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忻

(重庆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重庆 400047)

游走于宋词元曲间的萨都剌咏史词

陈忻

(重庆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重庆 400047)

元代文人萨都剌的咏史怀古词表现了人生如寄的深沉感慨，具有浅直流丽的风格。其词兼取元曲的内力饱满和宋词的余韵深味，形成了独具个性的特色，在宋词与元曲的同题材作品中居于关联前后、融合二体的地位。

萨都剌;咏史词;特色

萨都剌是元代著名的文人，他以色目人而写作了大量的汉诗词，“其豪放若天风海涛，鱼龙出没;险劲如泰华云门，苍翠孤耸;其刚健清丽，则如淮阴出师，百战不折，而洛神凌波，春花霁月之女便娟也”，［1］(402)其文学成就得到了后世文人的充分肯定。萨都剌的作品以诗歌为主，相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本文不拟赘述。笔者发现，现存萨都剌词仅十四首(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雁门集》为依据)，但却个性鲜明，特别是其中的咏史怀古类作品，既有传统词作的低回感伤，又不乏散曲特有的豪宕爽利，体现出词曲兼容的特征。那么，萨都剌的咏史词对宋词与元曲的取舍具体表现怎样?其咏史词在宋词与元曲间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这正是本文拟解决的问题。

风格:兼具浅直流丽之美

词与曲本属于不同的韵文体裁，一般说来，词在表情上是以深婉细腻见长，注重追求含蓄蕴藉的风致和典雅脱俗的韵度。宋词的典雅化进程发展到姜夔，更加注重营造飘渺空灵的境界，由此进入到一个“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清空”［2］(27)雅丽的时代，如姜夔《点绛唇·燕雁无心》:“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周密《献仙音·松雪飘寒》:“一片古今愁，但废绿平烟空远。无语消魂，对斜阳衰草泪满。又西泠残笛，低送数声春怨”;张炎《思佳客·梦里瞢腾》“今古事，古今嗟，西湖流水响琵琶。铜驼烟雨栖芳草，休向江南问故家”……都以飘渺的韵致、感伤的意绪见长，对其后的怀古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代词论家陈廷焯在其《白雨斋词话》中评论姜夔《点绛唇》词云:“‘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感时伤事，只用今何许三字提唱，‘凭栏怀古’下仅以残柳五字咏叹了之，无穷哀感，都在虚处。令读者吊古伤今，不能自止，洵推绝调”。置哀感于虚处正是这类咏史词的最大特征，作者关注的是有限的文字背后所承载的情感意绪，所以重在营造感时伤事的气氛和意境，其着眼点不在于铺写具体的史事本身。读者亦可由此意境进入到词中，与作者发生情感的交流。

与宋词这种咏史方式相比，元代散曲中的咏史之作则呈现出豪宕不羁的气势和自由舒展的痛快。一般说来，作者常常采用大肆铺排、任情宣泄的方式，务求淋漓酣畅的效果。从总体倾向来看，这类作品大多不取宋词的精致雅丽，而是以浅直畅达为其基本特征，不避俗字口语的使用，务求作者的感慨在作品中说尽说透，由此而呈现出生动、热烈、奔放的个性。如张鸣善［双调·水仙子］《讥时》:“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烘!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非熊”;查德卿［双调·蟾宫曲］《怀古》“问从来谁是英雄?一个农夫，一个渔翁。晦迹南阳，栖身东海，一举成功。八阵图成名卧龙，六韬书功在非熊。霸业成空，遗恨无穷。蜀道寒云，渭水秋风”;马致远［双调·蟾宫曲］《叹世》:“咸阳百二山河。两字功名，几阵干戈?项废东吴，刘兴西蜀，梦说南柯。韩信功兀的般证果，蒯通言那里是风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醉了由他”……都体现了元散曲的典型风格。

