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俊

(信阳师范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论统一战线和谐发展的现实与理论基础

李 俊

(信阳师范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统一战线和谐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从现实性讲，统一战线以其广泛性、包容性、多样性和社会性，成为党和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的基本实践和有效途径。从思想渊源讲，统一战线和谐发展理论，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的和谐思想为指导，并视为根本的思想源泉；二是充分吸收、借鉴中华传统文化“和谐”思想中的优秀成分，并视为基本的历史源泉。

统一战线;和谐发展;传统文化;胡锦涛

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联合、和谐发展高于统一战线内部的差异、分歧、矛盾。但不同的政治力量的联盟以及联盟中政治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任务和目标的不同，统一战线的和谐发展有着不同的内容、性质、特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为指导，在充分吸收、借鉴中华传统文化“和谐”中的优秀成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新形势和任务，对统一战线和谐发展进行分析和总结，明确提出了统一战线和谐发展理论。

一、统一战线和谐发展的提出及现实基础

2006年7月,胡锦涛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这是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些重大关系，也是统一战线需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保持和促进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保持和促进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和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事关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1]548这一论述不仅阐述了统一战线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而且直接点出了五大关系的和谐是统一战线和谐的重要内容。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国儿女的大团结。”[1]666以上这些论述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和谐发展提出的标志，也是我们研究统一战线和谐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立论的基石。

统一战线和谐发展的提出是新形势下统一战线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统一战线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联盟，是以处理同和异的矛盾，协调异质性因素与社会结构主体以及其他因素关系协调发展为其任务，它必然要反映所团结、联合的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利益和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已发生新的变化，主要是社会阶级和阶层不断分化和重组，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表现为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思想观念或价值多样化。这些变化对统一战线自身的和谐提出新的挑战。例如，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不同的相对独立的阶层，使得工人阶级实现自身团结统一的问题突出起来；农民阶级内部的大规模变化和分化、重组，使得工农联盟的巩固面临新问题；大量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以及由于“一国两制”的实施，统一战线的范围更加广泛，使得协调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任务更重。因社会经济结构(包括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等)的变化带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打破了过去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利益结构的单一和局部利益的均衡，具体利益的差别越来越明显，与此相适应，带来人们社会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和不同利益主体权利意识的觉醒、政治诉求的增强[2]。这些新的变化，说明团结好、协调好统一战线内部各方面的关系，使之和谐发展成为新形势下统一战线的现实任务。

统一战线和谐发展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基本实践和有效途径。

(1)从统一战线的构成看，统一战线内部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内容。新时期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其构成是社会结构的反映。它涉及我国政党、民族、宗教、社会阶层、港澳台海外等诸多领域和方面，能否使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更加巩固，我国56个民族的关系更加和谐，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更加协调，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更加适应，大陆同胞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联系更加密切，直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没有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团结,就没有全社会的团结，没有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和谐，就没有全社会的和谐。

(2)从统一战线的本质看，统一战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实践。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党的统一战线的本质。统一战线的本质规定了统一战线团结、合作、联盟的方向。我们党统一战线发展的实践充分体现这一特性。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统一战线以推动国民革命为目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了由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党的统一战线发展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一个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以及除汉奸、投降派以外的地主阶级和亲英美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广泛的联盟。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推进，党的统一战线又发展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联盟[3]。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统一战线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跨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的统一战线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又增添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对我国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的统称。党的统一战线实践发展证明，统一战线不仅事关无产阶级总体力量的布局，而且以其凝聚人心、汇集各方面力量的优势，成为党和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的大方针。

(3)从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特征看，统一战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将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特征概括为“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和显著的社会性”。所谓广泛性是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在我国出现，统一战线工作对象增多，同时由于“一国两制”的实施，统一战线团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所谓包容性是指，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目标下，统一战线要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求同存异、共同奋斗。所谓多样性是指，统一战线范围内社会各方面成员在根本利益一致性不断增强的同时，呈现出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利益要求，选择性、自主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所谓社会性是指，统一战线工作由政治领域拓展到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由大城市拓展到中小城市，由公有制单位拓展到非公有制单位，参与统战工作的部门和组织日益增多。这些特征的概括，反映我们党对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发展实践中规律性的认识。这些特征既是社会发展对统一战线提出的要求，更使统一战线以自身的发展变化主动适应社会，并成为社会全面、持续、有序、健康发展的实践平台。

二、统一战线和谐发展提出的思想渊源

(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和谐发展思想是统一战线和谐发展理论的思想源泉

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出发，在总结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包含丰富的统一战线和谐发展思想。他们关于统一战线和谐发展的思想，既有哲学上的理论思考，又有立足当时无产阶级历史任务和革命实践的总结，为我们党统一战线和谐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1)从人的社会本质出发，揭示统一战线和谐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方式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4]344因此，“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60。这表明，人的现实性、人的价值在于与社会的融合、与他人的合作之中。这就揭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内在本质。统一战线作为一种社会联盟，一要契合人的社会性。同时，统一战线的生命力在于与人的社会关系发展的一致性上。马恩从人的社会本质的哲学高度，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最高目标：人的社会关系高度和谐、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共同体时，提出“虚假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并认为“虚假的共同体”相对于个人而言，表现为外在的独立；“真正的共同体”是“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4]119。随后，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未来的理想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294。在这种社会或共同体中，人们克服了社会关系的狭隘性、对抗性和外在性，到达了个人与社会、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和谐。

