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慧芳,郝 琦

(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试论延安时期外来新女性思想意识的转变

马慧芳,郝 琦

(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延安时期，残酷的战争现实和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思想所产生的激烈碰撞，使外来的新女性在经历了初到延安短暂的兴奋和喜悦后，很快陷入了困惑、尴尬与内心的挣扎之中。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大生产运动的劳动锻炼以及中国共产党积极的政策引导，这些新女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得到了彻底改造，从思想上完全蜕变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延安时期；新女性；世界观

抗战爆发后，出于革命战争的需要，一大批知识女性怀揣着革命的理想与热情，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尽管出身于不同的家庭，拥有不同的身份，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城市，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与边区当地的乡村妇女比较，她们经济独立、婚恋自由、追求个性解放，无疑是可以算作已经获得解放的一个女性群体，因此，我们称之为“新女性”。放弃条件优越的城市生活，来到偏僻、闭塞、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去适应残酷的战争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这让她们中的许多人都经历了一个从初到延安的兴奋、喜悦到残酷现实面前的困惑、挣扎，直至最后完全蜕变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心路历程。长期以来，延安时期的新女性并没有能够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和关注，而且现有零星的研究成果也多数是从社会学和文学创作的视角对其进行阐释，因此，本文试图从历史学的视角，对延安时期外来新知识女性所经历的思想转变历程进行剖析，以还原历史的真实，并能引起我们对战争年代的这一特殊女性群体更多的关注和了解。

一

知识女性奔赴延安是她们在战争年代的特殊选择。1937年全国抗战的爆发，使举国上下顿时变得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流离失所，因此，有一片相对的“静土”，一个安定的家园是全国人民的渴望。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自然就成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一心向往的光明之地。因此，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背着行装，成群结队、风尘仆仆地奔赴延安。在这支队伍中，不乏有进步的知识女青年。在战争和炮火声中，他们长途跋涉，还要想方设法逃过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和层层关卡，有的甚至是一路步行到了延安，对于这些弱不禁风的“文小姐”而言，其行程之艰辛，可想而知。而支撑她们前行的就是对革命圣地延安光明生活的强烈渴望，甚至崇拜。

当时许多新知识女性都把延安当作她们的温暖的家。女作家韦君宜曾这样描述她投奔延安时期的心情：“我是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1]而这又何尝不是其他知识女青年的心声呢？因此，结束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延安的女青年们的心情就像游子回家终于见到母亲时的感觉一样，激动、兴奋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而“那份喜悦，不是历尽千辛万苦取得成功的人是无法感受的”[2]18。当时到过延安的许多女青年在回忆中都提到了这种喜悦与激动之情。“进入边区，有一种脱离虎口，回到母亲怀抱的感觉。我们不知疲倦，又唱又跳”[2]80。“此刻我们的脉搏加速了跳动，心潮澎湃，喜笑颜开，每个人都像个天真活泼的孩子，脱下帽子向天上抛去，连蹦带跳，三步并作两步，扑向母亲的怀抱”[2]151。“当时我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也难以用文字来形容，只觉得瞬间我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天高了，地阔了，就连天上的云彩都感到格外的特别”[2]161。

令新女性们兴奋的不只是因为历尽艰辛后的胜利和对安定生活的渴望，还有弥漫于延安街头的“民主与自由的空气”[3]152。投奔延安的新知识女性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有很多还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有的在国统区受尽迫害，因此，民主与自由就是她们最强烈的渴望，而延安在她们的心目就是一个充满民主与自由的圣洁之地。“我们像逃犯一样的，奔向自由的土地，呼吸自由的空气；我们像黑夜迷途的小孩，找到慈母的保护与扶持，投入边区的胸怀！”[4]当她们终于到了这个曾经一心向往的地方，亲自感受到了延安民主与自由的空气，自然会充满欣喜。就像女作家莫耶到了延安后“走路想跳，张口想唱”[5]。曾在女大学习过的夏似萍感觉“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美好。天地广阔，革命热情澎湃。浑厚黄土地养育着正直、善良的人们。长期以来沉重、苦闷、压抑的情绪一扫而光”[2]18—19。因此，初到延安的新女性们尽管物质生活是匮乏的，但精神生活却是充实而愉悦的，她们在兴奋激动、踌躇满志中期待着全新生活的开始。

二

奔赴延安的新知识女性尽管每一个人都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与抱负，但她们很快发现延安的现实生活却远非她们想像中的那样浪漫、美好。残酷的战争环境、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与“黑暗”、家庭生活和革命工作的双重重压，崇高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和激烈的碰撞，使这些来自大城市的新知识女性一时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困惑与挣扎的复杂情绪之中。

