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辰

（衡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湖南 衡阳 421008）

宋初晚唐诗派形成原因探析

刘 辰

（衡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湖南 衡阳 421008）

宋初晚唐派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因对“晚唐”诗歌风格的共同追求而自觉不自觉形成的诗人群体。它的产生，不仅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产物，也是诗歌自身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同时与诗人自身的人生经历、生活情趣以及彼此的唱和等也有密切关系。

宋初晚唐派；生成契因；社会因素；文学因素；诗人群体因素

称宋初诗有“晚唐体”，始于宋末元初方回。宋初“晚唐体”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由于对“晚唐”诗歌风格的共同追求而自觉不自觉形成的诗人群体，呈现出了共同的文学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我们不妨把它作为一个流派来观照，以探究其产生之根源。一个文学流派的产生与发展，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即社会时代的土壤，文学本身的嬗递演绎和作家的遭遇、思想及艺术追求。宋初“晚唐体”的产生，不仅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产物，也是诗歌自身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同时与诗人自身的人生经历、生活情趣以及彼此的唱和等也有密切关系。

一 社会因素

一个诗歌流派的出现，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该流派所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会对它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是一个流派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根源。正如丹纳所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1]21研究宋初“晚唐体”这个诗人群体，必须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出发。

（一）社会政治状况对文人心态的影响

宋代的建立，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也逐步得到发展，但掀开承平的外衣，国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且宋代毕竟处于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阶段。整体衰弱的国势使宋代文人已无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士大夫知识分子气冲斗牛、天马行空昂扬的气概，转而为守成持重之风。与唐人相比，整个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趋于内敛、自省，人生态度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淡泊，即使是入世的文人，心态也比较淡泊宁静。缪钺曾认为：“宋代国势之盛，远不及唐，外患频仍，仅谋自守，而因重用文人故，国内清宴，鲜悍将骄兵跋扈之祸，是以其时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发，喜深微而不喜广阔。”[2]50这种整体趋向内敛自省的时代精神与淡泊平和的文人心态，在本身就淡泊世事的“晚唐体”诗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的心理更为内敛，趋向闭合，以致将目光集中在个人狭小的生活天地里，着力追求自身内心世界的自省与独造，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回避广阔社会，关注身边细小琐碎之事和个体内心的感受。晚唐派诗歌中表现出的隐逸思想和清淡幽深的审美趣味在某种程度上是衰微的时代气息与内敛、自省的时代精神在文人作品中的投射。

（二）尊隐风气对文人生活的影响

天下无道则隐是历史常例。晚唐五代动荡的社会和险恶的政局，在士人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文人视仕途为畏途，只好退避于现实世界之外，遁世思想在晚唐五代遂广为流行。在宋初新的社会环境中，这种传统的社会文化和心理深层积淀仍在一部分士人心中根深蒂固地存在。同时，宋初许多士人处于太平盛世却崇尚隐逸，与当时统治者对隐士的尊重也不无关系。宋初统治者为点缀太平，淳风俗，息贪竞，常对那些淡泊名利、洁身自好的山林隐士予以推崇和表彰，如采用征召、遣使慰问、赏粟帛、赐名号等形式。统治者给予隐逸之士的物质资助和精神鼓励，一方面为隐居生活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基础，使隐士生活可以无衣食之虞，另一方面，也使整个社会形成了尊隐的风气，在士人心中，隐士象征着不慕荣利，不屈志节等高洁的人格内涵。由此，在宋初选择避世隐居的生活方式的士人仍然较多，宋初晚唐派诗人大多有隐逸山林的经历。魏野自号草堂居士，嗜好吟咏，不求闻达，居于州郊，手植竹树，清泉环绕，旁对云山，景趣幽绝，弹琴其中，吟啸终日。《宋史》载，“（宋真宗）祀汾阴岁，（魏野）与李渎并被荐，遣陕令王希招之。”魏野以“糜鹿之性，顿缨则狂，岂可瞻对殿墀”为由，拒绝出仕[3]13430。可见其隐逸之志。林逋性恬淡好古，一生不娶不仕，梅妻鹤子，隐于西湖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3]13432。潘阆号逍遥子，虽曾作过官，但后来遁入中条山，晚年也放浪江湖，有过隐逸生活经历。当然，宋初士人的退隐与唐末五代乱世士人出于全身远祸的无奈迥然有别，也不同于盛唐式的以隐求仕和中唐式的半官半隐，他们的隐逸是主动疏离社会生活，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对自由生命的热爱，对大自然的由衷喜爱。

