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 华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公元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公布中国作家莫言喜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对整个中国文学界来说不仅一件盛事，更是一件幸事。对“诺奖”久有情结的中国文学界来说，莫言的加冕或许是一件略显尴尬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学生态的确太复杂，作家与读者的心态均变得多少有点狡诈了，以致于如今我们在面对这“深夏的花开”时候，不免存在某种“失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略莫言文学作品的价值以及莫言作为一名作家的伟大。

1955年2月出生于山东高密的作家莫言，曾荣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多项殊荣，因此他的许多作品自然早已被学界轮番研究。而本文主要以《欢乐》《拇指铐》《透明的红萝卜》三篇中、短篇小说为对象和起点，结合作家创作心理角度，及其在小说中的心理投射态度和情感投入程度，挖掘作家的创作资源和艺术资源。因为我们笃信，研究莫言小说的将会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显学，对他的任何文学作品及其意义的深发都将不会存在边边角角。

一 经验破败的文学书写

经验的破败，强调的是生活经验或者创作经验的失败感，也包含在其产生过程中感受到的疼痛和内心失衡带来的心理波动，那些技艺高超的作家总是能够把两种经验结合起来，并在创作中或隐或显地帮助读者辨识出何为生活、何为创作。与此同时，经验的破败，也呈现出历史的模糊性、时间的单一性和空间的破碎性等特征，在这一点上，读者可以从作品中轻易地感受到那些破败的经历叙述和忆旧的情感滥觞。如果我们避开叙事技巧和创作手法来看待莫言的小说(因为我们所选的文本在莫言的小说里也不具备绝对的典型性特征)，以作家的创作心态作为主要的切入点，强调在动态的流程里关注作家的心理投射和情感投入，那么，在作家莫言这里，这种破败叙述及其滥觞就尤为明显。

在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莫言研究资料》中，莫言在与杨扬教授的对话中就表露了这样的现实，“杨扬:童年的记忆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些难忘的东西，留存、积淀在个人经验中。除了饥饿，还有什么?莫言:还有就是对鬼的恐惧。这种体验直到今天还能感受到。”[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莫言是承认早年的生活经验对他创作的影响和左右，即他的情感抒发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饥饿”和对“鬼的恐惧”的影响。

针对1986年夏创作次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欢乐》，莫言曾如此自我看待:“《欢乐》是一部心绪如麻、感情沉痛的小说，我知道很少有人能够读完它。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欢乐》的命运是悲惨的。”[2]该小说的主人公设置表达出了一些主体间性的认识，是以“你”的符号来完成第一人称我的故事的叙述，而且作家始终保持了这种对主体尊重的态度，同时也尊重着主体思考以及历程完整性的生命叙述。如上所述，莫言承认“饥饿”与对“鬼的恐惧”两层童年记忆对他的影响，因此以二十三岁的青年来作叙事主人公的时候，由这两个载体组合起来的渴望——寄托于第五次高考来改变命运的“饿鬼”形象就完成了。在他幽会的对象“冬妮娅”的家里进行约会时，他看到了自己的母亲为了学费而从家里乞讨到了这里，并与干部身份的“冬妮娅”的母亲屈辱的交谈了起来。“你清楚地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你认为这很像做梦，很像幻想，但确凿地传来了母亲的说话声:大妹妹，行行好，给俺一块干粮吧，给俺一毛钱更好……”[3]376他试图寻求逃避，可实在无法忍受内心的羞辱，他的内心终于坍塌。尊严的最后底线，心理的最后防线，灵魂的最后包裹，都在这一刻被撕碎、撞破了。“你”一次次地历数你五次高考的情形，以及兄嫂的态度，但这些败坏的个人经验无疑是在对第五次的破败经历做着预演，打好铺垫;林林总总的经验触觉示意着终究主人公将要面临的完败结局。小说揭露人们学历上的盲目追求和整个社会对学历的偏狭认识，同时作者也表露出了自己在此方面曾经饱受的委屈和压抑。在随笔《我的中学时代》里，莫言就明确地承认过自己在早年的工作里多次拔高着填写自己的受教育程度;[4]而在《我的大学》中也多次指出自己的高考经历和硕士研究生班学习的各种纠结。[5]他时常指出贫富问题与人类精神的相互关系，也通晓高考对高中孩子们的某种戕害，可连他自己也不能免俗地虚伪起来。这实则是生活经验的挫败感在文学创作的显现，所以作家自己也难免对《欢乐》一作重视起来。

