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鹏

（国家图书馆 研究院，北京 100081）

在《柳宗元集》卷二七中，有一篇《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新时期以来，随着对于柳宗元山水游记和“美学”思想研究的展开，本文中“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这句富于哲理的美学判断，成为见证柳宗元美学思想及其对古典美学理论重要贡献的依据之一②可以说，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论及这一美学观点的文章，都将其归于柳宗元名下。，使其身价日增。问题在于，在唐代独孤及《毘陵集》卷十七中，也有一篇《马退山茅亭记》，与此文大同而小异，不禁令人疑惑。

本来，对这种“一文两属”现象，古今学者已有所辨析。从继唐而起的天水一朝直到本世纪，或拥柳，或拥及，相关的论述可谓“不绝如缕”③吴文治先生主编《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附录部分的《辨伪杂录》，收集了王应麟、王士祯、何焯、陈景云、姚范、纪昀等人的观点。1471-1473页。此外专论及此的还有赵怀玉、章士钊先生，以及今人黄权才、徐翠先二位先生，详下文所引。。但仔细梳理和品读之后的印象，是聚讼纷纷而稍乏的论——尤其令人头痛的是，由于对“可能享有著作权的另一方”独孤及的生平、诗文缺乏了解，往往在新的正确论点被提出的同时，新的错误推论也“嬴粮而景从”，致使研究进二退一，始终无法毕其功于一文。

同时，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似不应局限于“作者是谁”这一主要但绝非唯一的层面。相关的考证，还要搞清楚文章的写作时间、地点、背景、风格，以及文中的人事关系和其他关键的细节。只有这些方面的材料和论证都做到严丝合缝，相互支持，才能使这一至今观点模糊或矛盾的争论尘埃落定。在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循其主次之序，兼及主旨与末节，论证本文作者并非柳子，而是大历朝的“文伯”独孤及。对前人之论，也力图一并考辨明白，并祈方家指正。

一诗文互证

宋代以来，尤其是明人创立所谓“唐宋八大家”之说以来，绝大多数的读者，尤其是官方的权威表述，基本都将本文默认为柳宗元的作品④如明太祖《谕幼儒敕》云：“盖于《马退山茅亭记》见柳子之文无益也。”《明太祖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本也不足为怪——无论生前身后之名，抑或著作流传的程度，独孤及都无法望柳宗元之项背。但若抛开这些外象，从两位作家的作品文本入手，首先便很容易发现，由于存在着诗文互证的优势，胜负的天枰已倾向于独孤及。

独孤及文集《毘陵集》二十卷，为弟子梁肃于其殁后编定。除了卷十七《马退山茅亭记》外，卷一还有一首《初晴抱琴登马退山对酒望远醉后作》：

年长心易感，况为忧患缠。壮图迫世故，行止两茫然。

王旅方伐叛，虎臣皆被坚。鲁人着儒服，甘就南山田。

挈 榼 上高磴，超遥望平川。沧江大如 綖 ，隐映入远天。

荒服何所有，山花雪中然。寒泉得日景，吐溜鸣湔湔。

举酒劝白云，唱歌慰颓年。微风度竹来，韵我号钟弦。

一弹一引满，耳热知心宣。曲终余亦酣，起舞山水前。

人生几何时，太半百忧煎。今日羁愁破，始知浊酒贤。

在独孤及的不同作品中，两次出现“马退山”字样，本就是有力的证据，而诗、文中的诸多细节也相互吻合：

首先是景物的契合。如文中说“是山崒然起于莽苍之中，驰奔云矗，亘数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诗中有“挈榼上高磴，超遥望平川。沧江大如綖，隐映入远天”句相对；文中说“壤接荒服”，诗中有“荒服何所有”句相对。

其次是情趣之相投。《茅亭记》云：“每风止雨收，……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于是手弹丝桐，目送还云。”而诗题便有“初晴”、“抱琴登马退山”，诗中更云：“微风度竹来，韵我号钟弦。……曲终余亦酣，起舞山水前。”可见作者是既善且喜弹琴之人。

