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凯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刘大鹏（1857－1942），字友凤，号卧龙山人、梦醒子，山西省太原县赤桥村人。他在34岁（1890年）时开始写日记，直到临终连续记了51年，现尚存有41年的日记。经乔志强先生选辑、标点，编成《退想斋日记》一书。该日记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其中对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记载较为翔实，是研究清末教育改革的重要史料。本文以《退想斋日记》为考察中心，系统梳理1905年废除科举前后传统乡绅刘大鹏的观点及其思考，以进一步具体了解清末教育改革的推进情况。

一

刘大鹏是一个久居乡间的士人，他在1913年11月2日的日记里记述了自己近60年生平情况，“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侯之志，既冠，而读兵书，及至中年口口场屋，屡战屡蹶，乃叹自己志大而才疏，不堪以肩大任，年垂四十，身虽登科，终无机会风云，不得已而舌耕度日，光绪季年，国家变法维新，吾道将就渐灭，迄宣统三年，革命党起，纷拔中华，国遂沦亡，予即无舌耕之地，困厄于乡已数年矣，年垂六十，遭逢世乱，无由恢复中原，不才孰甚焉，俨具七尺之躯，竟无补于时艰，不亦虚生矣，予渐仄口极”[1]P198。可知，刘大鹏是一个有过科考经历但没有步入仕途的乡村绅士。

刘大鹏虽然没有步入仕途，但是像中国大部分乡绅一样也参与到乡村的一些公共事务。如他在1913年6月6日的日记中记道 ：“今岁予充晋祠蒙养小学校教员，无暇远游，亦无暇编辑各书，以学生人数众多，功课之繁，有教授不及之势。”[1]P183在1915年9月17日的日记中亦记道 ：“近年赋闲在家，不无窘困，现充调查会人员，稍得公费作为补助费，倾又充本县商会特别会董，则此身颇不闲矣，差堪稍济我困，此亦天助之厚耳。予之乡望尚可告孚，以予不贪财、不自是之故也，行此三者非一日矣，商界亦皆信之。”[1]P217从这两则日记的记载可知，刘大鹏在这三年中做过小学教员、调查会人员、县商会特别会董等工作。刘大鹏是参预到清末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去的，可以说是一个局内人。因此，通过他日记的记载，我们可以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到清末学制改革对乡村教学秩序、管理秩序具体的冲击。

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学制改革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内容之一。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设学堂，标志着新学教育制度在中国的最终确立。“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废封建开阡陌。”[2]一定意义上而言，“它大致类同于集中体现了转变时代开始的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及1868年明治‘复古诏书’颁布不就的废藩新”[3]P243。这一教育制度在注重“西学为用”的前提下，引进了新式的人文社会学科思想，动摇了以儒家纲常伦理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体制。[4]P32可见，废科举设学堂不仅仅是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及其旧学教育体制的寿终正寝，更对许多以儒家伦理纲常为立身之本的传统士绅造成了思想冲击。因为在封建社会，民众的识字率很低,普通民众对“读书人”非常尊敬，对科举制度顶礼膜拜，“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如果受过一定私塾教育，即使未取得任何功名也是高人一等；如果获得生员或以上功名者，那更是光宗耀祖、声名远扬。因此，那些自小饱读儒家典籍，并拥有一定功名的正途绅士单凭他们在知识上的优势地位，就可以保证他们在社会中（特别是在乡土社会中）拥有某种优势地位。[5]P35可见，科举制给乡村读书人不仅仅带来了学而优则仕的通道，更在一定意义上是取得社会优势地位的捷径。但是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之内禁读经书，只令学生读教科书”，其实不仅儒家伦理纲常受到冲击，而且乡村读书人的生活境遇也日渐窘迫。刘大鹏在1905年岁末的日记中写道 ：“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吾邑学堂业立三年，而诸生月课尚未曾废，乃于本月停止，而寒酸无生路矣。事已至此，无可挽回”，“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顷闻同人失馆者多，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若藉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1]P143。传统读书人的生路没有着落，包括一些老师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自变法以来，业经六、七年，而老师宿儒皆坐困于家……”[1]P169

二

科考废除后，读书人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之路被切断了，在“世变日新，竞吞益急”的新形势下，他们面临着新的选择。一些赞成教育改革的乡村士绅与时俱进，成功转型，他们把兴办新式学堂，或资助子弟接受新式教育，甚至出国留学作为新的追求目标，成为乡间新教育改革的推动者。[6]另一部分思想保守的乡间士绅则认为西式的教育变革搅乱了传统社会的思想和价值观，破坏了乡村社会的秩序，阻断了他们的仕进之路，因而对这场教育变革充满着无奈和批评之声。通过对刘大鹏清末民初一段日记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底层乡绅对待科举制废除的态度和思考。