《拇指铐》和《透明的红萝卜》两篇都围绕小孩子的故事展开，让我们轻易区别出来的东西是，前者意在描写小孩阿义生存周遭的集体无意识，而后者则着重强调小孩黑孩的个人无意识。《拇指铐》分为六个小节，第一部分平铺地写阿义的母亲生病了，无钱买药，靠着母亲随身的两支银钗去药铺买药。第二部分写阿义拿到药回家在松树下因为“左顾右盼”的过错而遭致惩罚——被树下的一男一女中的男子拖到树下用拇指铐铐在松树上。第三部分写三个具有鲁迅文学符码的黑皮女子、老Q、大P、小D的人物准备施救于阿义，终于无功而返。[6]第四部分写一个给带婴孩的母亲准备施救于他，终究也是无果而去。第五、六部分写阿义心理的幻化。集体无意识是文化层面的，这个小说试图与“五四”文学时期的鲁迅写作的对话。不过略微显得直白了一些，“‘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男人提高了声音，威严地问。阿义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父亲……’那男人怔了一下，然后突然仰起头来，爽朗地大笑着:‘哈哈!你听到了没有?他说他没有父亲，他竟然说自己没有父亲!’”[7]没有父亲是可怜的，而母亲卧榻在床，生命垂危更是一件令人感到伤神和同情的事情。作家活生生地塑造出一个孤儿的印象，而社会上那些凶恶的势力，总是有些欺软怕硬，所以那些孩子们越发显得孤苦伶仃。这也跟小说的另一层隐喻一样，阿义虽然只是两个拇指被铐上了，可其余的手指也显得无能为力了。最为残忍的还是，那些残忍的禁锢控制了他最为得力的拇指，而且是绑架在一棵意味着不老的“迎客”的松树之上。这种捆绑的文化意味，不亚于传统名著《西游记》中孙悟空被困五指山下的某种隐喻，因为这个孩子的生命显得更加纤弱;而且拇指铐的控制更加微小，却直接指向了人们最为得力的拇指之上。用现代文明里的创造物“拇指铐”，把以后将可能变得得意洋洋那个大拇指收束了，慌乱无意识的集体们却找不到问题所在以及相应的施救之法。小说表达出了深层次、形而上的人性剖析，对于国人来说，这无疑是致命的惶惑与无尽的悲剧延续。可是，陌生的大人用这一手段实施在孩子们身上，却没有任何官方力量的施救，也指出了民间生活世界的虚拟和困顿，以及在民间心态里社会公共管理机制的绝缘化。

1985年发表的《透明的红萝卜》写的是无力成长的黑孩，跟着后母一起生活，经常遭到后母的虐待。我们前面提及了黑孩的个人无意识，事实上黑孩并不存在意志判断的问题，但生活中的他显得少言寡语，对外界的反应没有那么灵敏和那么痛快却暴露了这种个人无意识的韵味。在小说里，他的思维显得迟缓，行动无主张，正所谓的个体麻木“无意识”。小说中的菊子姐关心过她，可她显得匆匆忙忙的，然后又复归于她自己的生活中去了。黑孩的师傅那个小铁匠，尽管平素里如何对黑孩不好，可是到了最后还是需要靠着着黑孩去偷萝卜来，“象块泥巴一样瘫在铺上，嘴里吐着白沫，手撕着喉咙，哭叫着:‘亲娘哟，难受死了，黑孩，好徒弟，救救师傅吧，去拔个萝卜来……’”。[8]154在生命体受到危险之时，黑孩依然显得古道热肠。在透明的红萝卜与鲜明的太阳之间，黑孩的眼眸依然闪亮，他的心底依然纯洁，他个人无意识针对的也只是周遭世界的怀疑。他也不去反抗和辩解，大抵他知道辩解无用，多少也就逆来顺受起来。这样的叙述，既是作家对黑孩个体无意识的建构，又是一种解构，这是叙述者的矛盾内心的呈现，也是作家忐忑不安、左右为难心理的流露。

