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 慧 新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袁世凯逝世后舆论评价之南北观

霍 慧 新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袁世凯逝世后，以北洋政府为主导的舆论，将袁塑造为“手创民国”的“功臣”，对之极尽颂扬；而在南方革命党人的口诛笔伐之下，袁则完全为“叛国违法”的“元恶”。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述，反映了民国时期两种政治势力对政局稳定和政治改良的不同考量。在此过程中，“袁世凯”已非单纯层面上的“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或者举国征讨的“逆贼”，而已然演变为一种凝聚人心、激励斗志的政治符号。

舆论评价；北洋政府；革命党；袁世凯

袁世凯逝世后，北洋政府决定对其施用国葬。“国葬指以国家名义为国家元首、高级官员或有特殊功勋的人所举行的葬礼”[1]，它是国家实行最高规格的一种葬礼。北洋政府对前任大总统待以国葬礼，以表“崇德报功”之至意，表明官方对袁评价甚高。然而，时值南北对峙、兵戈相见，各方对袁世凯评论不尽相同。以往对袁世凯的研究大多着重于生前是非论定，很少关注其逝世后的舆论反应。考察袁世凯逝世后南北双方(此处南北所指具体为，“南”指代南方革命党人，“北”指代北洋政府，及其双方各自舆论导向下的普通民众。“南北”仅代表政治层面而非地理层面的含义)对其的评价，不仅有利于全面地看待袁世凯，而且有助于探究袁世凯逝世后国家政局演变及其深层原因。

一、“手创民国”“英雄末路”的袁世凯

以北洋政府为主导的北方舆论，对逝世后的袁世凯评价较高。除规定以最高规格的国葬礼安葬袁外，在各种政府公文和民间时评中，大多称呼袁为“前大总统”“袁大总统”“袁公”等，并不否认其在民初所做的贡献和作为国家元首的地位；对其逝世，强调乃“忧劳成疾”，表达哀悼和惋惜之情。

黎元洪作为北洋政府继任大总统，对袁的评价极具代表性。1916年6月8日，黎发表申令：“民国肇兴，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构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本大总统患难周旋，尤深怆痛。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章，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2]。在以黎为代表的官方话语中，袁世凯不仅是奠定民国大局的元勋，而且对建设民国社会具有至高功劳，应该在死后享受无尚尊崇。

在北洋政府所定的基调之下，举国通过葬礼、祭奠等一系列政治仪式，掀起了悼念袁世凯的浪潮。6月9日，北洋政府发出通告，规定各官署、军舰、海关下半旗，文武官吏停止宴会、臂缠黑纱，民间辍乐辍课，官署公文和官报封面用黑边，官署公文书盖用黑色印花，在京文武各机关除公祭外按日轮班前往行礼，各省及特别行政区域与驻外使馆设案望祭[3]。6月28日为袁的出殡之期，所有殡礼按照丧礼处拟订仪式举行。黎大总统亲临怀仁堂慰唁，外交团、清皇室代表、国务卿、国务员、其他文武各机关长官、绅商学各界人员等，均在指定地点会集，上午九时起鸣放礼炮101响，恭送袁的灵柩出京赴豫。灵柩经过地方，该地方官均率僚佐、绅民张幕，具奠礼服以待，恭候灵輀车抵站后，向其鞠躬、祭酒。沿途军警遇灵輀经过，一律举枪敬礼[4]。当时北洋政府尚无国葬礼制的制定，但就其葬礼规格来看，实质上是以国葬礼待袁。

