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槐

（永州历史文化研究会，湖南 永州 425000）

在周敦颐的一生中，与周敦颐关系最为微妙的莫过于程颢、程颐兄弟。纵观周敦颐的一生，其最大的成功之处，是收了程颢、程颐两位弟子，而其最大的失败之处，也是收了程颢、程颐两位弟子。说收二程为徒是最大成功之处，是因为二程继承并发展了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到朱熹集大成，使理学成为宋、元、明、清四朝不动摇的官学。说收二程为徒是最大的失败之处，是因为二程功成名就，却从来不尊周敦颐为师，甚至对周敦颐颇有轻蔑态度，使自己与二程的师生关系完全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

周敦颐的弟子肯定不少，然而值得称道的弟子也就程颢、程颐兄弟与张宗范而已。这三名弟子中，只有合州的张宗范对周敦颐崇敬有加。不仅周敦颐在合州为官时崇敬他，他离开合州后，张宗范还给周敦颐立生祠纪念。其崇敬之情，可谓无以复加。但是，程颢、程颐兄弟完全相反。终其一生，兄弟二人从来没有尊周敦颐为师，甚至连周敦颐的名字也很少提到。即使偶尔提到，也是直呼其名“周惇颐”，或以“汝南周茂叔”相称。程颢、程颐兄弟是最讲究和重视师道尊严的。而他们对周敦颐显然是一个例外，是一种大不敬的态度。反过来看，周敦颐对二程也是如此，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提及二程。终其一生，周敦颐对收二程为徒之事也闭口不谈。特别是周敦颐去世前，二程已经大名鼎鼎。然而周敦颐并没有将自己死后的墓志铭、墓碣铭交由大名鼎鼎的二程去写，而是交给自己的挚友潘兴嗣、内兄蒲宗孟，以至后来招致诸如朱熹、陆九渊等人的非议。这些问题，不由得使人疑窦丛生。那么，二程为什么对自己唯一的老师都不承认？他们提及周敦颐时为什么竟然直呼其名？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二程并没有拜周敦颐为师，一种可能是还有其他难言之隐。

一程颢、程熙是否拜周敦颐为师

程颐作其父《太中公家传》中这样说道：“公在虔时，尝假倅南安军，狱掾周惇实年甚少，不为守所知。公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果为学知道者，因与为友。及为郎官，故事当代举。每迁授，輙一荐之。”从程颐的这段话来看，他父亲程珦在南安军任副职时，赏识周敦颐的学问，与周敦颐成为好友。但是，程颐却隐去了程珦要程颢、程颐兄弟拜周敦颐为师的事。程颐为何要隐去这段历史，确实让人深为不解。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根本没有拜周敦颐为师，或者说周敦颐并未收他们为弟子。然而事实的真相如何？从诸多相关资料看，二程拜周敦颐为师，周敦颐收二程为徒，这是铁定的历史事实。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证实。

其一，朱熹的高足度正编辑的《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有记载。朱熹是二程的第四代弟子，度正则是二程的第五代弟子。而度正在搜集周敦颐的著述、考证周敦颐的行迹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周敦颐的生平行迹及著述情况有着重要的发言权。他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有如下记载：

庆历六年丙戌（1046），先生时年三十。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程公 珦， 假 倅 南安，视先生气貌非常人，与语，果知道者。因与为友，令二子师之。及为郎，每迁授当举代，輙以先生名闻。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1032），伊川生于明道二年。时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耳。故《明道传》云：“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周 惇 实论学，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先生手以《太极图》授之。”

这段记载，对二程拜师周敦颐的前因后果都讲得很清楚，并为后世所认可。其中引用的《明道传》一语，程颢虽然没有直接承认自己与弟弟程颐拜师周敦颐，但是从其“与弟颐闻周惇实论学”的说法，也可以间接证明二程曾经师从周敦颐。当时的二程，一个十五岁，一个才十四岁，不可能已经具备多么高深的学问。所谓的“闻周惇实论学”，其实就是听周敦颐讲课，直呼周敦颐之名，完全是把自己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确实是大不敬。退一步讲，即使是一般的听课，也是学生听老师讲课，讲者与听者之间也构成了师生关系。何况周敦颐还“手以《太极图》授之”！

其二，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等文献有记载。《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始刊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刊刻的地点在江州（今江西九江），是现存最早的宋刻本。该书保留了有关周敦颐的一些真实史料；资料收集广泛，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宋代诸儒对周敦颐思想的认同。同时，通过收集大量的《祠记》，反映了理学在宋代发展中的斗争。《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六《遗事》关于二程拜师周敦颐，有以下诸多记载：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状》曰：“先生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河间刘立之叙明道先生事曰：“先生从汝南周惇颐问学，穷性命之理，率性会道，体道成德，出入孔孟，从容不勉。”

