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彦婷

（湘南学院 外语系，湖南 郴州 423000）

从庞德译《长干行》看译本的接受

丁彦婷

（湘南学院 外语系，湖南 郴州 423000）

庞德所译的《长干行》在英美世界得到了一致好评，而实际上，庞德对该诗歌存在着大量的误译。翻译作为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如何将原文的文化内涵呈现给异国读者十分关键。论文以庞德的这首译诗作为一个切入点，探讨跨文化语境中译本被读者接受并获得肯定的原因。

庞德；长干行；操纵学派；美国新诗运动；译本的接受

庞德是新诗运动中影响最大，同时也是对中国诗最热情的美国现代诗人。他英译李白的《长干行》而成的 The River-Merchant’s Wife：A Letter被收录于 Cathay《神州集》，也名《华夏集》）中。无论是庞德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给予该诗集一致的好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评论为：“（《神州集》）是英语写成的最美的书……如果这些诗是原著而非译诗，那么庞德便是当今最伟大的诗人。”[1]p12-13。《长干行》还被认为是“他对英语诗歌所作的‘最持久的贡献’。这首译诗被入选105 American Poems，该书大多是美国名诗中的上乘之作，深受读者称赞。这部诗集一共只选取了 12首情诗，而庞德的《江船商人之妻的一封家书》作为唯一的一首译诗被列其中，由此可见，这首诗在美国诗歌中的地位”。[2]p37以上信息透露出两点：一、庞德英译的长干行受到了读者的接受与肯定；二、庞德对于这些诗歌而言，究竟是翻译者还是创作者，还难以定论。作为一首“译作”，《长干行》漏洞百出，但他却被西方评论家誉为“20世纪美国最美的诗歌”，不忠的译作获得了读者的接受，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译者和读者首要关注的又是什么？本文试以庞德译《长干行》为例，分析以上问题。

一 对庞德《长干行》英译中的误译分析

李白在《长干行》中，以一位商人妻子的口吻，描述少妇对离开家乡在外经商的丈夫的思念。在诗中，妻子回忆与丈夫青梅竹马、嬉闹玩耍的童年时光；羞涩含蓄的新婚日子；渐入佳境的婚姻生活以及在丈夫离家后妻子独守空房的触景生情。庞德在对此诗的翻译中存在大量的误译，以下试一一列举并分析。

（一）标题的翻译

《长干行》是乐府旧题《杂曲歌辞》的调名，原为长江下游一带民歌，其源出于《清商西曲》，内容多写船家妇女的生活。“长干”是一个地名，古时有长干里，其地靠近长江。“行”是古诗的一种体裁。而庞德将其译为 The River-Merchant’s Wife：A Letter（《江船商人之妻的一封家书》）。庞德忽略了中国诗歌的曲调命名传统，将多情的妻子的内心独白误以为是给丈夫写信，从丈夫的身份误认为专门在长江上跑货运的商人。对于原文这可谓极大的不忠实。

在《长干行》中，李白假托少女的身份与口吻，代女主人公言情叙事。与此相应，庞德在英诗的戏剧性独白中为诗中少女找到了言说途径，借用书信体的言说方式便于西方读者理解。书信体的小说是“‘一种包含着主观和客观的，一面抒发主观，一面叙述客观的小说’。也就是说，既可以讲述一个美丽的故事，又适宜抒写幽深的感情”[3]p89。这段论述书信体小说的文字也同样可以解释庞德对于《长干行》言说方式的改造。李白的诗风质朴自然、清新明快。庞德借用书信体的叙述方式，运用口语化的句式、浅白的词语，将李白诗的清新自然融入戏剧性独白的诗歌格局中，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可以说，庞德对《长干行》标题的大肆改动，毁灭了形式而保全了意境。对于讲求意境的中国诗歌，庞德的这一改动，为诗歌正文的翻译埋下伏笔，起到化龙点睛的作用。

（二）典故的翻译

庞德对于“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这一句译为Forever and forever and forever./Why should I climb the lookout?他漏译了“常存抱柱信”，增译了一句Forever and forever and forever.又将“望夫台”简单译为lookout。然而，这两句所涉及的典故却是有着深刻含义的。“常存抱柱信”典出《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粱柱而死。”诗中说“常存抱柱信”体现了少妇对于爱人忠贞不渝的爱以及充分的信任。至于“岂上望夫台”，中国自古就流传关于少妇望妇化身为石的故事。南朝《幽明录》记载：“武昌阳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相传昔有贞妇，其夫从投，远赴国难，妇携弱子，饯送此山，立望夫而化为石，因以为名焉。”“望夫石”、“望夫台”的传说都体现了女子对于爱人的盼归之情。原诗不过十个字，却包含了两个典故，在含蓄的形式之下蕴含着深厚的情意，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这样的诗句不可不说难译。若是直译，英美读者会不知所云；若加注，损害了诗歌形式的美感，显得累赘。如何既传递了原诗的情意，又保留原诗的意境，且符合读者的审美标准呢？在此借许渊冲与庞德对这句的译文作对比分析，看看庞德的译文有误译，漏译有何原因。

