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阿蕊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人文素质部，重庆 401331)

“战国策派”研究的美学观照

高阿蕊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人文素质部，重庆 401331)

对“战国策派”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其一，不管是批判还是肯定主要以政治标准作为衡量、评价的基础;其二，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来为战国策派正名、平反。总体说来，研究界几乎少有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战国策派。而美学上的贡献正是战国策派最核心的价值体现，也是战国策派主要成员所擅长的专业。因而发掘其战国策派的美学价值，是当前战国策派研究的一个当务之急，对战国策派研究的美学关照，也是对战国策派研究深化的体现。

战国策派;政治标准;民族国家立场;美学观照

“战国策派”是抗战时期诞生的一个比较宽泛的文化流派，他们的理论核心是“尚力”。［1］1940年4月以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林同济、陈铨、雷海宗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在昆明创办了《战国策》半月刊杂志(1940.4—1941.7，共17期)，后来又在重庆的《大公报》副刊上开辟了《战国》周刊(1941.12.3—1942.7.1，共31期)，因为这两个同人刊物的名称，这群围绕在刊物周围的知识分子常被称为“战国策派”，或者“战国”派。《战国策》发刊词明确表明了这一派别的理论特征:“本刊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2］除这两个刊物外，战国策派同人还办有其他一些刊物，出版过一些专著，如陈铨于1943年在重庆创刊的《民族文学》，陈铨、林同济主编的《时代之波》、林同济与雷海宗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陈铨编著的《从叔本华到尼采》等。

总体来说，战国策派的成员都是一批颇有学养的高级知识分子，陈铨从清华赴美后又赴德留学，先后获文学学士、哲学硕士、政治学博士学位;林同济由清华赴美留学，先后获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不过林同济在美读书期间特别专修西方文学史，同时他最偏好哲学;雷海宗由清华公费赴美，获哲学博士学位;贺麟由清华赴美读书，获哲学学士、硕士学位，后又转入德国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从陈铨、林同济、雷海宗、贺麟这四位战国策派的核心人物的学术背景来看，他们基本上都以文学和哲学见长。陈铨不仅具有哲学博士学位，以研究德国哲学见长，同时他还精通德国文学，此外他也是一个卓有成就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和作家。林同济有着深厚的西方文学功底，又有着浓厚的哲学素养，尤其对德国的叔本华、尼采以及中国的庄子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雷海宗拥有哲学博士学位，擅长用西方的哲学观念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贺麟是中西比较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也是中国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外，在上述几位核心人物的周围，还有像吴宓这样的中西文学比较大家，朱光潜这样的精通中西美学的大学者。从战国策派上述人物的学历和研究专长来看，哲学和文艺学(文艺理论)应该是研究战国策派最合理的切入点。众所周知，美学是哲学和文艺学两者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因而，研究战国策派的美学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是对战国策派这一理论派别最符合历史原貌的展示。

而以往的研究对于这一方面重视不够，甚至可以说存在着空白。因而在对战国策派的尚力哲学和美学思想展开研究之前，必须先对战国策派以往的研究进行一个简要的回顾，对过去的研究思路进行简单的梳理和评析。总体而言，对该流派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其一，自该流派诞生到1970年代末，对它的研究，不管是批判还是肯定主要是以政治标准作为衡量、评价的基础;其二，1980年代以后，对它的正名和研究主要是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另外虽也有涉及到该流派和德国唯意志论的代表叔本华、尼采关系的文章和论著，但往往没有把战国策派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来研究，抑或对它总体上仍是持批判态度的。

(一)对战国策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以政治标准来替代学术评价

抗战时期，战国策派一经亮相，就引人注目。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如“英雄崇拜”、“超人哲学”、“恐怖·狂欢·虔恪文艺创作三母题”、“民族文学”等在当时的文化界、文艺界引起巨大争议;紧接着又围绕着《野玫瑰》掀起一系列争论。对战国策派的评价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当时声势最浩大的就是左翼文化界对战国策派的猛烈批判，这既是国共两党政治斗争在文化领域里的折射，又体现出左翼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警惕。战国策派虽然是由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因其西学背景而不乏自由民主的精神，但是他们毕竟是依托体制而生存，因此他们的主张在政治立场上显然是迎合了国民党官方的意图。战国策派所宣扬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恰恰是国民党抗战时期的主导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战国策派作为颇有西学素养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较为系统的理论渊源，并且这些理论大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相悖的非理性思潮或唯心学说;更重要的还在于，战国策派常常从学理的角度对马克思学说进行批判，这让左翼人士无法接受。