程氏门人记二先生语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又曰：田猎自谓今无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初矣。”后十二年因见，果知未也。明道年十六七时好田猎，既而自谓“已无此好”。闻周先生此语，后十二年暮归，在田间见猎者，不觉有喜心。

哲宗、徽宗实录云：伊川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学于舂陵周茂叔。

上面这些记载充分说明，程颢、程颐兄弟曾经师从周敦颐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因为，上面这些说法，既有二程自己所说，也有他人所述。特别是哲宗、徽宗实录，是记载二帝言行的，不会记载失实。即使《实录》记载失实或有篡改，也只会在一些涉及皇帝隐私或重大政治阴谋方面，而绝不会对二程是否拜师周敦颐这样的小事进行篡改。因此，《实录》所载不会有误。还有程氏门人所记二程“昔受学于周茂叔”之语，也应当是真实可信的。至于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和程颢“见猎心喜”二事，曾经散见于多种资料，其真实性也是可信的。

其三，周敦颐的《通书》（包括《太极图》与《太极图说》）是由二程最早刊印的。周敦颐的全部学术思想，基本上集中在《太极图》、《太极图说》与《通书》中。周敦颐的著作最早编定成书，是二程在世之时，朱熹称之为“二程本”。当时的《太极图说》包含在《太极图》中，而《太极图》又附于《通书》之后。朱熹在《周子太极通书后序》中说：

故潘清逸志先生之墓，叙所著书，特以《太极图》为称首，然而此图当为书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书后（原注：刑宽居之云）。

后来，通过朱熹的几次整理，最后将二程本《通书》调整为《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等三篇并列的著作。那么，二程为什么要刊印周敦颐著作？二程为何有周敦颐著作？如果二程与周敦颐没有师生关系，平时又没有什么交往，他们手里的《通书》又是哪里来的？不可能想象，二程是偶然发现了周敦颐的著作，突然心血来潮，于是将周敦颐的著作刊印出来，供儒士们学习、研究和参考。二程能够最早刊印周敦颐的著作，表明他们的手里早就拥有周敦颐的这些著作。他们之所以刊印周敦颐的著作，是因为周敦颐的这些著作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二程刊印周敦颐的著作，也是间接承认他们与周敦颐之间的师生关系，并以此作为不承认与周敦颐师生关系的一种补偿。

综上所述，二程曾经拜周敦颐为师，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二程在周敦颐那里呆了多长时间，却是难有定论。宋人饶鲁《金陵记闻注辩》载：

（程颐）又曰：古人有言，共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若一日有所得，何止胜读十年书也。尝见李初平问周茂叔云：“某欲读书，如何？”茂叔云：“公老矣，无及矣。待某只说与公。”初平遂听说话，二年乃觉悟。

按照这一记载，当时周敦颐为郴县县令，李初平为郴州知州。周敦颐是于庆历六年（1046）在江西南安军收二程为弟子的。当时程颢十五岁、程颐十四岁。是年冬，周敦颐升任郴县县令。程颐自己说曾经见李初平问周敦颐读书之事，由此表明二程也随周敦颐由南安来到郴县，而不是随父程珦留在南安。周敦颐任郴县县令为四年，直到皇祐二年（1050）改桂阳县令。二程跟随周敦颐在郴县的时间有多长，是否直到周敦颐改任桂阳县令之前，尚不得而知。但是，二程能够随周敦颐由南安到郴县，足以说明程珦是完全把二程托付给周敦颐，不仅由周敦颐负起二程的教育责任，而且还要负责二程的生活。仅就这一点而言，就可以说明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二程拜周敦颐为师是毋庸置疑的。其二，拜师后的二程是随周敦颐学习与生活的，而不仅仅是周敦颐给二程讲讲课，二程的生活起居由父母负责，从而比一般的师生关系更为密切。其三，二程师从周敦颐的时间即使不很长，但绝对不会很短，更不是短时间内临时给二程讲讲课。