许渊冲对此句的翻译为 Rather than break faith,you declared you’d die.Who knew I’d live along in a tower high?作为深谙中国文化的译者，许渊冲对这两个典故一定不会陌生。在他的译文中，“常存抱柱信”被采用意译的方式呈现出来，不可谓不忠实不优美。但是，从该译文的选词faith,declared,句式Rather than…,Who knew…?以及整体的口吻来看，仿佛改句出自一位逻辑严密、成熟稳重的妇人之口，与李白原诗中那个多情娇羞的少妇有所差距。再看庞德的译文Forever and forever and forever./Why should I climb the lookout?较之许渊冲的译本字数精简，句式简单。三个forever的重复显出情意缠绵，这样商妻的“抱柱之信”丝毫未减，相反，商妻的忠贞与无限神情跃然纸上。后接一句短小的反问，显得娇憨而坚定。从整体的意境看来，笔者认为庞德的翻译更胜一筹。

以上得出的结论是从译本对比的角度得出的，那么在文学翻译的视角，庞德的这一形式上对原文大胆的“背叛”有何理由呢？奈达在“社会语言学作为笔译和口译的一个关键因素”一文中指出：“诚然，在所有的翻译过程中，都少不了明显和不明显地去比较原语和译入语；但所有这种语言与语言之间的沟通，远远不止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和显示差别的技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字符的意义，在任何一个层次上都依赖该语言社会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4]p209。诗歌作为文化的精华呈现，其意义更不能凭字符之间的转化而得到传递。“以形式上的忠实为特征的字面翻译是真正成功译作的大敌，因为这样可能导致对原作的最终背叛。对原诗形式的精确再现或许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翻译中背叛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超越了诸如等值等技术层面。即使是一个非常细小的变通也可能会破坏原作结构上的一致性。既然在翻译的过程中，省略是必要的，丧失不可避免的，那么就必须要有主动和有意义的背叛，使得译者能够弥合补偿与破坏之间的鸿沟，能够补偿在翻译过程中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损失。”[5]p85-86以表面的“背叛”换来意境的有效传递，庞德对原诗中典故的大胆漏译、添译也的确事出有因。

（三）庞德对中国地名、时节和民俗的误读与误译

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了解极少，他翻译的《神州集》也是参照汉学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的关于中国诗的笔记（包括每首诗的原文，日文读音，每个字的译义和串解）。庞德对其中《长干行》的理解难免出现差池。金隄在《等效翻译探索》一书中就指出庞德对始终地名、时节的误译：“李白描写三峡的两句诗‘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庞德译成这样两行：You went into far Ku-to-en, by the river of swirling eddies, And you have been gone five months.两句十个字，错了三个地方。第一，他不知道‘瞿塘’是三峡之一，‘滟滪堆’是其中一个礁石险滩的名称，译文删去两字，变成了一个叫‘瞿塘滟’的地名。第二，他不知道‘五月’指阴历五月，相当于阳历六月，译文中却变成了五个月。第三，他更不知道‘不可触’是描绘阴历五月间江水上涨时滟滪堆的危险可怕（谚语：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袱，瞿塘不可触），以为是指夫妻分离不能见面。”

无疑，庞德者两行诗读起来是非常顺当，可是李白诗中凶险可畏的长江三峡，却变成了轻描淡写的一个遥远的地区。“尤其是‘五月不可触摸’变成了‘分离五个月’，歪曲了三峡的形象，而且节外生枝，添进了一个影响全诗效果的情节。在交通不便的古代，《长干行》中的‘妾’与‘君’的分离如果仅仅是五个月，何至于这样‘坐愁红颜老’呢？”[6]p27-28

除此之外，庞德在翻译“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时，也存在误读。“长干”是南京郊外一个出名的商业集散地，而庞德将其理解为一个小村庄，从而导致误译the village of Chokan.

在“朗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一句中，庞德的误读同样不少。他将“竹马”——一种儿童以竹竿当马骑的游戏工具，误解为用竹子做的高跷。他还将“床”古代庭院中的井床即打水用的咕噜架，理解为座位。至于“青梅”也被庞德误解为青色的梅子，事实上青梅指的是还未成熟的梅子（green plums）。

在这首广受赞誉的译诗中，竟然有如此多的差错，这不能不使人疑惑：一个不忠实的、漏洞百出的译文竟然能以译文的名义得到译入语国家的追捧，究竟是说明原因使得庞德的这首译诗得到读者接受并被奉为经典的呢？

二 从操纵学派理论窥视庞德译《长干行》被经典化的合理性

Andre Lefevere提出把翻译纳入多种“重写”（rewriting）和“折射”（refraction）研究的范畴内。在其《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1992）一书中，他将翻译同权利、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poetics）结合起来，指出翻译必定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的支配。他将翻译视为一种“重写”。认为“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形象。重写就是操纵。”[7]p29在操纵学派看来，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译者本身认同或赞助人强加的意识形态，以及当时译语文学里占支配地位的诗学。因此，所谓“忠实”的翻译不过是众多翻译策略中的一种，而且不是唯一正确的翻译策略。

