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德 志

(淮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

晚清使臣视域下的欧西形象及省思
——以王之春的《使俄草》为视点

杨 德 志

(淮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

晚清王朝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被迫打开了古老的国门，由此拉开了封建王朝近代外交的帷幕。在弱国办外交的艰难过程中，一大批使臣纷纷走出国门，从他们特定的视角去审视西方社会。他们一方面惊羡于西方富庶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对其制度文明心存惊奇和疑惑，同时也进行深刻的省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本国内政的主张。从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互动磨合，可以取长补短，取优补劣，共生发展，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共性。

晚清使臣；欧西形象；省思

晚清王朝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被迫打开了古老的国门，由此拉开了封建王朝近代外交的帷幕。在弱国办外交的艰难过程中，一大批使臣纷纷走出国门，从他们特定的视角去审视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并对此省思。由于每个使臣的出身、身份、阅历、受教育的程度乃至受时代风气影响的不同，他们对欧西文明的认识及省思，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本文拟从晚清使臣王之春的使俄日记《使俄草》入手，探讨王之春视域中的欧西形象及其省思，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一、王之春与《使俄草》

王之春(1842—1906)，字爵棠，号椒生，湖南清泉人，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后裔。文童出生，“少为名诸生”[1]，弱冠从戎。其在彭玉麟部时，“为启事吏，以其貌厚，令从军事，拔至道员”[2]。曾追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征战南北，受到湘淮大吏的赏识和重用。

王之春关心时政，讲求事功，推崇经世之学。同治十年(1871年)，为了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王之春整理刊印了《防海纪略》一书，该书的流传，对当时和以后的思想界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治十三年(1874年)，明治维新后逐步强盛起来的日本开始觊觎台湾。为了进一步探求御侮之道和自强之策，王之春开始编写《国朝柔远记》一书。该书记述了清朝开国二百余年间中外交涉的历史，考究得失成败，介绍世界各地的概况，并阐述了自己的洋务思想和主张[3]。该书影响甚大，颇受洋务派人士重视，“谈时务者奉为圭臬”[1]。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正式宣布吞并琉球，此举直接威胁我国东部海疆安全。为掌握日本动向，受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委派，王之春赴日查探。归国后向朝廷“上万言书，陈夷务，自请带锐师规复中山”[1]，又将此行见闻和所感编订成册，刊印出版，定名《谈瀛录》。彭玉麟称赞该书，“言简而意赅，俾日国情形一翻阅而瞭如指掌”，“诚防日以防俄之秘钥，亦服日以服俄之韬钤也”[4]。

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署理广东按察使任内，沙俄皇储尼古拉二世访华，王之春代生病的广东巡抚刘瑞芬妥为接待，获得尼古拉二世的好评。因为有这层关系，光绪二十年(1894年)，王之春以头品顶戴湖北布政使的身份出使俄国，吊唁俄皇亚历山大三世逝世，并恭贺尼古拉二世嗣位。其时，中日甲午战争方殷，清政府连遭败绩，王之春此次出使有联俄以制日的政治意图。由于俄国的外交政策是以本国利益为原则，不是以清政府的需要为转移的，王之春使俄的目的没有完全达到。而他却得以考察英法德俄诸国，审视欧西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并对其进行省思，且一一记录。第二年回国后，将其出使俄国的行程日记刊印行世，即所谓《使俄草》八卷。

二、对发达富庶的物质文明的关注

王之春使俄之际，正值西方国家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时，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尽管各国工业化发展水平和程度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态势。这些使得王之春感到十分惊奇、羡慕，王之春首先关注的是以下新鲜事物。

