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勇

（山东建筑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1）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

王德勇

（山东建筑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1）

戊戌变法人士的宣传、女学的兴起、西方妇女解放思潮的涌入、女界精英的活动，为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女界活动家成立各种组织，维护妇女的正当权益，为妇女获取参政权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开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先河。但由于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最终只是在形式上获得了男女平等。

辛亥革命；妇女参政；组织；运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剧烈的动荡和变化。腐朽的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家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同时，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因统治阶级社会控制力日渐式微，而得以传播，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等民主观念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中国妇女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压迫和男权统治下，一直是一个依附的群体，只能依赖家庭、男性而存在，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在这巨变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风貌。系统研究这一时期的女子参政运动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艰难历程，而且对深刻认识辛亥革命的最终结局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兴起的原因

中国妇女参政运动在辛亥革命时期发生、发展起来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很多因素交互、碰撞的结果。

第一，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发端于戊戌维新运动前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认为妇女的解放是维新变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维新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对封建伦理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如：批判封建纲常，冲决思想的牢笼、婚姻陋习、缠足恶习，对资产阶级博爱、平等、自由、人权的倡导，唤醒了妇女解放的意识，推动着近代妇女解放的进程，对晚清妇女地位的改变产生了积极影响。戊戌维新运动以来，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为参政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第二，女学的兴起，是中国女性获得参政必需的知识条件基础。1898年出现了由维新派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这一创举推动了近代教育和妇女解放。辛亥革命前，随着西风东渐，女学逐渐增多。一些接受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和留学归来的妇女，大力鼓吹女性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很多地方建立了女子学堂。据统计，1907年北京等地有女子学堂428所，1911年全国在校女生达1万余人。妇女接受教育，学习近现代知识，从而使她们具备了参政的文化条件。

第三，1912年3月中国同盟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提出了男女平权的主张，该制度性规定为妇女参政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辛亥革命时期女子从事军事、救护、募饷工作，锻炼了女子的参政能力。武昌起义后，唐群英率领“女子北伐队”奔赴战场，吴淑卿上书黎元洪请求招募女兵抵御北洋军。1911年11月，唐群英等女界领袖在上海发起成立“女子后援会”，积极筹备款项，组织“北伐军救济队”等医护队伍，救治伤员。还有一些妇女参加赤十字会的前线救护和后方募捐活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她们参与社会活动的重心逐渐转向政治。

第四，西方的妇女解放思潮是中国先进女性大力推进参政运动的思想起点。晚清以降，西方各种社会思潮逐渐传入中国。19世纪30－40年代西方女子参政运动兴起。1848年美国召开第一次妇女参政大会，通过妇女平等享有政治权利的议案，通过组织团体、游行示威、甚至绝食等方式进行斗争，到60年代，西方一些国家的妇女取得一定的参政权。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的妇女参政运动有了新的发展，1878年法国妇女倡导设立了有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妇女参加的“万国妇女参政大会”；1888年“国际妇女协会”在美国成立；1902年美国嘉德夫人成立“万国女子参政会”。经过数十年的艰苦斗争，她们取得了参政的法律地位。国外妇女为谋求参政而努力所取得的成绩，在沐浴过欧风美雨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妇女中引起了共鸣，从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兴起。

二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基本经过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的参政意识开始变为参政实践，出现了很多女子参政团体，这些组织从事各种活动，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掀起了中国妇女参与政治运动的高潮，成为这一历史时期一道亮丽的风景。

中国社会党建立了最早的妇女参政运动团体，它曾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参政。其章程规定：党员……无论男女，义务权利平等。它是民国初年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有女党员，并且义务权利完全平等的一个政党。

1911年11月，同盟会会员林宗素在上海组建“女子参政同志会”。翌年1月，林宗素到南京拜见孙中山先生，要求临时政府承认女子有完全的参政权。孙中山不仅亲自接见，鼓励她们学习参政知识，了解平等自由的理论，还毫不犹豫地表示“国会成立，女子有完全参政权”，“可代表全国女同胞要求”。［1］918除上海、南京、北京大城市外，不少省份如河南、湖南等地也成立了女子参政团体。这些情况表明女子参政运动已在全国形成很大声势。

当时女子参政团体斗争的焦点是，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在《临时约法》中规定女男有同样的参政权。1912年2月20日，唐群英等人了解到临时参议院不同意女子享有参政权、不承认男女地位平等的情况后，在南京组建了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唐群英任会长，除在南京设立本部外，在各省还成立分部。会上，唐群英代表发起人宣布大会宗旨：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要求宪法明文规定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而不提男女平等，女界大哗。唐群英上书孙中山，表示对临时约法中此项规定强烈不满，要求修改约法，将第三章《人民》中的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项下面的“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删除，或着在“种族、阶级、宗教”之间添入“男女”二字，以昭平允。”［2］唐群英率领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成员多次向立法机构请愿，要求男女拥有平等的参政权，但她们提出的《女子选举法》很快被参议院否决。唐群英多次与议长辩论，并且声称如果不赋予女子参政权，妇女们便要用武力解决该问题。在同盟会召开改组为国民党的会议上，宋教仁为达到吸引更多党派参加国民党的目的，向守旧势力妥协，删除了“男女平权”的内容，遭到女同盟会员的强烈反对［3］81。

4月5日，伦敦女子政治及社会联合会给女子参政同盟会来电，电文称赞中国女子参政运动“使妇女政治上平等……，开世界女子参政之新纪元，做全球闻名各国之模范”。［4］发表于4月10日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称为争取公民地位，“当挟雷霆万钧之力以趋之，苟有障碍吾党之进行者，即吾党之公敌，吾党当共图之”。［1］916时人叹为：五千年来女权之曙光，中国妇女运动第一声。