(2)从历史主体合力论出发，界定了统一战线和谐发展的力量和方向。在马恩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由现实的人表现出来的“历史合力”来实现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结果，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5]。历史合力论表明社会历史发展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何社会都是由若干种类、层级的社会群体和阶层构成的。历史发展不是由某个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和力量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在组成合力的各个力量中，总是矢量最大的那些力量对合力大小和方向起着主导作用。现代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实现自己历史使命中，不仅要把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集中起来，而且要把一切进步力量和有利于进步的一切积极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强大的“历史合力”，使社会历史朝着无产阶级这一方发展[6]。

(3)从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实践出发，论述了统一战线和谐发展的现实问题。第一，无产阶级必须加强自身的团结统一。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不仅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而且提出共产党要善于与各国无产阶级、本国无产阶级的不同派别、集体或政党建立统一战线。因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4]285。第二，无产阶级要与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只是同一个：资本”[4]456。相似的经济地位和共同的政治要求，是工农联盟的坚实基础。无产阶级能否与广大农民结成联盟，始终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他们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时指出：“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4]386第三，无产阶级要联合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们代表的民主派。在马恩所处的时代，小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活跃在欧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无产阶级要有效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斗争，就不能不注意联合这部分力量。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还具体阐述了不同国家的共产党人对他们的原则。第四，无产阶级政党在联合其他阶级和政党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共产党人“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7]。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要注意对其他工人政党以及其他同盟者的教育和帮助，决不能放弃对各类同盟者的错误“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列宁从当时俄国革命的实践出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第一，他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联合同盟军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无产阶级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8]180。第二，他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和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联系起来。他在1915年的《和平问题》中，首次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考察、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把它同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联系起来，还赞赏并重申共产国际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这一口号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国际主义思想的发展。第三，他提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不可能在小生产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善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他指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8]510他还阐述了租让制、合作制、代销制，租借制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并提出“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的思想[8]505。

二、中国传统文化“和谐”思想中的优秀成分是统一战线和谐发展的历史源泉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和谐”的民族。在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的最高价值标准。它对我们党统一战线和谐发展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文化传承上的影响。

“和”在古代汉语中，作为动词，表示协调不同的人和事并使之均衡。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帮。”作为描述事物存在状态的形容词，“和”表示一种顺畅、适度的意思。如《广韵》：“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和谐发展为一种政治、哲学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早在西周末年，郑国的史官史伯同郑恒公谈论“周其弊乎”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他认为，周朝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周的统治者“去和而取同”。在史伯看来，“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说明“和”是万物生成发展的根据，也是社会得以发展的基础。

在儒家学说中，“和”是重要的范畴，有“和而不同”“中和”“和为贵”“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儒家思想的代表和集大成者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后来所称的“和而不同”的哲学命题。《礼记·中庸》指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些论述，说明“和”是多样的统一，不是简单的同一；通过“和”的方法能达到共生、共存、共赢、共荣的境界。孔子在《论语·学而》中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种重视道德“礼”的社会规范，来实现他的社会和谐，对我们现今的社会诚信建设有借鉴作用。继孔子之后，儒家最大代表孟子也对“和”进行阐述。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倡导施王道、行仁政来实现社会和谐。儒家在《礼记·礼运》中描绘了他们“和”的理想社会即“大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大同社会是以儒家的礼乐制度为核心，主要通过人们的伦理修养、伦理规范来实施。

墨家关于“和”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上。墨子从当时春秋战国特殊环境出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争夺是对社会最不利的，主张“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提出：“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他的兼爱具有反宗法等级制的特点，是人与人、家与家、整个社会国与国之间无差等的爱。《墨子·非攻》指出，战争“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下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这几种“不可胜数”说明了战争的危害性、破坏性。墨子的“非攻”，表达了他对社会生产、社会安定和谐的期盼。其非攻并不等于非战，而是反对侵略战争，还注重防御战。墨家的守御是有名的，被称为“墨守”。

道家关于“和”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对“和”的形而上的理解上。老子的《道德经·四十二章》指出：“道生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这说明，万物都在道中，万物都是阴阳二气相互激荡而生成的和气所致。阴阳二气尽管相互对立，却始终和谐地处在“道”的统一体中。合乎和气就能顺其自然而与道同体；不合乎和气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老子用阴阳的辩证关系对“和”的阐述，无疑具有哲学上的重大意义。此外，道家还对他们理想的社会和谐进行描述。《道德经·八十章》讲：“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想往来。”庄子在《庄子·马蹄》中描绘了人与自然界融为一体、人禽共处的社会状态，即“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显然，道家的理想社会和谐是一种清净无为、清淡寡欲，回归自然的消极的社会和谐。其中，在注重节俭、崇尚自然，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方面，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不少思想家、政治家就社会的和谐问题提出有价值的观点。例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东晋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北宋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他们都表达了一种对平等、公平、富裕、和谐社会的美好追求，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观点。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人自身的局限性，他们的思想主张在社会实践中都没有取得成功，但不成功的实践本身对后人也是一种宝贵财富。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2]蔡宇宏，李俊.论统一战线主题内容的发展演变[J].中州学刊，2010(5).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1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9.

[6]李俊，刘秀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主体论思考[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443.

[8]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孙景峰]

OnthePracticalandTheoreticalBaseoftheHarmoniousDevelopmentoftheUnitedFront

LI Jun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nyang 464000,China)

The united front is the contradictory unity of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and thus to properly deal with its inner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and make it develop harmoniously is the theorec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front.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our Party, with Hu Jintao as General Secretary, using the theory of Marxist united front as guide, on the based of learning and using the good elements of “harmon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reference, combining the new circumstance and task in the practice of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put forward clearly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heory of the united front. To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bases of the united front is the premis of profound understanding how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heory of the united front being put forward.

the united front；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u Jintao

D613

A

1000-2359(2012)02-0033-05

李俊(1964-)，男，湖北江陵人，信阳师范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统一战线、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KS027)

2011-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