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雪婷

（百色学院 中文系，广西 百色 533000）

民族地域文化的执著书写
——论壮族作家岑隆业的小说创作

黄雪婷

（百色学院 中文系，广西 百色 533000）

壮族作家岑隆业是当代文坛桂军的重要代表，他的小说创作执著坚守桂西民族地域文化，注重塑造壮族山民形象，开掘壮族民间器物文化，反思民族传统，因而彰显了其文学作品的个性特质。

地域文化；执著书写；桂西；壮族；岑隆业

在当代广西文坛，壮族作家岑隆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代表，他的创作推动了当代壮族小说的成熟，为当代壮族小说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岑隆业1940年出生于广西百色市西林县一个边远山区的农民家庭。他务过农，做过临时工和代课教师，先后在西林县文化馆和百色市文化局工作过。在文学实践上，他先是从事民间文学创作和戏剧创作，1984年开始小说和报告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先后在《人民文学》、《当代》、《小说选刊》、《广西文学》等刊物上发表，2002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岑隆业卷》。他的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和广西铜鼓奖。

从创作成果上看，岑隆业的作品分为两类：一是政治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如《百色大地宣言》、《同饮一江水》、《关爱无价》等；二是民族文化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如《洼树棺》、《蚁堆坟》、《日出处·月落处》等。不论是哪类题材的创作，岑隆业都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民族意识，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民族情感。他深深扎根于自己熟悉和热爱的桂西，以这一区域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叙述对象，写出了“桂西系列”作品，向人们展示了这一区域的独特风貌和文化魅力，彰显了其文学作品的个性特质。正如他所说：“我的创作生涯，是在我的岁月进入‘腊月’才开始的……我得益于养育我的这片土地，我一直扎根在一个创作题材的富矿里，人家一锄只刨出一个故事，我却一锄刨出两个三个小说来”，“……我执著于一种留守意识，固守我得天独厚的民族地域的文化特色，充分利用和发扬我的生活积淀的优势。所以，我很轻松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1］（P315～316）就小说而言，他的“艺术个性”在于对桂西壮族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创造，作品呈现出浓郁的“壮味”。

一、桂西壮族山民形象的塑造

民族文化的特点，首先体现在该民族的人物性格和精神上，壮族文化也不例外。由于居住环境和社会历史等原因，壮族人民形成了热情团结、勤劳勇敢、坚韧顽强的性格，并体现出强烈的生存意识和抗争意识。壮族民间传说《艾撒和艾苏》中的艾苏，就是古代壮族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者。他总是从有益于他人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勇于承担，甘于奉献。为了使大家能过上好日子，他敢于与雷王不懈斗争；为解救众人的生命，他敢于纵火焚虎，与妖怪殊死搏斗，在他身上体现了壮族先民的崇高境界和精神力量。岑隆业笔下的桂西壮族山民形象也体现了艾苏式的精神特质，《洼树棺》中的布昆、《蚁堆坟》中的特莫、《牛头幡》中的牛头、《村女》中的桃、《女儿渡》中的汝雄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朴实憨厚，爱恨分明，无私奉献，敢作敢当，宽容大度，体现出壮族人民的精神特质和精神力量。《洼树棺》中的布昆，因大旱而无法生活下去，年少时就随爷爷步行七天七夜外出寻找迁寨之地，在回祖籍搬寨途中，爷爷跌进老水井而死。布昆自觉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不畏艰辛，率领众乡亲到“水足、土肥、田地不旱不涝”的地方立寨和创业，砍林造田，劈山修路，庄稼一年三熟，年年丰收，无灾无病，安康兴旺，生活富足。作为立寨的“功臣”和“头人”，大炼钢铁时代和人造平原时期，他做主把整山满坡的树连片砍光。大规模地毁林，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水源缺乏，连年干旱。为了争水，上下寨的山民结了仇怨。布昆认识到自己滥伐山林“罪孽深重”，主动住进山里当“野人”，天天挖坑种树以“赎罪”。最后为平息大旱之年上下寨山民的夺水之战，他不幸“野死”，寨民也因此而幡然悔悟。布昆的悲壮震撼人心，他是壮族传统美德的活载体，他的精神犹如不死的洼树一样永远活在寨人的心中。《蚁堆坟》中的特莫是个怪人、奇人，他深爱着自己的乡亲，却由于愚昧和偏见总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时常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在乎，始终以自己的智慧和爱乃至生命使整个寨子免遭灭顶之灾。在特莫身上体现了一个民间智者的高尚情怀和精神力量。《村女》取材于一个壮乡少女的生活片断。小说中的桃善良、真诚、坚韧、顽强，是一个道德上近乎完美的不幸者。为了帮助家乡开路修桥，她积极奔走，忍辱负重，最终却遭到村民的误解，受到侮辱，不得不流落他乡。通过桃的悲剧，小说反思了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道德问题。此外，《鲵王》中的鲵王、《没有鼓乐》中的鼓槌、《放鞘失马坪》中的老抱，也都是具有鲜明壮族个性的人物，他们的性格中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民间文化因素。