1912年8月10日，立法机构公布的《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都没有规定女子享有选举权。11月6日，应全国妇女界的要求，参议院对妇女参政权案再次审查，结果遭到否决。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对于女子参政请愿运动采取了压制与打击的态度。1913年11月，袁世凯政府下令取消女子参政同盟会。面对日渐窘迫的形势，女界领袖的活动逐渐转向办女报、兴女学，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女子参政运动也宣告失败。

尽管妇女参政运动在当时昙花一现，在社会生活中仍取得了一些成效。例如广东军政府在拟定临时省议会议员选举法时，根据妇女团体的要求，按比例分配给妇女界10个名额，在广东产生了中国最早一批女省议员。当时世界上承认妇女参政权的只有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英美诸国尚未实现。因此广东省女议员的出现，尽管为时不长，却是女子参政史上值得记载的大事。1924年，在孙中山先生推动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政纲》正式确认男女平等的原则。

三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失败的原因

民初轰动一时的妇女参政运动取得的成果只是形式上的男女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妇女们并没有真正获得其作为重要的社会群体应有的参政权，斗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从客观上看，失败是传统的世俗思想观念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缺陷所导致

第一，传统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思想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传统礼教的影响，妇女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家庭之中，妇女干政为统治者之大忌，她们一直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女子被定格在从属于男子的地位上。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促使社会经济、思想、风俗习惯等很多方面发生积极变化。但受文化惯性的影响，传统观念仍难有实质性突破，妇女解放运动遇到很大阻力，即便是革命的领导者宋教仁，也斥责妇女参政为“无理取闹”。由此可见，女子参政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尚未被认可。

第二，妇女参政运动失败的另一原因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当务之急是保卫共和，实现民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准备和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和巩固政权上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妇女运动自然难能引起足够重视。除孙中山、蔡元培等极少数人同情妇女外，大多数领导者并不关心妇女运动。《民报》作为同盟会的主要喉舌，自1905年创刊至1910年停办，从来没有发表过一次有关妇女运动的专门文章。孙中山先生始终赞成预以女子参政权，对革命党妇女给予很高评价，但面对各种各样难解的矛盾和压力，也只好消极迁就章太炎等人的陈腐观念。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接见女子参政同盟代表林宗素时表示，“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惟女子须急求法政学知识，了解平等自由之真理”。［5］158《民立报》和《申报》披露这一消息后，大大鼓舞了妇女争取女子参政权的信心，同时也引起社会上反对女子参政势力的诘难。张謇等人指责孙中山“某女子以一语要求，大总统即片言许可”，以至“浮议嚣张”、“愈形恣肆”。还搬出“慎尔出话”的古训教训大总统。［1］777在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孙中山复函解释，称“至女子参政，自宜决之于公论，前日某女子来见，不过个人闲谈，而即据以登报，谓如何赞成。此等处亦难于一一纠正，慎言之箴，自当佩受”。［5］340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自身的先天不足无力维持自己政权的生存，随着革命的失败，作为革命运动一部分的妇女参政运动也就失去了依托，也难以持续。

（二）从主观上看，妇女长期的经济地位不独立和斗争方式的简单化致使政治博弈难以引向深入

第一，中国妇女自身的缺陷导致运动有很大的局限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任何人只有在经济上独立了，才能真正获得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男主外、女主内，但妇女的家务活动并没有的到社会的认可，导致女性经济上不独立，不具备参政所需的文化知识，没有独立的人格，难有大的政治作为。辛亥革命时期积极参与争取女权运动的妇女人数很少，地点也集中在中心城市，大多数妇女缺乏参政议政经验，当唐群英等女界领袖为女权而四处奔走时，很多妇女正在为困顿的生活发愁，无暇顾及生存以外的事情，没有政治生活参与意识，参政的口号对她们缺乏吸引力，由此导致先进女性势单力薄缺乏群众基础。

第二，斗争方式急躁冒进。1912年3月19日，唐群英等仿效英国“战斗的参政派”采取幼稚的暴力手段，率众闯入参议院，与议长大吵大闹。第二天，与众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同年8月13日，王昌国等人在大会现场扭打会议主席宋教仁。沈佩贞甚至提出，达不到参政目的，未婚女子十年内不结婚，已婚者十年内不与男子交谈。这种不讲斗争策略的狂热行动，显然弄错了斗争对象，损害了女子参政运动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失去了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女权运动受到顿挫。

四 结 语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对推翻清政府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是中国妇女参政的源头，它所遇到的挫折、失败的教训和积累的经验，是后继者的宝贵财富。一些女界精英逐渐认识到只有争得民权才能争得女权，只有御外辱才能拯国难，从而走上革命道路，为五四时期妇女运动高潮的来临奠定了基础。

［1］ 汤志钧，吴乾兑，等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 女子参政会上孙总统书［M］.民立报，1912－03－23.

［3］ 朱信泉，宗志文.民国人物传：七 ［M］.北京：中华书局，1993.

［4］ 唐群英年谱［EB／OL］.http：／／www.txhn.net／hnzt／hxmrnp／201101／t20110105＿9138.htm.

［5］ 陈旭麓，郝盛潮.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ffairs Du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WANG De－yong
（Department of Law and Politics，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Jinan 250101，China）

Du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the publicity of the Hundred Days Reform，the thriving of women's schools，the influx of western ideas of women's liberation，and the activities of elite women provided the ide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basis for the rise of women in politics.Women activists set up a variety of organizations to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they struggled unyieldingly to get suffrage for women.China opened the first of its suffragette movements.However，due to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what women obtained in the end was the equality as a matter of the form.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ffairs；organization；movement

K257

A

1671－1181（2012）01－0073－04

2011－11－03

王德勇（1972－），男，山东巨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