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涛

（湖南科技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湖南 永州 425100）

19世纪的英国出现了两位对时代产生重要影响的小说家，第一位是司各特，第二位就是狄更斯（1812-1870）。正如《大英百科全书》所评价的一样：“他和莎士比亚是英国献给世界的两个无与伦比的、大众的大文豪，他们被铭记，不是像但丁、塞万提斯或者弥尔顿那样因为一部作品，而是因为他们塑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始终被笼罩在狄更斯人道主义精神的光环之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小人物、儿童、妇女为主要角色，狄更斯用他们的一言一行塑造了一个个真实感人、意义深刻的人物形象。同时，他笔下人物生活的时代、社会环境，他对人物生活状态细致的描写，归功于他巧妙地捕捉到了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金钱至上”、等级分明的社会特性。狄更斯就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一位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的“伦敦佬”眼中英国的社会百态。正如法国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丹纳说的：“狄更斯的小说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行善和爱。”[1]

一狄更斯小说的人道主义根源

为什么狄更斯会的人道主义思想如此根深蒂固？这与狄更斯所出的时代和他个人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生活的时期正是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工业迅猛发展的时代，即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顶点时期，也是英国经济文化的全盛时期。英国工业革命的条件逐渐成熟，伴随着革命而来的是民主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平民教育、信仰自由、权利平等、社会改造等思想，风起云涌地都在英国的各个阶层滚动，看似平静的社会实则波涛暗涌。此时的英国并非如资产阶级所想，处于一种完美的、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制度下。在那些令人惊愕的工业发展数据之下，掩盖的是底层劳动人民无尽的血和泪，埋葬的是无数中下层人民被压抑的智慧和被剥夺的自由。

社会矛盾的积累和不断升级，加剧了人们内心的焦虑，文艺界随之出现大量“社会小说”，这是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特点之一。社会小说以社会问题为题材，呼吁基督教的仁爱精神，希望能达成各阶层的相互理解、互助互爱，从而保证英国中上层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社会的稳定。此外，自然科学瓦解了浪漫神秘的神学思想，人们开始追求客观的真理和理性。在此思潮的影响下，文学对于现实的关注也愈加密切，充满火药味儿的阶级斗争和下层人民的血泪辛酸是无法回避的，浪漫的抒情无法用来表达如此深刻沉重的主题。狄更斯也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面对污浊腐败的社会，狄更斯看到了繁华的表面之下是怎样一幅让人顿足捶胸的场景。于是他怀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书写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一个个无辜儿童脆弱的生命和贫穷坎坷的成长历程，刻画了一个个坚韧、正直的平民英雄和善良勇敢的女性形象。

另一方面，狄更斯对“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如此关切、如此感同身受，与他的个人身世和童年不幸的遭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狄更斯出生在英国朴资茅斯的波特西地区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原是海军中一个小职员，收入微薄，家中子女多，生活愈来愈艰难，经常靠借债度日。最后他父亲负债累累，无力偿还，终于被关进债务监狱。不久，除狄更斯外，家里其他人也都住进了监狱。为了谋生，12岁的狄更斯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在一家皮鞋油作坊当童工，挣钱养家糊口；作坊主将这个小童工当作招揽生意的活广告，将他放在当街的玻璃窗中劳动，他在屈辱生活中忍受着饥寒，每周取得工资后去狱中探望一次亲人。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正是这种痛苦的生活环境，培养了他对被压迫的穷人和不幸的儿童有着极大的同情心。长大之后，16岁的狄更斯曾经当过律师的缮写员，事务所的信差和法庭的速记员，在学会速记后改作报社记者。这些经历既为他了解英国各个阶层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也让他尝尽了时代给予一个人的酸甜苦辣。

在与现实生活的密切接触中，狄更斯对劳动人民有了深刻的感情，对他们纯洁质朴的性格充满钦佩，为他们的悲惨遭遇感到愤愤不平。现实的经历让狄更斯日后有意无意地在创作中特别地“优待”这些善良勤劳的人，给予他们美好的结局，或者给他们餐风露宿的狼狈生活增添一点人性的关怀。

二狄更斯人道主义在作品中的体现

狄更斯的作品融合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其中现实主义是主体，浪漫主义是烘托和点缀。[2]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19世纪英国社会面貌所发生巨大变化，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大进步，但更多的，我们看到的是穷人生活的每况愈下，看到的是不择手段的竞争、道德的堕落、荒谬的教育机构、可怕的贫富差距等等。