在元曲的浅直与宋词的空灵之间，萨都剌的咏史词受前者的影响更大。其词注重铺排史实，畅抒怀古之情，呈现出内力饱满的特点。如《酹江月·登凤凰台怀古》:“六朝形胜，想倚云楼阁，翠帘如雾。声断玉箫明月底，台上凤凰飞去。天外三山，洲边一鹭，李白题诗处。锦袍安在，淋漓醉墨飞雨。遥忆王谢功名，人间富贵，散草头朝露”，“古往今来，人生无定，南北行人路”;《念奴娇·金陵怀古》:“古木鸦啼，纸灰风起，飞入淮阴庙。椎牛酾酒，英雄千古谁吊。何处漂母荒坟，清明落日，肠断王孙草。鸟尽弓藏成底事，百事不如归好”;《木兰花慢·彭城怀古》:“古徐州形胜，销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玉带，乱山回合云龙。汉家陵阕起秋风，黍禾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如寄，应开怀，一饮尽千盅”……在这些词中，作者所抒之情无非是富贵功名皆归于虚幻，具体写法则是尽意铺叙昔盛今非之事，把心中的感触明白无隐地加以陈说。这种笔墨酣畅的写法本是元散曲最重要的外在特征之一。

细读萨都剌咏史词还会发现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作者常常在总体的铺叙或痛快的陈情之后，以景语承接。当然，这时的景语已不再是纯粹客观的景物描写，而是渗透着浓郁的感伤色彩，从而实现了一切景语皆情语的效果，为其词增添了悠长的余韵。这种融情于景的抒写方式又与宋词拉近了距离，就以前引三首词为例，穿插其中的“淡淡长空孤鸟没，落日招提铃语”、“荒烟衰草，乱鸦红日”、“回首荒城斜日，倚阑干送飞鸿”，均为全词染上了凄哀暗淡的色彩，诚如王国维所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3］(4)

萨都剌生活在元代散曲的繁兴之际，他自然会受到散曲创作风格的影响，加之北方民族固有的豪放粗犷的个性，使其咏史词总是从大处着笔，通过对历史史实的粗线条铺排，直接推出个人的感慨。同时，就萨都剌个人的经历看，早年弃商归家后相当长一段耕读交友、切磋诗文的生活，又使之对汉文化日益熟悉，并对其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诗中如《山中怀友六首》之“论文轻咳唾，问俗到耕锄”、“定知嵇叔夜，高兴满云林”、“遗墨收秦刻，新诗学楚音”等都是对这一段经历的真实记载。加之萨都剌“文心绣腑，绰有风华，为诗声色相兼，奇正互出，无长吉之奇彩，有长吉之高格，雅溯中原迭代之人”［1］(431)，正是特殊的学养经历和创作才华使萨都剌能够“以北方之裔而入中华，日弄柔翰，遂成南国名家。今其诗诸体俱备，磊落激昂，不猎前人一字”［1］(430)。虞集《清江集序》称萨都剌“最长于情，流丽清婉，作者皆爱之”［1］(433)。萨都剌这种长于情的特质，以及流丽清婉的创作个性表现在其咏史词中，便是通过有我之境造成空灵的意境和深长的韵味。

萨都剌咏史词的兼具浅直流丽之美其来有自，乃是其个性气质、学诗经历和社会背景的共同作用造成的。

内涵:人生如寄的深沉感慨

无论是宋词中的咏史之作，还是元散曲中的怀古篇章，其内容指向大多是结合当时具体的社会状况，由咏史怀古引发对当下社会政治的感触。只是作品中的感慨随着具体的政治形势和文人所处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出或深沉或愤激的情感之异。