1.先进的科技。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力就是科技的创新与进步。先进的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便捷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王之春在法国万生园参观，记述到：“近日法人讲求蚕务，用显微镜择蚕种。视蚕身之有黑点者去之，其所生之子，亦以显微镜视之。中国每蚕子八两出丝二十五觔，法人每蚕子八两可出丝七十五觔或百觔不等。食叶之多寡，培养之人工，中外从同。法人于十数年间便已相去若此。”[5]178这是法人将光学镜应用于蚕丝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电报的发明是邮政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王之春的感叹是，“以电传声为德律风者，而传信用号码以审字尤为明显而画一”，“虽数万里外通传要信捷于影响奇妙，真令人不可思议矣”[5]425。让王之春惊羡的还有制钱局的防伪造币技术，及千里镜、电气线、剪草机、机械犁等新式器械。

2.发达的工业。欧西各国工业起步早，工业化水平高。王之春此行参观了法德英等国的军工企业，这些都是与煤铁联系紧密的重工业。在法国巴黎工业区参观，王之春欣然赋诗：“暮色苍茫海气清，电光煤火烂如星。”[5]568该区工业发达的景象在诗中得到较好的体现。在德国的伏尔铿造船厂，王之春所见，该厂生产门类齐全，厂中“机器各式分别，或凿孔，或锉光，或琢磨，或切断，种种具备”[5]340，同时，该厂还有造锅炉房、造喇叭所、木料所、图纸房等，应有尽有。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王之春参观了国家枪炮制造厂，看到该厂繁忙的生产景况，又欣然赋诗表达惊羡之情：“幕天席地橐籥工，阴阳炉炭飞炬红。光芒腾宵万丈起，运锤一击声摩空。”[5]379

3.繁盛的商业。欧西各国的工业化程度有所不同，相对来说，英法起步早，工业化程度高，与之相联系的是商业的繁盛。王之春在英国伦敦所见，“街市喧阗，行人如织，车如流水，马若游龙，大有五陵烟雾勝概”[5]365。在法国巴黎，“随往罗弗大店一游，周围里余旁通数十门楼，凡数重中间，百货环集，分类别门，犹若街市。掌柜者男女并集，仿佛中土之集场而富丽，殆不可比伦耳”[5]457。

4.先进的武器装备。科技的创新促进了军事装备进步。王之春在德国参观鱼雷厂，“观其演放之法，约一秒钟云已可行一里许，其速率之准头，盖以应验不爽者”[5]343。在英国胡力枢枪炮厂参观，所见新式鱼雷炮和快炮，皆首用无烟黄绵线火药，“价三倍于黑药，然力量甚大，一分可当黑药四分之用，且不患水湿霉变，无虑热蒸火烛”[5]375。在马克厂见机器炮，“内用机簧取携甚便，弹如排筒，横连于外，指按风门则内机动而药弹自能横递，连响不绝，如爆竹然”[5]377。

5.发达的交通。王之春对欧西交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欧西各国的铁路交通网。对俄国的认识是，“俄国铁路经始其主尼可剌第一(尼古拉一世)先由腹地通衢渐推至边境疆邑，迄今五十余年，其欧洲境内错综参互，已如蜘蛛牵网，六通四辟”[5]332。对欧西各国的总的印象是，泰西各国“铁道纵横午贯……英德诸国各道多置轨条或八九或六七，可以数车并行，不相窒碍，轮烟过眼，往来犹如梭织，此可以想其繁盛矣”[5]444。

王之春对于欧西繁荣的经济和先进的科技，并不像一些守旧官僚那样，斥之为“奇技淫巧”，而是持以赞许和钦羡的态度，这是他思想开明的表现。当然，王之春使俄时，西方国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尚未完成，新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化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由于使节的身份和时间的限制，王之春走马观花似的参观访问见闻有限，对于欧西社会物质层面的认识并不全面，也不深刻。然而，走出国门目睹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要远比在国内从书本上看到的西方世界更真实生动，更具有说服力。

三、惊奇与疑惑并存的制度文明

作为一位落后国家的政府官员，关注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生活状况，这是十分自然的事。通过考察，王之春认为，欧西的强大和他们的政治制度是密切联系的：“泰西诸邦立国虽仅千余年，而善政宏多，皆有实效，非徒奉行故事已也”[5]463。