受英国宪章运动的影响，狄更斯具有强烈的民主倾向，反对社会不公平现象，主张捍卫人的尊严，认为人人都有从事劳动、享受和平与幸福的权利，这些都是他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人道精神。狄更斯在许多作品中宣扬一种以仁慈为核心的圣诞精神。这种圣诞精神是指用爱消灭恨，用仁爱、宽恕、和解来替代阶级对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道主义思想。

第一，它要求尊重个人尊严的价值，提倡平等和自由。人是自主性的人，任何社会或个人都不能压制旁人的自由，愚弄人的智识，要求道德平等，人与人不应因为年龄、出生、性别而被歧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它要求捍卫人的基本安全、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如他自己所说：“无论是那个阶层的人，都不可能独占全部的荣誉，或全部的功劳，因为这个例子说明双方都有高贵的品质，在大人物那方面有，在小人物那方面也同样有。”因此，狄更斯在作品中塑造了许许多多小人物。我们可以从他笔下最常出现的儿童形象出发，探讨狄更斯的人道主义精神。

狄更斯笔下的儿童形象直接、准确、有力地体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他们是作家精神世界的忠实代言人。这些儿童往往是孤苦伶仃、无家可归、流浪在街头巷尾的孤儿、弃儿，如《大卫·科坡菲尔》中的大卫·科坡菲尔，《雾都孤儿》中的奥利弗，《双城记》中的露西，《孤星血泪》中的皮普，《老古玩店》中的小耐儿，等等。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承受着失去至亲的痛苦，遭遇着淡漠冷酷的人情，品味着辛酸苦涩的童年。[3]

在这些儿童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对他们的忽略，既有身体成长上的忽略，也有精神成长上的忽略。[4]《雾都孤儿》的奥利弗是狄更斯创作的第一个感人至深的弃儿形象。奥利弗一出生他的母亲就去世了。由于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被认定为私生子，只能被送到教区济贫院抚养长达。可怜的小奥利弗不知道如何溜须拍马、阳奉阴违，只能日复一日地干着沉重的体力劳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默默无闻，善良胆怯的孩子竟被孤儿院的孩子们抽签选中为要求增加食物的代表。毫无疑问的，他们那可怜的要求不会得到满足，而“请愿”反而让他们被罚了禁闭。济贫院里的孩子就处于这样一种饥肠辘辘的困境中，弱小的他们无力改变自己忍饥挨冻的命运，只能在慢慢饿死和变成小偷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在这里，狄更斯大胆揭露了逼迫这些可怜的孩子沦为妓女、小偷、杀人犯的社会根源。正是社会上层积极的伪善、不负责任的教育制度、名不副实的救济院把这些原本聪明善良的小生命逼上了绝路。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是一种绝望的挣扎和以生命为代价的奋力一击。狄更斯表达了他对这些儿童的同情，也表达了对伪善的人们的痛恨。他借笔下的儿童说出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只要人们对这些可怜的孩子好一点点，哪怕仅仅是保证温饱，也能够阻止他们违法犯罪，也能挽救一颗堕落的心。作品中血淋淋的事实正是狄更斯人道主义精神的声声追问。

除了为他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和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外，狄更斯还认为要对儿童提供真诚的爱和细心的教育，关心他们的感情，让他们的心在温暖的爱中成长起来，培养他们永远善良正直的品质正如。《董贝父子》中董贝的女儿弗洛伦斯和儿子保罗正是两个成长在物质丰富的家庭中的孩子。但是他们仍然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视财如命的董贝先生将子女也看作具有直接经济意义的工具，没有给予孩子一点儿家庭的温暖。最终，得不到家庭温暖又被送往监狱般的布灵博士学院的小保罗，带着空虚的心和沉重的学业负担永远长眠地下。相比之下，同样命运多舛的弃儿大卫则因为多了一位对他进行教育的姨母而顺利成长为一位正直勤劳的青年。大卫姨母对他说的话：“永远不要在任何事上卑劣，永远不要作假，永远不要残忍。”“不管做什么，总是全心去做，不管献身什么，总是完完全全献上。”[5]正是狄更斯想表达的思想。早夭的小保罗，和真诚直率的大卫，作为正反两例，反映了狄更斯在儿童教育理念上坚持物质与精神并重的人道主义思想。