柳宗元幼时好琴，并与善琴之卫次公交好。《与李睦州服气书》云：“愚幼时尝嗜音。见有学操琴者，不能得硕师。”讲述了“学操琴者”苦学而无名师的苦恼。独孤及之好琴则属“更有甚者”。《新唐书》卷一六二独孤及本传载：“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听之专也。”又其兄独孤巨曾月夜抱琴登台独奏①据《清一统志》卷二四五江西建昌府“古迹”“超遥台”条云：“在南丰县治西，唐邑宰独孤巨尝月夜抱琴登临，亦名琴台。”，叔兄独孤憕亦“工于画，尤善音律”②详 《 毘陵 集》卷十《唐故颍川郡长史赠秘书监独孤公第三子 憕 墓志》。，可证其好琴之深，兼有家学渊源。当然，单纯从“好琴”这一点上，二人的经历都可与诗文所载相印证。

也许有读者会说：《毘陵集》中出现涉及马退山的一诗一文，又何足为证？无论柳宗元抑或独孤及，都可能到过“马退山”，又何见得不是二人分别写了一诗一文、而细节偶然契合呢？——后文另有交代。

另外，《茅亭记》一文中引人注目的“手挥丝桐，目送还云，西山爽气，在我襟袖。八极万类，揽不盈掌”六句，被古人视为“直用前人语”“语杂气轻”，可见有较为明显的引用、化用成分。“手挥”二句，源自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之“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西山爽气”源于《晋书》卷八十王徽之传；“揽不盈掌”取自陆机《拟明月何皎皎》：“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而独孤及喜用先秦汉魏乐府名句入诗文，前人已有论述③详蒋寅先生《作为诗人的独孤及》，《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且本文确如章士钊先生所言存在“收束尤率”的瑕纰。而子厚永州山水作品多冷峭孤寂，与文中明朗开阔，挥洒自如的开天风度也有不同（故清人言“文之造句，颇与李太白、顾逋翁近”）。

二美学思想的一以贯之

另外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茅亭记》中“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说法，与独孤及一贯的审美观点高度一致。这一点，黄权才先生《试论独孤及的美学思想，兼考证其〈马退山茅亭记〉的著作权》④《广西师院学报》1995年第4期。一文（以下简称“黄文”）中已有详尽分析。此处笔者仅罗列文献，供读者评判。值得注意的是，下举三篇文章，其实都出现在独孤及《毘陵集》第十七卷“记述”卷中。《马退山茅亭记》：

乃构乃 塈 ，作我攸宇。于是不崇朝而攻木之功告成。……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使兰亭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

独孤及《琅玡溪述》：

陇西李幼卿，字长夫。以右庶子领滁州，而滁人之饥者粒，流者占，乃至无讼以听。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凿石引泉，酾其流以为溪。……述曰：“……天锺灵奇，公润饰之。……于戏！人实宏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游汉之 涘 。岘山寂寞，千祀谁纪。

独孤及《慧山寺新泉记》：

无锡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鸡之余，考古案图，葺而筑之，乃饰乃圬……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于山，发于自然。非夫人疏之、凿之之功，则水之时用不广。

这里不仅有“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审美观，还可以看出作者赞赏返璞归真，因势利导，使自然美景彰显人文气质的做法。在《卢郎中浔阳竹亭记》中，独孤及写道：

前尚书右司郎中卢公，地甚贵，心甚远，欲卑其志而高其兴。故因子仞之邱，伐竹为亭。其高出于林表，可用远望。工不过凿户牖，费不过翦茅茨。以俭为饰，以静为师。

而《茅亭记》亦云：

冬十二月作新亭于马退山之阳，因高邱之阻以面势。无欂栌 节 梲 之华，不断椽，不翦茨，不列墉。白云为藩篱，碧山为屏风，昭俭也。

也反映出作为儒臣、古文家的独孤及追求朴素自然的审美观念。此外，我们可以发现，独孤及在这三篇为县令、刺史等地方长官所作的序记中，都强调他们修亭凿泉的行为是在为政有成之暇，而并非贪图逸乐，在这一点上三文也惊人地相似。

三“马退山”何在

本来古今学者无论拥柳拥及，几乎对此毫无异议，一致认为“马退山”就是邕州城（今广西南宁）外的马退山，古代诸多《府志》、《通志》、《一统志》还常引用《茅亭记》一文中描述周遭景物之语①如《明一统志》卷八五：“马退山，在府城北一十五里，状如马退。山旧有茅亭，唐柳宗元记云：‘是山 崒 然起于苍莽之中，蛇奔云矗，且数十百里。尾盘荒陬，首注大溪。诸山来朝，势若星拱。苍翠诡状，绮绣错杂。 葢 天锺秀于是，不限于遐裔也。’”《大清一统志》卷三六四：“马退山在宣化县北十五里，柳宗元记是山‘ 崒然 起于 莾 苍之中，蛇奔云矗，亘数十百里。尾盘荒陬，首枕大溪。诸山来朝，势若星拱。苍秀诡状，绮绣错杂。’”乾隆《广西通志》卷四亦近是。。