尽管左翼对战国策派的批判火药味很重(也就是所谓的战国策派宣扬法西斯主义)，但是最初仍着眼于学理上的批判。1940年底开始，胡绳相继写了《论英雄与英雄主义》、《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等文章，批判战国策派错误的美学认知。胡绳把战国策派以及他们的理论渊源都归结为非理性主义的逆流，并且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对非正义，也即理性对非理性，因为科学理性追求的是实事求是、民主自由，而非理性则是没落的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腐朽本质的体现。他说，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反动和没落，“于是在文化上也崛起了反理性主义的思想，这种反理性主义表现在哲学上就是直觉主义，神秘主义，唾弃客观的观察与思考而推崇朦胧的直觉与盲目的意志”［3］。胡绳认为，法西斯思想是非理性思潮的集中体现，他举未来主义创始人马利纳谛(Marinetti，通译为马里内蒂)和唯意志论哲学代表尼采为例证。胡绳列举了马利纳谛的一系列观点:“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的诗人——所谓未来主义的艺术的创始人——马利纳谛(Marinetti)曾经歌颂战争说，‘战争是美丽的，因为它建立了力与平静的谐和’;‘战争是美丽的，因为它使枪声、大炮声，休止时的沉默，以及腐烂时芬芳的气味，都和谐起来了’;‘战争是美丽的，因为它创造了新的建筑术，例如巨大的军用车辆，飞机飞行时的几何学以及焚烧着的村庄中的螺旋形的黑烟’;‘战争是美丽的，因为他使男人的身体更加年轻，女人的身体更加可爱’;等等。”然后总结说，马里内蒂的“新美学”就是建立在战争和力的基础上。紧接着，胡绳过渡到战国策派，指出其美学主张也是歌颂战争和力，因此其美学思想也是法西斯的。与此同时，胡绳提出法西斯追捧尼采，而战国策派也追捧尼采，因而战国策派思想也具有法西斯性，这是毋庸置疑的。［3］尽管胡绳的批判上纲上线，但是仍然想着眼于学术的批判——即从哲学和美学上展开批判。这说明在当时的左翼这方，也意识到战国策派理论核心是体现在哲学和美学上。胡绳的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发展观，他甚至运用了科学、自由、民主等原本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来批判战国策派，把他们的美学、哲学及其理论来源都归结为非理性的。抛却价值立场不表，应该说胡绳的归纳是准确的，不论是尼采、叔本华抑或是和战国策派美学观念相近的未来主义的马里内蒂，在西方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发展史上都属于非理性的，他们的确是对启蒙以来的理性传统的巨大反拨。不过，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政治立场上与法西斯有所牵连，但是在思想文化上，在哲学和美学理念上，他们并非胡绳所说的具有法西斯的性质，属于必将灭亡的腐朽的没落资本主义思想的体现。恰恰相反，他们开启了后来影响巨大的现代性的文艺、美学、哲学思潮。这也表明，承继了叔本华、尼采以及其他非理性主义思潮如弗洛伊德学说等的战国策派，开创了中国真正的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美学思潮，为中国文艺的现代性作出了哲学和美学上支撑。