曾经过惯优越生活的知识女性首先面临的就是延安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由于物质供给的匮乏，在延安的新女性有时甚至连温饱都难以保障。据她们回忆，当时“吃的是小米饭，一天两顿，没有菜，有时饿得难以忍受”[2]177。生活用品也极度缺乏，甚至用“食盐代牙膏，草木灰当肥皂”[2]172。她们不光要适应生活环境与条件的艰苦，而且还要和男同志一样在学习、工作之余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制衣做鞋，干起了她们过去从没有干过的活。由于她们中的很多人过去从没参加过体力劳动，所以一天下来腰酸腿疼，许多人手上都起了泡，疼痛不已。尽管崇高的革命理想使她们以一颗宽容的心来迎接延安生活的困难，甚至她们还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但当艰苦的条件给这些来自大城市、过惯文明生活的女性带来了许多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连上厕所都成了令她们极其尴尬的一件事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还是让一些知识女性感受到了苦闷甚至失望。

令新女性们困惑、苦闷的还有边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与黑暗现象。如前所述，新女性们绝大多数都是怀着对延安的无限希望甚至是崇拜而来的，她们把延安想像成了理想的人间天堂，“是自己人生道路的‘尽头’和终点”，在延安可以找到“消除‘人间不幸’的‘最后钥匙’”[6]。而当她们在延安真正生活下来之后，很快就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延安并不是她们所想像中的理想天堂，而是也有着许多“黑暗”和不平等的现象。陈学昭就曾大胆地指出过抗大的腐败现象，“在黑暗社会里所用得着的吹牛拍马，有时在抗大里也用得着”，而且“抗大录取学员，及格与否，看每个人的抗战信念坚定不”[3]64-65。

延安的男女平等问题也让这些新女性们感受到了尴尬与不适应。在延安，男女平等的实现事实上存在着极其矛盾的地方。在有些方面，男女似乎已经实现了完全的甚至是绝对的平等。比如，在抗战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边区的女性需要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和男子一样投入到战争中去。因此，延安的知识女性被要求与男性一样能开荒、种地、挑水，和男性完全平等地参加各种繁重的生产劳动。但这种男女绝对的平等却很容易忽略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从而使许多在城市生活习惯了的新女性感到一些不适应，就像陈学昭所言：“我们这些外来的，曾经穿过小姐、太太的‘嫌疑的皮大衣’，所谓曾过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的女子，确实，直爽地说，有点不大习惯于这样的绝对的平等。”[3]115而且这种看似“绝对”的平等却难以掩盖某些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延安，新女性们理想中的男女平等在许多方面都还远没有实现，女性的弱者地位并没有改变，哪怕是知识女性也仍然是作为“第二性”而存在着。革命队伍中的大男子主义、轻视妇女的思想普遍存在，表现尤为明显的是延安的新女性甚至没有完全的选择婚姻对象的自由。尽管当时的延安极力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但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使许多女性的婚姻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延安，往往是以组织的形式来处理婚姻问题，而且女性总是处于被选择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外来的知识女性与革命队伍中的领导干部、革命英雄结合就成了当时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婚姻解决方式虽然也造就了许多幸福美满的姻缘，但男女双方出身、经历和学识的巨大差异，往往使许多新女性陷入了不幸婚姻的困境而无法解脱。而如果女性想不结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嫁了工农干部，她们被知识分子指责：“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而如果嫁了知识分子，又会被老干部们训斥：“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7]这种尴尬的处境使新女性们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与困惑之中。

结了婚的女性则又往往会陷入家庭生活的困境与尴尬。一方面，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她们需要和男性去干同样的革命工作，不仅要完成学习、生产任务，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还要经常深入到乡村，组织当地妇女生产、学习、开展卫生运动等。而另一方面，她们还要承担传统社会所赋予女性的照顾丈夫、抚育子女的繁重的家庭重担。可以说新女性们都是怀着满腔的革命理想与热忱奔向延安的，她们没有想到是，自己好不容易摆脱了旧家庭的羁绊，来到革命队伍里却又要回到家庭，去带孩子，这让许多女性陷入了苦闷和彷徨。“我那时想，咱来延安是来革命的，怎么弄得带了一堆娃，就像丢了啥人了，真是苦恼得很”[8]222。革命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双重重压，让她们感到力不从心。“延安新女性给人的印象，是她们能够那样泰然生活的精神！确是配合着男性做了同样的工作”[9]。殊不知在这种“泰然生活的精神”背后，她们承受了多少的无奈与困苦。干工作多了，会影响到对家庭的照料，会使她们成为不称职的母亲和妻子；而照顾家庭多了，又会影响工作，会被人批评落后。为了尽量不影响工作，摆脱家庭的羁绊，许多女性就把孩子忍痛送给当地老乡抚养。当时，革命队伍里的女青年对于婚姻产生了“四怕”心理，怕怀孕、怕生育、怕带孩子、怕弃孩子[10]。一些怀了孩子的女性甚至不顾及自己的生命，想方设法去堕胎，有的怀孕几个月，还从高坡上往下跳，企图造成流产[8]218。