然而《茅亭记》一文明确说：“然以壤接荒服，俗参夷徼，周王之马迹不至，谢公之屐齿不及……是亭也，僻介闽岭，佳境罕到，不书所作，使盛迹郁堙，是贻林涧之愧。”马退山似乎应在福建北部一带。黄权才先生因独孤晞曾任建州刺史，而猜测马退山可能是在福建建州，大约就是据此而断。但根据罗联添、蒋寅等先生对于独孤及家世的稽考，独孤晞并非独孤及的仲兄甚至从兄。

同治朝邵子彝修《建昌府志》卷一“南丰县”条下云：“马退山，城西，一名龙首山，为悬龙入城之首。其石坚滑却马，故称马退。唐令独孤汜尝月夜偕弟及抱琴登此，后人琢石为琴，因名琴台。石上有超遥台，以及诗有‘超遥望平川’之句，今废。”民国包发鸾修《南丰县志》卷一也有类似说法。

又清谢鸣谦《程山谢明学先生年谱》“康熙八年”条下云：“程山居城西，偏石圆砥可坐数百许人，在独孤及弹琴马退山之左。林塘幽阒，修竹翳如。堂三楹，馆、室、亭、榭凡数处。”此处的“谢明学先生”，即谢文洊（1615-1681），字秋水，号约斋，世人称“程山先生”，江西南丰人，清初著名理学家。

那么，根据历代地方志，江西境内也曾经有一座与独孤及关系密切的马退山（或称龙首山）了。

虽然有府志、县志及明清人的文章为证，但南丰的马退山是否与《茅亭记》有关，前人已有讨论。

《建昌府志》卷九《艺文志》收此文，后有评语云：“按此记见《柳柳州集》，题作《邕州马退石记》，甘京《琴石山房记》亦疑之。查《南丰县志》，考辨甚悉，谓见《文苑英华》，作独孤及；又‘僻介闽岭’句，于南丰为切。今详记内‘谢公’、‘屐齿’二语，亦不类柳文，或编集者误收入柳文，亦未可知。”

志中提及的《琴石山房记》，民国《南丰县志》卷三收录，其考辨“马退山”甚力：“其记曰‘是亭也，僻介闽岭’，邕在西粤，吾丰在闽粤之间，似乎邕之文为谬。然求其所谓‘是山萃于莽苍之中，驰奔云矗，亘数千百里，尾践荒陬，首注大溪’者，即丰之马退石无之。而马退石诗所云‘寒泉得白景，吐溜鸣湔湔’者，即今之琴石亦无之，岂数百年之变迁至于如是？抑古今胜迹，往往多所附和也欤？”

从《茅亭记》所载之“僻介闽岭”这一地理位置判断，文中的马退山，应在江西南丰。那么，独孤及、柳宗元与江西南丰的马退山之间，又有怎样的渊源？

四“仲兄”“以方牧之命试于是邦”

《茅亭记》云：“岁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试于是邦。”这句话成为后世考证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先说“仲兄”。仲兄，二兄也，但柳宗元是独子，并无仲兄。那么会不会是从兄弟？旧注一般认此“仲兄”为柳宽。清代陈景云《柳集点勘》认为柳宽卒于辛卯八月，而此亭建成于十月，必非其人。清人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三更有明辨：

予据子厚为其《先侍御神道表》述其言曰：“吾惟一子”，及子厚自云“代为冢嗣”，则无仲兄矣。古人少以伯仲之称称其群从者。……今注柳集者则云仲兄盖其从兄柳宽，字存谅，柳所为《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并祭文者也。案《志》云：宽卒于元和六年八月七日，而此记云冬十月作亭，其非宽矣。且宽与子厚之父镇于刺史楷同为高祖，则宽于子厚为叔父行，非兄弟也。