胡绳的文章之后，伴随着《大公报·战国副刊》的创刊及战国策派思想影响的日益扩大，左翼也开始了有组织的大规模批判。当时的批判文章主要集中在左翼刊物《群众》杂志和《新华日报》上，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逐渐取代学理的批判。1942年，汉夫撰文《“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全面否定了战国策派的意义和价值。此后，不少左翼人都响应“法西斯主义实质”的观点，从各个方面对战国策派展开批判。尽管从此之后的批判越来越趋向意识形态，批判的观点也越来越牵强，但是左翼人批判的切入点基本上都是哲学和美学。例如欧阳凡海的《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批判战国策派美学上的神秘主义和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欧阳凡海考察了战国策派的理论渊源，指出战国策派发展了康德以来的唯心主义观点、非理性思维，因此战国策派的眼睛里“世界是不可认识”、“根本没有条理”，“便必然的会把客观世界当成一个神幻世界，因此，宇宙间的一切变动，对他们便必然引起一种神秘感，正好比原始野蛮人种对自然界的风雨雷电不能理解而引起的神秘感是一样的，于是他们和原始野蛮人一样发生了‘恐怖’了，‘恐怖’过去，忽然看见天朗气清，客观世界的风暴忽然变成了温暖与和平，他们又觉得神秘不可解，于是便狂欢起来。‘狂欢’尽管‘狂欢’，‘恐怖’尽管‘恐怖’，客观世界仍然还是神秘不可解，于是最后顶礼崇拜了，用独及的术语，就叫做‘虔恪’，说是‘自我与时空之上，发现了一个绝对之体’”［4］。很显然，欧阳凡海基本沿用了胡绳的思路，指出了战国策派和林同济的美学观、文学观的神秘主义，但他对林同济的恐怖、狂欢、虔恪存有想当然的曲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冷嘲热讽式的批判。从欧阳凡海的文章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西方的美学，包括康德、尼采、叔本华等人美学思想的认知很隔膜，没有进入到这些美学家和他们思想的内部，只是笼统地用唯物与唯心，科学、理性与神秘、非理性等概念来展开批判。因此，欧阳凡海最后索性指出:“尽管‘战国’派转弯抹角，装出博学的样子，引用易卜生，引用托尔斯泰，引用康德，引用笛卡尔，引用叔本华，但剥掉它的一切五花八门的外衣，它真正的灵魂还是尼采的超人主义。无论是独及的‘虔恪’，‘自由乱创造’还是陈铨的‘英雄崇拜’‘天才’学说，其实都是尼采的超人论在中国的重复。”他认为陈铨、林同济等是“尝试着想运用尼采的这些思想来建立‘战国’派的文艺理论”。［4］事实上，欧阳凡海的判断并不离题，然而有关尼采的思想，特别是美学思想，欧阳凡海缺乏学理上的认知、分析和评判，更不用说学理地评析战国策派在尼采美学思想基础上的创新。欧阳凡海的思路总归起来，就是批判尼采的超人哲学是如何成为法西斯的反动理论工具，既然尼采的整个哲学都是反动的，那么吸收了尼采思想的战国策派也自然就不例外，同样是法西斯性的。

考察左翼人士对战国策派的评判，我们无法否认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很显然，战国策派并没有把自己视为左翼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他们从来没有肯定过皇权或独裁统治，恰恰相反，他们极力反对皇权和独裁对个体独立、自由和创造性的压制。今天，当然我们回过头来再度审视这场批判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左翼文化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尽管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但不少人还是针对着战国策派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来开火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设身处地地思考左翼人士当年的处境，毕竟他们和当时的体制较为疏远，尽管他们用意识形态的理论批判战国策派，但显然没有对战国策派构成任何实质的“政治伤害”。此外，左翼把战国策派认定为法西斯性质，还有出于批判策略的考量。考察当时左翼的批判，他们不仅把战国策派视为自己的对立面，还似乎把战国策派视为整个中国政府、甚至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对立面，因此他们着重指责战国策派美化汉奸，批判战国策派反民族反国家，批判战国策派反对民主自由观念等等。一言以蔽之，左翼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是以意识形态上的评价来取代学理上的分析。建国后，当年的左翼人已经不再是抗战时期处于在野的位置，这个时候，他们对战国策派已经不是再用争论的语气，而直接是定性的批判。颇有意味的是，他们把战国策视为法西斯的重点是他们和国民党政府的密切关系，例如批判陈铨的《野玫瑰》，从过去集中在对汉奸王立民美化的批判上转到了对陈铨塑造了特务夏艳华的批判上。

国共两党在抗战后的政治分歧，使得一切非解放区正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化观念和哲学理念都受到清算，就连原国统区的左翼人士都不例外，更别说和国民党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战国策派了。所以，后来对战国策派的批判从原本抗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争完全演变为政治挂帅的定性，而建国后对战国策派特务、法西斯的定性则就根本无需学理支撑了，因为当年在野的左翼人已然权力在手，战国策派受到的不光是言语上的攻击和批判，而且包含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实际性的政治伤害。建国后，大陆学界把战国策派定性为服务于国民党法西斯的反动流派，各种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教程或专著中，无一例外地把他们看作是反动的逆流，这些著作对战国策派的描述也都是政治上的口诛笔伐，或者说以先入为主的政治评判来寻找学理依据，自然这样的学理分析彻底变样了。今天我们稍加分析就可发现，建国后对战国策派的批判与左翼人当时的批判相比，言词并不见得多么激烈，但学理较以前少得可怜。抗战时期，尽管以胡绳和欧阳凡海为代表的左翼文人对战国策派的批判不乏上纲上线，但他们也的确意识到了他们和战国策派在理论上最大的区别，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美学观和非理性主义哲学、美学思潮之间的差异。然而，抗战之后，尤其是建国后，对战国策派的批判主要站在政治立场上。自此，政治评判彻底取代了学理评价。

