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阿专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南京 210093）

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基础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国家的意识形态功能，而真正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探讨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则是意大利的思想家葛兰西。20世纪20年代前后，西欧国家共产党效仿苏联模式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纷纷失败，葛兰西深刻地总结了革命失败的原因，在领导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时创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国家理论：“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1］（P222）这里，葛兰西强调了暴力专政机关以及代表社会舆论的民间社会组织机构都是构成国家的必备要素，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家的统治方式也必然分为两种，即“政治领导权”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而葛兰西强调的是后者。在他看来，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在于他们在夺取政权之前，已经通过建立民间组织将其文化价值观念灌输给民众并试图说服他们，从而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而，一个社会集团若要夺取政权，就必须首先实现对其他社会集团的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无产阶级若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不能完成对资产阶级“领导权”的替换，革命的胜利将是无稽之谈，暂时取得的政权也难以维持和巩固下去。针对葛兰西的这一理论，阿尔都塞肯定了其存在理论价值的一面，即不能仅仅将国家归结为镇压性的国家机器，除此之外，“市民社会”等机构也应当不容忽视，如教会、学校、政党等。与此同时，阿尔都塞还指出了这个理论的缺陷所在，即葛兰西并没有将这一思想系统化，他的理论仍处于《狱中札记》中的那种零散状态。为此，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观点，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观点的独到见解，系统的阐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使得这一理论成为了马克思主义“镇压性国家机器”理论的有力补充，完善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深入发展。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内涵

在阿尔都塞研究的诸多理论中，影响比较深远的当数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阐述。1970年，在法共机关刊物《思想》杂志上，阿尔都塞发表了题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观点，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审视了意识形态在维护社会统治方面的意义，由此也奠定了阿尔都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一席之地。［2］

（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性质特征

阿尔都塞肯定了马克思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分析，将其比作“一个空间的隐喻”：社会结构作为一座大厦，在其基础之上竖立着两层上层建筑：一是政治法律及其附属物（政府、军队、警察、监狱等），通常被认定为社会统治中的国家机器；二是观念性的意识形态。但是，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的经典表述“仅仅代表了理论构成过程本身需要‘替代’的一个阶段，要使这种描述性的理论发展成为理论本身，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加以‘补充’，”［3］（P185）由此，阿尔都塞突破了传统研究中将后者仅仅视为一种观念形态的局限性，指出它是一种以现实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特殊的非强制性国家机器，我们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4］（P260）一方面，与只有一个镇压性国家机器有所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多种多样且相互独立的，它们的独立性决定了即使统治阶级被推翻之后丧失了整个镇压性国家机器，却仍然可以在部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域中巩固自己的阵地；而被统治阶级在革命初期倘若未取得镇压性国家机器，却可以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某些领域与统治阶级相抗衡，这些因素也就决定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阶级斗争性。另一方面，镇压性国家机器完全属于公共领域，与之相反，绝大多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由于公私之分只是资产阶级法律内部的区分，国家领域就避开了这种区别，因为国家“高于法律”，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而是两者之间进行区分的前提，“私人机构完全可以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功能”。［5］（P336）此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是以意识形态方式，而非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暴力手段执行职能，这也是两种国家机器之间最根本的差别。但是阿尔都塞并没有将两者的本质特征绝对化，而是认为在实际中它们都具有双重的职能。镇压性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运用暴力手段发挥功能，同时也辅之以意识形态，像军队、警察也会通过宣传自己价值观念的方式来保证自身的凝聚力；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运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发挥功能，但也辅之以镇压手段，如学校也会通过适当的处罚方式使学生遵守纪律，只不过这种方式是次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仍然主要运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执行职能，向民众灌输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以维护自身的统治。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理论核心

