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远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4）

惠洪文字禅对紫柏真可文字禅之影响

张慧远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4）

惠洪与紫柏真可都因倡导文字禅而闻名于世。惠洪与紫柏真可的文字禅有着较为浓厚的因缘。紫柏真可文字禅思想与惠洪文字禅一脉相承，是对惠洪文字禅的继承与发展，但侧重点并非完全相同。

惠洪；文字禅；紫柏真可

紫柏真可曾经认真研读惠洪的著述，“凡古名尊宿语录，若寂音尊者所著，诸经论、文集，及苏长公易解，尽搜出刻行于世”［1］（P848）。他对《石门文字禅》极尽赞誉之词，并将其刻入《径山藏》。在其书中，真可感觉范之心，酬觉范之志，究纲宗之意：“充觉范之心，即天下有一人焉，能读此书，直究纲宗，行祖令，斯不负著书之意。即未能洞明此书，而能广其传于天下，以待夫一人焉。能洞明之者，纵未能即酬觉范之志，亦觉范所与也。”［1］（P319）虽然惠洪非其老师，然真可弘惠洪之禅的决心和意志已昭然见于天地。真可因惠洪之书而了知禅门五家之纲宗：“呜呼！予生于五百年后，师著书于五百年前。予因师之书，而始知宗门有纲宗之说，既而寒忘衣，饥忘食。窥索久之，则纲宗肯綮，照用生杀之机，亦稍尽崖略矣。”［1］（P336）此中之师即石门惠洪。真可对惠洪及其文字禅情真意切，研其书，师其人，感其道，弘其禅，成为禅宗史上继惠洪之后大倡文字禅的第二人。时人尝称，紫柏大师“瓶泻云兴文字禅”。

一、紫柏真可对惠洪文字禅的继承与发展

紫柏真可的文字禅观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其一，语言文字，并非葛藤。真可强调：语言文字本身并无死活，并非葛藤，之所以在悟道中为葛藤所缠缚，成为障道因缘，是由于人的心性不明，而非文字本身的过错。显而易见，对于文字禅，紫柏大力支持，认为悟道不在教乘的看法乃佛法大患，并举出例证反驳：“安禅师读《楞严》破句悟道，永嘉看《维摩诘》悟道，普庵肃禅师、英邵武，皆读《华严论》悟道。你谓‘惟禅家机缘可悟道，教乘不可悟道’，岂不大错！”［1］（P76）惠洪在其著作中多次引用各位禅宗祖师从三藏悟入，提炼诸宗的例证，如宗密、契嵩、延寿等人的“博观约取”一直为惠洪所津津乐道。惠洪一直强调“法自言传”，运用巧妙，不仅不是文字葛藤，反而可以如药石，治后世学者之病。惠洪和真可的反驳方式同出一辙，惠洪的思想被真可全盘吸收。

其二，文字与禅，本为不二。在惠洪看来，语言文字与禅虽可沟通，但并不能完全等同，仍然存在形上与形下的差别。真可则从语言与禅可以沟通的角度阐发惠洪文字禅，旨在赞扬惠洪解决了了义与了心之间的矛盾。他说：“宋寂音尊者忧之，因名其所著，曰‘文字禅’。夫齐秦构难，而按以周天子之命令，遂投戈卧鼓，而顺于大化，则文字禅之为也。”［1］（P317）可见，惠洪文字禅对于“学禅者，不务精义；学文字者，不务了心”的现象，如同周天子化齐秦构难，化干戈为玉帛，使了义与了心有机地统一起来。有学者认为，真可并未吃透惠洪原意，在表述上用春花之喻来阐述惠洪的文字禅思想不够精确。实际上，真可在《〈石门文字禅〉序》中，并非要全面叙述惠洪的文字禅思想，而是强调文字与禅本为不二的思想。文字与禅不二的思想是对惠洪文字禅思想的继承，也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阐发。