就宋代咏史词来看，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作者出于兼济天下的责任感，特别关注历史人物事件与现实政治的关联，借咏叹历史达到以古鉴今的现实目的。这类词作如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借用陈后主声色自乐、荒淫误国之事，暗寓作者对沉于豪奢的北宋朝政的担忧;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追怀与京口有关的历史人物，寄寓作者对国事的深沉忧虑:赞颂孙权和刘裕的英雄业绩，实为借古讽今，怀古抒愤;借刘义隆“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历史事实，意在警示朝廷吸取历史教训，不要急于事功，草率北伐;文天祥的《沁园春·题潮阳张许二公庙》以“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领起，盛赞张巡、许远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留得声名万古香”，实是对宋亡之际叛国投降者的严厉指斥，彰显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凛然忠义的精神。

二是面对古迹畅抒悠远的怀古之情，作者抒怀的重点摆在物是人非、富贵虚幻、人生短暂的感慨上。这类作品的关注点并不指向社会政治问题，而是落脚到个人生命的价值上，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人生感慨。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感慨古今，在赞叹三国周瑜“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英雄业绩的同时，更表达了自己凭吊古迹而引发的仕途坎坷、功业无成、岁月易逝的沉郁之情;周邦彦《西河》:“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沈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重在发抒物是人非、盛衰无常的感叹;汪元量《莺啼序·重过金陵》用“麦甸葵丘，荒台败垒，鹿豕衔枯荠”的残破景象暗喻朝代更迭、繁华不再、世事难料的黍离之悲……

以上两类宋代咏史词都是从传统文人忧念家国、重视人生价值的立场出发，词中体现出的或忧虑、或悲愤、或惆怅的情感无不以作者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悲天悯人的博大胸襟为其立足点。

与之相比，元代散曲作者在咏史怀古时采取了彻底放倒的态度。他们在散曲中肆意地发抒愤懑和牢骚，他们不再遵循古圣先贤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毅执着，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对功业名声予以彻底的否定和无情的嘲讽;对于隐居不仕、急流勇退的行为则大加赞赏:“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4］(193)白朴［仙吕·寄生草］《饮》，“将军，举鼎拔山，只落得自刎。学范蠡归湖，张翰思莼，田园富子孙”［4］(828)张可久［中吕·齐天乐过红衫儿］，是他们反观历史得出的共同结论。

元散曲中的咏史作品总是对前代受人崇敬的圣贤英雄和盖世业绩不以为然，作者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对之进行负面的评点，借以宣泄自己的愤懑之情:“布衣中，问英雄，王图霸业成何用!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一场恶梦”;［4］(253)马致远［双调·拨不断］“从前的试观:哪一个不遇灾难?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乾休了丞相。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怎如俺五柳庄逍遥散诞”［4］(401)张养浩［双调·沽美酒兼太平令］。他们对历史的盛衰兴亡一笔抹杀，全面否定;对那些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风云人物投以蔑视的眼光。薛昂夫的［中吕·朝天曲］历数豪杰奸雄和得意失意的历史人物:“沛公，大风，也得文章用。却教猛士叹良弓，多了游云梦。驾驭英雄，能擒能纵，无人出彀中。后宫，外宗，险把炎刘并。”“伍员，报亲，多了鞭君忿。可怜悬首在东门，不见包胥恨。半夜潮声，千年孤愤，钱塘万马奔。骇人，怒魂，何似吹箫韵?”“卞和，抱璞，只合荆山坐。三朝不遇待如何，两足先遭祸。传国争符，伤身行货，谁教献与他?切磋，琢磨，何似偷敲破?”“假王，气昂，跨下羞都忘。提牌不过一中郎，漂母曾相饷。蒯彻名言，将军将强。良弓不早藏。未央，法场，险似坛台上。”“董卓，巨饕，为恶天须报。一脐然出万民膏，谁把逃亡照?谋位藏金，贪心无道，谁知没下梢!好教，火烧，难买棺材料”，这些人参不透人生真谛，在作者看来是“世情嚼蜡烂如泥，不见真滋味”。贯云石［双调·殿前欢］更对人们心中的忠臣屈原予以嘲弄:“楚怀王，忠臣跳入汨罗江。《离骚》读罢空惆怅，日月同光。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出以漫画的笔法，借乡民的口吻叙述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的情景，全文嬉笑怒骂，揭露了帝王之尊的虚伪可笑，具有强烈的喜剧性与讽刺性……元散曲中这种愤世嫉俗的情绪乃是元代士人，尤其是汉族文人对现实社会政治愤懑不平的集中反映。