第二，狄更斯的人道主义精神希望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当时，功利主义充斥着英国的大街小巷，金钱和功利成为人们衡量一切的标准，任何事情似乎都应该被放在功利主义的磅秤上过磅。道德的人、感性的人被扼杀了，人只是追求利益的工具，除了功利以外没有快感也没有痛感。狄更斯强烈反对这种功利主义的观点，并在作品中提出严厉的批判，给予信奉这些观点的人以沉痛的打击。《艰难时世》便是狄更斯以批判功利主义为出发点，鞭挞当时社会的边沁主义。

在小说中的主角庞得贝身上集中了贪婪、凶狠、刚愎、顽固和不近人情而又愚蠢透顶的性格。他先是编造自己由弃儿白手起家的发迹史。他为了吹嘘自己是靠个人奋斗，白手起家，但暗中却逼迫母亲不许露面，让母亲藏在农村度过凄凉的晚年，孤苦伶仃，生活凄惨。深爱儿子的母亲因为思念儿子，只能每年一次奔波四十英里，偷偷摸摸来到焦煤镇，在周围不停打转，只期望能看上儿子一眼。而庞得贝为了夸耀自己的才干，他甚至无耻地捏造和诬蔑他母亲抛弃他，虐待他，没有骨肉亲情，丧失了根本的感情，丧失了人之天性，把母亲描述成一个狠毒凶恶的女人，给母亲的感情带去极大的痛苦。这种不正常的母子关系是庞得贝极端自利的思想造成的。而他这种捏造身世、自我吹嘘的卑鄙行为揭穿了功利主义者宣扬的种种荒谬理论。此外，庞得贝这个典型的功利主义者，还看上了年幼的露易莎，等到她成年以后，利用金钱地位，娶了20岁的露易莎为妻。这桩没有爱情的婚姻，更像一个赤裸裸的交易，毫无疑问地导致了露易莎精神上的痛苦和空虚，演成了一幕婚姻悲剧，最终露易丝离开了庞得贝，他又成了孤单一人，失去了组建家庭获得幸福的机会。

《艰难时世》中的另一个角色葛雷硬一开始也是以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者身份出场的。葛雷梗是焦煤镇的一个富裕的退休商人，终其一生研究理性主义、私利和事实哲学。他根据这种哲学理念将最大的两个孩子路易莎和汤姆抚养成人，从不允许他们想入非非或夸夸其谈。两个孩子甚至连马戏团也没有见过。露易丝和小汤姆从小生活在所有的幻想均被扼杀的环境中，结果均以严重的社会功能紊乱而收场。汤姆成为毫不在乎他人的享乐主义者，而路易莎尽管想要与人交往，却始终不能如愿。两个孩子可悲的结局让葛雷硬意识到自己追求“现实”与“理性”的生活哲学和教育孩子的方法是罪魁祸首。

在生动刻画了资产阶级的贪欲和冷酷的同时，狄更斯更是用“仁爱”精神来对抗、化解它。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支持着他，使他即使是到了晚年，目睹了种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之后，仍然没有完全放弃用感情教育、道德感化去改造资产者，改造社会的企望。他始终认为仁爱可以战胜功利主义，并在作品中寄托了他用道德力量感化资产者的态度，用小说中各个人物的结局向世人宣布，爱才是快乐和希望的源泉。所以，他让笔下年轻的马丁·朱述尔维特须经历贫困才能改变他的自私性格，继承他祖父的遗产；董贝先生必须经过破产、丧子和女儿的感情教育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幸福；《圣诞欢歌》中的史古鲁奇必须洗心革面方能重享人间的温暖和同情。

[1]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2]谌小莉.狄更斯小说创作的双重艺术风貌[J].文学教育,2007,(11).

[3]范晓红,狄更斯的儿童情结及其笔下的儿童形象剖析[J].中国校外教育,2010,(5).

[4]陈洁,狄更斯笔下的弃儿形象及其现实意义[J].外国文学,2010,(4).

[5]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M].庄绎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6]赫·皮尔逊.狄更斯传[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

[7]狄更斯.远大前程[M].陈俊群,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

[8]狄更斯.双城记[M].罗稷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9]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M].庄绎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0]狄更斯.董贝父子[M]. 祝庆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11]狄更斯.雾都孤儿[M].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12]田建平.功利主义哲学统治下的人性——浅谈《艰难时世》中的人物[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8,(5).

[13]张晓洁,许爱华.论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思想[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6,(3).

[14]李健.试论狄更斯人道主义精神的嬗变[J].河西学院学报,199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