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刘大鹏对传统习惯有着强调的留恋之心，这从他在1918年1月18日的日记中关于剪发辫的看法可窥见一斑：“吾邑实行剪发一月有奇，警佐下乡，警兵到村，莫不剪人之发，任知事闻阳曲县玩视六政撤任，悚然恐惧，亦与去日亲自下乡剪发，而吾邑人民之发存留着无几矣。哀哉！发辫何以不幸遭此灾殃哉！夫发辫为清家之国粹，清室倾覆于今六年矣，而今发辫尤存，到今被剪也固宜，呜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亦天意使然，于人乎何尤？”时过境迁，清朝政府在入关之初对汉人下了“剃发令”，费了几番波折才使汉人蓄起来辫子，而现在又到了“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年代了”。刘大鹏对待汉人的“欺辱记号”尚且如此保守，对于西学的批评、排拒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在1901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谈到了对洋务的看法，“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士风日下，伊于胡底耶？”[1]P91在1905年3月15日谈到了对学堂的看法，“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五经四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

[1]P140。刘大鹏这些话语纵使有着传统文人的偏执，对于西学缺乏应有的了解和理解，他在1896年就认为，“近来读书之士，只是读时文而已，一切经史子集并不翻阅”就是“诚有负于读名也”[1]P56，更何况现在只讲所谓的西学了。因为在他看来，西学并不是所谓学问，他在1905年的日记中说，“学问之道，先须讲求伦理，伦理者何？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而已。五者不讲而唯利是图，得谓之学问哉!”[1]P143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刘大鹏认为只有中国的经史子集、四书五经才是真学问，所以对于西学采取了排斥的态度。但是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施行西学者也有着顾此失彼的做法，对于西学的追捧和对中学的漠视，这或许也是刘大鹏排斥西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乡村教员和地方绅士，刘大鹏反对西学和建立新学堂，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他对教育的关注。他在1897年2月和3月的日记中谈到了自己对学校的认识，“学校为世间第一要务，作育人才，全凭书院中栽培，如有为书院蠹者，急宜屏逐。此事责归有司，有司不问，责归绅士，绅士不问，竟听倾溃，岂有不愧者乎？”“书院作为育人才之地，凡与其责者，皆宜居心培养，不可视若口口（注:此两字原文不明），置之不论也。能于此中培成多少人才，贡之朝廷之上，为舟楫，为盐梅，上者致君为尧舜之君，下则使民为尧舜之民，培养是才者，其功德有量乎？”[1]P69从刘大鹏对新学堂建立的满腹不满中可以看出他是非常重视学校作用的，正因为重视其作用，所以才会对其改变有很多的意见和看法。

三

从刘大鹏的日记中，可以大致归纳出当时施行西学、建立新学堂的几个缺失之处：

关于新学堂的经费问题。刘大鹏说：“凡立一学堂则经费甚巨，初以公款充其费，继则搜刮民财，不肖官吏藉此渔利，所以民变之害至。学堂学生非但欺虐平民，而且凌侮君父，可畏哉！”“顷闻太谷阳邑镇今春设立学堂，经费至两千金。即在本处起派，人民嗟怨、无所控告。所最可怜者，有六、七蒙师，竟行坐困，无生路可求耳。藉舌耕为业者，厄运亦甚矣，寒酸之士，处此时世，可谓我生不辰也。”“近年所行之新政，虽云自强，其实自弱也，凡举一政，必费巨款，而其款即从民间可派，一之不已，至于再三。无安民之政，悉系扰民之政，非自弱而何？”“学堂经费，靡所底止，凡设学堂必加征加税，致使民怨沸腾，动辄生变，情形如此，岂能久乎？恐不到十年既有改变之势，现在学生多入革命党，天下已危殆不安。”[1]P158-160推行一项政策需要有经费支持，但是在晚清内外交困的条件下，新政的经费大都被摊派给了普通百姓，而且索取无度，致使民怨沸腾，民众对新学堂的不支持就再正常不过了，更何况本来就对新式学堂大有看法的乡村士绅刘大鹏了。

关于新学堂读书情况，他说“乡村之学堂，现名为国民小学校。儿童所读者，皆是教科书，然教科书之本，亦无一定之标准，年年更改，一不准读四书五经，则儿童不敢违也，则四书五经，只是偷读而已，世道若斯，亦可哀矣”[1]P286。

关于教员的质量问题，刘大鹏有如下一段描述，“予至太谷高等小学校参观，教员五人，学生七、八十人，询问书记（文书）校内功课如何，答云：学生多为不识字之人，何望其学问之成乎？教员皆是学堂毕业生，仅学得新学的皮毛，其作人师亦不过以其所学者教人而已”[1]P209。可见新式学堂建立，在刘大鹏眼中，无一处为是。

任何一项改革的施行势必会影响各个阶层的利益，改革顺利的推行下去应兼顾各方的利益。作为不通西学的老师宿儒，政府是如何进行安置的呢？刘大鹏在1908年6月的记载是“自变法以来，业经六、七年，而老师宿儒皆坐困于家”，“屈生玉文，本邑老秀才，穷困无聊，凭藉舌耕度日，岁仅得二、三十千钱，捉襟见肘，纳履踵决，专来寻我曰：近日教育科员令其本月二十二日到县考试，若不合格即不准设帐收徒，势必生路告绝，请予庇护，声泪俱下。予已应承为之调停。嗟乎！新政害人可谓甚矣”[1]P177。可见，政府在推行新学堂的建立，对待对旧有的元素缺乏一种包容的姿态，势必欲速而不达。不只是政府对待宿儒缺乏包容心态，就是当时的新潮知识分子也缺乏对旧学的包容，一切以西学为是非，刘大鹏在1907年4月17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一个叫武肆三的情况，“武肆三笃信新学甚深，凡一开口即举西人之学以为证佐，至孔孟之学则并置不讲也。非以孔孟之学为不足求，盖距孔孟之途太远矣”[1]P159。