逆来顺受的黑孩和苦苦哀求的阿义两个小孩子在小说的叙述中，他们所得到的待遇是相差无几的。他们忍受着精神世界的风干之苦，他们也承受着现实世界的皮肉之苦——对于弱小到无可禁止的他们来说，他们也就只能将苦就苦，苦苦哀求了。童年的记忆对作家的触发是深入到灵魂以内的，挠痛和抓痒着作家和读者的情感因由和理想底识。《欢乐》描写的对象更接近作家个人一点，他的迷乱程度就稍微高了一点;其余两篇小说虽然是记忆世界里的东西，但是童年的纯真还在，且那种经验上挫败感依然鼓动着文学的潜行。如果再把附加的因素增加进去了，那倒变味了，《欢乐》增加的文化追求生活面的事情，《拇指铐》添加的则是文化母题旨归方面的东西。而《透明的红萝卜》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叙事上，所以就显得清洌得多，那些童真味道没有失去，它的接受面就更广了。

二 文学书写的感念深刻

“感念”在现代汉语里是“因感激或感动而思念”的意思。而在本文的论述中，这一词语意在挖掘出该词条意思的反向追逐——思念、怀旧的记忆的内在感激和感动。如前所说，莫言的小说里自身经验投射过多，作家情感表露得较少，这就容易导致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忽略了小说文本的感性抒发，仅仅把阅读关注停留在文本的叙事现实的浮浅隐喻层面的结论之上。但是，《欢乐》却有些与众不同，该小说被赋予了作家真实经验的投射，以及作家的真实生活与真实感受，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深刻感念。

其一，对失父病母和民间生态里生存无奈的自我逼迫感念。“对于中国人来说，‘生存恐惧’始终是他们生存经验中的最大的恐惧。他们的日常生存中，总是感觉到有一种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性的力量。”[9]84《欢乐》的最末端作家借“你”之口控诉道:“从地上传来惊雷般的询问声:什么是欢乐?哪里有欢乐?欢乐的本质是什么?欢乐的源头在哪里?……请你回答!”[3]383这无尽的询问是在主人公喝剧毒农药“一〇五九”后的痛苦身体反应之下的本能无意识，本能无意识的情绪流窜，完全是其生活经验破败触底之后的无奈地嚎叫。而悲剧直接的触发点是，他无法面对在为自己乞讨的母亲，《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大可不必去为他的师傅偷萝卜而挨打，可是他的确去了。“‘黑孩，听到了吗?你师傅让你去干什么?’一个老石匠用烟袋杆子戳着黑孩的背说。”[8]154虽然也有老石匠催逼着他，但我们能感觉到他自愿的那一部分。可临到最后他被抓住了，被那块土地的队长问他父亲是谁的时候，“黑孩的眼睛清澈如水。‘你叫什么名字?’黑孩的眼睛里水光潋滟。‘你爹叫什么名字?’两行泪水从黑孩眼里流下来。‘他娘的，是个小哑巴。’”[8]155我们能想象到黑孩那个怕打雷、怕猫头鹰，时常喝酒发怒的后母。《拇指铐》里的阿义被铐在松树上完全是因为年幼无助的他帮奄奄一息的母亲去买药。父亲早逝，母亲一人独立承担家庭生活，弱小的子辈要去接受和承担自己的营生。特别是在这种近乎疯狂、异化的民间生存的个体里，我们的家国集体、现代文明却无力解救他们。比如阿义被铐在象征“坚韧挺拔”的松树上的时候，我们丝毫没有感觉现代国家以及集体大众的营救，也没有感觉到谁来主持正义和公道。黑孩以及《欢乐》里边的齐文栋都是几乎疯狂而缄默了，而那些现代的文化观念也丝毫无法启发和帮助他们。他们只能陷入循环的自我绝望和自我逼迫的状态之中，这无疑与作家早年的具有破坏性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惨淡的早年经验激发了作家对民间生态下个体心态的审查，而选取自我逼迫的方式只是其必要的艺术手段之一罢了。