（三）庄禅文化对文人心理的侵染

为了休养生息以巩固封建统治，宋初统治者力倡黄老之道，对佛教采取保护提倡政策。政治上主张清净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转移到士大夫个人修身的人生观念即表现为老庄思想。老庄思想的核心就是清静空寂、恬淡无为，提倡走向自然，做到物我两忘，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从而获得精神自由。禅宗主张渐修或顿悟成佛，强调保持内心的宁静实现人的灵魂解脱和精神自由。老庄哲学使文人的审美情趣趋向于清淡自然，禅宗使文人的审美情趣趋向于幽深细密，尤其是禅宗，“士大夫们接受了禅宗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心理愈加内向封闭，……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演变，向着静、幽、淡、雅，向着内心细腻感受的精致表现，向着超尘脱俗、忘却物我的方向发展”[4]125。禅宗保持内心精神宁静的自我解脱的适意人生哲学与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相契合，宋初的晚唐派诗人清净高雅、淡泊无为的生活情趣与庄禅的影响是不可分的。晚唐派成员中，“九僧”、智圆、重显等本是僧人，受禅宗影响自不必言。寇准晚年被贬至南海后，在几榻间环列经史老庄及佛经，时常看诵。他们交游者僧侣道人颇多，从他们大量的酬赠诗歌中可以看出，如潘阆《赠道士王介》、《赠吴处士棋》等，寇准《感兴寄莲岳一二诗禅友》、《喜吉上人至》等，魏野《贻不出院真公》、《送徐道士赴阙》等，林逋《寄西山勤道人》、《送僧休复之京师》等，赵湘《会平上人夜话》、《送僧归终南》等。他们与僧侣道人参禅悟道、交往唱答，熏染极多。他们对贾岛诗风的接受，老庄、禅宗对他们的浸染是无可置疑的。禅宗那种保持内心精神宁静的自我解脱，与士大夫“独善其身”时崇尚清淡闲逸的老庄思想相结合，就产生了一种共同的追求平淡清远境界的审美情趣。宋初晚唐派诗人诗中表现了庄禅清淡闲逸和幽远空寂的境界。魏野《寻隐者不遇》：“寻真误入蓬莱岛，香风不动松花老。采枝何处未归来，白云满地无人扫。”宋人蔡正孙评云：“模写幽寂之趣，真所谓蝉蜕污浊之中，蜉蝣尘埃之表，与僧无本诗同一意趣。”[5]389寇准虽官至相位，但两遭贬谪，历经宦海沉浮，也有出世之心。如《夏夜闲书》：“闲心终不忘鱼钓，澹水真宜习老庄。报国自知无世用，烟蓑何日卧清漳。”林逋《小隐自题》：“竹树绕吾庐，清深趣有余。鹤闲临水久，蜂懒得花疏。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宇昭《幽居即事》：“扫苔人迹外，渐老喜深藏。路僻闲行远，春晴昼睡长。余花留暮蝶，幽草恋斜阳。尽日空林下，孤禅念石霜。”诗歌中体现的幽静空灵的物境、闲适淡泊之心境，正是诗化了的物我两忘的庄禅境界。

二 文学因素

探讨一个诗歌流派产生的原因，还应从诗歌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中去寻找。宋初晚唐派的出现，从诗歌发展规律看有两个因素：一是对晚唐五代诗风的继承；二是对当时诗坛尤其是“白体”诗风的不自觉变革。

（一）承衍晚唐五代诗风

唐末五代，贾岛诗歌广受推崇，学贾岛为诗者难以数计。蔡启《蔡宽夫诗话》“晚唐诗格”条云：“唐末五代，流俗以诗名者……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6]410。近代学者闻一多先生则将晚唐五代称为“贾岛的时代”[7]36。贾岛生活在中唐后期，安史之乱后，内忧外患，国势日益衰微，贾岛个人生活经历淹蹇困顿，再加上禅宗空寂等思想对他的影响，由此形成独特的以苦吟为事，风格峭硬瘦寒，抒写清苦幽僻性情的诗歌特点。唐末五代多贾岛的追随者，是因他们有着和贾岛类似的遭遇，所处的时代比贾岛更为艰难，社会动荡不安，士人无力改革朝政挽回颓局，只得追慕庄禅，寄情山水，退隐林泉，解脱晚季末世的苦痛，追求幽冷清静的美学趣味。因此，贾岛及其晚唐五代的追随者有两个明显的特征：流行于动荡不安的朝代末叶，消极避世的文人通过对清寂的艺术追求寻求心灵的安宁；创作主体为中下层文人与僧侣之徒。正如闻一多先生指出“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7]37，如宋末的“四灵”、“江湖诗派”、明末的竞陵派以至于清末的同光体都类似于此。一般来说，“晚唐体”广泛流行于末世无望的社会环境。以“九僧”、魏野等为代表的晚唐派出现于宋初开国向上的社会环境，是对晚唐五代诗歌继承的结果，也体现了文学审美传统的稳固性与延续性。文学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与封建王朝的更替并不是同步的，其发展衍变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即文学传统。晚唐贾岛诗风在唐末五代乱世中广泛流行，作为一种审美形态已趋于稳固化，积淀于某一特定的诗人群体中，它并不因晚唐五代乱世的终结而终结，而在宋初和平盛世的局面下延续产生并一度盛行。当然，宋初晚唐派诗人身份也类似于唐末五代学贾岛一派，多为避世的隐士、僧侣，但其中身居显位的寇准对“晚唐体”的宗尚，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的显赫与诗歌题材风格呈极不协调状态，这尤其体现了审美意识的积淀和延续对诗人创作心态的影响和支配作用。

