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春梅，欧光耀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1204年后东西方教会彻底分裂原因初探

罗春梅，欧光耀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到1215年拉特兰会议时，东西方教会实际上已经彻底分裂。导致东西方教会彻底分裂的原因在于，拉丁人占领君士坦丁堡和原拜占廷大部分领土之后，在那里进行殖民统治，英诺森三世强硬要求拜占廷人和拜占廷教会服从罗马教会，而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对拜占廷领土的征服和殖民统治引起拜占廷人根深蒂固的仇恨，拉丁人主教们的暴行和滥用权力也引起拜占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使得东西方教会之间完全不可能调和，拜占廷皇帝与罗马教皇统一东西方教会的一切努力都因拜占廷民众和教会的强烈反对而失败。

教会分裂；君士坦丁堡；英诺森三世；拜占廷

1054年，罗马教皇使节亨伯特(Humbert)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米哈伊尔一世(Michael I Keroularios，1043-1058年在位)相互开除教籍。亨伯特等指责米哈伊尔一世及其追随者“因犯有上述(使用发酵面包做圣餐)的错误和渎神之罪”，宣布开除米哈伊尔以及仪式上神学上支持米哈伊尔的所有人的教籍；反过来，米哈伊尔宣布开除亨伯特等人的教籍[1]。这一事件往往被认为是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的标志。然而，1054年事件并没有造成东西方教会的真正分裂。当时只是在政府和教士中有所意识，广大民众则对这一分裂反应平静，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并不知道东西方教会的教义差别，后来教皇们在与拜占廷的交流中也从未提起过这一事件，东西方教会仍然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在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拉丁人(指当时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欧洲人，下同)对君士坦丁堡历时三天的洗劫和随后对拜占廷帝国各地的征服与统治，真正把拜占廷人对拉丁人的仇恨烧成了烈火，特别是在宗教方面，东西方教会基本上已经没有和解的可能。到1216年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1198-1216年在位)去世时，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局面实际上已经无法挽救[2]。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2004年在纪念1204年事件800周年时罗马天主教教皇已就此事向东正教教徒正式道歉。

本文旨在分析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东西方教会彻底分裂的原因，以促进相关研究。笔者认为，导致东西方教会彻底分裂的原因在于，教皇为扩张罗马教会势力范围，强硬要求拜占廷人服从罗马教会；而拉丁人对拜占廷领土的洗劫、征服和统治引起拜占廷人根深蒂固的仇恨，使得教皇的这种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导致罗马教皇与拜占廷皇帝的教会统一协商一再遭到反对。