其二，对封建伦理与传统文化涂抹下，现代意识建构中个体伸张的急迫感念。我们能感受到莫言叙述的焦急，《拇指铐》里表明他深受着鲁迅等前辈人现代文学书写的影响，对红色意象的持重，对绿色意象的厌憎，对紫色、黄色意象的组建，比如猫头鹰、癞蛤蟆那些生命体的堆积，加重了现时代的破旧感。让我们明白，现在的民间生态里“封建主义”大山上所负载之物，依然占据着很大成分的统治地位。我们时常看到作家把同一类意象复制到另一个文本中，可我们在他的主题上很少感到作品间意义的重叠。这当是莫言虽然是高产的作家，却很少受到责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小说高调地提出了对现状的责难，谁去救救阿义，谁又来管管黑孩，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欢乐》里边的齐文栋去死吗!当小说中那个“你”与亲爱的“冬妮娅”正在约会的时候，他的母亲也乞讨到这个家门之上去了。作家虚构性的设置了该情节，让两个母亲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这里隔代伦理的思考就体现出来了，父逝母病，穷困的生命意识“人子”感受到了压力，作家把这层间隙缝合起来，让上一代母亲来完成对话。作品里的主人公本可以借机通过认识“冬妮娅”享受美好的爱情，进而逃避那穷困潦倒的现实生活。可作家硬生生的把他从幸福里拉了回来，弃掷在沦陷、死灭的边缘，这说明作家有意设置该情节时已经认识到了这种个体伸张的急迫性和艰难性。假如主人公苦苦哀求地进入了幸福的现世境地，那么作家将遗憾于被削弱了的现实寓意。

其三，现实处境对个人的逼迫与个体意志急迫伸张碰撞在一起，造就了作家和作品里的人物的窘迫感念。在一紧一松之间，作家需要高大的理念和强大的信念来支持自己的言说。《欢乐》里有对当代中国高考制度和计划生育制度的反思性叙述，可临到最后，我们发现作家也没有实质性的见解，他自己倒刻意地追逐着现行教育制度认可的学历。这种自我选择层面上的尴尬，在莫言的长篇《蛙》里依旧没有得到改观，文本过分地揭露，强调小说是写人的，表现人的，致使作品陷入了自己多年踩踏出来的泥淖之中。然而，正如众所周知，无论如何小说强调的始终是艺术的、审美的、而非功用的，可对于那些意在揭露的作家而言，他们所持的底识才是我们想要得到的财富。回旋在历史的叙事之中，莫言没有忘记当前的时代感，可他又把自己定义为一名切切实实的小说家。除开描写黑孩的《透明的红萝卜》发出感叹的呼唤，其余两个小说的结尾作家都将他的人物诉诸于迷狂。在思想的根底里，他无法通过合理的创造把黑孩从拇指铐里救出来，也没有充足的力气把《欢乐》中那个“你”引导至光影十色的地方。作家的批判性揭露比建设性意见占的成分要多，由此可见，作家陷入了一种身份的焦虑感之中，这种焦虑本身充满窘迫。

其四，身份焦虑、角色意识与个人见识之间的矛盾，让作家在生活和作品中流露出失魂后的落魄心理感念。我们经常看到莫言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失忆，或者选择性的遗忘，黑孩甚至抽离出来丢失了他应该有的角色分担。阿义时常处在恐慌的状态之中，齐文栋则在自我催逼的世界里变得有些丧心病狂。对世界和其他生命体的仇视一方面说明了自我空间的受压现状，可另一方面也指向了自己的心态失衡。关于自我的身份的担忧，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如此界定:“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10]在中国批判缺乏专业性的文学场域里，作家要么出于超然，要么落于世俗。像莫言这一代作家由于早年间的艰难生活，自然难以做到超然物外，从而逼迫自己进入到现实世界里。因此他在技巧性、敏锐度、艺术感莫不具有着很强的先锋意识，而在虚构的文学世界里，莫言的小说又要回避自己的主观焦虑性。