（二）变革“白体”诗风

以追求精巧清丽为主要特征的“晚唐体”的出现与盛行，不但是晚唐五代诗风的又一次延续，也是不自觉地对“白体”诗风的革新。宋初晚唐派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是诗歌新变的产物，它产生的本身就有与“白体”相对抗的质素，《唐摭言》云：“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8]121说明贾岛一派诗风的出现，有自觉不自觉与白居易一派立异抗衡的因素。宋初晚唐派的出现也有着不自觉变革“白体”末流浅易诗风的因素。宋初诗坛先后风靡“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三个诗歌流派，但最早盛行于宋初诗坛并且影响最大的是“白体”，“晚唐体”虽然与“白体”一样都是对晚唐五代诗风的继承也在宋初诗坛存在，但影响不大，《蔡宽夫诗话》云：“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6]398可见“白体”在当时影响之大。“白体”最基本的特征是诗效白居易，务求浅切。“白体”末流形成过于平易浅俗之弊病，诗歌往往流易有余而深警不足。诗人对“白体”末流平庸浅俗诗风不满，势必促使新的诗歌群体和流派的替代，此后以雕章琢句、构思精巧为特征的“晚唐体”应运而生，并广泛流行，取代了“白体”末流的浅俗平易。

三 诗人群体因素

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固然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客观需要，但还与这个群体诗人生平经历、生活态度等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与他们的彼此唱和交游有关。

（一）相似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经历

宋初晚唐派成员中，寇准虽官至宰相，但几经宦海沉浮，间有出世之意。其余这个群体多是僧、隐之士，他们自甘淡泊，孤高傲世，逍遥林泉，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闲散生活，如魏野、林逋等，他们天性淡泊，终身不仕以布衣终生。“九僧”等是远离尘世的僧侣，大部分时间在僧寺山野中修持中度过，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态度都与隐士相似。其他诗人属于仕途潦倒的中下层文人官吏，如赵湘中进士授官一年后即去世。潘阆虽早年有志于功名，但被荐后不久被贬，后归隐，此后他泯灭了早年的入世之心，四处游历，放浪江湖。

（二）彼此的交游唱和

诗歌唱和不仅是一种社会交际和情感交流的工具，也有在相互酬唱中切磋诗艺，相互影响的重要一面。宋初晚唐派诗人大致生活在同一年代，交往唱酬密切，相互影响，促进共同的诗美趣尚的形成。晚唐派成员中赵湘非当时名士，与他人无交往，其他如寇准、潘阆、魏野、林逋等互相保持密切的交往。九僧之间往来密切，常在一起分题赋诗，如“四释分题处，年来一榻虚”（文兆《寄保暹师》）、又“诗禅同所尚，邂逅在长安。（文兆《寄行肇上人》）。九僧还组织过吟社，“吟会失秋期”（宇昭《寄保暹师》）、“病起辞吟社”（宇昭《送从律师》）、“几想林间社”（惟凤《寄希昼》）。九僧与寇准也有交往，《湘山野录》载有寇莱公一日延诗僧惠崇于池亭探阄分题之本事。九僧与魏野也有诗歌往来，魏野有《送文兆上人南归》、《赠惠崇上人》、《喜怀古上人见访》等诗歌，宇昭有诗《赠魏野》。潘阆、林逋、魏野之间有密切的交游，《咸淳临安志》称“阆……魏野交好最密”[5]，魏野有《赠潘阆》、《谢潘阆见惠白鸡》，潘阆、魏野均有诗《赠林处士逋》。林逋与惠崇有密切往来，惠崇还到过林逋孤山的住所，并留诗《书林逸人壁》。寇准曾将诗歌送给潘阆指正，潘阆有《谢寇员外准见示诗卷》一诗。寇准与魏野更是往来密切，魏野诗集中有很多写有与寇准来往的诗篇，如魏野有《谢呈寇相公召宴》、《上知府寇相公》，寇准有《赠魏野处士》，他们的交往在文学史上留下许多佳话。

宋初晚唐一派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又通过密切的交往酬唱相互影响，从而促进共同的诗歌审美趣尚的形成，以至在创作的艺术表现方面趋向一致，形成推崇贾岛，效法“晚唐”的艺术创作追求，遂导致宋初晚唐一派的产生。

[1]丹纳.艺术哲学[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

[2]缪钺.诗词散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五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5][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闻一多.唐诗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I209

A

1673-2219（2012）03-0048-03

2012－01－24

刘辰（1978－），女，湖南衡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