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清群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 410002)

作为美国当代文坛最为活跃的黑人女作家，艾利斯·沃克(Alice Walker)从1968年至今已发表了多部小说、诗集和多篇文论，其小说尤以特色鲜明而“受到广泛好评”。[1]p143短篇小说《日常用品》(Everyday Use)[2]发表于1973年，国内外学界对该作品的研究方兴未艾。综观已有研究，国外学者“主要集中在母亲关于大女儿迪伊对黑人传统文化的矫情和小女儿玛吉对黑人传统文化深刻理解的觉察方面”[3]p125，国内学者也大多从黑白种族冲突及女性主义角度对作品进行解读。对于题眼所示的“日常用品”，已有研究主要阐释“被子”这一意象及其与族裔文化或女性主义的关系；至于迪伊（Dee）对被子“由厌恶而喜爱”的态度转变，有研究者提到了其与时尚的关联。在这些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聚焦于日常用品怎样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联系在一起，“日常生活审美化”所隐藏的文化策略及隐忧。

一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

西方学界对消费时代审美问题的研究始于法兰克福学派，如阿多诺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特定历史境状的分析，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理论，并以此来解释消费语境下的艺术和审美。依据阿多诺的考察，曾经属于人类文化领域的艺术和审美，到了以经济垄断和意识形态控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时期已经边缘化，而消费中的种种文化景观已经成为审美的主流。[4]迈克·费瑟斯通则认为，消费主义时代的重要文化特征在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在这一阶段，“艺术不再是单独的、孤立的现实，它进入了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因而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务或者平庸的现实，都可归于艺术记号之下，从而都可以成为审美的”[5]p23。鲍得里亚更是将这种由审美泛化带来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形容为“超美学”（Transaesthetics）,意思是艺术形式已经渗透到一切对象之中，所有的事物都变成了“美学符号”[6]p225。由此可见，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直接将审美的态度引进现实生活，在大众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之中，“美的幽灵”无所不在。[7]从这一角度去考察《日常用品》，可以发现文本所涉及的日常物件无不是以这种“审美”态势来呈现的。

《日常用品》叙写的是一个当代美国黑人家庭母女三人的日常生活片段。故事从母亲（Mama）的视角围绕迪伊的“返家之旅”展开：“我”和玛吉（Maggie）为迪伊回家所做的准备，在等待迪伊回家期间“我”有关这个三口之家曾经日常生活片段的回忆，以及迪伊回家之后发生在她们仨的一些事件和冲突。迪伊显然是作品的中心人物，作品涉及的日常用品也大多是从她的喜好和取向来呈现的。不可忽视的是，在所呈现的每一件物品中，其使用价值均被不同程度消隐，而审美价值却得到异乎寻常凸显。对这一有悖常态的细节，我们不可小觑。

对于远离故土的漂泊者而言，“家”始终是个魂牵梦绕的地方。它不仅是身体可以回归的场所，灵魂可以停歇的港湾，更是情感与传统维系的所在，因而有着独特的文化含义。可在迪伊眼中，“家”只不过是由“房子”体现的一件普通物品，如果说这个“家”还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话，那便是房子的陈旧简陋构成了她卑微身份的符号外显，成为她跻身白人社会的障碍，因而成为她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迪伊厌恶甚至憎恨房子而曾将其中的一间付之一炬；即使是到城里工作之后，迪伊在信中也曾对母亲说回家时“不会把她的朋友们带来”，可见她对“家”的态度和情感依旧。缘于这些往事记忆，母亲在迪伊回家之前断言：“迪伊看到它肯定要拆除它。”母亲在迪伊到达之前“故意背对着房子”以示遮掩的细节，更突显了她的担忧。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迪伊这次回家非但没有对房子表现出丝毫反感，相反，她一下车便迫不及待地举起数码相机去抢拍“一张又一张照片”，而且“她总是看到房子也能照上时才按下快门”。同样令母亲感到意外的是迪伊对家中“被子”态度的转变：当年上大学时她嫌家里的被子“式样陈旧、不合时了”而拒绝母亲的赠予，这次却“翻箱倒柜”把那两床由几代祖辈穿过的旧衣碎片缝制而成的“百衲被”找出来，希望带回去“把它们张挂起来”。对于摆放在屋子角落里的极为平常的“搅乳桶”，迪伊也要将其盖子和“搅拌器”带回去，她要“把搅乳桶盖用作凹室餐桌中心的装饰品”（而对搅拌器则会“考虑作点艺术化的处理”。至此已不难发现，迪伊对家中旧物异乎寻常的“喜爱”并非意味着对其使用价值的认知，恰恰相反，她将房子摄影，将被子张挂，将搅乳桶盖子及搅拌器做成装饰品等一系列举动无不出自“派上艺术化用途”的动机，看重的只是它们的观赏价值。“日常用品”与“审美”的关联至此得到初次显现。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迪伊对象征黑人传统物品的艺术审视又是怎样与现代消费语境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联系在一起的？

