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德 罡

(天津工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院，天津 300387)

从被动到自觉：晚清兵工业制度化管理的历史路径

高 德 罡

(天津工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院，天津 300387)

晚清兵工业作为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不仅引入了机械化生产，还率先采用了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但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兵工企业的管理经历了一个缓慢、曲折的制度化过程，其间又在个人能力、政府监督、企业自觉三种不同推力的主导下，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从依赖个人能力的人治，到政府敦促下的规范化，再到企业内在需求推动的精细化，这个阶段特征鲜明的过程表明，企业对制度化管理的认识不断深入，手段适时调整，态度也从被动逐渐转向自觉。但由于整个兵工业以产品为诉求的经营理念一直未变，制度化管理始终被看做权宜之计，缺乏全局意识和系统规划，制度建设呈现出碎片化特点，而且，因为各企业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制度化管理的程度也不均衡。

晚清；兵工业；制度；管理

晚清兵工业的管理模式一度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至今已有一批高质量成果问世[1]。但这些成果或执著于对制度成就的否定，或局限于一时一地的个案梳理，少有对制度化过程做长跨度的宏观考察。笔者认为，在晚清兵工业数十年发展历程中，存在着管理制度逐步精细化的趋势，其中又因管理者素质、政府监督、企业自觉三种不同推力的主导，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从表面上看，这个过程是缓慢和被动的，但也折射出企业对制度化管理的认识不断地调整、深入，以及制度意识的逐渐觉醒。

一、制度化前奏：基于个人能力的管理模式

19世纪60年代，第一批兵工企业陆续建立，其中包括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等。这批企业几乎是在毫无工业基础和人才储备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虽然组织制度和职能分工可以参照西方模式，但无论管理人员，还是车间工人，普遍缺乏专业素质和从业经验，企业只能先培养合格的制度执行者，再考虑运转制度。

企业的第一批管理人员主要由传统士绅构成，他们擅长行政管理，但不了解西学。例如在1875年之前，福州船政局的197名管理人员中，有171名出自士绅阶层，这其中只有23名通晓西法造船和营造。[2]108-109尽管船政局尽力延揽有西学背景的人才，但人才培养有特定周期，不可能在短期内扭转局面，所以，船政局还鼓励管理人员自修西学，确实也有一些管理人员自觉地学习西学，如截铁厂委员王元稚原本是旧式文人，1868年入局后开始学习法语，因成绩优秀转入翻译处担任翻译[2]109。虽然通晓西学会受到优待，但学习与否则完全出于个人考量，企业并不强制。传统士绅的优势是丰富的行政经验，但怎样发挥主要视个人自律程度。因为没有严格、明确的制度细则和奖惩措施，只要不触及企业的底线，在处理手段上就有很大弹性。船政局的早期成就，主要归功与以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务实、负责的态度。如沈葆桢主持船政局期间，企业没有严格、成文的用人标准，沈葆桢出于对企业的责任心，不徇私情，尽管“荐书盈箧，户为之穿”也不为所动。沈葆桢的继任者们，无论威望、能力，还是责任心都无法与之相比，企业的违纪、贪污现象也有所增加。

船政局的第一代工人主要来自东南沿海一带的小型船坞和工厂，有些“通晓轮机”或“粗知管驾”，有些则完全是旧手工业者，如铸铁车间的早期工人大多来自传统作坊[2]92。船政局还雇佣一批外国技师，教中国工匠制造、驾驶等技能[3]。第一批技师约有35名，分配在13个车间担任工头、领班或工人，期限为5年[2]76-77。中国工人大多“目不知书”，更不懂外文，技师只能通过自身演示，工人在一旁“目摄手画”。例如监工达士博将第一号轮船图纸按照1∶1的比例放样绘制到地板上，“分形布线，细若茧丝，凡船身所有斗衔接处莫不有图，各不相混，曲直、尺寸志以洋字，令中国工匠一一辨识”[4]138。之后，技师考察工人的学习效果，“洋匠头授之以图，令其放手自造，其后洋匠均不入厂，俟其自造模型，察看合格与否，稍有丝毫未协，再为译说窾窍，令其改造，试之又试，至再至三，务期尽其技能而止”[5]。考察结束后，外国技师挑选两个成绩最优秀的工人，担任车间的正副匠头。这种类似“学徒制”的教学方法，既没有严格的标准，也缺乏有效的程序，工人对技术掌握的程度全看个人能力。

在保障质量方面，外国技师也有一定之规。例如设计产品时，对船体尺寸、载重量等规格参数进行精密测算，按“西法推求船身是否稳固灵捷”；要求原料质量，“选材必精，稍有瑕疵，概莫勿用”；检测蒸汽轮机，要“能胜火力，不漏汤气，乃成完善”；轮船建成要出海试航，用专业仪器测量动力、速度以及各机体的运转等。工人完成培训后，上述方法也大多被沿用下来，但多以个人的知识、能力体现出来。不同的人，程序、标准也不尽相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工人继续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培训新工人，内容上难免出现更多的遗漏或讹传。