二、桂西壮族民间器物文化的开掘

铜鼓是壮族的文化瑰宝，是壮族最珍贵的器物，是壮族文化的历史见证和活化石。壮族人民崇尚铜鼓，最早使用铜鼓。岑隆业的家乡西林县曾是古句町王国的繁华中心，该县普驮村20世纪70年代出土了铜棺铜鼓墓葬，其中的石寨山型铜鼓尤为出名，鼓身以渡船纹、羽人纹和白鹭纹装饰，具有浓郁的百色文化特征。岑隆业钟情于家乡的铜鼓文化，他的小说《羽人的困惑》、《没有鼓乐》、《缺耳铜鼓》、《太阳的颜色》、《分家》、《照壁》等都不惜点染铜鼓的历史背景，从而增加了作品的历史感和地域文化色调。《羽人的困惑》对铜鼓的描绘最为集中，它将人世间的恩怨与调解跟铜鼓的民间传说融合在一起，文化寻根意味较浓。小说写道：“盛宝的铜鼓已被掘走，坑壁上还留下铜鼓的纹印：一个头插长翎、身穿百鸟衣的羽人，领着一只有着毛茸茸大尾巴的神犬，在一个圆圈里作无终无止的跋涉……”，“古时，这羽人决心去调理世间的恩怨与善恶，带着只狗儿云游天下，后来，他感到困惑了，世间的人情错综复杂，无法理清。那时，有只鸟儿劝阻他，可他不听，仍然苦苦地在这无休无止的圆圈里总也走不到尽头……”［1］（P142）铜鼓上羽人的装饰揭示了壮族的鸟图腾崇拜心理，羽人是和平的使者，将铜鼓的描绘与羽人的民间传说结合在一起，既揭示了壮族复杂的文化心理和人际关系，也突出了作品的主题意蕴。小羽和“哥兰”也正是在羽人精神的感召下走出个人恩怨的。文中还有对铜鼓的描写：“竹编的饭盂形似一个铜鼓，是用细如马尾的篾条编成的，手工十分精细，连图案也用金黄的篾皮编上去了，尤其是鼓腰上的羽人、狗和鸟儿，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把炮楼的土墙推倒，把他埋了，再用石头砌成个坟，砌成像铜鼓一样的坟。”后山林里红下巴鸟儿“昏冉傣磨”，“羽人困惑”的啼叫声，神奇而幽谧：“铜鼓埋在地下，它就变活了，何况它又得到了重新铸造的机会！”［1］（P147）这里，铜鼓已经成为人物性格的外化和民族精神的表征。可以说，铜鼓是这篇小说的文化背景，也是理解小说的重要线索。《没有鼓乐》中直接以鼓槌为主人公命名，人与铜鼓相互交融。《缺耳铜鼓》中铜鼓成为神台宝物和权力的象征。“从《县志》的《民俗》篇得知：每山寨必有一面铜鼓作为‘寨宝’，供于寨佬家中，由寨佬击鼓召集寨人议事。”［1］（P46）《太阳的颜色》中写道：“铜鼓在他心目中是圣洁的。从来，壮家人以铜鼓占卜，埋在土里，弃在水里，掘捞起来，便可知晴雨，晓年成，知世事，测凶吉”，［1］（P182）体现了铜鼓的宗教祭祀功能。铜鼓上的各种精美纹样是壮族文化的符号，对铜鼓的执著渲染，体现了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浓厚情结。

