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才望谭 莉

（1.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8；2.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湖南张家界427000）

全球化语境中的翻译研究

肖才望1谭 莉2

（1.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8；2.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湖南张家界427000）

不对称性、差异性及译者的身份已经成为全球化语境中翻译研究不可避免的几大问题。对阿帕杜莱的全球文化图景理论，阿萨德及雅克蒙德“翻译中文化不平等”的观点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文化的相对权力及强势文化的问题会成为全球化语境中翻译研究的重点。

全球化与翻译；不对称关系；权力

2001年10月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召开的第五次国际翻译大会的主题是“文化间性和翻译”。大会指出，全球化给不同文化之间带来了接触，因此对翻译的影响大大增加；在第二个千年的最后几年，翻译历经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扩张期。在这个整体增长中，一些语言长期拥有霸权地位，所以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全球翻译市场是不平等的。全球化进程催生了“英语帝国”的形成，母语非英语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因缺少翻译或翻译质量不高而常常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忽略。

由于翻译在全球化进程中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因此，本研究拟谈论全球化语境中的翻译研究不可避免的几大问题：不对称性、差异性及译者的身份。本研究首先对全球化问题著名学者阿帕杜莱的全球文化图景理论进行探究；然后分析阿萨德和雅克蒙德“翻译中文化不平等”的观点；最后得出结论：文化的相对权力及强势文化的问题会成为全球化语境中翻译研究的重点。全球化会对全球文化中心的统治地位有所抑制，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译者需提高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不对称意识，打破全球化背景下英语的霸权地位，为维系自有文化在全球化中的位置而努力。

一、阿帕杜莱的全球文化图景理论

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是西方研究全球化相关问题最著名的学者之一。阿帕杜莱在《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和差异》（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一文中提出全球化现象的文化研究框架。从语内翻译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其标题翻译为“Releasing from Oppression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也就是“在全球文化经济中解除压迫，消除差异”。这表明了全球范围内的参与者寻求平等关系的可能性。［1］在“不一致的”传统文化与权力之间，或在全球和本土之间的对立之外，他提供了一个框架，以避免全球文化互动中的差异性。他使用“流”（flow）和“流动性”（fluidity），“转移”（shifting）和“移动”（moving）来形容社会的进程，因为其形式有非固定性。阿帕杜莱用“mutual”一词来描述政治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这个词暗示着一种相互性，也就是均等的产出与输入。他同时指出，与相互性相关的是“全球文化互动的理论”。阿帕杜莱把全球文化经济看作一个交互式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社会力量处在永久的“紧张－协商”关系中。阿帕杜莱用图景（scape），即种族图景（ethnoscapes）、媒体图景（mediascapes）、科技图景（technoscapes）、金融图景（finanscapes）、意识形态图景（ideoscapes），来描述全球文化经济的流动与不规则的状态，并把这些图景视为“想象世界”的构成材料。这就是阿帕杜莱的全球文化图景理论。

阿帕杜莱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走向，并认为全球文化的流动和发展受到特定权力机制的影响。虽然阿帕杜莱的全球文化图景理论并不直接关系到翻译理论，但是却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分析主体，即在全球化背景下译者该如何对待民族的地位以及身份的认同。在当今世界的各种文化形式中的确存在不对称性及差异性，并且会对各国关系产生影响。而译者作为全球经济文化中的重要参与者，需要提高文化不对称意识，这样，我们自有的文化才能够在全球化进程中适应新的环境，拥有文化选择的自主权，从而打破某一种文化的霸权地位。

二、阿萨德和雅克蒙德对于翻译中文化不平等的思考

早在1986年，文化人类学家泰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在《作为文化翻译的人类学》一文中就社会人类学在文化翻译过程中的嬗变进行了追溯。他对索绪尔把语言视为封闭系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封闭系统”是一个人为的概念，把它强加在语言之上是唯心主义的体现；再者，以几条原则来代表这一系统，是对语言的同质化；最后，“封闭系统”的概念掩盖了语言演变的历史，因为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模式忘却了语言最终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实践活动，与社会关系不可分离，并发生过重要的历史变化。阿萨德还指出，人类历史上各种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借鉴与杂交，所以文化体系应该被视为开放的系统。阿萨德强调了翻译过程中的权力差异性。他指出，不同的文化体系在现实生活中从来都是具有不对称性和差异性的。［2］（P141～164）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均衡，欧美文化在全球文化体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显得过于强势。由此而产生的翻译过程中的不对称性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比如，传统中国医学相对于西医是处于弱势的。在翻译类似“藏象”等中医概念时，如果以西医相对应的“脏腑”代替，中医会觉得不够科学，这种翻译的结果被视为权力的不对称性所造成的“文化暴力”。同样，强势文化和语言经由翻译输入到弱势语言文化中，同样会对弱势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

法国学者理查德·雅克蒙德（Richard Jacquemonde）关于全球文化经济语境下翻译具有不平等性的观点，与阿萨德的思想一致。雅克蒙德在《翻译与文化霸权：以法－阿翻译为例》中分析了法国和埃及的后殖民关系。他在文中根据法－阿互译的实情，描绘出翻译中的文化霸权：“南北翻译是不平等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霸权证实了经济霸权。”［3］（P139～158）因此翻译是“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各种交际及社会政治互动的核心问题。

三、结语

解构主义哲学家希利斯·米勒认为，全球化既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同时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许到完成还非常遥远。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全球化，今天人们都感到全球化已经达到了一个双曲线阶段。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可以确证它是一个独特的决定因素。在这个过程中，翻译成了文化全球化的纽带。翻译打破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壁垒，使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成为了可能。将翻译和翻译研究置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文化研究中进行探讨和思考，拓宽学术视野，扩大译者的创造空间，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对翻译学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文化全球化在后殖民主义时期要求我们平等对待主要文化和次要文化，谨慎处理主要语言和次要语言之间的关系。但是时至今日，西方社会仍旧扮演着强势文化的角色，他们的文化以各种形式渗透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正因为在翻译过程中存在文化间的不对称性及差异性，我们才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概念，来妥善处理主要语言和次要语言之间的关系。为避免强势文化的一元发展，译者要分析和研究源社会和目的社会的经济及政治过程。在全球文化经济语境下，译者需要了解各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的不对称性及差异性。同时，各翻译培训机构及高等院校在对译员进行培训时，也需要提高译者对各种文化的历史背景和全球经济文化中权力的不对称性及差异性的认识，以增强译者的文化自觉，迎接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本民族文化的严峻挑战。

［1］Appadurai，Arjun.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J］.Public Culture，1990（2）.

［2］Asad，Talal.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A］.James Clifford，George E.Marcu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C］.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3］Jacquemonde，Richard.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Hegemony：The Case of French－Arabic Translation［A］.Lawrence Venuti.Rethinking Translation：Discourse，Subjectivity，Ideology［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H059

A

1673－1395（2012）05－0118－02

2012－03－18

肖才望（1983－），男，湖南新邵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研究。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