在此前后，各地官员纷纷向中央拍发唁电，表达哀恸和惋惜之情，对袁极尽赞美和颂扬。南昌李纯认为，袁在建设现代统一国家方面具有首创之功，“惊痛无地，哀我元首再造中国，宵旰焦劳……伏读遗令宣告之苦心，弥思生死为国之嗣德”[5]。陈树藩取消陕西独立，致电中央主张将袁厚葬：“袁大总统之薨逝，实在未退位以前，依其职位，究属中华共戴之尊，溯其勋劳，尤为民国不祧之祖。所有饰终典礼，拟请格外从优”[6]。出身北洋、曾公开反对帝制、劝袁退位的冯国璋从南京发来唁电，将袁逝世比作“值此时局之艰难，失中流之砥柱”，称“故大总统扶驭民国五载，于兹错节盘根，极忧尽瘁，追怀功德，宜永尊崇”[7]794。泸州张敬尧强调袁在政绩上的功劳：“先大总统巍巍至德，荡荡难名，旰食宵衣，忧勤惕励，内安外攘，震古烁今，方谓应运圣人，大有造于中国”[7]825。甘肃张广建对袁亦赞誉甚高，“项城手创民国，定内乱，筹外交，数年以来政治改良实有沛然”；他“怆念天柱至折”，“大星遽陨，悲怆不胜”，甚至将袁与拿破仑、林肯相提并论，“怀叱咤之雄风，新运特开伯业、王猷以外，溯美欧之前轨，论功究与拿翁、林肯同符。虽是非毁誉，众口难齐，而魄力之沉雄，局度之恢廓，对内、对外信用之坚，威望之著”；认为如果假以时日，袁“必能建设强有力之政府，为中国前途造无穷幸福也”[7]936-938。

官方对逝世后袁的评价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也难免存在夸大的嫌疑。袁世凯纵横军政两界多年，极为注意培养亲信。政府内外均不乏袁的心腹。受有知遇之恩的北洋各派系，继承了袁的法统，在对袁的论定上似乎没有脱离各自的利害。并且，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生者对死者往往怀抱一种宽容态度，因而难免在申令和唁电中极尽溢美之词。在其影响之下，民间社会倡导对袁逝世“不妨表相当之哀悼”[8]。更多人感叹英雄末路，如有人提出，“夫以毅力与经验而论，项城在中国当为第一人物。向使始终抱其就职誓词，积极进行，登进贤良，屏除奸邪，凡百政治，力求刷新，其丰功伟业，当与美国华盛顿相较，或未易量”[9]，对袁饱含惋惜之情。

二、“叛国违法”“恶贯满盈”的袁世凯

革命派首领及党报的言论，表达了对袁的深恶痛绝。在其舆论建构中，袁背叛民国，“罪大恶极”，恨不能诛之而后快。诸多评论直呼袁世凯名讳，甚者冠以“袁逆”“元恶”“叛国罪人”等，认为袁的专断、无国家和法制观念等原因，导致了民初政局的紊乱；对于官方给予袁的褒扬之词和国葬待遇颇不以为然，批判其仅仅只是官场上的表面形式[10]，或者某些人的狐死兔悲之感[11]。

革命派代表人物认为，袁死乃革命事业的阶段性胜利。革命领袖孙中山在公开宣言中，批驳“袁氏大乱中国”，“袁氏一人，为梗五岁，所由使人太息痛恨，而不敢稍自暇逸者也”；将袁视作革命事业的“障碍”，称其为“巨凶”，认为其死乃“自毙”[12]。黄兴致函中华革命党本部负责人谢持，将袁称作“极恶之人”，认为袁的失政应该归咎于其本人和帝制派，主张任何一方都不可轻言饶恕，以免后患：“大憝虽去，余孽犹存，吾人不于此时并智竭力，为根本上之扫除，贻患将无已时”[8]。

在以革命派为首的舆论阵营中，袁不但无手创民国之功,而且是国内外政治积弊、社会道德风气败坏的“万恶之源”。“第一次革命以妥协终，而满清末造恶政治之流毒仍存在于国内。其继也，爱国的人物排斥渐尽，国家之名誉威信荡然，社会风纪、国民道德扫地。此袁世凯任总统以来之罪恶也”，二次革命后，“袁之地位益固，残贼暴厉日亦加甚，曾几何时，而皇帝之运动起矣”[13]。对于袁氏罪过何在，革命党人从制度、法律等层面进行了剖析：“袁氏之咎即不守法之咎”，“误认人治可以立国，而务违反法律，以自用其聪明，以致有今日之祸也”[14]。一般人视作可见袁有悔改之心的遗命，也被革命党人批判“以皇帝口吻发出”，“以命令代法律，为袁氏四年来之大罪。乃至弥留之际，而犹以伪令加诸代行职权之人，是真不知法律为何物，而唯以古代帝王之遗诏为轨范也”[15]。