对于新式学堂培养学生的情况，刘大鹏也给予了关注。他说：“自来馆中，弟子来读者无几，藉事不来者有之，托病间旷者有之，学业何望其进，吁！可慨也已。”[1]P159“自设学堂以来，毕业之学生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到处皆是学生，而人情风俗竟被所扰，将古者指之为非，纲常伦理因之大坏，非但不知有君，而且不知有父，无父无君天下大

乱。”[1]P291“吾邑第四区各国民小校教员，各带学生，今日均到晋祠宇下会考学生，验其成绩。民国教育似乎大有进步，实则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其害维何？惟重科学，不读经书，不惜廉耻五伦破坏，八德沦亡而已。”[1]P392

关于政府推行新学堂效果情况，刘大鹏在1907年的日记中写到：“余寓东里乔氏学堂，见其一切章程竟是铺张门面，务悦庸愚之耳目，而于弟子毫无进益，即如体操一节，为学堂极要之功课，其实系于儿戏，装束皆洋式，师弟无等级，将读书气象全行扫除，殊令人诧异。”“学堂之害，良非浅鲜，自学堂设立以来，不但老师宿儒坐困家乡，仰屋而叹，即聪慧弟子，亦多弃儒而就商。凡入学堂肄业者，莫不染乖戾之习气，动辄言平等自由，父子之亲，师长之尊，均置不问，为父兄者知其悖谬，不愿子弟入学堂，遂使子弟学商贾。噫！自伊始，读书人士日减一日也。”，“新学既兴之后，凡藉舌为生者多失其业，现在后生小子诵读数年，即弃诗书而学商贾，再阅十年八载，则读书之士难望接踵而继起也。”[1]P162-167可见，新学堂的兴起非但没有达到让学生学习到西学的目的，反而由于自身的弊端造成了读书人越来越少。

清末教育改革成败得失，当然不能仅以一个乡绅的视野和标准进行评判，但是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当时刘大鹏所忧虑是否不足为虑呢？“古人言：师道立则善人多。今之为师者，以算学教人，以洋人之学为训，其得善人能多焉？否耶？洋人之学专讲利，与吾学大背，趋之若鹜，不知其非，亦良可慨也已。”[1]P144其实清末兴学堂的弊端何止刘大鹏记述的这些，“有的地方督抚鉴于官立各学堂自总办以次名目繁多，此辈毫不知教育管理之法，而俱坐厚薪，徒为学界之蠹。欲扫除而廓清之，非革除官立性质不可”[7]P137。刘大鹏对清末教育改革的种种批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晚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一切以西式标准为是非，缺乏一种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包容。科举制度固然有许多亟需改革的地方但是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刘大鹏的思考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四

清末教育改革从本质上是中西文化交融和碰撞的结果，晚清政府和传统文人在面对船坚利炮和陌生的西学走过一个排斥、质疑和服膺的过程。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晚清知识分子对待西学的态度一直是不断积极的，但是对待儒学特别是传统的文化却是越来越鄙夷了，正如《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所言“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盖由两者之学未能贯通，故偶涉西事之人，辄鄙中学为无用……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8]P656作为传统文化浸润的晚清学人对西学不断高涨的声势和中学不断式微的境遇是普遍充满忧惧的，就连倡议西学最力的梁启超，也表现出来了“不忍言西学”的心情。[9]P22但是在20世纪初“救亡”这个大主题下，寄希望于西学的指向是始终不变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断式微的中学又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的洗礼。西学在中国确立已经百年有余，现在整个社会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当初的做法是否过于粗鲁和激进了，是否对传统的文化缺少了应有的“温情与敬意”。或者说，因为中西文化本没有对立，也许晚清学人“中体西用”这种思路本身的谬误，导致了中学的进一步式微，因为“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既不能保证中学的“体”发扬光大有忽视了中学本身的“用”呢？在“西学处于攻势中学处于守势”的境遇下，实事求是，知己知彼方可百战百胜。梁漱溟提出的“文化三路向”是我们对待和分析中西文化的一种态度，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做到东西文明各取所长为今用？李大钊在1918年7月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差异》一文或许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解答。“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两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10]就像李大钊提倡的对待西学不能有“义和团的思想”，那么我们对待中学呢？是否也可以去一下非此及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呢？

[1]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A].严复集:第一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3][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4]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10.[6]陈勇，李学如.近代苏南义庄的家族教育[J].历史研究,2011,(5).

[7]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8]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9]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10]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差异[J].言治,19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