大多数学者在解读《日常用品》时对迪伊在服饰和发型方面“追逐时尚”的细节有所关注：大热天里颜色花哨的及地长裙，垂悬至肩的耳环，叮当作响的手镯，羊毛般挺直的头发，蜥蜴一样的小辫。实际上，迪伊这种夸张招摇的装扮只是一种非洲时尚，而它与作品所涉“时尚”之本质意义的关联，还有赖于对更广阔社会语境的考察。沃克写作《日常用品》的时候，正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时。黑人民族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当时许多非裔美国人加入了回到非洲去寻找黑人文化传统的“寻根潮流”。但与此同时，在“寻根潮流”涌动之下也出现了对民族文化缺乏深刻认识而流于表面追逐的现象，沃克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在与《日常用品》同年出版的诗集《生命的牵牛花和其它》中，她曾如此表达对祖先、对“民族之根”的理性认识：

承认我们的祖先意味着我们清楚我们不是自己创造了自己；我们清楚这条线一路往回延伸，可能一直追寻到上帝，或者是上帝们。我们记住他们，因为忘记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清楚我们不是最早受苦、反抗、战斗、爱和死亡的人们。[8]从她“承认和记住祖先”、“追忆民族历史”的理性与冷静之中，我们不难读出沃克对黑人族群铭记本族文化传统的温情提示，也体察到她对当时黑人流于形式的文化追逐的委婉批评。显然是至此便不难理解，沃克对迪伊“返家之旅”的艺术书写实际上就是对当时黑人“寻根潮流”的婉曲表达，旨在揭示：这种潮流实质上不过是一种招人耳目的“文化时尚”，而它与当时消费盛行的现实有着密切关联。

迪伊和男友是驾车回家的。“汽车”无疑是最能说明二十世纪美国人热衷消费的意象。“汽车不仅已成为运输工具，而且成为第一个风靡全国的消费品。”[9]p714拥有汽车甚至与现代化、自由、独立等划上了等号。文本中另一处不可忽视的细节是，当“我”解释“迪伊”这个名字的来历时，迪伊的男友“用人们审视A型轿车般的眼神看着我”。作为早期款型之一的“A型轿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显然早已过时；而句中的“人们”（原文为somebody）这一不定指代词则更表明所涉范围之广。由此不难看出，这一比喻不仅表明迪伊男友对这个名字所蕴含的历史缺乏了解而显出的眼神的怪异，更暗示出当时人们对汽车款型等外在因素的关注，亦即从审美角度对汽车进行拷量的现象已十分普遍。因而，此在的“汽车”便不再是一件普通交通工具，而是具有审美层面的形而上意义，映射出人们对时尚狂热的普遍心理。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即便是迪伊对象征黑人传统的“房子”展示也是借助“数码相机”这一现代影像设备来进行的。这一看似平常的举动同样蕴含着丰富的背景意义。丹尼尔·贝尔指出：在后工业社会，“新艺术的各种技巧（主要是影视和现代绘画）缩小了观察者与视觉经验之间的心理和审美距离”，它们“按照新奇、轰动、同步、冲击来组织社会和审美反应”[10]p311。因此，作品中这种属于“新艺术的技巧”的摄影举动便具有了后工业时代亦即消费时代文化方式的转变之含义——由以往的话语文化形式转变为当下的形象文化形式。这种文化的“视觉转向”，“把历史变成历史的形象，这种改变带给人们的感受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过去，我们只有一些关于过去的形象，而不是过去本身”[11]p82。而母亲“我”对出席由明星约翰·卡森主持的电视节目的梦寐以求所显示的潜意识，更透视出视觉文化的最基本美学原则——表演性——向社会文化的全方位渗透：文化蜕变为一种由形象主导的感性或表演崇拜。在这种文化方式的转变中，图像性、表演性因素凌越于语言之上，传统文化沦落为一大堆形象化、平面化的影像，人们无需在时间的延续和流动中去感知、体验和思考，历史的观念渐行渐远，传统文化了无踪影。