二程颢、程颐为何不尊周敦颐为师

自古以来，师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有“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天所以覆万物，地所以载万物，君所以治万民，亲者则生身父母之谓，师者授道解惑。五者并称，古今使然。天与地可以并称天地，父与师则可以连称师父，且尊师于前。在民间，更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不尊重师父是与不孝敬父母相提并论的，称为忤逆不孝；欺师与灭祖也是相提并论的，称为欺师灭祖。作为理学重要创始人的二程，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与利害。然而他们偏偏不尊周敦颐为师，对周敦颐毫无敬意可言。就程颢、程颐自己非常注重的师道尊严而言，从不正面提及与周敦颐的师生关系，刻意回避与周敦颐的师生关系，已经可以说是大不敬。而在提及周敦颐时，不称周敦颐为自己的老师，却只是直呼其名，称“汝南周茂叔”，这更是一种大大的不敬。宋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八《金陵记闻注辩》有以下几段记载，也可以说明二程不尊周敦颐为师：

二程先生固尝受学于濂溪者，然明道荐贤于神宗，以父表弟及弟为首，何为不能显扬师道？

又尝言吾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乃不是四人，何也？

师之所存，道所存也。二程所与门人朋友问难往之书，不一而足，何独简于师门？

濂溪卒于熙宁六年，横渠卒于熙宁八年，二程之于横渠哭之甚哀，独于濂溪不闻其哭诸寝门之外也。程子尝有言，师不立，服不可立也。颜子之于孔子，当斩衰三年可也，况伊川以师道自尊，如是安有师存而遂忘之，师死而遂倍之者耶？

《金陵记闻注辩》的这些记载说明，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很多关于二程不尊师的说法。上面的这些说法，只是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程颢荐亲不荐师。熙宁二年（1069），程颢为御史（权监察御史里行），荐举数十人，以父亲程珦的表弟张载、自己的弟弟程颐为首，却没有荐举周敦颐。第二种说法是二程及人不及师。在二程接触的诸多大儒中，他们只讲张载（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邵雍（字尧夫，号康节）、司马光（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而不讲周敦颐。第三种说法是二程重友不重师。他们与门人、朋友有很多书信来往，独不见与周敦颐有书信来往。第四种说法是周敦颐哭亲不哭师。周敦颐于熙宁六年（1073）去世后，二程没有去吊丧而哭诸周敦颐的灵堂，张载于熙宁八年（1075）去世后，二程却哭得很伤心，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金陵记闻注辩》的作者饶鲁，是就当时金陵（今南京）一带流传的诸多关于二程与周敦颐之间的疑问，进行记录整理，并逐条进行解释或辩论。上述这些说法，可以认为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说法。

二程是特别注重师道尊严的大儒，为什么对自己的老师这样大不敬？其中肯定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重要原因，或者说有着他们的难言之隐。从多种文献资料综合分析看，在程颢、程颐与周敦颐之间有着三道无形的障碍，或者说有三道无形的鸿沟：一为政治鸿沟，二为道德鸿沟，三为学术鸿沟。

（一）政治鸿沟

周敦颐与二程虽为师生，但他们的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理念并不相同。周敦颐是倾向变革的，二程则是倾向守旧的。具体讲，在对待王安石变法问题上，周敦颐同情、支持王安石变法，二程则是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头面人物。这种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的不同，是导致二程回避与周敦颐师生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敦颐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将在后面专门述及，此处从略。

二程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在政治思想上颇受父亲程珦的影响，比较守旧。程颢举进士后，做过县主薄、县令等地方官。神宗即位后，在御史中丞吕公著的举荐下，调回朝廷做了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但是，当神宗召见程颢时，感到程颢之言不切实用，从而不感兴趣。程颢也知趣地请求退出朝廷，外补做官。后来，王安石主持朝政，实行变法，程颢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于是潜心于学术研究。直到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由高太皇太后听政，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人物被起用，重新掌握政权。这样，程颢也被召入京，授为中正寺丞。然而，这时的程颢已经病重，未及上路，便死于家中。

程颐年轻时一直未能为官，而专注于讲学授徒，在当时名气很大。然而，他在政治思想方面是保守的，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他没有直接反对的机会，就支持父亲程珦出面反对。同时，对于其兄程颢与王安石“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极力赞许。元祐元年（1086），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重新掌权。由于其兄程颢去世，从而给程颐带来了机会。他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授崇政殿说书。然而，程颐以师道自居，对宋哲宗正色训诫，又主张一切都用古礼，从而引起了诸多朝臣不满。中书舍人苏轼认为他不近人情，每加讥讽。程、苏二人从此尖锐对立。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他主动辞职回乡。尽管如此，绍圣三年（1096），新党再度执政，他仍被定为反对新党的“奸党”成员，流放到四川，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才被赦免回到洛阳。