革命党人大呼，袁“罪大恶极”“死不足惜”。“违公意以自恣，拒民口而不顾，劝之而不受，戒之不悔，逐之不去。彼以为其智可用，其力足恃，幸有一日之生，必有燃灰之望，故借款弄兵，至死不息，以国徇身，誓不反顾。即断自取消帝制以来，罪已浮于一死”[16]。革命者感到可惜的是袁侥幸逃脱了法律制裁。上海革命党人言，“袁氏不死于民军犂庭扫穴之日，先以一死逃显戮，是则国人之遗憾也”[17]。汉口革命党人“以袁逆罪恶，宜上断头台，方足以谢国人。今乃病死，太觉便宜”[18]。

除了庆幸袁的逝世、剖析袁的罪恶外，革命派舆论亦将矛头指向了任何肯定袁、悼念袁之人。对于新大总统黎元洪等对袁的颂扬，革命党人表示断难苟同，“按袁氏之死，天壤同快。唯其违叛共和，斯有民军讨伐。其勤劳擘画，特营营于一人之私耳。以是言薄海同悲，殆敷衍其私党之耳目乎，不然则悮矣”[19]；而对袁氏将着祭天坛冕服成殓，全国停课、下半旗志哀，表示是“便宜了叛国罪人”[20]。对于那些倡议为袁举行悼念会者，革命党人也大骂其为“败类”，“元恶天诛，举国称快”，“何物败类，敢为倡言追悼”。他们认为，某些人对袁的追悼，仅仅只是投机取巧的附会，并非出自本意，“国人追念帝祸，当犹未能忘情。然吾料共和底定以后，若辈必又饰词自辩，谓非出其本怀，甚且痛诋袁氏，以附俗彼，固非爱袁逆，爱袁逆之为帝耳。袁死而犹效愚忠，则转失其翻覆无耻之本相矣”[21]。

经历过二次革命、正在进行护国运动的革命党人，对袁早已极为痛恨，故在其逝世后，仍然对之竭力抨击。当然，对袁持极尽苛刻之评价者，也独非革命党人。后成为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吴虞，听闻袁逝世的消息，“为之大喜”，作诗将袁比作东汉末年凶残不仁、倒行逆施的权臣董卓，对其极尽讥诮：“威斗无灵笑渐台，塚中枯骨最堪哀。不知郿坞燃脐日，可有中郎雪涕来”[22]。一般民众，亦有少数人持论“项城对于创建民国，本无丝毫之功可言”[23]。

三、政府和政党：政局稳定和政治改良

袁世凯逝世后，北洋政府对袁极尽颂扬，南方革命党人则痛加批判。在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党为首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舆论导向下，出现了歧义的袁世凯形象。一般民众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南北双方在当时政局中扮演的角色，决定了其对袁的评价存在天壤之别。由于政府和政党的不同立场，双方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对时局的认识不同，因而，对袁的评价也就不免存有差异。北洋政府从稳定时局和国家统一的角度考虑，极力维护袁作为国家统一元首的地位；南方革命派则将袁等帝制派归结为民族和国家的罪人，力主釜底抽薪，铲除余孽，力达政治改良之目的。

袁逝世后，黎元洪刚刚就任大总统之位，在各独立省份尚未表明态度之前，实质上而言，国家仍处于四分五裂的境地，社会骚动，民情不稳。袁逝世的消息传开后，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各地民众唯恐政争爆发、盗匪横行，因而惊慌失措。“六日，大总统袁公溘逝，哀音外传，京城市面一时顿形动摇，官吏之私行逃走者项背相望。正阳门外车站异常拥挤，不可名状”[24]。“津民得悉袁公逝世噩耗，一般富有者纷纷移居租界，下此者则于晚餐后闭户，宣布家庭戒严令”[25]。在上海，“商民纷纷议论，中心惶惑，大有阢陧不安之象”[26]，“沪埠棉纱等业遂受影响”[27]。面对上述情况，各地方出动军警，加强戒备，力保治安，并禁止居民和商家迁移。然而，这并非根治的良方。树立权威、稳定政局和力促统一，成为以黎为首的北洋政府的紧要任务。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实力派，多为袁世凯的旧部。这些人的态度和立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国的政治走向。袁逝世后，不少北洋大员纷纷发来唁电，对袁的尊敬一如往昔。袁的威望在北洋内部仍旧存在，也就意味着袁的遗令各北洋大员也应当遵从，政府亦可将之作为稳定大局的依靠。袁在遗令中，援引约法，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权，告诫“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28]。黎就职前后，向各地拍发电报，除申令全国各官署均应下半旗以哀悼“袁大总统薨逝”外，借助袁的遗令，务望各地方“以国家为重，共维秩序，力保治安”[29]。段祺瑞内阁唯恐冯国璋、张勋、倪嗣冲、张作霖等恃势妄动，亦搬出袁大总统遗嘱，致电“详述中央及各省最近发现之情形及财政之困难、金融之恐慌、人心之浮动、政局之阽危种种情形。尚望各将军，谨遵袁大总统之遗嘱，顾全大局，设法撑拄，以免危亡，尤须竭力维持秩序，以期妥为筹划中华民国之善后事件”[30]。袁在逝世之前，仍旧为北洋政府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尊重袁，北洋政府内部的各种矛盾即有望冰释，民国存在和现政府的合法性也就不可忽视，建设统一国家亦指日可待。于此考虑，官方对袁的评价也不可过于苛刻。

