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军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

在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最能取得学界共识，并作出了较大成绩的应该说是“重返八十年代”。①当然，质疑的声音也并非没有。例如，惠雁冰的《强悍的宿命与无力的反抗——对“新世纪文学”命名的反思》(《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就指出“重返八十年代”“只能变成一种增遗填缺的‘补白’行为，价值失衡的‘平反’行为，视界逼仄的‘本事’考订行为与单纯立足于文本叙事的结构主义行为”。罗长青在《“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述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中也对“重返八十年代”表示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担忧，认为这一学术思潮“巩固了带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程光炜、李杨二人2005年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重返八十年代”专栏，系统地阐释“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范式以来，“重返八十年代”就逐渐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自己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迄今尚没有消歇的势头。

在这场学术思潮中，势头最健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光炜以及他的一些博士研究生。②在《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的“青年专号”中，杂志的封里列举了三十位“今日批评家”，其中至少有三位是程光炜的博士研究生:杨庆祥、黄平和李云。其它的批评家中也不乏“重返八十年代”的主力军，如贺桂梅等。我们以“中国知网”为平台进行检索，2005年以来程光炜发表的以“重返八十年代”为旨归的论文不下50篇(检索时间为2012年10月3日，下同);杨庆祥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也主要集中于“重返八十年代”，这方面的论文计近三十篇;黄平在这一方面的论文也有十余篇。如果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是“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重镇，程光炜是这一研究热潮的领军人物，大概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令人奇怪的是，作为“重返八十年代”的另一位倡导人，李杨在这方面的文章则少得可怜。除了两篇著名的文章《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和《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之外，我们几乎找不到他在“重返八十年代”方面的其它文章。

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热点，我们理应对其作出必要的梳理与反思，但是，这方面的文章却十分稀少。就目前所见，罗长青的文章《“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述评》应该是相对较好的一篇。但是，他所关心的问题是“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学术现象展开的过程以及在“重返”的过程中，不同学者之间产生的共识与分歧。与罗长青不同，在这里，我们所要探讨的则主要是“重返八十年代”展开的面向问题。我们想要追问的是这一研究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展，其侧重点是什么，相对而言又忽略了什么，侧重与忽略之间又显示了“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背后的一些什么问题。

一 为何“重返八十年代”

当我们对“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学术思潮进行审视的时候，为何“重返”是一个无论如何无法绕过的问题。只有当我们理解了“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目的之后，我们才能理清在这场初看起来热热闹闹的学术思潮中，哪些研究可以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具有学术自觉的“重返”，哪些则仅仅是打着“重返”的旗号凑凑热闹的散兵游勇。只有看清楚了这场学术思潮的基本形势，我们才可以大体明白这场思潮是否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也只有理解了“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目的，我们才可以检讨这场学术思潮的成败得失。

第一个目的，破除80年代文学“去政治化”的学术神话，揭示80年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纠缠，进而消除80年代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之间的对立关系，然后以80年代文学为起点，通过上溯与下延，建立起一个“整体化”的话语系统。

首先值得重视的是李杨的文章《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这篇文章详细阐释了他所理解的“重返八十年代”的目的。李扬认为，80年代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是同一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将自己对80年代的反思视为其50－70年代文学研究的延伸。只有在充分揭示80年代文学的“政治性”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化解80年代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之间的对立，并进而质疑“文学”与“政治”的对立。对于李杨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外在于政治的文学，将文学与政治对立起来本身就是对文学的一种片面理解。80年代文学也是如此。他认为80年代针对文学的规训同样无所不在。这种“规训”体现在“文学制度”与“政治无意识”两个方面。80年代的“文学制度”已经不同于50－70年代的文艺政策、文艺斗争，而主要体现为文学出版、文学评奖、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而“政治无意识”则主要通过“想象的共同体”来实现。[1]45－54通过建立 80 年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80年代文学“去政治化”的学术神话就可以破除，80年代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之间也就不再是以往文学史所认为的“断裂”，而具有了一致性。