可知著文述其“仲兄”事迹者，不可能是柳宗元。

然而，独孤及的仲兄问题，依然成谜。《毘陵集》卷十为其父独孤通理所作《唐故朝散大夫颍川郡长史赠秘书监河南独孤公灵表》，提及母亲长孙氏去世时的情况：“（乾元元年）八月某日，权殡于雷门之南。汜、巨、及、正等遭天不吊，无恃无怙，以世故坎壈，不克迁祔者，十一年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因此在独孤通理名下只列独孤汜、独孤巨、独孤及、独孤正四子。其实，文中所举者，只是乾元元年（758）权殡母亲灵柩之时，尚在世之子。已知独孤及还有卒于天宝元年（742）、未出仕的三兄独孤憕②《毘 陵集》卷十《唐故颍川郡长史赠秘书监独孤公第三子 憕 墓志》云：“唐天宝元年，岁次壬午……未仕，不幸多病，年才二十二而殁。”而此年独；卒于乾元二年（759）、终于剡县主簿任的五弟独孤丕①如《明一统志》卷八五：“马退山，在府城北一十五里，状如马退。山旧有茅亭，唐柳宗元记云：‘是山 崒 然起于苍莽之中，蛇奔云矗，且数十百里。尾盘荒陬，首注大溪。诸山来朝，势若星拱。苍翠诡状，绮绣错杂。 葢 天锺秀于是，不限于遐裔也。’”《大清一统志》卷三六四：“马退山在宣化县北十五里，柳宗元记是山‘ 崒然 起于 莾 苍之中，蛇奔云矗，亘数十百里。尾盘荒陬，首枕大溪。诸山来朝，势若星拱。苍秀诡状，绮绣错杂。’”乾隆《广西通志》卷四亦近是。；卒于乾元元年（758）、未出仕的六弟独孤万②见《毘陵集》卷十《唐故颍川郡长史赠秘书监独孤公第六子万墓志》。等。

灵表中述及的四人，也可以确定是按年齿长幼排列。独孤汜曾“四为二千石”，为独孤兄弟之长③权德舆《祭独孤台州文》言其“四为二千石”，又云“介弟宪公，挺此文德”。独孤及卒谥“宪”。又梁肃《桓州真定县尉独孤君墓志铭》云：“君讳正……故常州刺史府君讳某之爱弟。春秋四十六，大历十一年某月日卒于晋陵郡。……元兄水部员外郎兼侍御史汜衔天伦之痛，且惧陵谷之不可常也。”并可知独孤汜为“元兄”（长兄）。。独孤正为独孤及之七弟④据梁肃《桓州真定县尉独孤君墓志铭》。，独孤巨只能是那位“仲兄”。而独孤及，则位列汜（“元子”）、巨、憕（“独孤公第三子”）之后，排名第四。

独孤巨的生平和经历，史乏明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其为“右骁卫兵曹参军”。《毘陵集》卷十有《前左骁卫兵曹参军河南独孤公故夫人京兆韦氏墓志》云：“广德二年夏六月归于我……生一子，四岁而夭。大历四年夏六月癸丑，再孕不育。乙卯，殁于舒州。”同卷《殇子韦八墓志》云：“殇子河南独孤氏，小字韦八……颍川郡长史府君之孙（按：即独孤通理），左骁卫兵曹参军公之元子。……其仲父衔涕书其始终，纪于墓云。”《世系表》中“右”殆“左”之误。

但问题又来了：文中提到“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试于是邦”，前贤多将此句解释为“仲兄担任（邕州）刺史”，然独孤巨位止左骁卫兵曹参军（正八品下）。又据《清一统志》卷二四五江西建昌府“古迹”超遥台条云：“在南丰县治西，唐邑宰独孤巨尝月夜抱琴登临，亦名琴台。”⑤《明一统志》卷五十三同条下云：“在南豊县治西。唐邑宰独孤及尝月夜抱琴登临，亦名琴台。”雍正《江西通志》卷四十“超遥台”条云：“《名胜志》：‘在揖仙门北隅，即琴台也。唐独孤及为宰，有《月夜携琴登台》诗。”乾隆之前的方志中均作“独孤及”，《清一统志》改为“独孤巨”，符合事实，安史乱后，及当曾赴南丰依兄长。因此，“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试于是邦”或者可以理解为独孤巨奉团练观察使或刺史之命试摄南丰县令或县丞之职（南丰并非抚州州治，超遥台位于此处，则独孤巨更不可能试守刺史）。值得注意的是，明正德年间《建昌府志》记载了一首署名为“独孤汜”的《超遥台古》诗，内容竟与独孤及《初晴抱琴登马退山对酒望远醉后作》完全一致！这自然是编纂者的张冠李戴，但诗中“挈榼上高磴，超遥望平川”句亦可使我们联想到，独孤及、独孤汜、建昌府（南丰县）、超遥台、甚至马退山之间，一定有某种复杂的联系。