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北洋政府对袁的颂扬和厚葬，已非简单的是非论定，而俨然成为一种符号，一种可以凝聚人心、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难怪时人尖锐地指出：“项城既手握大总统印而死，无论其尚有完全之总统资格与否，为息事宁人计，为国家体统计，实不得不以总统之丧告国内外，亦不得不以总统之丧仪葬袁项城”，“国人尊重之，非尊重其个人，实尊重其职权，尊重其地位耳”[31]。这种“尊重”，无论在袁生前抑或生后，都异常重要。

而于南方革命党人而言，其目的在实现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袁虽死，但民国中央政府仍掌控在北洋各派系手中，被袁废弃的临时约法未被恢复，被袁解散的国会也未重开，不少独立省份对政局更持观望态度。革命形势依然严峻。

革命党人强调，袁虽已死，但其余党仍旧威胁着民国政治体制，民军革命护国的责任未竟，革命精神就不能稍事懈怠。在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中，革命事业不能因袁死后而停顿，“若死一袁氏，而无数袁氏乘机窃政，与我改良政治之意志相反，是袁氏虽死，与未死等耳”[17]。更有论者，明确阐明“除袁”与“政治改良”的关系问题，警示“除袁”仅仅只是扫除了“政治改良”的障碍之一，进一步批判当时人们的松懈心理，申明此问题的严重性，“一般社会的人心，以为袁贼既去，政治上的问题已算完结，于是其革命护国的精神都随袁贼以去，而腐败官僚仍旧得以利用，袁死而保其位置。是袁虽去，而袁毒仍存，政治改革的目的恐怕难以达到”；提出于此时局纷乱之时，革命党人报刊“须主张十分彻底的舆论方好”，倡导“革命护国”的“真改革精神”[32]。在一边倒的革命宣传之下，袁的“罪恶”愈加明显，“纠合密党，破裂国宪，国民不忍民国之亡，群起讨袁”，革命党人对袁的憎恶之情愈发深刻[16]，革命精神也被延续。

在痛诋袁的舆论宣扬之下，袁作为“元恶”，“叛国违法”“恶贯满盈”的形象不断凸显，民军的革命精神受到动员，革命责任和目的更加明确。革命党人指出，袁死后革命任务仍旧重大，“吾人之目的在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因袁世凯之死，而吾人之目的与任务，更明白彰著也。袁世凯死矣，拥袁者尚存也；袁世凯死矣，所破坏之国民道德未恢复也，袁所扰乱之社会秩序未恢复也，袁所破坏之一切法律未恢复也；袁世凯死矣，党袁以破坏民国之罪人未除也”[13]。因此，“袁世凯虽死，不过于民军扫除积秽上减少一有力之抵抗，民军讨伐之责，今尚未毕，仍当猛烈进行”[33]。在此过程中，袁世凯实际已演变为南方革命党人出师前犒劳三军的“美酒”，被彻底丑化。在放大“罪恶”、忽略“功劳”的舆论宣传中，革命党人革命精神受到鼓舞，革命意志愈加坚强，革命目标更加明确，革命事业也将继续进行。