一、拉丁人在原拜占廷领土上进行殖民统治

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大肆洗劫，在拜占廷各地进行征服战争，瓜分拜占廷的领土和权利，建立起拉丁帝国(Latin Empire，1204-1261年)和众多封地。拉丁人在征服的原拜占廷领土上实施殖民统治。根据戴维·雅各比对当时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拉丁人征服者与拜占廷人关系的研究，拉丁人在那里实行的是殖民统治，拉丁人是统治者，当地人是被统治者，地位低。在不实行西欧分封制的克里特、雅典和希俄斯(Chios)等地，拉丁人严格排斥拜占廷人，当地人被严格禁止融入统治集团或侵犯拉丁人的统治地位，甚至拜占廷人皈依罗马天主教也不能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3]。据拜占廷著名史学家尼基塔斯·侯尼雅迪斯(Nicetas Choniates，1155-1217年)记载，拉丁人夺走拜占廷人的一切财产，拒绝与拜占廷人交往，拒绝拜占廷人的服务请求，虽然确实有少数拜占廷人为他们卖命。他们还以谋杀阿莱克修斯四世(Alexius IV Angelos，1203-1204年在位)的罪名残酷处死了俘获的阿莱克修斯五世(Alexius V Ducas，1204年1月28日-4月12日在位)，虽然后者申辩说阿莱克修斯四世是卖国贼；而被他们一再斥为背信弃义的阿莱克修斯三世(Alexius III Angelos，1195-1203年在位)，他们只是关押他而已[4]332，330。这种处理的截然不同，显然是因为阿莱克修斯三世不抵抗他们并逃走，而阿莱克修斯五世坚决抵抗他们，只是在抗敌无望为了保命最后才不得不逃走。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那里的各个教堂和修道院被拉丁人控制，教会财产大部分被改作俗用。拜占廷人教士很多逃到尼西亚(Nicaea)或伊庇鲁斯(Epirus)避难。根据1204年3月威尼斯人与非威尼斯人签署的分赃协议，未被选上皇帝的一派有权组织圣索非亚大教堂并选出大教长[5]141-144，由于被选上皇帝的是法国人鲍德温(Baldwin I,1204年5月-1205年4月在位)，因此，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占领了圣索非亚大教堂和最富庶的修道院，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安置一批教士，这些教士选举威尼斯贵族托马斯·莫罗西尼(Thomas Morosini)担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这一选举得到教皇的批准，教皇还承认了拉丁人建立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辖区的合法性。从1204年到1261年，圣索非亚大教堂40位教士中，32位是威尼斯人，其余的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这显然是一个殖民地的教堂[6]。同样，在拜占廷地方，所有被拉丁人征服的地方各教堂和修道院也都被置于拉丁人的控制之下，拜占廷人大教长、主教、修道院院长等遭到驱逐，取而代之的是拉丁人大教长、主教、修道院院长等。拉丁人在征服的拜占廷领土上到处安置拉丁人教士、西方的宗教军事团体如多明我会(Dominicans)、方济各会(Franciscans)。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拉丁帝国的建立使英诺森三世欣喜若狂，在他看来，长期以来罗马教皇统一东西方教会这一梦寐以求的目标终于实现。他马上把拉丁帝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认可君士坦丁堡帝国由希腊人(指拜占廷人，下同)移交给拉丁人。1204年11月7日，他写信给拉丁帝国皇帝鲍德温，称鲍德温保存他的帝国的最好方式是使君士坦丁堡帝国服从罗马教会，罗马教会已经成功祈祷帝国的改变；1205年他把博尼法斯(Boniface of Montferrat)的封地和占领的土地也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5]113-115,159-160。他无视希腊人大教长约翰十世(John X Kamateros，1199-1206年在位)仍然活着，批准由威尼斯人选出的托马斯·莫罗西尼担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5]132-139。他使被征服的原拜占廷土地上的拉丁人教士严格服从罗马教会。1206年，教皇使节贝内迪克特(Benedict of Santa Susanna)与拉丁帝国摄政佛兰德的亨利(Henry of Flanders)签订条约，规定拉丁人贵族们上缴他们的地产和收入的1/15给罗马教会[7]606。

二、教皇强硬要求拜占廷人服从罗马教会

英诺森三世采取措施保证拜占廷人和拜占廷教会对罗马教会的服从。1204年11月13日教皇写给十字军中教士们的信表明，他相信拜占廷人和拜占廷教会将顺从罗马教会。他在信中声称，希腊人教会将接受“和子”句教义，希腊人将完全抛弃他们的犹太教起源，与罗马教会完全协调一致。1205年，他派使节贝内迪克特到君士坦丁堡，以便“希腊帝国从不服从的和迷信的变成服从的和虔诚的儿子”；同时，他给所有拜占廷人教士写信，命令他们服从使节贝内迪克特，否则予以惩罚[5]116-126,156,158-159。他要求拜占廷人必须正式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按照封建形式紧握教皇使节的双手发誓；主教必须发誓忠诚和服从罗马教会，响应宗教会议的每一个号召，像西方主教们一样前往罗马教廷，以恰当的仪式接待教皇使节，并把教皇的名字记在双连记事板(diptych)上[7]606。

为保证拜占廷人和拜占廷教会的服从，英诺森三世愿意在次要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例如，在建立起拉丁人在君士坦丁堡的统治之后，英诺森先是想把希腊人仪式同化为拉丁人仪式，改变希腊人用发酵的面包做弥撒的仪式，但在第二年英诺森就指示大教长托马斯·莫罗西尼说，如果希腊人不愿改变他们做弥撒和圣事的仪式，他应该容忍他们，直到罗马教会考虑成熟后作出不同的决定。又如，他把希腊人修道院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允许希腊人修道院和修女院保持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极度赞美圣阿索斯山(Athos)的修道士们。再如，在1215年拉特兰会议(Lateran Council)上，在仪式和习俗问题上，他仅仅禁止了希腊人两个习俗，即清洗拉丁人做弥撒的圣坛和对拉丁人教士施洗过的婴儿重新施洗礼。对不同语言和仪式的信徒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地区，他规定，选出他们各自的教士，以各自的语言、习俗实行各自的弥撒，进行各自的圣事；东方教会包括拜占廷教会中教士结婚在法律上的合法性也得到英诺森的承认，等等[8]265-266。