李杨的学术构想似乎也就到此为止。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提出更大的文学史一体化的框架。①在李扬发表在《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的《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一文中，他提出的“重返”的目的也始终限定在打破80年代文学“去政治化”的学术神话及80年代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的简单对立上。把李杨的这种构想进一步扩大的是杨庆祥。在《“8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这篇短文中，杨庆祥提出“重返八十年代”的一个学术抱负是以80年代文学为起点，向前上溯到“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乃至“30、40年代文学”，向下延续到“90年代文学”，考辩这些文学阶段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其中实际上潜藏着一个‘整体化’的历史视野，但这种‘整体性’，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比如三个‘三十年’、当代文学六十年等说法)，同时也是空间意义上的，所以是一个差异的、缝隙丛生的整体，是一个充满了变化和复调意义上的话语系统”。[2]

虽然提倡“重返八十年代”的学者反复强调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是要“重写文学史”，②例如，在2007年第1期《当代作家评论》“重返八十年代”专栏“主持人的话”中，程光炜、李杨提出“我们的栏目主要关注的，不是对上述文学历史的肯定式或怀旧式的重温，也不是对文学史另辟蹊径的‘重写’”。李杨在《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访谈》中提出，“我们的工作不是‘重写文学史’，而是对八十年代文学史、文学批评的一些前提、一些理论预设进行反思。”杨庆祥在《“8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也说“‘80年代作为方法’其最终目的不是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重写’”。但是，从李杨、杨庆祥的学术构想中我们发现，其“重写文学史”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我们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实质上在做着“重写文学史”的工作，而要反复强调自己不是要“重写文学史”呢?这样的说法仅仅是一种叙述策略还是有着更深的学术目的?或许，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已经不仅仅是一些知识上的改变，而主要是文学史研究思维方式的更替。显然，他们有着更高的自我期许。

如果说“重返八十年代”的第一个目的相当宏大，那么，对其第二个目的我们也不可小觑。“重返八十年代”的第二个目的直指当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在《“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这部著作中，贺桂梅曾概括性地指出“作为‘新时期’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视为告别五十—七十年代的革命实践而进行文化‘新启蒙’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形成的文学观念、知识体制与思维模式构成了近三十年的新主流文化，也是人们理解当代中国六十年乃至整个二十世纪历史的基本认知装置”。[3]程光炜、李杨他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想通过“重返八十年代”改变已经视为常识的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支配着当代文学研究的这种“认知装置”。

李杨首先指出“重返八十年代”与一直都在进行着的80年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是要将80年代“问题化”，也就是将我们现在已经普遍接受并视为常识的文学史观念、理论思维方式重新“问题化”。如果用文学史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所谓的“重返”其实就是为了与80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观念进行对话，也是与主宰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的历史哲学观念对话。主宰80年代主流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观念是文学自主论，是文学摆脱政治制约回到文学自身，是建立在这种文学自主论之上的文学发展观。这种文学史观将“文革”前后的文学理解为一种对立关系，理解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重返八十年代”所要解构的，就是这种高度本质化的二元对立。于是，李扬宣称“‘重返’或‘重读’‘新时期文学’的目标就是要动摇或挑战这种既存的生产文学史的常规方式或常规进程。”[4]

在《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文学史与80年代“主流文学”》等文章中，程光炜也一再指出，80年代甚至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当代文学史著作①程光炜所分析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主要是: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撰写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洪子诚著作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孟繁华、程光炜著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在对80年代的文学思潮、文学作品进行解读与评价的时候，其显示出来的文学史观念依然是从五六十年代沿袭下来的“二元对立”与“文学进化论”。程光炜对这样的文学史观念明显感到不满，他与他的同行所进行的“重返八十年代”就是要对这种影响持久的文学观念甚至历史观念进行清理与超越。

杨庆祥也认为，在“重返八十年代”的过程中被重新构造的不仅仅是以往的文学作品和作家谱系，更重要的是回到现场和当下，重建文学批评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维度，从而更好地对文学现场发言。

二 如何“重返八十年代”

实事求是地讲，程光炜他们“重返八十年代”的目标不可谓不大，学术理想也不可谓不高。那么，这样宏大而高尚的学术理想如何实现呢?