与铜鼓相联系的是壮锦，岑隆业小说对此也不惜笔墨，如《太阳的颜色》中的梅香、《羽人的困惑》中的小羽，都是经营壮锦工艺厂的。梅香“纤细的手指上有种羽状的物器，似梭，似线团。人们都叫她织锦女。”［1］（P179）梅香最爱绣壮锦，办起了壮锦工艺厂，她跟美工进岩洞找古陶片，爬崖描壁画，到各寨去拓铜鼓，画出了云纹、雷纹、水波纹、编织纹、同心纹、回纹、羽状纹、方格纹等几何纹样，设计了许多图案，生产各种花色、品种的壮锦。小羽经营的壮锦工艺厂天天带给她可观的进款。当她看到酷似铜鼓的竹编饭盂，“一个壮锦的新图案在她脑海中产生了”。［1］（P147）这样的书写使人物塑造与壮锦描写形成互动，从而突出了人物的民族文化背景。此外，岑隆业小说中还写到了神秘的崖画、马骨胡琴等器物，这些绚烂多彩的民间器物，是桂西壮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物，是壮族文化寻根的信物。

三、桂西乡村传统民俗文化的反思

民族地域的日常生活、民俗、民风等是表现民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一种方式。在西林、田林、隆林，至今仍流行着传统的“欧贵”婚俗。这种婚俗与汉族的入赘有很大的区别，它是一种女娶男嫁，男从女居，女人主持家政，无任何歧视概念的婚姻形式。岑隆业的小说《分家》、《木楼住客》、《牛头幡》等都对这种“欧贵”习俗进行了描绘，并且在《分家》中还揭示了这种习俗的文化背景：“院坝中心有一片河卵石嵌成的圆形图案，中间是两块半圆形的大石板，乌亮发青，生动形象，都叫它‘母石’。母石的四周是小河石砌成的图案，一圈圈地向外扩展，像一座大铜鼓的鼓面。石砌的图案外边还有两块生根的大石块，活生生地隆起，都称它为‘奶子石’。相传，这是古时的祭坛。山里之所以女人当家，就是从这片石坛上所展示的意旨传下来的，一直传到今天。”［1］（P100）由此可知，这种奇异的习俗带有远古母系氏族的深刻痕迹。此外，桂西壮乡的众多古老习俗也成为岑隆业小说中必不可少的情节，如不落夫家婚俗；由女巫（或寨佬）把一节竹筒破开，男女各拿一半就表示分手或离婚；女人坐月子，大门上要插系有红布条的柚树枝，生双胞胎就插两枝；家公和儿媳妇、大哥和弟媳不同桌吃饭，不呆在一起，不面对面说话，特别是女人生孩子的事连问都不能问；六十不管事；喜丧不兴哭；江里溺死的人必须埋葬在岸上能望见江的地方；盗马贼要剁去中指一节；女子出嫁要唱“哭嫁”歌；寡妇不宜参与红事；舅父背外甥女出嫁；大旱时得有人泅死，天才会下雨；结绳记事、插标的原始文化遗迹；崇尚聋子的奇特心理意识，等等，这些远古风俗的描绘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在展现当地风俗的同时，岑隆业对一些陋习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如《无果花·无花果》、《木楼住客》中描写了不落夫家的习俗，因婚后孕前不落夫家，女子可以像未婚一样自由交友，因而容易产生婚外情，影响家庭和睦。《缺耳铜鼓》中坂努寨人崇尚聋子，认为聋人老实，信得过，甚至根据聋与不聋以及耳聋的不同程度把人分成不同等级。显然，作者在此是通过虚构的坂努寨批判病态社会的病态心理。

“民族风俗习惯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各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心理情感，是民族特点的一个重要内容。”“民族风俗习惯对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有着重要影响：适应社会生活条件的，对民族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反之就起消极作用。”［2］（P271）岑隆业笔下的桂西壮族民俗文化亦是如此。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3］岑隆业的桂西地域文化小说注重汲取民间文化营养，并将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方法融入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使“壮族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小说在他的笔下走向了成熟”［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小说创作是对“文学的根”的一种关照和探索。

［1］岑隆业.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岑隆业卷［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

［2］龙长吟.民族文学论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

［3］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6）.

［4］刘纪新.论岑隆业的现代主义小说［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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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395（2012）05－0011－03

2012－03－10

黄雪婷（1971—），女，广西平果人，讲师，主要从事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① 本文属百色学院一般科研立项（2010KB01）产出论文。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