综上所述，在以北方政府和南方革命党人为主导的舆论大战中，袁世凯或为“手创民国”的“功臣”，或为“叛国违法”的“元恶”。无论褒贬，袁世凯作为“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作为帝制自为、破坏国宪的“逆贼”，已成为南北论战中的一个政治符号。此符号，或服务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政局，或效劳于政治改良、社会革命的宏图。

近代重要人物的逝世，往往会引起政局动荡和社会波动。对其评论的舆论导向，就往往成为不同政治势力角逐的重要场地。袁世凯如是，孙中山、张之洞等人亦如此。在此过程中，不排除某些人存有私见，但在总体趋势上，以政府论、以党派论，仍旧是为着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政府与党派对国家发展、政治改良等问题的考量不同，对近代重要人物的是非论定也就理所当然存有差异。表面上的“盖棺论定”，实际上必然演变为“众说纷纭”。

[1]钟敬文.中国民俗史：民国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08.

[2]大总统申令[N].政府公报，1916-06-08(153).

[3]国务院关于前大总统丧礼议定条目通告[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档案：国务院第2册[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340-341.

[4]袁前总统殡礼记[N].益世报，1916-06-29(3).

[5]南昌李纯等来电[N].政府公报，1916-06-12(157).

[6]西安陈树藩来电[N].政府公报，1916-06-12(157).

[7]天津历史博物馆.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7[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8]李新，等.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434.

[9]对于袁总统逝世之感言[N].大公报，1916-06-26(8).

[10]哀袁者独官场耳[N].民国日报，1916-06-10(10).

[11]狐死兔悲之望祭[N].民国日报，1916-06-11(10).

[12]孙文宣言(一)[N].民国日报，1916-06-09(2).

[13]袁世凯死[N].民国日报，1916-06-08(2).

[14]人治与法治之过渡[N].民国日报，1916-06-10(2).

[15]死皇帝之精神[N].民国日报，1916-06-08(3).

[16]袁世凯死后之时局[N].民国日报，1916-06-07(2).

[17]袁氏死后之民军[N].民国日报，1916-06-07(7).

[18]袁氏死日之鄂州[N].民国日报，1916-06-11(7).

[19]黎总统之申令[N].民国日报，1916-06-09(6).

[20]便宜了叛国罪人[N].民国日报，1916-06-09(3).

[21]败类[N].民国日报，1916-06-11(11).

[22]中国革命博物馆.吴虞日记：上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261-262.

[23]心森.强力之政治与空理之政治同一误国病民[N].大公报，1916-06-15(1-2).

[24]袁总统逝世时之都门现象[N].大公报，1916-06-08(6).

[25]袁总统逝世后我津现象[N].大公报，1916-06-08(5-6).

[26]袁前总统逝世后之沪闻[N].大公报，1916-06-11(7).

[27]沪滨所得之袁世凯逝世消息[N].申报，1916-06-07(10).

[28]大总统告令[N].政府公报，1916-06-07(152).

[29]元恶天诛记[N].民国日报，1916-06-08(6).

[30]黎总统就职后之新政局[N].益世报，1916-06-10(3).

[31]国葬问题之研究[N].益世报，1916-06-14(2).

[32]某名士之袁逆病毙观[N].民国日报，1916-06-07(6).

[33]粤人不因袁死稍懈[N].民国日报，1916-06-08(2).

[责任编辑孙景峰]

TheStudyontheNorthandtheSouth’sDifferentEvaluationsonYuanShikaiafterJune6th, 1916

HUO Hui-xi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fter the death of Yuan Shikai, as the leading public opinion, the government shaped Yuan as “a hero who had creat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praised him highly. But under the South’s completely condemn both in speech and in writing, Yuan Shikai was a traitor, an offender and a chief criminal. Two diametrically opposite comments reflect the different consideration on the Republic of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improvement by the two political forces. In this process, “Yuan Shikai” is not only at the leve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 first official president” or “the usurper national crusaded”. It has evolved into a political symbol with the effect of cohesiveness and incentive.

evaluation of public opinion;the northern government;the revolutionary party;Yuan Shikai

K258.2

A

1000-2359(2012)02-0154-05

霍慧新(1983—)，女，湖北红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史。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09JZDW004)

2011-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