程光炜在人大的课堂上曾经提到“‘重返八十年代’有多种途径和研究的方法，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反思历史’，另一是‘走向世界’”[5]42－47综观“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文章，前一个方面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后一个方面则让人感到进展乏力。

关于“反思历史”，程光炜、李杨的设想是从80年代的文学史中“引出一些值得讨论的话题，尤其是对八十年代以来人们新的文学观、历史观形成过程中那些至关重要的‘影响’背后的‘问题’，做一点由点到面、从自我反思出发到重返历史思想原点的清理性的工作”。[6]

在自己独立发表的文章中，李杨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我关注的是，在八十年代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构造过程中那些被不断遗失和扭曲的东西，那些被忘记或被改写的知识和思想。”[1]45－54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过程，就是以这些知识和思想的被遗弃和改写作为条件和代价的，以至于我们后来对许多事物的理解是想当然的，是未加质疑的。李扬是想通过“重返八十年代”认真探讨这些“被不断遗失和扭曲的东西”是不是依然作为我们的“他者”而继续存在。如果它们依然存在，那么它们对我们认识、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通过对“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论文的阅读，我们认为程光炜与他的博士生基本上就是按照他们规划的方案开展研究的。除了“打捞”被以往文学史“遗忘”的历史之外，程光炜还做了另外一个方面的工作:审视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八十年代”。在这一部分，我们就通过对程光炜他们审视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八十年代”、“重返”那些被“遗失和扭曲”的文学现场等研究成果的检讨，来反观“重返八十年”的具体工作与他们的学术追求之间的关系。

(一)审视文学史叙述中的“八十年代”

通过详细研究80、90年代一些重要的当代文学史著作，程光炜发现从五六十年代沿袭下来的文学观、历史观一直在影响当代文学史对80年代文学现象的叙述与评价。

首先，沿用了近三十年的“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十分浓厚的政治意味，而且显示出“文学进化论”的色彩。《新时期文学六年》、《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等都是在“新时期”这样一个“一元化”的历史环境中，使用他们之前曾经批判过的“二元化”的思维方式，以实现“新时期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的断裂，并且赋予“新时期文学”以更高级别的文学史地位。所以，在90年代后期以来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这一概念就逐渐被“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这样一些更为中性的概念所替代。

但是，“文学进化论”的影响却并未随之消退，而是改头换面地出现在后来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将50－70年代文学与80年代文学对立起来，并且给前者贴上“政治化“的标签，而赋予后者以“去政治化”的文学史意义。具体到当代文学史著作来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存在着用“作品”压抑“文学史知识”的二元对立，用先锋文学超越现实主义文学的进化论倾向;董健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更是一部“在‘90年代’写作出版的‘8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所以，程光炜完全有理由认为80年代的文学思维依然在支配着9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但是，“却从没有人认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7]

(二)“重返”被“遗失和扭曲”的文学现场

根据“重返八十年代”“打捞”历史的理论设想，程光炜等人在具体“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时候，所重新审视的主要是批评家的知识谱系、文学论争过程中所展示的文学观念与批评策略以及那些文学“失踪者”与主流话语及文学研究的“认知装置”之间的疏离。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检讨，他们试图展示80年代文学研究的文学观念、历史观念对80年代文学现象的某种遮蔽，进而超越当年的思维方式，揭示80年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消除80年代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之间的二元对立。

在这一部分，我们不打算(也没有可能)把“重返八十年代”在这一方面的工作进行毫无遗漏的检讨。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在每一个问题上我们以一篇代表性的论文作为分析对象，希望能够展示“重返八十年代”“打捞”历史的成绩。