1942年3月8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曾克写的《救救母亲》，揭示了新女性的这种矛盾与困惑：“她们有了孩子，她们便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缚在一个狭小的笼子中了……烦恼与劳累，不能使她们发出一句怨言。只是她们不愿意放弃为革命所应尽的母性外的人性的职责。她们在矛盾中挣扎！”[11]而丁玲的一篇《三八节有感》更是深刻反映了新女性的生活和思想困境。

三

新知识女性来到延安后所面临的生活和思想上的种种困境固然有其客观的环境因素，而更为主要的则是由于她们头脑中旧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世界观与延安的艰苦环境、政治氛围产生了激烈碰撞所致。这些奔赴延安的女性知识分子尽管都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与热情，是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思想进步的革命者，但在到达延安的初期，她们头脑中旧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没有被完全改造过来，浪漫主义思想、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甚至是一种空想主义，使她们对于圣地延安给予了过高的希望，甚至把延安想像成了她们理想中的完美世界，再加上过去的成长环境和家庭出身使她们中的很多人缺乏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了解，因此，一旦当她们亲自接触到延安的现实生活后，最初的浪漫幻想和兴奋、喜悦很快就被打碎，她们痛苦地发现革命圣地并没有建立起一座属于女性的幸福乐园，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她们的内心产生困惑、彷徨、失望和挣扎。

延安的革命生活虽然在一度让新女性们陷入了思想上的困境，但同时也使她们得到了真正的锻炼，获得了真正的成长。在延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共产党的妇女政策的积极引导下，新知识女性逐渐抛弃了她们内心深处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蜕变成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新女性思想意识转变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于延安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当时的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等都把马列主义作为重要的必修课之一，并通过各种形式对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女大为例，女大当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气氛很浓，同时也很重视其他形式的政治思想教育，除经常请中央领导同志(包括从前方及国统区回来的负责人)作形势报告外，还有时事教育并成为政治教育的组成部分[2]244。为了便于学员学习马列主义，学校还请马列学院的一些高材生和其他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青年干部做各班的理论辅导员。女大的学员们还经常有各种生活会、检讨会，在这里“公正、优越、前进被表扬着，虚伪、懒惰、欺骗、落后被大家批评，错误的人应该接受。应该努力改过，不然她会被继续被劝告甚至斗争着”[8]223。学校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为新女性真正认识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觉悟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就像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在回忆中所说的那样：“经过延安抗大、女大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革命熔炉的锻炼，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成为一名更加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12]

如果说学校里的马列主义学习使新女性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则使她们的思想和灵魂得到了彻底的改造和重塑。从1942年2月起，在延安发起了一次全党范围内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整风。作为革命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女性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一场运动之中。在运动中，这些知识女性刻苦研读整风文献，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尤其是每个人联系个人思想实际，进行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她们的个人主义、自我意识的改造更是起了重要作用。茅盾的女儿沈霞在整风期间的日记中，有多处内容对自己的工作态度、小资产阶级思想及个人英雄主义缺点进行了反省，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在女大一阶段中，我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绝对浓厚的，在对工作的观点上我也犯了这个毛病。首先总是从个人的可能性出发。这个东西的来源是因为自己在家庭中的思想就是主张绝对自由，强调个性的。这个在工作上的个人主义，在现在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厉害了，但不能说就完全已是一个集体主义者。”[13]42丁玲也对自己于1942年3月9日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一文做出了这样的反省与检讨：“我在那篇文章中，安置了我多年的痛苦和寄予了热切的希望……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14]区梦觉在1943年3月8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改造我们的思想》一文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知识分子的旧思想作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和检讨，指出了知识女性思想上的三个弱点：狭窄琐碎，对政治问题兴趣不大；重感情，讲温情，看人看事，处理问题多从个人感情出发；主观幻想，虚荣心重[15]。通过这种自我反省和思想剖析，新女性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观彻底决裂，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信仰。因此，这场运动对于她们而言，就像“穿过黑夜走向黎明，吹着佛面的清风，看到鲜红的晨光”，眼界豁亮多了，胸怀坦荡多了，从而实现了使自己的主观认识更符合客观实际的自我改造、自我解放和自我完善[16]。