二程的坎坷人生经历，可以说都与北宋时代的新旧党争相关。新旧党争最后的结果是旧党胜利，新党失败。当时，旧党的势力非常强大。而新党为了变法，推行新政，其手段非常强硬，大批旧党人物遭到贬谪流放。由于旧党最后得势，当时对新党的反对之声呈一边倒的状态。人们谈及新党人物，都有一种轻蔑态度，唯恐避之不及。而周敦颐在政治上是同情支持新党的。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二程不承认自己同周敦颐之间的师生关系，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表示自己与周敦颐不是同路之人，最起码可以说是与周敦颐划清了界线。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予以证明。这就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极力地否定蒲宗孟所撰周敦颐《墓碣铭》中有关周敦颐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朱熹这样做，无非是为尊者讳，使周敦颐与王安石划清界线，使自己的祖师爷周敦颐免遭骂名。二程与朱熹的做法不同，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道德鸿沟

周敦颐和二程的道德伦理观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看到了伦理道德在维系封建统治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都主张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为“至圣”而努力。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又有着不同的看法与主张，从而导致了道德观念上的障碍与鸿沟。

在周敦颐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中，礼是最具实际性的规范。他在《通书·礼乐》章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先礼而后乐。”在这里，周敦颐从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对礼进行了解释。从理论上讲，周敦颐释礼为理，即治理的意思。理的本意为治玉，即对玉料进行琢磨加工，引申为治民，治理社会。从实践方面来讲，周敦颐释礼为君必君，臣必臣，父必父，子必子，兄必兄，弟必弟，夫必夫，妇必妇，亦即使君成其为君，臣成其为臣，父成其为父，子成其为子，兄成其为兄，弟成其为弟，夫成其为夫，妇成其为妇，做到尊卑有序。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稳定。但是，周敦颐并没有专门对妇女提出什么具体要求。

二程继承发展了周敦颐的道德伦理思想，并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程颐还反对妇女改嫁，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给广大妇女带来了深重灾难。自夏商周以来，随着男性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妇女的社会地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对妇女的歧视与压迫则呈不断加强的趋势。到了周代，就已经出现了“三从四德”之说。“三从”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子夏传》）；“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周礼·天官·九嫔》）。“三从四德”的实质，就是要求妇女屈从男权，遵守所谓品德、辞令、仪态、手艺的“闺范”。但是直到北宋以前，社会对妇女的所谓贞洁问题、改嫁问题，上至皇室公主，下至农家闺秀，都还是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对妇女追求婚姻自由，也持比较同情的态度。然而，自从程颐反对妇女改嫁，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宋代以后，全国各地用无数妇女的血和泪所建的贞洁牌坊等，都是程夫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所带来的直接恶果，都是一种十分扭曲了的社会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带来的严重恶果。

更严重的是，程颐反对妇女改嫁，恰好是在自己与老师周敦颐之间划下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这是因为，周敦颐的生身母亲郑氏就是改嫁之人。郑氏先嫁卢郎中，并生有一子叫卢敦文。时任黄岗县尉的周辅成，在妻子去世后续弦，再娶郑氏为妻，并生下周敦颐。程颐反对妇女改嫁，而老师周敦颐的母亲就是再嫁之人，无论程颐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都是没有为尊者讳。对此，周敦颐会作何感想？程颐既然反对妇女改嫁，师母却是改嫁之人，任凭程颐怎么解释都是解释不清的，而且无论如何都是没有说服力的。俗话说，打人怕打脸。程颐反对妇女改嫁，正好是往老师周敦颐及其母亲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两记耳光。当然，程颐当时可能并没有想到这一点。而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他自己还有什么脸面来认这个老师及其母亲？程颐作为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儒，他所倡导的道德观念，当然会很快影响到社会风气。当反对妇女改嫁成为社会普世价值时，程颐自己已经被逼到墙角，没有任何退路，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好选择不尊周敦颐为师。在这种情况下，周敦颐也被逼到了墙角，没有了任何退路，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不再提及自己有程颢、程颐这两个学生。因此，反对妇女改嫁这个问题，可能是程颢、程颐不尊周敦颐为师，周敦颐也不再认程颢、程颐为自己弟子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是终极原因。

（三）学术鸿沟

理学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从理学的酝酿、产生、成熟、完善，到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凝聚了宋代诸多大儒的共同智慧，决非一人之力，亦非一日之功。其中，对宋代理学创立贡献最大的莫过于四大学派，即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此外，当然还有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之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也是宋代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中，濂、洛、闽三大学派还有着师承关系。然而，恰恰在濂、洛两大学派的师承关系上出现了问题。