在元代，汉人遭受到现实政治的无情抛弃，他们被剥夺了进身主流社会、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当时，人分四等，汉人、南人本已居后，而科举制度的长期中断，更把大批秉持着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的读书人抛入社会底层。《元史·选举志》就明确地记载当时“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胥吏，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元代余阙所作《杨君显民诗集序》亦云:“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识字能治文书者，得入台阁共笔札，累日积月，皆可以致通显。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材蕴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残酷的社会现实改变了文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传统的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理想志向距离他们越来越远，他们不再对未来抱有任何幻想和期待。唐代文人热情奔放的、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心，宋代文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天下为己任的坚毅执着，很难在元代文人身上看到。在人生失意的愤恨中，在理想价值的幻灭里，他们否定了传统的价值观，他们痛感“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志高如鲁连，德过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4］(1688)无名氏［中吕·朝天子］《志感》、“糟醃两个功名字，醅淹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4］ (193)白朴［仙吕·寄生草］《饮》……他们将读书人的传统观念彻底推倒，愤世、叹世之作大量涌现。

在宋词和元曲咏史怀古之作的内涵上，萨都剌无疑是偏向于宋词的感物是人非、叹人生易逝的一类。其词中如“六朝豪华，春色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1］(396)《念奴娇·金陵怀古》;“人生百年寄耳，且开怀，一饮尽千钟”［1］(400)《木兰花慢·彭城怀古》等无不如此。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从萨都剌的家世和个人生活及仕途情况看，萨都剌的祖父和父亲都“以世勋镇守云、代”［1］(1)，但至萨都剌时，家境已经陷入贫困，他曾说“余乃萨氏子，家无田，囊无储”［1］(273)《溪行中秋玩月》序，“嗟余识字事转多，家口相煎百忧集”［1］(4)《醉歌行》，以至于远去吴、楚，经商谋生:“佳节相逢作远商，菊花不异故人乡。无钱沽得邻家酒，一度孤吟一断肠”［1］(10)《客中九日》。这种荣衰贫富的变化极易产生世事难料、人生无常的感慨。加之其后漫长的居家耕读等待的日子也让他深深体会到孤苦、失落的不遇之感:“自是麒麟种，卑栖又几年。胡庐南雪下，短褐北风前。岁莫山林瘦，天高雨露偏。惟应丈夫志，未受故人怜”，［1］(15)《山中怀友》以致发出“今朝有酒且共醉”，“贤愚千载同一朽”的愤叹。如果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萨都剌就与元散曲作家的愤世叹世进入同一轨道了。然而，与一般文人不同的是，萨都剌在泰定四年(1327)五十五岁时中了进士，他怀着“小臣涓滴皆君赐，惟有丹心答圣明”、［1］(29)《赐恩荣宴》“志士昔未遇，常人安得知。一朝忽奋迅，儿女惊且疑”［1］(252)《过延平津三首》其一的豪情踏上了仕宦之途。然而转徙各地、官卑职微的现实终使他的壮心渐渐黯淡。所以，萨都剌因之于现实的感慨不同于元代文人普遍具有的仕路阻塞、进身无门的悲愤，而更多的是抱负难以完全施展的孤寂悲凉。在这种心境下，他写作了大量的情调低抑的怀古感事的诗作:“始信人生如一梦，壮怀莫使酒杯干”;［1］(138)《登凤皇台二首》之一》“人间富贵草头露，桐江何处觅羊裘”;［1］(268)《马翰林寒江钓雪图》“虚名薄利非良图，故山松柏号夜狐”。“宦游既知离别苦，何如拂衣归故乡”［1］(269)《北人塚上》……这些诗歌中表达的情绪与其咏史词极为相似，因为二者所抒发情感的现实基础是一致的，皆是身历家庭的荣衰以及仕宦生涯的不如意、豪情壮志不得实现的状况造成的人生如梦、富贵难久的感伤。