(二)对战国策派的平反和肯定全然是从民族国家的立场上进行的，遮盖了该流派最基本的特色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拨乱反正的展开，学术界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正名和平反热潮，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国策派也慢慢地获得了一些肯定。有关战国策派被学界平反的历程，已有的博士论文和专著已经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如江沛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5］(19－33)、宫富的博士论文《民族想象与国家叙事——“战国策派”的文化思想与文学形态研究》［6］、路晓冰的博士论文《文化综合格局中的战国策派》［7］，此外还有一些硕士论文和有关战国策派研究综述的论文［8］，都详细论及了战国策派在学界被平反的历程，因此本文不再赘述。在这些平反的文章中，有这么一个主导思路，即都是民族国家立场上的平反。这种平反不仅从民族主义角度对战国策派给予政治立场上的还原和肯定，而且把战国策派思潮纳入到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宏大叙事中，从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上给予战国策派价值肯定。“民族想象”和“国家叙事”成为合乎学术热点的言说方式，民族国家中的“想象”这个关键词出自安德森的著作《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面对众说纷纭的民族主义理论，安德森对于民族主义的界定别具一格:“它(民族)是一种想像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像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9］(6)安德森特别指出:“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像形式——小说和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像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9］(23)在安德森和随后的一些理论继承者看来，民族国家被想象，也就预示着现代性的开始，这样民族想象、国家叙事就和现代性价值关联起来。安德森的这一研究理念和模式传入国内后，迅速被众多研究者追捧，几乎成为一种强势的可操作模式。有学者就指出:“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一种现代的‘世界观’，是一种新的话语和历史实践。”［10］在这样的“现代性”价值评判体系下，过去那些被批判的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文化开始获得了“意义”的新生。1930年代的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和文化思潮，以及1940年代的“战国策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热点。江沛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魏小奋的《战国策派:抗战语境里的文化反思》、宫富的《民族想象和国家叙事——“战国策派”的文化思想和文学形态研究》、路晓冰的《文化综合格局中的战国策派》、倪伟的《“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贺艳的《“战国策派”: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叙述和文学想象》等，都论及了战国策派民族国家立场的“现代性”价值。尤其是宫富的《民族想象和国家叙事——“战国策派”的文化思想和文学形态研究》和贺艳的《“战国策派”: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叙述和文学想象》最具有代表性，两者的着重点就在战国策派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上。此外还有王应平的论文《战国策派与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建构》等也有同样的主旨。这些有关民族国家想象和现代性评判的论文所关注的仍不是战国策派自身的美学思潮和文学理念，而是它的民族国家性。因此，这些研究战国策派的论文，看似超越政治立场，从现代性价值理论高度给予战国策派很高的评价，事实上还不如抗战时期对战国策派上纲上线的批判文章，毕竟后者所针对的还是战国策派最核心的哲学和美学理念上。也就是说，当今从民族主义、国家叙事、现代性等角度评价战国策派，看似合乎学术潮流和学术热点，实际上却远远离开了战国策派自身的价值，远离了战国策派核心人物的专业之本——哲学和美学。

另外，还有一些谈论叔本华和尼采与中国哲学、美学、文艺学关系的著作和论文，它们的确谈到了战国策派的美学意义和文艺理论价值。如闵抗生的《尼采，及其在中国的旅行》［11］、殷克琪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12］、金惠敏的《评说“超人”:尼采在中国的百年解读》［13］、李均的《超人哲学浅说:尼采在中国》［14］、黄怀军的《中国现代作家与尼采》［15］等，都或多或少涉及了战国策派或其核心人物陈铨、林同济在吸收和传播尼采哲学美学上的贡献;成海鹰、成芳合著的《唯意志论哲学在中国》也谈及了战国策派在传播叔本华、尼采哲学美学上的成就。不过，这些重在论述叔本华、尼采在中国旅行的专著，只是把战国策派看作外来美学、哲学的传输工具，而不是积极主动的、有自觉创新的哲学、美学团体。可贵的是，一些学者从梳理和发现中国现代尚力美学概况的角度谈到了战国策派的美学意义，如王本朝的《论近现代尚力美学思潮》［16］、《论中国现代尚力文艺思想》［17］、《闲适与尚力:中国现代审美价值的裂变》［18］，郭国灿的《近代尚力思潮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19］等等。这些论著触及到了战国策派的美学价值和意义，体现出学界对战国策派美学地位的认可。不过，上述论文都没有专门论述该流派的美学思想和价值。