其三，文字见道，融通宗教。惠洪“言通大道”、“心可以以语言见”的思想在真可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真可肯定语言文字的合理性：“今有人于此，谓‘文字语言，不足以见道；惟参禅究话头，足以见道’。如文字语言不足以见道，则永嘉读《维摩经》而悟，六祖听《金刚经》而悟，普庵肃看枣柏《华严论》而悟，天台智者读《法华经》得旋陀罗尼三昧，如此样子，难以广举。”［1］（P76）不仅如此，真可通过提倡文字禅，融通宗教。禅为宗，其他教派经论为教。惠洪认为禅教一致，真可亦从宗与教的角度阐述文字禅，指出求道不可离语言文字：“又外语言文字而求道者，即语言文字而求道者，世人谓之宗、教。宗、教既分，各相非是，一则以为宗可以悟心，教惟义路，义路恶足明自心哉？殊不知精义则能入神，入神便能致用，悟心亦精义之别名，故宗门大老，有大机大用，苟不入神，机用何自？故曰‘解得佛语，祖师语自然现前’，真万古之名言也！”［1］（P76）在他看来，文字与禅就像水与波，如同性相二宗。对于盲修瞎炼，离语言文字而求道之流，他毫不留情地提出了批判：“常黑庸白，菽麦不辨，雌雄未识，妄自谓：‘文字语言，我不必求之；离文字，顿然超悟者，吾始快心！’如此之流，眼中亲曾勘验，十个却有五双，都怀此见不化，管取佛语终不精，佛心终不明。”［1］（P76）

二、紫柏再倡惠洪文字禅之意义

真可对惠洪文字禅的提倡有其现实意义。

其一，以惠洪文字禅纠正晚明禅门陋习时弊。晚明丛林，拒斥文字之风盛行。禅门教外，对语言文字不屑一顾者大有人在，而以文字弘禅证悟者廖若晨星。紫柏真可把此列为七大佛法隐患之一，就此评述说：“在家出家之人，较唐宋黑白，天渊不同。唐宋时人，若裴休、苏轼，与宗教两途，并皆所悟入，或一句一偈，赞扬吾道，犹夜光照乘，千古之下，光不可掩，灿然与佛日争明。即吾曹与之酬酢，若韬光禅师答白乐天偈，寂音尊者酬陈莹中之古诗，亦自风致有余。至于碑文经序，虽长篇短述不等，然与修多罗若合符契，非得真佛心者，孰能如此？本朝自宋濂以来，能以语言文字赞扬吾道者，不道全无，敢无亦少。”［1］（P74）在紫柏真可看来，唐宋时期，无论在士大夫阶层，还是丛林内部，在悟道与弘禅中皆表现不俗，而明代倡导文字禅的只有宋濂。真可痛心疾首，欲振禅门，承继古德遗风余烈，以文字弘禅。因为拒斥经教，以至于“饱食终日，游谈无根”，而流于狂禅。狂禅与暗证助长了禅僧和学人的空疏狂妄，而使佛法失去了正信。针对此陋习时弊，紫柏真可基于注重文字经教的弘法作用，直承并扩展了惠洪文字禅思想，在辨明禅学纲宗，执行佛祖正令的规范下，推举包容一切经教言述在内的文字禅思想，同时进一步发挥了惠洪“禅教一如”的思想，深化了对禅教一致的认识。

其二，以文字禅扩大社会影响，加强佛法的教化功能。明末居士、官僚士大夫学佛参禅之风日盛。士大夫多藉经教文字参证印心，如果遗弃经教言述，误认谈玄说妙为禅修，则陷于空疏狂解。而文字禅作为世俗士人所喜闻乐见的禅修方式，较能投合士人修禅的趣味，提倡文字禅不仅有利于扩大佛教在上层社会的影响，同时也符合令正法久住的佛教理念。随着佛教世俗化的进一步加深，面对丛林百弊丛生的现状，如果不能顺势而变，佛教的宗教教化功能便无法得以发挥，社会效用也会逐渐失去，佛教也就岌岌可危了。文字禅的倡导，增强了经教言述的权威性，促进了人们对佛教本源问题的思考与重视，使佛教及时发挥了其社会功用。

明末佛教丛林，禅宗五家分灯中仅临济、曹洞两家尚能维系禅门一脉，禅教合流已趋成熟。出于扶持佛教纲宗，改革振兴丛林的内在动机，通过拓展文字禅的涵义而再唱文字禅，这一思潮转向有其历史连续性。紫柏在禅教归一的思想原则下，强调文字禅对于辨明禅学纲宗、执行佛祖正令的有效性，以此维护佛教的完整性，确立了末法时代对佛法的正信。

［1］紫柏.紫柏老人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K248.3

A

1673－1395（2012）05－0016－02

2012－03－11

张慧远（1973－），女，内蒙古赤峰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生命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