程光炜清楚地意识到，80年代学者的知识立场对其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决定性影响，要对80年代的文学研究进行反思，就不能不检视80年代学者的知识立场。程光炜与其博士生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知识——权力与80年代，其目的就是“对80年代一些著名的丛书、话题和概念做一些清理”。[5]42－47在《一个被重构的“西方”——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看80年代的知识立场》这篇文章中，他就初步审视了存在主义、语言转向这些西方的知识谱系在中国80年代的接受情况，并试图分析这些思想理论资源对80年代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程光炜认为存在主义在80年代的中国存在着“误译”、“选择”、“删节”以及“偏离”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其说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思想性的问题。翻译者们是想通过这种手段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存在的焦虑”的问题。学者们在接受存在主义的时候也普遍是将其作为一种武器运用于思想批判，而忽略了对其进行必要的学术思辨。这种现象突出地体现在刘晓波对李泽厚的批判上。①见刘晓波著《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西方语言学著作②如卡西尔的《语言与神话》，于晓等翻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的引入也改变了80年代文学批评的面貌。文学界之关注语言问题乃在于其对“文学自主性”的追求。程光炜认为，80年代中期，“文学自主性”被认为是“去政治化”的重要途径，被人们理解成一种非常“理想”的文学状态。于是，这种“语言的转向”被看做是主流话语之外的另一个系统，“回到‘语言’就等于是真正地‘回到文学自身’，它是一种远比社会历史存在都要‘纯粹’、‘纯洁’的乌托邦的境界，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很多人都深信不疑的一个事实”。[5]42－47

要反思80年代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政治性影响，对文学论争中各方所持文学观念与批评策略进行梳理也是一种途径。在《批评对立面的确立——我观十年“朦胧诗论争”》这篇论文中，程光炜通过清理“朦胧诗论争”双方的文学观念与批评策略，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80年代文学与社会思潮及政治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论争双方所使用的策略都是将对方设立为“对立面”，“先把对方设定在‘不正确’的状态”，然后通过批驳、激辩和排斥的方式，使对方丧失话语阵地，使自己的文学观念成为文学界唯一通行的话语。于是，“看得见的自我与抽象的对方，在批评文章中形成了交锋式的富有张力的话语形态，由此形成我们所能看到的‘80年代’文学批评的‘面貌’”。

回顾80年代文学批评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几乎所有的论争、批评活动，这种以一方的立场、本质来排斥、降低对方的立场和本质的做法，实际上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某种程度上，80年代的文学批评，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立场化和本质化的批评。”[8]

在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为什么相同主题的作品有的当时就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在文学史上拥有了“经典”的地位，而有的作品则被质疑甚至批判，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也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甚至被文学史“遗忘”?这一现象背后所显示的其实就是80年代文学成规对不同作品的选择问题。通过对80年代文学成规的“塑形”，“重返八十年代”希望展示出80年代文学创作及批评与社会体制、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文学“成规”的建立》这篇论文中，程光炜从“‘揭露’的历史范围及限度”、“具体或抽象的叙事”、“人生与人性之区别”、“给出答案”等四个方面对比分析了同为“伤痕”题材的两部作品《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