二是全真教在元代文人中的流行，以及萨都剌与佛道二教人士频繁往来所受到的思想上的影响。陈垣先生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说:“全真王重阳本士流，其弟子谭、马、丘、刘、王、郝，又皆读书种子，故能结纳士类，而士类亦乐就之。况其创教在靖康之后，河北之士正欲避金，不数十年又遭贞祐之变，燕都亡覆，河北之士又欲避元，全真遂为遗老之逋逃薮”。元代文人对全真教极为推崇:“休言尧舜和桀纣，都不如郝孙谭马丘刘。他每是文中子门徒，亢仓子志友。休说为吏道的张平叔，做烟月的刘行首，若不是阐全真的王祖师，拿不着打轮的马半州”。［4］(696)邓学可《［正宫·端正好］全真教以清静无为的思想为本，强调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要求顺应自然，消除是非之念、浮华之思、名利之心。这种思想在元代文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诸如“身无所干，心无所患，一生不到风波岸。禄休干，贵休攀，功名纵得皆虚幻。浮世落花空过眼。官，也梦间;私，也梦间”、［4］(144)陈草庵［中吕·山坡羊］“树苍苍，水茫茫，云台不见中兴将，千古转头归灭亡。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4］(437)张养浩［中吕·山坡羊］《洛阳怀古》的喟叹几乎是所有文人的共鸣。萨都剌身在其中，当然无法避开这种影响。不仅如此，萨都剌还与僧人、道士频频交往，其诗歌对此有清楚的记载，《雁门集》中如《赠仁皇讲师达上人》、《赠欣笑隐长老》、《寄金山长老》、《赠答来复上人》、《寄鹤林休上人》、《寄即休翁》、《忆鹤林即休翁》、《和闲闲吴真人》、《送王真人北上代刘宗师》、《赠清元道士陈玉良朝京还茅山》、《宿因胜庄》、《偕赵逢吉避暑石头城日暮余归逢吉留宿山中次日寄逢吉并长老珪白岩》、《宿玄洲精舍芝菌阁别张伯雨》……皆属此类。这些诗歌记录了萨都剌与佛道人士频繁交往的事实，而这种交往当然不可能在思想完全相左的情况下进行。一般说来，行迹上的相互交往往往是与思想上的彼此影响同步的。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萨都剌咏史词中所体现出的物是人非、人生如寄的感慨才有了思想上的依据。

以上分析了元代文人萨都剌咏史词的风格特色及其内涵，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萨都剌的咏史词兼取元曲的内力饱满和宋词的余韵深味，形成了独具个性的特色，其咏史怀古词在宋词与元曲的同题材作品中居于关联前后、融合二体的地位。

［1］ 萨都剌.雁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 蔡桢.词源疏证［M］.中国书店，1985.

［3］ 王国维.人间词话［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4］ 隋树森编.全元散曲［M］.中华书局，1981.

Sadula’s Ci Poetry on History between Song Iambic Verse and Yuan Drama

Chen Xi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Sadula is a famous scholar in the Yuan Dynasty，his poetry is on the meditation on the past and recalling of antiquity，he deeply sighed with emotion that men’s life is like boarding in this world.His poetry form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which had both Yuan drama’full internal power and Song iambic verse’lingering charm.In the same theme’s works with Song iambic verse and Yuan drama，his poetry has the function of mixing together.

Sadula;ci poetry on history;characteristic

I206.2

A

1673－0429(2012)02－0067－05

2011－10－23

陈忻(1963—)，女，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思想及创作研究》(2010YBRW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