尽管教皇在仪式和圣事等次要问题上进行让步，但他在要求拜占廷人和拜占廷教会服从罗马教会问题上决不动摇。在他看来，东西方教会重新统一的唯一的绝对的前提条件是拜占廷人绝对服从罗马教皇。1213年教皇派红衣主教贝拉基(Pelagius)出使君士坦丁堡，指示他迫使所有希腊人教士服从罗马教会。贝拉基把反抗的拜占廷人投入监狱，在教堂大门上贴上封条，把修道士赶出修道院。在1215年拉特兰会议上，教皇虽然在仪式和习俗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明确宣布希腊人重新处于罗马教会的管辖之下[7]606-607。英诺森三世扩张罗马教会势力范围的野心并无改变。1205年7月，教皇得知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历时三天的洗劫后，他虽然表示愤怒、厌恶，但他并不愿意把君士坦丁堡还给拜占廷人，不仅如此，他还希望拉丁人进一步在原拜占廷领土上扩张势力[5]171-176。

教皇对拜占廷人的要求引起了强烈的抵制，这种抵制因拜占廷人的仇恨而变得更加强烈。

三、拉丁人对拜占廷领土的洗劫、征服和殖民统治引起拜占廷人根深蒂固的仇恨

从11世纪起，西方开始对外扩张，其中十字军东征、意大利人的商业扩张和诺曼人的扩张等恶化了拜占廷人与拉丁人的关系，引起了拜占廷人对拉丁人的仇恨，导致1182年君士坦丁堡民众屠杀拉丁人、1187年君士坦丁堡工匠与拉丁人军队战斗等事件，1185年诺曼人西西里侵略拜占廷、洗劫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进一步加深了拜占廷人对拉丁人的仇恨。然而，真正导致拜占廷人对拉丁人的仇恨根深蒂固的是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和随后对拜占廷领土的征服和统治。

拉丁人洗劫君士坦丁堡的暴行遭到12世纪末拜占廷宫廷高官尼基塔斯·侯尼雅迪斯的一再痛斥[4]314-320,322-325,357-362。他写道：“拉丁人劫掠一切，夺走一切，不留给财产的原主人任何东西，轻蔑他们，拒绝与他们交往，俘虏他们，辱骂他们，驱逐他们。罗马人衣衫褴褛，因禁食而消瘦，面色苍白，面如死尸，流的血比泪更多。他们成群结队离开君士坦丁堡，一路上有的伤心失去的财产，有的恸哭女儿被奸污，有的悲伤伴侣的丧失，等等。”[4]322-323拉丁人的洗劫使原来同情十字军的尼基塔斯·侯尼雅迪斯看清了他们的虚伪面目，他痛斥拉丁人，并祈求上帝的拯救：“更加有罪的是那些人，他们肩背十字架，不断以十字架和上帝的话发誓不流血地经过基督教徒的土地，发誓不转向右边也不转向左边，发誓拿起武器攻打萨拉森人，用他们的血染红自己的剑；他们洗劫了耶路撒冷，发誓只要肩背十字架就不结婚，也不同妇女性交，他们献身上帝并致力于追随上帝的脚步。实际上，他们是骗子。寻求为圣墓报仇，他们公开地狂暴地反对基督，用他们背上戴的十字架破坏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为了一点金银脚踏在上面甚至不发抖。……伊斯玛仪的儿子们(即穆斯林)没有这样行事……我们应该同大卫大声叫喊：‘记住我们，啊上帝……’我们完全知道，不敬神的人最终将被忽视被鞭打，对那些信任上帝的人来说，他们的惩戒将伴随着对悔悟和安慰的呼唤。”[4]316-320

不仅拉丁人的洗劫点燃了拜占廷人特别是君士坦丁堡人们的仇恨之火，而且随后拉丁人的殖民统治也加深了各地拜占廷人的仇恨。维尔阿杜安(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说，拉丁人开始在帝国瓜分土地，但获得土地后，贪婪使他们无法和平生活，他们都毫不关心别人的权利，结果拜占廷人开始仇恨、憎恶他们。拉丁人在征服土地上实行殖民统治，排斥拜占廷人；一些拜占廷人想为拉丁人卖命，在遭到拒绝后，转而与拉丁人为敌。拉丁人的征服和殖民统治引起拜占廷人的仇恨，1205年，在欧洲地区，拜占廷人纷纷起义，拉丁帝国统治者不得不把在亚洲地区征战的拉丁人军队撤到欧洲地区援助那里的拉丁人；在亚洲地区，布拉西厄(Peter of Bracieux)率军攻打普鲁萨(Prusa)城，那里的市民拒不投降，拉丁人攻不下城，只得撤退，遭到市民的奋力追杀，这种英勇杀敌的行为引起很多拜占廷人纷纷效仿，他们杀死大量拉丁人，特别是在凯萨里亚(Kaisareia)城[9][4]331,335-336。拜占廷人新任大教长米哈伊尔四世(Michael IV Autoreianos，1208-1214年在位)甚至在宗教上批准拜占廷人攻打拉丁人的战争，他赦免在保卫领土的战争中牺牲的所有战士生前所犯的一切罪过[10]518。这与拜占廷传统截然不同。