因为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前人一般都把《茅亭记》和诗视作同时的作品。但何焯、赵怀玉以诗中“王旅方伐叛，虎臣皆披坚”句及天宝十载辛卯岁（751）讨南诏一事为证，却实有牵强之处。此诗云：“年长心易感，况为忧惠缠。壮图迫世故，行止两茫然。王旅方伐叛，虎臣皆披坚。鲁人著儒服，甘就南山田。……人生几何时？大半百忧煎。”实非天宝盛世之下一位尚未入仕、二十七岁的年青人所应有的心态。从诗的内容和诗人流露出的忧时、彷徨的情绪来看，更像作于安史之乱后。那么，独孤及是否曾经到过南丰呢？如前注，《明一统志》及雍正《江西通志》均提到独孤及月夜登超遥台弹琴之事。据前人及笔者考证⑥罗联添先生《独孤及考证》（台湾《大陆杂志》卷四八第三期），蒋寅先生《独孤及文系年补正》（《大历诗人研究》下编，中华书局1995年8月版）。，独孤及上元二年（761）辛丑、宝应二年（763）癸卯、广德二年（764）甲辰均曾在江西活动，上元二年及为李峘掌书记，不应有“鲁人著儒服，甘就南山田”之叹。同时，《毘陵集》卷一有《癸卯岁赴南丰道中闻京师失守寄权士繇韩幼深》诗云：“种田不遇岁，策名不遭时。胡尘晦落日，西望泣路岐。……长叹指故山，三奏归来词。……但令迍难康，不负沧洲期。”按本年吐蕃入京师与退出均在十月，由诗中“种田”、“归来词”、“沧州期”可知此诗当与《初晴抱琴登马退山对酒望远醉后作》前后所作。后诗“伐叛”、“披坚”即当指京师失守、郭子仪等力图恢复之事。

另外，《茅亭记》云：“每风止雨收，烟霞澄鲜，辄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此处的“昆弟”是谁呢？独孤及三兄早卒，安史乱起之后，及与各位兄弟奉母赴越，六弟万卒于楚州，五弟丕卒于会稽。文中“昆弟”当指七弟独孤正⑦梁肃《恒州真定县尉独孤君墓志铭》云：“君讳正，河南洛阳人……故常州刺史府君讳某之爱弟。春秋四十六，大历十一年某月日，卒于晋陵郡。”癸卯岁广德元年独孤正时年三十三岁。。综合上述考证，我们有理由认为，独孤及（有可能包括独孤汜、独孤正）于广德元年（癸卯岁）赴南丰往依试官的仲兄独孤巨，并作《初晴抱琴登马退山对酒望远醉后作》（亦作《超遥台古》）一诗。

与马退山有关的诗作于癸卯岁，可是，看起来作于同时的《茅亭记》一文却明确指出“岁在辛卯”，似乎就产生了矛盾，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癸卯岁”误作“辛卯岁”问题。

五“癸卯岁”误作“辛卯岁”问题

首先，假设《茅亭记》作于辛卯岁，柳宗元、独孤及当时在作什么？按：柳子厚经历之辛卯岁为元和六年（811），据《柳宗元大辞典》所列柳宗元年谱：“三十九岁，在永州司马任……八月，族叔柳宽卒于广州，为之作《大理评事柳君墓志》。十月，西川节度使武元衡来书抚问，作《谢西川武元衡相公谢抚问启》，望其弃瑕录用。”可知其辛卯岁始终在永州司马任，未敢擅离。以独孤及论，辛卯岁为天宝十载（751），时独孤及尚未出仕。及曾作有《古函谷关铭》（《毘陵集》卷七），铭云：“岁在大火（按：卯年），余适下阳。” 古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下阳为今山西平陆县，可知此时独孤及自河南赴山西游历。这是他辛卯年的实际行踪。独孤及在辛卯岁次年写的一首《壬辰岁过旧居》，开篇说“少年事远游，出入燕与秦”，这两处行踪都有其他文献的旁证，而邕州所在的广西和南丰所在的江西，并没有言及。则“辛卯岁作《茅亭记》”，与二人的经历均不相合。