根据操纵学派的说法，我们对庞德翻译《长干行》中大量的错误就不能简单地贴上“不忠实”，“误译”之类的标签，或者，是否可以说庞德所译的《长干行》中所存在的“错误”在当时美国的新诗运动的文学语境下已经洗掉了其贬义色彩呢？

新诗运动大致起始时间为1912年底至1922年10月，在这一期间，旧传统崩溃，新诗风产生。为了开创旧的诗风，美国新诗人吸收了大量的中国风格。可以说，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场中国热。而在新诗运动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意象派，而庞德正是意象派的创始人。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凭借的是汉学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的关于中国诗的笔记，他从其中挑选出十九首翻译，收录于《神州集》，《长干行》正是其中之一。庞德的鉴别力得到了肯定，恩特梅尔曾指出：“庞德先生不仅有鉴别的才干，而且有选择的天赋，实际上后者，即集中化的品质，是庞德最引人注目的优点，一如庞德从费诺罗萨记改译成的《神州集》所证明的那样。”[1]p148这里说到的“选择的天赋”恰恰反应了主流诗学对译者选择翻译文本的一种潜意识的操控。试想，若不是处于呼唤新诗的时代，若不是选取了让西方眼前一亮的新风格的诗体，庞德的译本又怎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庞德成功的另一半是其对中国诗的改写。庞德对于自己的改写是这样解释的：“至于改写，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绘画大师都向他们的学生建议临摹名画作为开始，由此走上自己的创作。”[1]p158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情有独钟，他致力于模仿中国诗歌特有的凝练简洁的句式来营造那份中国意境。而在《神州集》中，最突出的也是震撼欧美读者的愁苦。《长干行》正是反应了怨妇的愁绪。庞德在翻译中虽然有许多错误，但最可贵的一点在于他通过改写，将少妇的思夫之情融入了简单的文字中，简化了原诗的意义，易于让欧美读者接受，又保留了那份最真挚感人的情意。

庞德译诗的中国风、异域情迎合了当时的文化需求，使他得到了评论家的好评。根据操纵理论，当时译语文学里占支配地位的诗学呼唤革新之时，庞德带着他精心挑选并有意识“中国化”的诗歌出现在大众视野，受到具有导向权利的评论家的一致好评，成功似乎是必然的了。

三 庞德译《长干行》的意境保留

尽管从操纵学派的观点看来，庞德获得目的语读者的肯定有客观原因。但庞德本人在对《长干行》改写的过程中，其主观能动性（即译者的主体性）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在意境营造上的确胜他人一筹。

意象营造是庞德诗学的核心，他认为，在一生中创造一个意象比制造汗牛充栋的著作更为重要。庞德所追求的意象是具体的、准确的、直接的，这在他的英译《长干行》中得到了充分诠释。

庞德对“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这句的翻译处理的很成功，他采用跳脱的修辞手法，将其译为They hurt me.I grow older.在诗歌中，跳脱作为一种修辞手段，通过语义的跳跃，增添诗歌的感染力。They hurt me,I grow older,看似二者并无逻辑联系，但正是跳脱的运用打破了语言特有的句法结构，创造了一个语义空间，激发读者的想象力，营造一种难以言状的意境，译文对于“愁”只字不提，但缠绵悱恻的伤感却萦绕期间。这种“意在言外”的表现主义手法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美学特点。

在翻译“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时，庞德增译了my lord，将原诗译为At forteen I married My Lord you.I never laughed, being bashful.这一增译是很传神的。女子在中国古代地位卑下，面对丈夫多自称为“妾”，而称丈夫为“君”，增译的my lord体现了女子的款款深情与谦卑克己，为全文意境增色不少。

尽管其他人的翻译可能在某些地方更忠于原文的文义，但庞德的翻译更能传递原文背后的“声音”，这个声音既诉说着相似离别之苦，又浸润着少女爱情的纯真与甜美，它让人感伤，也让人感动。正是这种情感共鸣牵引着人们对作品一读再读。

总的说来，“真正负责任的译者，一定要做很多‘手脚’——或是增删，或是裁剪，或是换例，甚至重写。总之，由于译者看透了两个社会背景的差别，读者对象水平的口味需要、习惯偏见的差别，知道要动手做选择的功夫、调整的功夫，目标不是弄出一篇与原文百分之百相似的东西，而是创造一篇能够完成使命的东西”[8]p60。庞德对于《长干行》的翻译虽然有诸多错误，但始终瑕不掩瑜，我们不可否认这一译作被接受被经典化是兼有主客观原因的。评价一个译本的好坏，不能单纯地以是否合乎传统翻译的“忠实”伦理观，而要结合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加以考量。另外，译者对美的感受力、表现力也是译作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

[1]赵毅衡.远游的诗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陈登.诗歌翻译的局限性[J].外语与教学,1999,(2).

[3]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穆诗雄.跨文化传播——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论[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4.

[5]孙艺风.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6]金堤.等效翻译探索[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7]魏家海.操纵学派译论综观[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3).

[8]许均.翻译思考录[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H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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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12）03-0162-03

2011－12－30

丁彦婷（1985－），女，湘南学院外语系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校：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