在拉丁人征服的拜占廷领土上，拜占廷人大教长、主教、修道院院长遭到驱逐，拉丁人取代他们的位置；拜占廷人的教俗财产遭到全面没收。不过，尽管高级教士是拉丁人，但教区的牧师大多仍是拜占廷人，他们许多拒绝承认拉丁人大教长托马斯·莫罗西尼，后者在1205年夏一到君士坦丁堡就面临拜占廷人教士们的抵制。托马斯·莫罗西尼后来没能与拜占廷人达成和解，拜占廷人主教大多拒绝服从他；当拜占廷人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祈祷式中不提他的名字时，他就临时终止拜占廷人的宗教仪式[11]。在君士坦丁堡，许多修道士没有逃离，他们留了下来，把拉丁人的征服看做对他们的信仰的考验[10]515。1213年红衣主教贝拉基的迫害激怒了拜占廷人。在1215年拉特兰会议上，没有一个拜占廷人教士参加，甚至拉丁帝国的拉丁人教士也很少克服困难前去参加会议。在英诺森三世努力统一的所有东方各主教辖区中，只有黎巴嫩(Lebanon)的马龙派大教长耶利米亚(Jeremias)参加会议，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或鲁塞尼亚(Ruthenia)的主教没有一个应邀参加，甚至西利西亚(Cilicia)的亚美尼亚教会大主教或其代表也缺席。1215年拉特兰会议表明，英诺森三世恢复东西方教会统一的努力几乎全部崩溃[7]606-607[8]262。拉丁人教士和当地拜占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英诺森三世的继任者们统治下没有得到改变，13世纪教皇们在通信中不断针对拉丁人主教们的暴行和滥用权力对他们进行劝告，他们的暴行和滥用权力引起拜占廷人的仇恨。“征服者的功绩注定什么也不会留下，除了积压在希腊人心头的仇恨”[7]607。

四、拜占廷人的仇恨使得东西方教会之间无法调和

1204年后，拜占廷人极度仇恨拉丁人，其中，对罗马教皇，拜占廷人最初还抱有幻想，但很快幻想破灭。当1206年拜占廷人大教长约翰十世在流亡中去世时，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廷人请求英诺森三世允许他们选出新的君士坦丁堡正教大教长，由于这一请求不符合教皇统一东西方教会的初衷，遭到了教皇的断然拒绝[10]516。而且，教皇至死是拉丁帝国最坚定的庇护人和捍卫者，这使得拜占廷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信任和仇恨教皇。拜占廷人对拉丁人包括教皇的仇恨使得东西方教会之间完全不可能调和。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拜占廷教会还可能与罗马教会调和，但这之后，东西方教会之间连调和也不可能了。当时有一本题为“我们对拉丁教会的不满”的小册子，其中列举了拜占廷人对拉丁人的大量指责，声称不可能与刮胡子、在星期三吃肉、在四旬斋吃鱼的人共享圣餐。更温和的拜占廷人则在1213年左右写给英诺森三世的信中说，他们愿意调和，条件是召集基督教大公会议解决问题，禁止使用暴力获得他们的支持[7]605。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拜占廷神学家往往容忍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差异，但这之后，他们不再沉默，例如，基齐库斯(Cyzicus)大主教斯蒂尔韦斯(Constantine/Cyril Stilbes)激烈抨击教皇授予免罪的做法，批评拉丁人教士致力于战争，等等[10]516-518。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拜占廷皇帝与罗马教皇协商教会统一问题，一般的拜占廷人并不加以干预。例如，1167年，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Comnenus，1143-1180年在位)曾与教皇使节达成统一协议：曼努埃尔承认罗马教会居首位，教皇使节承认曼努埃尔为唯一的罗马人皇帝。这一协商最后失败是由于教皇因德军撤走、不再需要拜占廷的保护而拒绝批准这一协议，而不是由于拜占廷人的反对。但这之后，拜占廷皇帝为获得西方军事援助而与罗马教皇进行的关于教会统一的任何协商都遭到拜占廷人的反对。几个皇帝亲自或派使者到西方协商教会统一问题，以期获得西方的军事援助，但是他们都不能说服人们接受教皇所要求的条件，即在教会事务上服从罗马教皇，因为拜占廷人无法原谅1204年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及其后对拜占廷领土的殖民统治。1204年后，拜占廷皇帝们曾为教会统一问题进行过20多次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是1274年和1438-1439年这两次)，所有这些都因拜占廷人们的强烈反对而告失败[12]59-62。