通过这样的梳理，我们就发现那个生发在莫言身上巨大的矛盾。思想的前驱性与经验的破败性这两种特性交织起来，完完全全地体现出内心的撕裂。这种破败面的特征在于，作家围绕自身处境进行思考的时候，他陷入了迷乱，不时显出自在自为的状态，试图有点让人物自寻生死路的意味。我们所选的三个文本里的主人公都有这样的特征，那些可怜的人物总显得有些无所适从。这就足以说明，思想的虚弱地带和灵魂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们的作家多少把无可奈何的思想也施展在小说人物身上了。这显然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我们需要的是，作家把人物从破败的叙事经验中抽离出来，重置在一个新鲜的环境下，渴望看到他主观性和控制力的调动。

结语

通过考察莫言的三个小说文本，阅读他的对话和随笔性文章，我们发现作家极其持重他童年回忆这层历史性的经验来叙事。诚如莫言自己所说的:“我的长处就是对大自然和动植物的敏感，对生命的丰富的感受，比如我能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发现比人家更加丰富的色彩。”[11]感觉积累上极其依赖自身成长历程中的特长性因素，包括色彩上的选择，对听觉的依靠，动植物类别的遴选上，三个作品里都展示着一定的同一性。那些不成功的经历会破坏性地出现在小说文本之中，我们也就发现了作家改造社会的急迫感，作家笔下人物所承担周遭世界的压迫感，以及作家和他的人物在这种碰撞中所表现出来的窘态。作家的感觉和思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分离，可他强力地保持着对人物的尊重，寄望于实现主体间性的贯穿叙述，这一点着重体现在《欢乐》中。“正如对身体的秩序的颠倒一样，文体在莫言笔下也表现为一种‘混杂’和‘颠倒’的倾向。《欢乐》可以看作是莫言小说话语方式成熟的标志。”[9]88而在《欢乐》与《拇指铐》中作家又流露出了作为意在表现的“作家”对社会现实无可奈何的浮浅思考状态。恰好回避了文化担负与破败经验叙事这两种纠结的《透明的红萝卜》反倒呈现出了清洌的感觉，成为了莫言的流传度较广、认可度较高的经典小说。

多年以来，作家之所以看重《欢乐》这个文本，主要原因应该是它丰富而浓烈的自传性色彩以及突出的经验性叙述。可作家敝帚自珍的同时，却没有觉察出他所采用的经验性叙述多是那些破败的、具有破坏性质的。“事实上，在任何劳动主题的背后，都暗含着一个饥馑的主题，或关于粮食的主题。只有那些不事劳作而又能饱食的旧文人和‘大跃进’时代的诗人，才常常会不懂得，或者装作不懂得这一点。”[9]73作家的早年经验告诉了他太多的东西，“饥饿”与“鬼魅”的童年经验的让其在写作很难回避这些因由，导致作家把有些破败性的经验纳入小说之中。显而易见，早年经验的叙事增强了文本的现实征引性与魔幻技巧性;而过度的依赖那些破败性质经验叙事则导致了文本的感念深重。也即是说，莫言的小说虽然在寓意和技巧上被广为称道，可过于依赖破败的早年经验叙事和过度渲染作家的感念深刻也会给文人气、颓废气、门户之见、封建因子等劣质的精神趋向保留着的存活空间。因为我们确实看不到如何去拯救《拇指铐》与《透明的红萝卜》里那些小孩的指导提示，这或许是当代先锋作家的通病。但对于“诺奖”得主来说，他应该感到任重而道远。

[1] 莫言．杨扬．小说是越来越难写了[M]∥杨扬．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7．

[2] 莫言．自序[M]∥莫言．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莫言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3．

[3] 莫言．欢乐[M]∥莫言．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莫言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4] 莫言．我的中学时代[C]∥杨扬．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9－23．

[5] 莫言．我的大学[C]∥杨扬．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23－28．

[6] 邓维加．莫言短篇小说《拇指铐》的意象系统[J]．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84．

[7] 莫言，拇指铐[C]∥《人民文学》杂志社．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短篇小说)．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178－179．

[8]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C]∥张健，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9] 张闳．感官的王国——莫言笔下的经验形态及功能[J]．当代作家评论，2000(5)．

[10] 〔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

[11] 大江健三郎，莫言．文学应该给人光明[N]．南方周末，2003－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