首先让王之春惊奇的是欧西的教育制度。“欧洲妇人无一不识字就学者，无事不与男子同，即战阵亦用之，是其人数虽寡，实则一人有一人之用”，而中国妇女“唯秘置室中，是以人数虽多，已废弃其半于无用之地”[5]289-290。欧西的教育制度，“自其正本澄源言之，则凡男女八岁以上，必皆向学，否则罚及父母，国中义塾几如林立，其他格致光学、电学、算学以及博物工技各等院之足资考证者，又不知凡几，故其为学亦易成就也”[5]466。这种教育制度与当时清政府实行的八股文章、科举取仕的教育制度，有着天壤之别，当然让王之春感到惊奇了。

欧西各国的司法刑罚制度也让王之春感到新鲜。王之春发现泰西各国，“即如官之待民，从不敢严刑苛罚，暴敛横征，苞苴公行，簠簋不饬。其民亦奉公守法，令甲高悬，无敢或犯。其犯法者赴案录供，如得其情，则定罪系狱，从无敲扑笞杖，血肉狼藉之惨。其在狱也，供以衣食，无使饥寒。教以工作，无使嬉惰，七日间有牧师为之劝导，使之悔悟自新，狱吏亦从无苛待之者。国中所定死罪，岁不过二三人，刑止于绞，而从无枭首示叛逆。重罪止及一身，父母、兄弟、妻子皆不相累”[5]463-464。王之春对西方司法刑罚制度的认识，不免有夸张和溢美的成分。但是，欧西的司法制度确实与封建中国历朝历代残酷的刑罚制度大不相同。

王之春对欧西各国先进的税收制度也非常关注。他考察后指出：“国中所征田赋之外，商税为重。其所收虽似繁琐，而每岁量入为出。凡一切善堂经费及桥梁、道路，皆拨自官库，藉以养民。故取诸民而民不怨。”[5]464此外，其境中“亦无丐食市廛及无业之民游行衢路者。问其故，则皆为恤贫院收入教养，择其才智所近，俾学浅近手艺，艺成足以自食，始令出院，则不至无所依赖，流为饿莩，此皆由国家给发帑金”[5]465。这种税收制度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现代税收理念，自然让从封建王朝走出来的王之春感到新奇。

王之春对以上的各项制度基本上是赞赏和肯定的。但是，由于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王之春在观察、审视、评价欧西的各项制度时，难免会用儒家文化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进而得出一些自以为是的结论。如欧西的议院制度，本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它与封建王朝独裁专权大相径庭。王之春一方面看到议院制度的长处：“其所设议院固亦刑赏与共而无上下壅阏之虞”；另一方面又认为，“然流弊所滋，乃有权魁巨憝要结蓄谋，迫令其君使去位。此其君臣之义未知讲求者也”[5]320-321。

再如，王之春观察欧西的婚姻习俗，“妇有外遇，虽公爵夫人或弃本夫而再醮。夫有外遇，其妻可鸣官究治正”，“女子未嫁每多男友，生子不以为嫌，国中斗榖于兔之流几于四分居一，所以女多终生不嫁，免受到拘束也”。其实，西方的这种婚姻习俗至少体现出一定的男女平等原则。不像封建中国的婚姻习俗，男人可以有三房四妾，女人必须要三从四德。正是长期受到封建正统观念的浸染，王之春认为，“此夫妇之伦宜急正者也，各国政教一切亦大有可观，独此俗相缘于三纲大义未免失之偏驳”[5]322。

人的认识观念的形成是长期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王之春从封建农耕文明的视角去审视欧西工业文明的制度、习俗，看到诸多令其惊奇的事物和疑惑的现象，并按自己的理解加以评价，这是两种文明互动中的自然现象。当两种不同的文化最初相遇时，每种文化者都会从他者身上寻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这是一种通例，又岂独王之春一人哉？

