张诗歌应“熟参”，熟参汉魏盛唐，“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5]12，并未漠视其应有之成就。严羽将诗歌的发展，划分出一个时段，单独论述大历诗歌，影响于高棅，则重视大历诗歌，许之为接武，突现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节，其意义颇深远。而《唐诗解》虽以《唐诗品汇》为选编渊薮，但从选与评解的独特视阈，落实了高棅的大历诗观，对彰显大历诗歌成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至清代，宝应乔亿(1702-1788)编选《大历诗略》6卷，选录了天宝至贞元间32位诗人的526首诗歌，自具特色。乔亿认为刘长卿“体气开大历之先”[6]原序，其诗列为首卷，而钱起、郎士元、李益、李嘉祐分列为第二、三、四、五卷之卷首；将卢纶(2卷)，韩翃、司空曙、崔峒(3卷)，李端、耿湋(4卷)，皇甫冉、皇甫曾(5卷)分列于各卷之下；第6卷收录刘方平、柳中庸、蒋涣、秦系、张继、严维、顾况、郑锡、戎昱、姚伦、戴叔伦、于良史、张众甫、章八元、张南史、刘商、刘复、冷朝阳、朱放19人的诗歌。乔亿以为：“刘方平以下十九人先后翱翔天宝、贞元之际，不皆与钱、郎诸家接席而散帙，清华之气湛若方新，无弗同也。惟刘复言气韵尤高，顾况歌词骏发踔厉而外，录其能似类者。戎昱、戴叔伦尚存雅调，都为末卷，以尽大历之体制无遗。”[6]原序如此，乔亿则构建了完整的大历诗人体系，且层次分明。

乔亿论诗以性情为本，而“所谓性情者，不必义关乎伦常，意深于美刺，但触物起兴有真趣存焉耳”[7]。大历诗歌的特色就在于触物起兴，有真趣，表现诗人一己之深切感受与体认，而不一定要关乎伦常、深于美刺，这一点正是契合乔亿心意处。从艺术而言，乔亿认为“古人诗境不同，譬诸山川”，杜诗如河岳、李白诗如海上十洲，而“大历十子诗如巫山十二，各占一峰”，有其独到的价值。并且，乔亿认为大历和开元时期的诗歌(即盛唐诗)一样，不易学习：“为诗者不祖开元、大历有故：一为格韵高，非后人易到，但习复长庆以下诗为便利，以至琐碎寒窘，入鄙体、俗体而不自知。一为语清省无以展拓才思，径放笔为韩、苏，规模始大，以至乱杂无章，名野体而不可得，是无惑乎？学如牛毛，成如麟角也。”并且还说：“又或知肤庸不可为诗，但求新于事实词句间，兴象都绝，尚何诗之可贵。”[6]说诗五则乔亿认为一方面大历诗格韵高，不易学，学而不得，则易流于琐碎寒窘，成鄙体、俗体；另一方面，大历诗歌诗语清省，触景而兴，有真感受，不易展拓才思，受到很大的约束，不如韩愈、苏轼之诗规模大，如大河东注，不择精粗，以至于乱杂无章而入野体。即大历诗不可肤庸，又不可只求事实词句之新，而应讲求兴象。当然，乔亿也认识到大历诗的缺点，即：“大历诗品可贵而边幅稍狭，长庆间规模较阔而气味逊之。”[6]说诗五则这样的诗学认识，又通过《大历诗略》之选与评相结合的方式，无疑抉示大历诗的艺术价值，建构大历诗观，彰显其在诗歌史上的成就，提升了大历诗歌的地位，堪称唐诗之“接武”，其诗学史的意义是巨大的。然就其实际而论，唐汝询之《唐诗解》对大历诗歌艺术成就的张扬，则是大历诗观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其承上启下的作用不容低估。

[1]沈德潜.说诗晬语[M].北京：中华书局，1979：255.

[2]唐汝询.唐诗解[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3]高棅.唐诗品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雷恩海,薛宝生.《唐诗解》之成书与《唐诗品汇》的渊源关系[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5).

[5]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6]雷恩海.大历诗略笺释辑评[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7]乔亿.剑溪说诗[M].清诗话续编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098.

[责任编辑海林]

BridgingthePoeticTheoryConstructionsofDaliPeriod——On the Source and Influence of Tang Ruxun’s Evaluation of the Poetry of Dali Period

LEI En-hai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Based on Gao Bing’s Appreciation and Collection of Tang Poetry , Tang Ruxun selected and complied his Annotated Poetry of Tang Dynasty. Having accepted Gao Bing’s defini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poetry of Dali Period, Tang Ruxun, carried ou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Gao Bing’s poetic theories by means of combining selection with evaluation. On evaluating the poetry of Dali Period, Tang Ruxun was unique in style: portraying the conditions in poems as if experiencing them himself, developing and making the meanings of the poems complete so as to ensur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reative background and pointing out the main idea of the poems, with strong artistic appeal explaining the structure and components of poetry and therefore showing the great achievement of the poetry of Dali Period on the whole. Serving as a brid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evaluation, Tang Ruxun greatly influenced QiaoYi of Qing Dynasty, who complied, selected and annotated six volumes of Outline of the Poetry of Dali Period and thus completely constructed the system of poets and poetic theories of Dali Period.

Tang Ruxun;Gao Bing;QiaoYi;Annotated Poetry of Tang Dynasty；The Poetic Theory of Dali Period

I206.2

A

1000-2359(2012)02-0204-05

雷恩海(1969—)，男，甘肃景泰人，文学博士，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与古代文学研究。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1LZUJBWZY010)

2011-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