晚清兵工业在创办之初，首要任务是技术的移植和积累，至于如何高效地运用技术还言之尚早，更不可能归纳出书面形式的章程条例，管理者在工作中更多地依赖主观经验和个人能力，以及可遇不可求的责任心。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兵工管理充满了浓重的“人治”色彩。

二、制度化萌发：置于政府监督下的规范化

在企业管理逐渐制度化的过程中，政府监督充当了重要推手，这是由特殊的经营格局决定的。晚清兵工业是由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实力派倡议筹建的，实质性的管理权，如筹建方案、经费来源、人事任命、日常管理等，全由地方督抚掌控，中央政府只负责监督。这种政企关系虽然会束缚企业的活力，但客观上对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仍以福州船政局为例。截至1871年，船政局经费已达500万两，远超原定的300万两，朝中保守派以“虚耗国帑”为名进行了猛烈抨击。船政局经费主要由闽海关定额拨付，属国库支出，按户部规定，一切军需善后报销须用“开单”或“造册”方式向户部呈报留底，船政局采取“开单”的形式，进行“实报实销”。所谓“开单”，就是将物料、建厂、修造、薪酬、杂支等费用笼统开列，但不标出明细。兵工购造名目繁多，花费巨大，开单格式无法体现明细，难于核查，容易滋生贪污舞弊，类似现象在其他企业也十分普遍，这引起了清中央政府的关注。1882年，户部颁布《军需善后报销章程》，规定：从1883年开始，各省机器局报销格式一律改为“造册”，所有兵工企业必须先细开项目、价格才准予报销[4]1280。1884年，户部又规定，各厂常年各项开支要事先立案，事后才准报销，各厂实际开支与预算要相符合，由“实报实销”改成“实支实销”。1906年，工部又以涉外贸易数额巨大，报销格式简单为由，规定：除将花费明细造册外，还须附录花费，“与洋匠原定以合同、洋行原出之清单各公司原定之运货单、保险票，以及图书价目等件”[6]330等花费凭证。中央政府对报销格式的几次修订，推动了企业财务的制度细化。

福州船政局的工资制度一直饱受争议，有些批评认为企业“滥用委员，支销浮冒”[4]1556，主要还是不了解企业不同于衙门的特殊之处。1884年，清中央政府要求“自总理、提调下至员绅书役人等，月支薪工并一切杂费，逐一厘定，奏明立案，以凭核办”[4]1475。从船政局提供的薪工明细可以看出，管理人员工资分“薪水”和“津贴”两部分，“薪水视其官阶，津贴则视其责任之轻重，厂务之繁简以为区别”[4]1476。这一标准的优点是:既照顾了管理者的封建品秩，又考虑到岗位的特殊性，体现“同工同酬”的原则。缺点是：等级复杂，标准因人而异，因职务而异；操作繁琐，一旦出现人事变动，“或由简调繁，或由繁调简，支款由从而增减”[4]1476。而且，津贴属于“外销”开支，从“制船经费贴水银”项下动支，没有经过户部的监督和审核，相当于企业的“内部福利”，政府在制度上并不认可。在左宗棠、张梦元、裴荫森等人一再吁请下，中央政府最终同意，自1884年后将津贴并入基本工资支发，承认其制度的合理性。

如上所述，中央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对企业的具体管理，而是综合朝野舆论，形成信息反馈，通过问责的形式达到干预管理的目的。企业为应对中央政府问责，不得不将管理流程细密化、正规化。同时，对行之有效却遭到误解的规章惯例，企业也可以通过解释说明获得政府的认可，并成为其他企业援引的成例。

政府在与企业磨合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制度越完善，管理越透明，就更有利于监督。所以，逐渐要求新企业的筹建者先议定章程，呈交备案，开启了制度的标准化和成文化。对新企业来说，因为之前已积累大量经验可供借鉴，更易于自身采取制度化管理。

1885年，吉林机器局制订《吉林机器制造局、营口转运局及表正书院章程清册》，这是目及所见最早的成文的企业章程，内容还十分简单，以财务管理为主，主要规定了工资标准和发放办法、购料事项、杂费限额等[6]365-366。在1887年至1895年之间实行的《广东制造局东西两局章程》，除了岗位设置、工资标准、物料发放等内容外，还增加了考勤(作息时间、放假请假等)、考工(工数核算、产品验收等)以及设备、工具的保养维护等内容[6]366-368，1905年的《山西机器局章程规则》和《山西机器局办事规则》中，对财务报销、原料的验收、保管与发放都作了细致的规定。如对报销格式的规定，以前的格式是“凡采买零件具是每斤折成银数若干，总计合银若干”，但有的零件只有几百文甚至几十文，如果全部笼统地折成白银，难免有误差，所以又规定“凡报销折内，将每件用钱若干，按照原数分条开载，后开共用钱若干，按市价共折银若干”[6]379。一些企业在章程中规定了员司的职责、考勤、估料、估工、领料手续、完工记录、报销手续、成品检验等内容[7]103。由此可见，在政府的敦促之下，企业制度的成文化和系统化已出现明显的进步。