三、王之春改革内政的主张

王之春的欧西之行，看到的只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一个侧面，但这足以引起他的深深震撼，并对此进行深入思考。这也是晚清使西使臣的共同经历。学贯中西的伍廷芳，曾在清末两次出任驻美公使，他的感慨是：“在今天这个蒸汽机和电气化的时代，她(指晚清中国)的交通运输太原始了。缓缓行驶的平底帆船和骡车根本无法同电车、火车竞争。她的中古式的教育制度也不能满足现代的要求。八股文和书法必须让位于现代科学的学习。简言之，她必须引进现代的机械和发明并学会利用现代的发现。”[6]这些使臣们共同认识到，中国太落后，必须努力向西方学习，奋起直追。

那么怎样向西方学习呢？王之春向清廷提出了八项改革内政的主张，具体内容是：一、修建铁路；二、改变兵制；三、变通科举；四、造就人才；五、设官银号，发行钞票，筹集款项；六、重工商；七、振兴矿务；八、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派头等公使驻扎英、俄。这些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以兴修铁路为中心的求富主张。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铁路这项新兴事物，许多封疆大吏多持反对态度。如时任湖广总督李翰章说，铁路“坏我地方田庐，蹙我民间之生计，众怒难犯”[7]。王之春此次出使，加深了他对于铁路的认识：“西人创兴火车不过数十年，今已密若蛛丝，往来梭织，遇水则设长桥，过山则穿洞穴，或架桥行街市之上，或穴地而行其下，并无大碍人庐墓者，至经行之路不过稍为平治，于风水之说尤无妨碍，道路之畚锸修治，邨落之分运货物，一一需人，亦无伤于贫民生计，而百货流连化重为轻，缩远为近，不啻以陆作海而以车当舟，运兵速，运漕便，行旅迅疾而无泥泞风涛之苦，何快如之！何惮而不为之！此中土所亟宜创兴者也。”[5]197-198而且对于工商、矿务，铁路可以“通国家之有无，济生人之日用”[5]332，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王之春将兴修铁路列为八项改革主张之首。

二是以改变兵制为内容的求强主张。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与西方列强争战，屡遭败绩。西方列强的军事，给国人的最初印象就是其先进的武器装备——坚船利炮。王之春使俄之际，也正是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连遭败绩之时。因此，王之春对欧西的军事特别关注，在俄德英法等国均参观了军工厂，而且还观看了俄德的军事操练。他不仅仅惊讶于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而且对其军事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是：“泰西自二三千年来，以战立国，其讲求战守之法，君民上下，内外一心，无不精益求精，盖非是则无以自存。”[5]682因此，王之春建议，“平时考究枪炮舰台营制弁勇之孰良孰楛孰勇孰怯无不确有定评……盖必营度于平日，然后能操胜于无形”；对于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方法，“宜多派学生出洋学习或遴选廉干之员出洋订购并募洋将训练，俾得蔚然自成一军”；军士“训练则聚之以营房，教之以学堂，择其身材授以技击，鼓其忠义之气，游之智略之林”；“常川训练使无日不如临大敌，庶几有备无患而声威复振矣”[5]684-686。

三是强调教育对富强的重要性。不管是求强还是求富，人才是关键，而教育又是造就人才的前提。通过此次出访，王之春对西方教育与富强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指出：“欧西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各学其学，女亦无所不学，即聋瞽跛哑者流亦各有学院，设塾师，择其可为者以教之。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令收付义塾。在乡则有乡塾，至于一郡一邑及国都之内，学塾林立，有大有中有小，自初学以至成材，及能研究精深者莫不有一定程限。文则仕学院，武则武学院，农则农政院，工则工艺院，商则通商院，非仅为士，有学即通国之人，凡执一业者亦无不各有所学……推之于士农工商，何独不然，推究大局兴衰，观其所以致此之由，而知勃兴之本，原不在彼而在此也”[5]315-317。所以，王之春向清政府提出八项改革内政的主张中，变通科举和造就人才两项就是以西方教育制度为蓝本的。