纵观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战国策派研究论文，专门从美学角度分析和评价的论文实在少得可怜，只有冯宪光的《“战国派”美学思想的渊源——评＜寄语中国艺术人＞》是一篇深入分析战国策派美学思想及其渊源的论文，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篇专论战国策派美学思想的论文。正像作者所说的，“揭露出‘战国派’唯意志主义的实质，才能抓住其美学观的根本特征。弄清楚这一点，可以更准确、更深刻地批评‘战国派’美学观的反动实质”［20］。冯文尽管着力发掘战国策派的美学渊源，却只有对战国策派的美学批判，没有对其美学价值进行正面阐发。王学振的《战国策派思想述评》［1］、《重读〈寄语中国艺术人〉》［21］、《抗战文学语境中的战国策派文论》［22］等文，论及了战国策派“悲剧精神”的美学意义，这算是为数不多的对战国策派美学价值的正面肯定，但这些论文更多着眼于战国策派文学意义的分析，而不是对其美学意义的全面阐述。

总的说来，从哲学和美学角度来研究战国策派的，基本都属于批判性的，而平反的论文却大多脱离了战国策派的哲学和美学价值，主要是从民族国家和现代性立场给予战国策派价值上的肯定。还有一些论著是从尼采、叔本华、意志论哲学美学在中国旅行的角度肯定了战国策派的哲学和美学意义，但很显然，战国策派不是作为独立的主体被论述的。而这正是他们最核心的，也是为他们所擅长的，因而发掘其独特创新性，充分肯定其在美学上的价值，是当前战国策派研究的一个当务之急。

［1］ 王学振.战国策派思想述评［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5，(1).

［2］ 本刊启事(代发刊词)［J］.战国策，第2期(1940年4月15日).

［3］ 胡绳.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J］.读书月报，第2卷第10期(1941年1月1日).

［4］ 欧阳凡海.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J］.群众，第7卷第7期(1942年4月15日).

［5］ 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6］ 宫富.民族想象与国家叙事——“战国策派”的文化思想与文学形态研究［D］.浙江大学，2004.

［7］ 路晓冰.文化综合格局中的战国策派［D］.山东大学，2006.

［8］ 余永和.廿年来的战国策派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5);史金豪.对战国策批判的批判［J］.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0，(2).

［9］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像与中国现代文学［J］.文学评论，2003，(1).

［11］ 闵抗生.尼采，及其在中国的旅行［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12］ 殷克琪.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3］ 金惠敏.评说“超人”:尼采在中国的百年解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4］ 李均.超人哲学浅说:尼采在中国［M］.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

［15］ 黄怀军.中国现代作家与尼采［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6］ 王本朝.论近现代尚力美学思潮［J］.湖北大学学报，1993，(4).

［17］ 王本朝.论中国现代尚力文艺思想［J］.中州学刊，1995，(4).

［18］ 王本朝.闲适与尚力:中国现代审美价值的裂变［J］.贵州社会科学，2009，(6).

［19］ 郭国灿.近代尚力思潮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J］.学习与探索，1990，(2).

［20］ 冯宪光.“战国派”美学思想的渊源——评《寄语中国艺术人》［A］.重庆地区中国抗战文学研究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国统区抗战文艺研究论文集［C］.重庆出版社，1984.

［21］ 王学振.重读《寄语中国艺术人》［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5，(1).

［22］ 王学振.抗战文学语境中的战国策派文论［J］.重庆社会科学，2005，(10).

The Aesthetic Attention on the School of Zhanguoce

Gao Arui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Chongqing College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Chongqing 401331，China)

In the past the research to the school of ZhanGuoce had two main types.First，whether the criticism or praise was based on the main political factors;Second，the rehabilitated and defense to the school of Zhanguoce wa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national states.Overall，research community has almost rarely analyzed the school of ZhanGuoc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But aesthetic contributions are the core value of the school and the favorite professional of its principal members.Exploring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he school of ZhanGuoce is currently a top priority of the research.And the aesthetic attention to the school of Zhanguoce is also the deeper reflection to the research.

the schoolofZhanguoce;politicalcriterion;the standpointofnationalstates; aesthetics attention

I206.6

A

1673－0429(2012)02－0038－06

2011－11－30

高阿蕊(1977—)，女，陕西长安人，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美学、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本文系重庆市重大招标项目“多元文化与渝派文化”(项目编号:2010CQZDZ03)和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西南地域文化和中国抗战文学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1YJC75112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