在对历史的揭露上，“《班主任》的故事与社会意识形态比较一致”，而《晚霞》，则不满足于“揭露”与“呼吁”，“它对造成悲剧的历史成因和人的命运中所潜藏的存在主义命题的兴趣，也远远超出了一般性的社会问题，有非常尖锐的追问”。[9]20－29在叙述方式上，《班主任》采取的是“具体”叙事，而《晚霞消失的时候》则表现了对“抽象”叙事的“错误”追求。按照当时的文学观来理解，“具体”叙事是在一种被事先规定的历史场景和历史认识中展开的;而‘“抽象’叙事则被看作是对这一‘规定’和‘本质’的脱离，是一种明显的改写、扩展，因而无形中对已经设限的具体历史场景和认识构成了直接威胁。”[9]20－29在探讨“人生”、“人性”的问题上，前者始终围绕着“人生问题”而展开;后者却没有停留在“人生”层面而滑向了“人性”的层面。在当时批评家的话语系统中，“人生”问题对现实生活、现实斗争具有指导意义，“是一种精神导师的身份”。[9]20－29而人性则依然具有资产阶级的话语属性。面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前者给出了与社会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答案”，而后者却避免给出“答案”。由于“文革”失败而带来的政治危机、思想意识危机也对文学产生了“危机”性影响，致使那个时期社会出现了对信仰的混乱和动摇。这个时候更够给出符合社会要求“答案”的《班主任》自然会比避免给出“答案”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更受主流批评家的肯定。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程光炜不仅展示了80年代文学批评与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更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80年代的文学环境与“十七年”时期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十七年文学”中，通过什么样的“故事”表达什么样的主题，文学体制内部都有严格的规定。反过来说，如果某些作品因存在“问题”而受到指责和批评，也都是文学体制内部规定性内容方面的批评。“这种对历史的认识和想象，在80年代并没有根本变化，它有某些收缩、改造和转化的现象，基本原理却未发生重大变动。可以说，这是‘新时期’文学成规自我探索、生成过程的一个基本前提。”[9]20－29

三 “重返八十年代”的问题与反思

对于“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构想和具体研究成果我们不仅认为有其必要，而且对各位学者进一步探讨学术史的情怀也表示由衷的敬意。也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想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对进一步推动“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打捞”历史的做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揭示80年代文学“政治性”的目的，我们的看法似乎并没有程光炜、李杨他们那么乐观。我们承认在这些学者的研究论著中，他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研究对象的“政治性”，但是，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研究对象很多时候都给人一种“增遗填缺”的感觉，这些对象往往是80年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些“缝隙”(当然，谁是“缝隙”谁是“主流”，不同的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文学作品就在那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够给出结论)，证明了这些“缝隙”的“政治性”是否就能够证明整个80年代文学的“政治性”?答案恐怕未必那么明朗。

综观“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文章，我们发现，研究者们在对80年代文学进行重新阐释的时候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他们大多选择文学史上的一些个案进行重新分析，缺乏对80年代文学发展趋势的整体把握。无论是程光炜还是他的同行，其研究文章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类:阐述“重返八十年代”的理由与方法;“重返”80年代的文学思潮与文学批评;以文化研究的方法重读80年代的文学作品。那种尝试“重塑”80年代文学“政治性”的整体性把握80年代文学史的文章，我们几乎没有见到。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就很难对80年代文学“去政治化”的学术判断提出有力的质疑。毕竟，证明了一些个案的“政治性”并不能从整体上颠覆整个80年代文学“去政治化”的发展趋向。某一时段的文学思潮或某一部作品所受到的文学批评具有“政治性”也并不代表整体上文学史发展的“去政治化”就不能成立。

其二，在对文学作品进行个案分析的时候，研究者们大多采用文化研究式的外部分析，很少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揭示文本内部的“政治性”因素。2011年，程光炜在《长城》杂志上开辟了一个名为“编辑与80年代文学”的学术专栏。在这一专栏内发表的文章，主要是通过“打捞”80年代的某些作品在创作、修改、编辑、发表过程中的一些“秘史”，来佐证80年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思路在“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研究方式。我们不是说外部研究不可取，但是，总是靠着“打捞”上来的一些“秘史”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总是让人觉得这种研究好像还缺少点什么。一种文学研究的真正拓展当然离不开外部研究与史料分析，但是，如果仅仅建立在外部研究与史料分析上面，这种研究能够取得多大成绩就很值得怀疑。

另外，这些“缝隙”的“政治性”在之前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也已经有所论述，但这并未改变大家对80年代文学“审美趋向”的认识。“重返八十年代”的这种努力能够做到吗?