程颢曾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的这句话，是一句大实话。二程的学术思想确实是有所受，而且是师承周敦颐，这是历代学界的共识。“天理”二字确实是二程所悟。作为哲学范畴，“理”并非由二程所首创。但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述出来，把“理”或“天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最高本原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化身，用“理”来代替中国上古哲学中“天”所具有的本体地位，应该说是从二程开始的。同时，二程以“理”为哲学的核心和最高范畴，集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人性论、伦理观、历史观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这是二程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由于二程长期从事讲学，程颐还还曾被授“崇政殿说书”，也可以说是给皇帝当老师，因此二程门人如织，弟子众多，其中很多人如杨时、侯仲良等，后来都成为宋代大儒。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鸿沟与道德上的鸿沟，二程始终不尊周敦颐为师。那么，在学术思想上，二程当然也不能说自己源于周敦颐，或者说师承周敦颐。为此，他们在讲学过程中始终不提及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始终不介绍周敦颐的学术著作，以示自己与周敦颐没有学术上的师承关系。即使在一些问题上持与周敦颐完全一样的观点，他们也有意无意地用不同的表述方式来表达，以示自己与周敦颐无关。对于这一点，宋人饶鲁在《金陵记闻注辩》中，对当时有关周敦颐学术思想及其与二程关系的一些问题，做过专门研究。其中关于二程与周敦颐学术思想，记录了以下几个问题：

考之二氏（二程）之书，则诚不能无少不同。周子曰无极，曰静虚；程子曰无太虚，皆实理也，天下无实于理者。周子曰“静无而动有”；程子曰：言无 旡则 多 旡 字，言有无则多有字，有无与动静同。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程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周子谓一为要，程子谓主一无适为敬。周子谓无欲故静，程子谓敬而无失为中，静中须有物始得。此其文义类多有不同者。

程子之书，其发天地之秘，尽事物之情，亦已至矣。独未尝一言及于《图说》与《通书》者，固有深意也。事有发于毫厘之间，而其末流之差不倦寻丈之远者，穷理之君子所当辩也。

余不能答，姑以质之同志云尔。

最后，饶鲁以“余不能答，姑以质之同志云尔”作结。从饶鲁的这些记述看，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对二程与周敦颐之间的学术关系存有疑问。饶鲁虽然记述了诸多问题，却以“余不能答”作结。我们则可以从这些记述中看到，不管二程如何想撇清自己与周敦颐之间的关系，好像都是无济于事的。

二程有意无意地不提及自己的学术渊源，也就在自己与周敦颐之间划上了一道学术上的鸿沟，并在人们中产生一种错觉或疑问，即二程的学术思想到底是否有师承？是否真的只是“自家体贴出来”？久而久之，人们对程颢“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句话，只知道后半句“自家体贴出来”，而不知道前半句“吾学虽有所受”。正是因为如此，不仅历史上有人否定二程之学与周敦颐学术思想之间的师承关系，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如此。冯克诚、田晓娜主编的《中国通史全编》第七章，在《高度繁荣的宋代文化》中这样写道：“谈宋代理学的从来都把周敦颐列为首位，实际上，周敦颐虽然写过《太极图说》和《通书》，他的学术思想在北宋并无传人（原注：程颢、程颐全不传他之学）……在北宋学术思想领域内，周敦颐是全然没有地位的。”

周敦颐是否应该列在宋代理学之首位，他的学术思想是否有传人，程颢、程颐是否“全不传他之学”？周敦颐列宋代理学之首，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周敦颐最先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哲学命题，为宋代理学的创立奠定了本体论方面的基础。换句话说，在宋代哲学或理学的本体论方面，周敦颐是有很大贡献的。其次，周敦颐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过“理”的范畴，他的后学也并没有按他“无极而太极”的本意去研究宇宙的生成与发展，但他关于阴阳动静的运动观，却从另外的角度统括了理学，并统括了与理学相对的心学和性学，成为统摄宋代诸派之学宗。程颢虽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但在动静问题上却仍是周敦颐的“主静立极”之说。主张“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的程颢，其学说虽与程颐略有不同，但人的修养必须在动静上下功夫，却是完全一样的。朱熹更是认为：“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无欲而静，则又何以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哉！故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和朱熹理学相对立的陆氏心学，尽管在无极太极问题上形若冰炭，但在主静问题上却都是高度一致的。所有这些说明，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在宋代理学的创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影响。而且从时间上来讲，周敦颐学术思想形成在前，二程的学术思想形成在后，加上二程是周敦颐的弟子，因此将周敦颐放在宋代理学之首，他是当之无愧的。由于二程是周敦颐的弟子，他们的很多学术观点明显受到了周敦颐的影响，因此不管二程承认与否，他们与周敦颐之间的师承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同时，不管他们承认与否，他们都是周敦颐学术思想的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