至此已经昭然，无论是迪伊对物品的直接张挂陈列或是对其影片的间接展示，都不过是为了顺应消费文化潮流而对本族文化进行的一种时尚包装，所折射的正是主流文化影响之下的审美异化。迪伊行为的深层动机在于：追逐时尚潮流，炫耀自身文化素养，形成属于自己有品位、有风格的生活方式，以此成为跻身主流社会的一种品位象征，从而实现由经济走向文化，在主流社会获得更加稳固的地位身份。因为“品味就是阶级品味。一个社会的正统品味与其统治阶级的品味是相一致的”[12]。因此，迪伊对文化时尚的追逐正是她进军主流社会的一种策略，这背后则有着政治权力的隐性介入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严酷操控，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诉求。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所蕴含的文化策略

《日常用品》以一个普通黑人家庭成员的凡俗生活为叙事对象，以迪伊的“返家之旅”为情节结构方式，以琐碎化、平面感的美学形式和近乎“唠叨”式的语言风格，展示这个黑人家庭成员的冲突和困境。这不是说小说没有涉及更深层次的主题。恰恰相反，从小说展现的社会问题程度而言，它是作家政治意味最为强烈的作品之一。通过对凡俗琐事的日常叙事体现当下日常审美经验向历史时空纬度的辐射，传达出更为宏大的主题，这正是沃克高超写作技巧的展示。正如作家厄普代克解释自己作品聚焦于“日常生活”的缘由时所说：“在小说中描写一个重大事件是要冒风险的。我相信，一个国家的生活是通过个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来反映或者说折射的。”[13]p94这不仅仅是对写作策略的一种解释，实际上也点明了社会文化矛盾产生的具体领域，日常生活活生生就是某个特定年代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由此看来，《日常用品》就不只是简简单单地讲述一个黑人家庭内部或黑白之间的冲突，而是着眼于揭示这种冲突背后的文化成因；其中所关乎的审美泛化也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

众所周知，美国黑人在历史上先后做了二百多年的奴隶和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痛苦，心灵受到的创伤特别巨大。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爆发的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成为当时美国众多社会运动和事件（如青年反战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中声势最浩大、影响最深远的社会运动。它使联邦最高法院1954年做出了种族隔离学校制度违宪的判决，促使肯尼迪政府1957年通过了民权法案，1961年宣布公共汽车站的种族隔离为非法，1965年通过了选举权法，“自由乘车”运动、静坐示威运动和“向华盛顿进军”游行更显示了民权组织卓有成效的合作典范和黑人争取自由平等的坚定决心。民权运动使主流社会感到了一种“黑色力量”的威胁。但是也应该看到，民权运动虽然使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公开的白人至上主义被禁止，但黑白之间那条无形的鸿沟依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与以往不同，所面对的历史任务也不一样。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表达出如要求权力分散、种族平等、社会公正等诉求，其反抗的对象是主流社会及其意识形态，那么在70年代，随着黑人社会经济状况的好转和少数黑人进入中产阶层，类似的显在政治倾向已逐渐消隐，黑人曾有过的反抗精神也差不多消失殆尽，并已被纳入到主流文化之中。结果是黑人的生活方式被转化成了美国中产阶级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黑人的价值观念被白人价值观念所被扭曲和同化。正是在此语境中，迪伊虽然常常以本族文化“捍卫者”姿态自居，从服饰、发型乃至名字等方面都竭力使自己区别于白人，与白人“划清界限”，但与此同时，她却又不自觉地被卷入主流文化的大潮：欣然接受白人教育并试图将它们灌输给母亲和玛吉，渴望与白人男孩联姻以融入主流社会，以异化的眼光审视本族传统，体验着时尚消费带来的快感，陷入主流文化的霸权逻辑而不自知，以致在自我矛盾的行为中迷失了方向，丢失了身份。