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以一些各具特色的、专门化机构的形式呈现在观察者面前的，包括：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家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传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及文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不同机构。而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阿尔都塞对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析最为深刻，并将其归结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他看来，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其职能都是以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为出发点的，即都服务于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再生产。尽管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助成这一结果，但在社会生活中，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好比一场演奏会，它们需要一个乐谱来完成支配，这一乐谱就是当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学校，对此，阿尔都塞也作了详尽的分析。学校每年都会吸纳各个阶级的学龄儿童，然后在学校和家庭的双重作用之下，向儿童“灌输一定量的、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裹着的‘本领’（法文、算术、自然史、科学、文学），或者干脆就是纯粹状态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伦理学、公民教育和哲学）。”［5］（P345）然后根据每个学生的受教育程度将他们分为工人和农民、小资产者、知识分子、镇压者以及职业的意识形态家，这样，中途落伍的每一批人都接受了与其社会角色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尽管“这些相反相成的德性也会在家庭、教会、军队、圣经、电影里，甚至足球场上传授，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没有任何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有全体儿童每周五、六天，每天八小时来充当义务的（部分还是免费的）听众。”［5］（P346）由此，学校就成为了保障人们向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屈服的重要领域。在学校教学过程中传输的文科知识不是一种纯学术现象，而是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关键环节，学生在这一时期掌握到了大量的包裹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技能。因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学校教育的实质就是为了保障民众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屈服，正是凭借这一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才得以大量进行。

（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社会功效

在封建时代，教会通过集中宗教作用、教育作用以及大部分传播与文化作用成为了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以及不断扩大的进程，资产阶级凭借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给予了教会沉重的打击，并最终成功地夺取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建立了自己的以学校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样大量包裹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本领被民众所掌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自然地被大规模的生产出来，从而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校在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居于主导地位，显然比其他机器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学校不仅使受教育者掌握了大量得以生存的知识和技能，同时也培养出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掌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各种社会角色，这确实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后备军。另外，阿尔都塞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时，还强调了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学校与家庭的结合已经取代了中世纪时期教会和家庭的结合来发挥意识形态功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当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已经威胁到这种生产方式的存在的时候，空前深刻的危机目前正动摇着全球许多国家的教育制度，并时常伴随着（《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告过的）动摇家庭制度的危机，因而呈现出它的政治意义。”［5］（P347-348）

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思考

阿尔都塞批判吸收了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精华要素，运用精神分析学说概述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基本理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理论存在着瑕疵，如他对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过分强调，易于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置若罔闻，但仍不能掩盖其理论价值所在：它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问题的学说，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还为我们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大量的借鉴意义。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国家学说的重要补充。国家问题向来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热衷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他们称国家为国家机器，并将其定位于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所展开的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之中，即国家的基本功能就在于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实施镇压和干预的力量，只有这样的国家机器才称为国家。而阿尔都塞却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点明了国家的本质，但其中仍存在着一些具有缺陷、不够严谨的描述性理论需要进行补充和推进，即他们并没有对国家学说进行系统的阐述，由此，阿尔都塞在区分开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基础之上又将国家机器划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潜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层结构中的东西发掘了出来，并且深入地研究了意识形态各种各样的物质实体形式，如宗教、传媒、家庭、教育、法律等，旨在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它通过对社会制度以及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反复论证，使得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合理性更加明朗化，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理论视角，丰富和发展了其国家学说理论，同时这一理论还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进而取得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前进的道路。由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多样性特征且相互之间的独立性，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初期如若没有取得镇压性国家机器，仍然可以通过对某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掌控，来寻求夺取政权的契机。同样的，如若无产阶级不能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就不可能长期的掌握政权，这样势必会危及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稳固，因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取得成为了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必经之路。

同时，这一理论也给我们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留下了些许思考。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如家庭、教会、军队、电影甚至是足球赛。但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使儿童每周5、6天，每天8小时的来充当义务听众，由此，阿尔都塞批判了学校是中性环境的错误理论，指出了教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突出了教育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及重要作用，也引发了我们对于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进一步思考。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教育已经成为我们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提高我国社会文明程度以及国民素质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就一直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将其作为我们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也因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国家经济的增长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这样教育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当前我国已踏上了向教育强国迈进的新征程，因而新时期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党和国家必须从优化教育结构、更新教育观念、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大力发展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1］［意］葛兰西. 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 陈炳辉.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述评［J］.厦门大学学报，1994（4）：84-89.

［3］ 朱晓慧.哲学是革命的武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4］ 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