王之春通过亲身实地考察欧西以后，向清政府提出的改革主张，无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建设性，表明王之春视域的开阔和认识水平的提高。

四、余论

王之春在惊羡于欧西物质文明的同时，总试图从中国文化典籍中找到根源。如在法国参观万生院时，见西人对植物细加研究，王之春感叹，中国古时《齐民要术》诸书已尽讲求农物之学了。在游历了西方的军工厂后，王之春更是感叹我国三代时已“有机轮火炮之属，特事初创始，未克精益求精耳”[5]413。对欧西的部分制度文明，如对其婚姻家庭制度，充满了疑惑甚至是反感的情绪，他认为：“近亦知推中国为教化最先之邦，似已省悟及此，特骤难更革，故因仍之迩来四子五经之书西人多翻译之者，吾道西行，其庶几不远矣。”[5]322

从王之春的思想中，不难看出他没有跳出中体西用、西学中源的窠臼。但是，他的中体西用思想并没有顽固地坚持中体不可以更改，而是认为清政府应该向西方学习一些“善政”。如对欧西各国的行政体制，王之春认识到，“其分职建官颇能尊卑相御，内外相维，无畸重畸轻之患”，“举国中大小臣工，无不守法尚廉，不懈厥职，其在官者皆民之望，即贵至执政大臣抑且以民之可否为去留，又其榷征税饷具有常度，涓滴必归公款，不得朘民为生”，而且“凡泰西各国大都如此，可以想其立法之善矣”[5]450-453。因而，王之春的思想具有从洋务向维新转变的特征。

作为洋务派官员，王之春没有像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那样取得令人瞩目的实践成就，也没有像薛福成、冯桂芬那样具有系统的洋务思想。对王之春视域下的欧西形象及其省思的考察，有利于探讨晚清普通洋务官员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王之春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又积极提倡经世之学，此次的欧西之行，使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但是他并没有一味地崇拜西方先进的文明，而是对中外的现实进行省思，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主张。从中可以看出，当两种不同文化相遇时，经过一段时间的互动磨合后，取长补短，取优补劣，共生发展，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共性。

[1]李元度.《椒生诗草》序//王之春.椒生诗草[M].上海:文艺斋印,光绪十年刻本.

[2]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中册[M].上海:崇文书局,1988:74.

[3]赵春晨.王之春和他的《国朝柔远记》[J].汕头大学学报,1986(1).

[4]彭玉麟.《谈瀛录》序[M]//王之春.谈瀛录[M].上海:文艺斋印,光绪六年刻本.

[5]王之春.使俄草[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6]丁俊贤,喻作凤.伍廷芳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206.

[7]李书源.筹办夷务始末[M].北京:中华书局,2008:2192.

[责任编辑孙景峰]

OntheEuropeanandWesternImagesinEyesoftheLateQingDynastyEnvoysandTheirReflection——A Study of Zhichun Wang’s A Diary in Russia

YANG De-zhi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 23500,China)

Under the ferocious attack of the western imperialists, who had advanced warships and guns, the Royal Court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forced to open its ancient gate, since when began the modern diplomacy of the feudal royal court. During the hard times, many envoys went abroad and regard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eir special angle. On one hand, they were shocked by the rich western civi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ere surprised and meanwhile confused. Hence they underwent deep reflection, based on which they put forward their own propositions as to how to reform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Royal Court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om the above, 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wo cultures can compensate and even enrich each other after having met and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for some time, which proves they can coexist and help develop each other. This is also what all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s have in common.

late Qing Dynasty envoys;European and western images;reflection

K252

A

1000-2359(2012)02-0146-04

杨德志(1971—)，男，安徽明光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2011-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