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是一个大众自觉自愿的接受过程，它有着复杂的社会各种群体之间的斗争与平衡。黑人活动家斯多克力和查尔斯指出了种族主义的两种形式：“种族主义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蔽的。它有两种紧密相关的形式：白人个人厌恶黑人个人，另一种则是来自整个白人社会对黑人社会的反对行为。我们称之为个人种族主义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14]p4他们显然是在提醒黑人要正视民权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争取民权的日常斗争将是一种持续的现实，种族迫害虽然被法律禁止，但种族歧视与压迫将更深地隐藏在制度化层面下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域，正是强大的政治文化支撑才使白人有足够的资本俯视黑人。伯科维奇指出，文化涉及的是“人们如何阐释以及信仰什么”[15]p12。换言之，价值观念是以文化的形式储存在人们头脑中，并指导着人们的言行，而无形的文化发挥的力量在很多时候要比有形的社会机制或机构的力量更加强大，影响更为深远。阿尔图赛更是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他把马克思列宁的国家理论学说强调的国家通过政府、军队、警察和法院等机构而发挥作用的方式称为国家机器，而把国家权力通过宗教、教育、家庭、媒体传播以及文化等发挥的作用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国家权力不仅可以在国家机器中，也可以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得到贯彻，而且功效是一致的：“正是在这个地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统治阶级的作用才充分地聚集起来，这也正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集中体现的地方。也正是主流意识形态起的调停的作用才使得在起压制作用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有了以种‘和谐’的关系（有时是紧张的）。”[16]p150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我们便能找到迪伊“返家之旅”的深层原因和本质意义：无论是她对非洲时尚的刻意标榜还是对象征黑人传统物品的艺术化审视，都不过是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的表征，映射出黑人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高度趋同性。正是在主流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中，迪伊在竭力“捍卫”的同时却又有意无意地“背叛”了黑人传统，更深地陷入白人文化的臼巢而毫无觉察。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实际上就是主流社会宣扬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而这种生活方式的推行又是通过一种歧视性的对比，刺激下层民众去效仿而实现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一定的“霸权”。这种“文化霸权”的危险性则在于：它把人们沉浸于大众狂欢式的审美快乐之中，以此放松他们的警觉，削弱他们的意志。这是以民主的名义去实现霸权的目的，因而显得更加隐蔽，更加具有控制力。

如果说消费时代的主流社会通过“日常生活审美”这一文化策略来模糊黑白之间实际上存在的鸿沟，从而使种族歧视变得更加隐蔽和更具控制力，那么同时，它实际上也在阻隔着黑人内部的融合，加剧着黑人之间的分化。通过迪伊对母亲和妹妹歧视行为的描述，沃克将笔触伸入黑人群体内部，对迪伊这种具有代表性的黑人异化心理进行了尖锐鞭挞。

作为幸运地步入中产阶层的少数黑人代表，迪伊自视比生活在底层的母亲和妹妹高出一等，因而时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来训斥她们，用异化的眼光来审视她们。自卑与艳羡的纠结，预示着玛吉与姐姐之间鸿沟的不可逾越。观念上的相异，使母女间的亲情只能在梦中的舞台寻求表达。这种母女之间、姐妹之间的争执与冲突，直接展示了黑人内部的隔膜与伤害，而这与社会语境显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迪伊的蜕变映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印迹，她临行前训诫妹妹说：“你也应该有点出息才行啊，玛吉。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与以往大不一样了，可是从你和妈妈的生活方式来看，你们似乎根本不知道这一点。”时代的影响至此已经昭然，紧跟时代潮流，享受时尚生活，这便是迪伊追逐的生活目标。

三结语

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民权运动使黑人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好转，部分黑人进入了中产行列，种族歧视似乎已变得不那么明显了。与此同时，消费时代的享乐生活方式的介入和消费文化制造的大众狂欢，均使民族矛盾得到不同程度消隐，文化趋同的危险日益显现。生长和生活于南方的沃克对此无疑有着异常敏锐的洞察，就如她自己所说：“……由于我在南方长大，我对不公平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和非常迅速的反应。”[17]P6正是这种敏锐，使她察觉到了消费时代大众狂欢背后种族问题的新趋势和面临的新挑战。如何重视黑人民族文化，如何加强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融合及黑人内部融合等问题便成为沃克等20世纪70年代以降美国黑人作家探索的主题。

20世纪30年代，美国黑人历史学家杜波伊斯在论及如何改变黑人的社会处境问题时曾经呼吁：“要改变黑人的现实处境，仅仅去改变法律和现行的体制还不够，必须来一场对整个社会的重建，来一场价值观念的革命。美国黑人只有保持自己的传统和价值观念，才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18]这也正是沃克在《日常用品》中所要表达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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