独孤及一生经历了三个卯年，第一个在天宝十载（辛卯岁）；第三个在大历十年（乙卯岁），时独孤及守常州刺史。而第二个卯年，正是写作《初晴抱琴登马退山对酒望远醉后作》诗的癸卯岁。如前分析，当是文中“辛卯”的干支有误，以癸卯岁作《茅亭记》最有可能①《毘陵集》中干支错误极多，岑、罗、蒋诸先生均有多处考辨。。反观柳宗元，一生中并未经历癸卯岁②柳宗元（773-819），与其生卒年相近的两个癸卯岁分别为763年、823年。。

六《毘陵集》与《柳宗元集》的版本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马退山茅亭记》一文必是独孤及所作无疑。至于柳集中的重出现象，合理的推断是此文“误入柳集”（而非相反），而且最晚在宋代，就被窜入了柳宗元的集子中。关于柳集多非子厚之文的事实，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七已多有列举。且柳集版本较多，卷数不一，实自唐代已然。吴文治先生《谈谈〈柳宗元集〉的版本问题》一文③《零陵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详细说明了柳集二十种善本的差异。文中说：“《柳集》四十五卷，经二十种善本互相对校，已校出讹、脱、衍、倒一万一千多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反观《毘陵集》，独孤及死后由梁肃编订为二十卷，宋代以后到明代中期，一直罕见于世，直到明代中后期吴宽才从内阁抄出，成为明清多种抄本的源头，但其内容一直没有大的变化④《文苑英华》卷九七二梁肃《朝散大夫使持节常州诸军事守常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独孤公行状》云：“故天下谓之文伯，有集二十卷行于代。”《新唐书》卷六十，《 艺 文志》亦云《 毘 陵集》二十卷。赵怀玉刊本中另有附录一卷（收集唐人所作独孤及行状、碑铭、祭文等）、补遗一卷（收集作者校勘过程中在《英华》等书中发现的可能为独孤及所作的数篇文章）。赵望秦先生《 毘 陵集版本考略》云古今公私书目及抄刻本均为二十卷，唯上图所藏一部三十卷《 毘 陵集》，为康熙间书。。编于北宋初的《文苑英华》卷八四二选《马退山茅亭记》，云为独孤及作。至南宋孝宗时用通行“印本”对《英华》进行校勘，宁宗时又用“别本”校订后方才刊印传世。因此，《英华》中收入的独孤及文章，每每有“集作某某”的小注。由此可见宋初及后来两次校勘所用的唐本和其它版本《毘陵集》中便有《茅亭记》一文。此后从生于宁宗末年（1123年）的王应麟所见《毘陵集》，到明代以后所传吴宽内阁抄本《毘陵集》，均有《马退山茅亭记》一文。可以肯定，《马退山茅亭记》一文“自古以来”便归属于独孤及，文字虽因传抄略有差异，但文章主体却无不同。柳子厚其人为后世所敬，其文为后世所重，故官私刻本极多，却难免错、讹、窜、乱；独孤及名不显于后世，而诗文亦几近湮没，却无意中避免了后人有意无意的“伪作”，得以基本保持原貌。得失之际，世事之难料，天道之损益，可见一斑。

七《茅亭记》的题目问题

此文在《文苑英华》、明抄本《毘陵集》中均作《马退山茅亭记》，毫无疑义。在认作柳文的不同版本和选集中，却出现过数个名字，有作《茅亭记》（宋祝穆撰《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八、宋谢维新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一九）者，有作《邕州茅亭记》（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者，有作《邕州马退山茅亭记》（此题目最常见）者，还有作《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者。前两个题目很可能是简称，但后两个名字则必是全称，为宋人所加（均见于宋人编《柳河东集》等书）。“邕州”是为了说明马退山的位置，中丞指御史中丞，据《旧唐书·职官志》，唐代会昌二年前为正五品上，为御史台副长官。唐代中后期常以节度经略使或刺史兼御史中丞，此处当指“仲兄”柳宽。上文已辨明柳宽及仲兄之事，则“柳中丞”必为后人所加无疑。

综上所述，争议千年的《马退山茅亭记》归属权问题已基本明晰，即该文本属于大历时期的“文伯”独孤及，却被宋人窜入柳宗元文集中。在宋以后的数百年间，柳子厚郁为文宗，近年又因牵涉到“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这一美学命题，加之研究者对原作者独孤及的陌生，是故在获取文献远较古人为便的今日，此问题反而愈加扑朔不明。《茅亭记》虽一小文，但一叶落而天下知秋，在千年归属争议及相关考证出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古籍流传中的版本变迁，可以看到古今学者对学术疑案的不同态度，更可以看到真实的历史是多么不容易为我们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