其次，1943年初掀起的延安大生产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新知识女性思想的改造。参加生产劳动对于这些生长在“筷来伸手，饭来开口”的家庭里、从来不知道劳动是怎样一回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而言，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解决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在于对她们思想的改造。通过集体的劳动锻炼，许多知识女性从思想感情上真正贴近了劳苦大众，消除了与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隔阂，并逐渐养成了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世界观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就像沈霞在日记中如此感叹劳动对自己的意义：“实际地参加劳动，这对于一个想锻炼自己成为十足的无产阶级者来说，是有莫大意义的。”[13]63延安知识女性的代表陈学昭在大生产运动中用她“本是弹钢琴的手”纺出匀细净洁的头等纱时，内心得到了净化，改变了初期对劳动的不耐烦、轻视、害怕甚至抱怨等不正确的心理，思想认识得到极大的升华。因此，她在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中，借用主人公的口表达出了她自己思想认识的转变：“人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人的品质也是可以慢慢改造的……从前，我也觉得人生对我有很多不公平，现在我不再那么想了，我也有我自己的幸福。从前，我找的是我个人的幸福，今天，幸福是属于大众的，在大众的幸福里，我也分得一份；并且，只要健康，还能够工作，也就是我最大的幸福!”[3]383—384而“工作着是美丽的”不仅仅是这部小说的名字，同时更是经过劳动改造后的陈学昭对生活的一种积极态度。

另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女性所给予的政策上的保护和引导也成为了她们思想意识转变的重要动因。重视妇女的解放和权益保护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对于革命队伍中知识女性的生活困境，边区党和政府更是尽量给予她们政策上的优待和保护。1942年，边区民政厅制定了《儿童妇女待遇办法》，规定：当时凡在延安工作的女同志，不管其职位高低，在怀孕分娩时均可获得免费的检查和接生，孕妇及带有婴儿的女工作人员，每日工作时间至多六小时，保证其喂奶时间。同时要求各部门不得对她们借口精简，不管其生活[17]463。为了解决女公务人员被孩子拖累的后顾之忧，1941年，边区政府作出了《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大力发展边区的保育事业，至1946年，边区已经建立起27所全托和半托的保育园所，入托儿童最多时达1600多人[8]217。共产党在对新女性的生活予以特殊照顾的同时，还在边区的知识女性和当地妇女中树立起了一大批诸如模范医生阮雪华、模范军属陈敏、劳动英雄马杏儿等先进典型，通过大力宣传这些模范的女性形象，引导新女性克服生活和思想上的障碍。共产党对新女性的政策保护使她们从内心深切地感受到了党对她们的关怀，从而引导着她们自觉地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总之，外来新知识女性思想意识的转变与世界观的改造是其在特殊历史年代中所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这种转变见证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效果的强大，无疑也为抗战时期根据地和国统区乃至整个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韦君宜.思痛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7.

[2]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北京校友会.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

[3]陈学昭.延安访问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4]陈学昭.边区是我们的家[N]．解放日报，1943-08-03(4).

[5]莫耶.《延安颂》诞生记·生活的波澜[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115.

[6]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73.

[7]丁玲.三八节有感[N]．解放日报，1942-03-09(4).

[8]秦燕，岳珑.走出封闭——陕北妇女的婚姻与生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9]赵超构.延安一月[M]//朱鸿召.众说纷纭话延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414.

[10]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45-250.

[11]曾克.救救母亲[N]．解放日报，1942-03-08(4).

[12]寇雪楼.延安女性[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54.

[13]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14]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N]．解放日报，1942-06-16(4).

[15]区梦觉.改造我们的思想[N]．解放日报，1942-03-08(4).

[16]郝琦，张秀丽，拓宏伟.延安时期妇女运动史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146.

[17]白茜.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转引自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463.

[责任编辑孙景峰]

TheTransmutationofModernWomen’sConsciousnessintheYan’anPeriod

MA Hui-fang,et al

(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China)

In the Yan’an Period, young women who newly arrived in Yan’an found themselves in loss and suffered inner conflicts because of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cruelty of the war and their petty-bourgeois romanticism. But after being educated by communists’ Marxism, the positive policy guidance from CPC and manual labor in the Great Production Movement they underwent their metamorphosis by reshaping their petty-bourgeoisie values and became tru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

Yan’an Period;modern women;value

K266

A

1000-2359(2012)02-0159-05

马慧芳(1975—)，女，陕西子洲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国妇女运动史研究;郝琦(1964—)，男，山东鄄城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陕西省教育厅项目(2010jk375)、陕西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特色学科建设项目

2011-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