(二)我们退一步讲，即便是他们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的学术构想，接下来的问题很可能马上就会有学者指出:“重返八十年代”“打捞”的这些“历史”是否会对以往文学史所叙述的那些“历史”产生新的压抑?在程光炜他们看来，大家之所以认为80年代文学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审美”的文学，就是因为以往的文学史压抑(或者叫“遗失与扭曲”)了他们所要“打捞”的这些具有“政治性”的“历史”。那么现在，如果“打捞”“历史”获得成功，这些被“打捞”上来的具有“政治性”的“历史”又如何能够保证不会压抑“文学性”的“历史”?这样一来，“政治”是否会对“文学”重新产生压抑?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没有可能。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又如何消除“重返八十年代”所要尽力消除的“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对立?

其实，从学术史来看，这几乎就是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怪圈”。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我们似乎也可以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研究”。在80、90年代，基于“文学回到自身”的文学自主论，当时的研究者们更多强调80年代文学“去政治化”的趋向，强调80年代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之间的对立与“断裂”。今天，“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者们基于文学研究及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又想通过强调80年代文学的“政治性”，在80年代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之间建立某种一致性。在将来的某一天，情况有可能又会出现另一种变化。所以，一种学术研究在看到自己对以往研究成果的超越性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三)对于“重返八十年代”而言，改变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中的某些“认知装置”与思维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既然这些“认知装置”与思维方式是自己所要批判并试图加以改变的东西，那么，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就应该极力避免受它们的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所要改变的这种“认知装置”与思维方式依然在十分顽固地支配着他们“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研究。在所有他们要批判的思维方式中，“二元对立”是很重要的一个。程光炜在《批评对立面的确立——我观十年“朦胧诗论争”》这篇文章中，就着重分析了“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对“朦胧诗论争”的影响。批判的双方，无论是“崛起派”还是“保守派”都是先将对方设定为自己的“对立面”，先把对方设定在“不正确”的状态，然后通过批驳、激辩和排斥的方式，使对方丧失话语阵地，使自己的文学观念成为文学界唯一通行的话语。虽然说程光炜他们的态度已经不再是80年代那种“批驳、激辩和排斥的方式”，但是，思维方式依然是二元对立的。他们是通过把以往文学史叙述设定为自己的“对立面”来建立自己的研究视角的，如果没有了以往文学史这一“对立面”的学术参照，“重返八十年代”能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学术意义就很成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重返八十年代”所批判的这种“二元对立”其实几乎是一种很难克服的思维模式。只要对某一事物展开批判，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把它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进行审视。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这样的做法都可以称之为“二元对立”。它在很多学术研究中都普遍存在。这种思维模式存在于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存在于“重返八十年代”对80年代文学研究的批判中，同样也存在于我们对“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批评之中。

另外，“重返八十年代”的倡导者程光炜、李扬都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其他从事该项研究的学者，要么跟程光炜、李扬一样，要么就是他们的学生。可以说，这些学者的文学观、历史观与80年代逐渐形成的“认知装置”和思维模式有着十分密切关系。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来反思、批判80年代的“认知装置”和思维模式，多少有些像是提着自己的头发过河，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1] 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访谈[J]．当代作家评论，2007(1)．

[2] 杨庆祥．“8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J]．文艺争鸣，2010(1):93．

[3]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封底．

[4] 李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J]．文艺研究，2005(1):5－11．

[5] 程光炜．一个被重构的“西方”——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看八十年代的知识范式[J]．当代文坛，2007(4)．

[6] 程光炜，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专栏“主持人的话”[J]．当代作家评论，2007(1):45．

[7] 程光炜．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J]．文艺争鸣，2007(7):59－68．

[8] 程光炜．批评对立面的确立——我观十年“朦胧诗论争”[J]．当代文坛，2008(3):4－13．

[9] 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J]．当代作家评论，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