三、制度精细化：企业发展内在需求的自觉

企业的制度水平与企业发展程度息息相关，工厂的规模越庞大、设备越精密、分工越复杂，对制度化管理的需求就越高。事实上，无论是基于个人能力的管理模式，还是政府监督之下的规范化，都从侧面说明当时企业的发展程度还不足以催生复杂的制度。

19世纪90年代以后，兵工企业出现一些新情况。一是机器设备日益精密，某些企业开始从国外引进整套生产线，但工人整体素质偏低，常因操作不得法，无法充分发挥新设备的效力。其二，产品成本高昂，质量低劣。企业跨越简单的技术模仿，进入量化生产阶段后，质量问题的概率和消极后果被进一步放大。这些表明，虽然规模在扩张，产品在升级，但因成本、质量因素的钳制，企业的发展遭遇瓶颈，单凭设备和人才等硬件手段很难再突破。

虽然导致成本和质量问题的因素十分复杂，但企业在生产环节缺少科学与专业的管理手段是重要因素之一，如严格的工艺规范、精确的检测手段、有效的制度监督和奖惩措施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开始自觉地尝试。有的企业尝试建立更严格的工艺规范，如湖北枪炮厂进口德国生产线同时还引进部分技术资料，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工作次序表”，规定工时定额、材料消耗定额及质量检验程序[7]103，有助于控制成本，制定更精确的生产计划。有的企业专门设立了监工和稽核岗位。广东制造军械厂设各级监工22人，稽核员2人。监工负责登记“某匠所造某件，某件何日起工，何日完工”，“如所用之工不合度，所造之件不合式”，应据实上报。稽核员负责核实“每日所到之工匠、所造之件，所用之料”[6]386。有的企业还引进了专门用于质量检测的仪器，如广东制造军械厂曾购置用于试验火药药力的速率机，专门检测火药的涨力、速率等质量指标[6]347。

这些尝试不仅提高了管理的精细化，也增强了企业对制度的认同感，有的企业开始尝试从芜杂的生产活动中搜集、整理出抽象的经验，进一步充实制度手段。如江南制造局在1905年设立考工处，专门考察厂内机构设置、规章制度、工艺流程等，并编纂《江南制造局记》一书。该书详细记录了厂史沿革和制度结构，设备仪器的构造图式与操作方法，产品的构造图示和工艺流程，以及产品的工时定额和材料消耗定额等。总办魏允恭认为，本国工匠并非技艺不精，只是“心知其理而不达于辞，无以阐发新理，亦无从传习竞进”[8]，终究碍于学识的局限，无法将自身经验惠及企业，这意味着管理者必须自觉地担负起统筹经验、制定规范的责任。

四、结语

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论及落后国家工业化时指出，落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更倾向采用各种制度性手段，使其在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上比先进国家更具竞争力[9]。能否实现制度化管理是落后赶超先进的关键步骤，但如何获取这些手段则取决于管理者的认知水平。晚清兵工业创办者的初衷只是为了获取“自强”“御侮”的工具，并非建立现代工业体系。这种以产品为诉求的思维，束缚了对制度功能的客观认知，由此造成企业的制度化进程非常缓慢和被动，制度形成也呈现出碎片化的形态，缺乏系统性。此外，因为各厂发展程度不同，制度化水平也存在差异，地处东南沿海的江南制造局、广东军械制造厂的管理水平比地处西南边陲的四川机器局要先进很多，发展的不均衡限制了兵工业的整体发展。

[1]相关著述主要有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林庆元.福建船政史稿(增订本)[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樊百川.清季的洋务运动[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曾祥颖.中国近代兵工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夏东元.洋务运动史(修订本)[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林庆元.福建船政史稿(增订本)[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3]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36.

[4]左宗棠,等.船政奏议汇编[C].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

[5]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M].福州：启明印刷所，1910：60.

[6]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一)[C].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

[7]曾祥颖.中国近代兵工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8]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2-3.

[9]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

[责任编辑孙景峰]

FromPassivetoConsciousness：TheInstitutionalizedManagementofMilitraryIndustryintheLateQingDynasty

GAO De-gang

(Tianjin Plogtechnic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The realization of institutionalized manag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raversed a tortuous path and presented an obvious stage characteristics induc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administrator quality,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enterprise consciousness. Moreover, in this process, the awareness of institutionalized management was deepened and the passive attitude was converted to consciousness.

late Qing dynasty;military industry;institution;management

K252

A

1000-2359(2012)02-0150-04

高德罡(1978—)，男，河北唐山人，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2011-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