实际上，正如皇帝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 VIII Palaiologos，1259-1282年在位)指出的，拜占廷对罗马作出的让步主要是理论上的而不是事实上的，不会对拜占廷主权或行动自由造成任何实质上的限制[12]66。然而，这时的拜占廷民众甚至连名义上的让步也不能容忍了。正如尼基塔斯在就拉丁人洗劫君士坦丁堡发表感慨时所指出的，比起拉丁人的野蛮，穆斯林更为温和[4]316-317。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从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直到1453年拜占廷帝国最后灭亡，拜占廷人大多宁愿让土耳其人占领也不愿服从罗马教会。

此外，据安戈尔德的研究，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拜占廷教会与罗马教会进行斗争，在民众中的威信提高。例如，拜占廷人大教长鼓励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徒面对拉丁人的迫害坚持自己的信仰，对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大教长监禁一些拜占廷人教士他直接进行干预，等等。而在1204年前，捍卫正教的活动是由皇帝来完成的。结果，拜占廷政体的平衡改变，皇帝地位下降，教会地位提高，教会捍卫正教反对拉丁人的斗争赢得民众的热情支持[10]519-563。因此，在拜占廷末代王朝(1261-1453年)，教会贵族“对国家政务指手画脚，横加干涉，稍不满意，便煽动叛乱，制造社会动荡”[13]405。结果，“当国家危亡在即之时，教会上层仍然不顾民族利益，反对东、西教会和解……作为约翰八世(John VIII，1425-1448年在位)外交重要成果的‘佛罗伦萨东、西教会统一协议’就是由于教会的反对而流产，大教长卢卡斯·诺塔拉斯公开宣称‘宁可在都城内看到头裹方巾的土耳其人统治，也不愿看到顶着三重教冠的拉丁人统治’”[13]405。

可见，教皇为扩张罗马教会势力范围，强硬要求拜占廷人服从罗马教会；而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对拜占廷领土的征服和殖民统治引起拜占廷人根深蒂固的仇恨，使得教皇的这种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导致拜占廷皇帝与罗马教皇的教会统一协商一再遭到反对。到1215年拉特兰会议时，东西方教会实际上已经彻底分裂，此后统一东西方教会的一切努力都因拜占廷民众和教会的强烈反对而失败。

[1]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M].王先睿,乐峰,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01.

[2]Alfred J. Andrea.Pope Innocent III as Crusader and Canonist: His Relations with the Greeks of Constantinople,1198-1216[J].Church History,1970(1).

[3]David Jacoby.The Encounter of Two Societies:Western Conquerors and Byzantines in the Peloponnesus after the Fourth Crusade[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73(4).

[4]Nicetas Choniates.O City of Byzantium,Annals of Nicetas Choniates[M].Michigan:Detroit,1984.

[5]The Registers of Innocent III[M]//Alfred J. Andrea.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Leiden;Boston;Köln:Brill,2000.

[6]Robert Bartlett.The Making of Europe:conquest,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950-1350[M].London:Allen Lane,1993：14-15.

[7]J. B. Bury,J. R. Tanner,C. W. Previté-Orton,and Z. N. Brooke.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IV.)[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3.

[8]Helene Tillmann,trans.by Walter Sax.Pope Innocent III[M].Amsterdam;New York;Oxford: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80.

[9]Joinville and Villehardouin,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 R. B. Shaw.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M].New York:Dorset Press,1985：108,113,115-116.

[10]Michael Angold.Church and Society in Byzantium under the Comneni,1081-1261[M].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11]Alexander P. Kazhdan.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vol.3[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1184,2077.

[12]Milton V. Anastos.Constantinople and Rome:A Surve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Byzantine and the Rome Churches[A].Milton V. Anastos.Aspects of the Mind of Byzantium:Political Theory,Theology and Ecclesiastical Relations with the See of Rome.Aldershot,Hampshire,Great Britain;Burlington,Vt.:Ashgate/Variorum,2001.

[13]陈志强.巴尔干古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责任编辑孙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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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2)02-0164-05

罗春梅(1973-)，女，湖南衡南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讲师，世界史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拜占廷史；欧光耀(1976—)，男，湖南永州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

201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