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国卿

（作者系辽宁省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沈阳日报》专副刊中心主任）

一、“文溯阁”释义

位于沈阳故宫西路的“文溯阁”为清朝乾隆皇帝贮存《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七阁”分别是“内廷四阁”，又称“北四阁”，即北京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南三阁”为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七阁中均藏有中国最大的一部写本丛书《四库全书》和现存最大的铜活字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当年七阁如今只余四阁，即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和文澜阁。文汇阁和文宗阁毁于太平天国战争中，文源阁在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抢劫并烧毁圆明园时，与其藏本一并化为灰烬。

关于“文溯阁”之名的含义，乾隆四十八年第四次东巡驻跸盛京旧宫时曾写有 《文溯阁记》，其中谈到四阁的立意，说“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意”。水各有源，同归于渊，渊为源尾，源为渊头；由渊觅源，其经为津，其行为溯。所以乾隆又写道：“水之体用如是，文之体用独不如是乎？恰于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诗所谓‘溯涧求本’之义，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可见乾隆在 “文溯阁”的命名上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二、“文溯阁”的建筑风格

文溯阁是沈阳故宫西路的主体建筑，阁前有戏台、嘉荫堂，后有仰熙斋，建筑形式仿照浙江宁波的天一阁，面阔六间，二楼三层重檐硬山式，前后出廊，上边盖黑色琉璃瓦加绿剪边，前后廊檐柱都装饰有绿色的地仗。所有的门、窗、柱都漆成绿色，外檐彩画也以蓝、绿、白相间的冷色调为主，这与其他宫殿红金为主的外檐彩饰迥然不同。其彩绘画题材也不用宫殿中常见的行龙飞凤，而是以“白马献书”、“翰墨卷册”等与藏书楼功用相谐的图案，给人以古雅清新之感。采用黑色琉璃瓦为顶，主要是为了使整座建筑外观风格相统一。文溯阁后面，有抄手殿廊连接着仰熙斋，斋后为九间房，其中有芍药圃、梧桐院等。这是乾隆皇帝“东巡”时的读书之所。纵观整个西路格局，院落层次清晰，套院相接而不乱，花草树木点缀其间，的确是读书作画的理想 “仙界”。

三、乾隆御题“文溯阁”

笔者在《沈阳晚报》策划“文溯阁周刊”时，周刊的“文溯阁”三字曾用当年乾隆题写的端庄楷书。后来有读者打电话询问周刊“文溯阁”三字是谁题写的，我回答是“乾隆皇帝”——当然不是乾隆为这个周刊题写的，而是他当年为盛京皇宫文溯阁题写的。

公元1783年即乾隆四十八年（一说四十七年）七月，陪都沈阳皇宫西路的文溯阁经过一年的建设，终于落成。这是皇家“内廷四阁”中建成最晚的。站在当年盛京城内最高建筑物凤凰楼上向西俯看，不管外形还是色调，文溯阁的风格都与大内禁宫威严的皇家建筑不一样。最突出的就是它大量使用黑色与绿色，如屋项是黑色琉璃瓦加绿剪边；前后廊檐柱均饰有绿色地仗；所有门、窗、柱都漆成绿色；外檐彩画也以蓝、绿、白相间的冷色调为主；除屋脊吻兽外，各垂脊仅用雕刻海水云装饰，寓水从天降，以水灭火之意。这与皇宫内其他建筑房盖的黄琉璃瓦绿剪边有着明显区别，又与其他宫殿红金为主的外檐彩饰风格迥然不同。门廊和主厅上方的“白马献书”和“翰墨卷册”图及内壁彩绘风格也与宫殿常见的盘龙飞凤迥异，给人以洗尽铅华之后的清静与典雅之感。这样的建筑风格与文溯阁的功能十分谐调，也与一楼上方所悬的满汉文蓝地金字的“文溯阁”门额相一致。

“文溯阁”门额是乾隆的手笔，这当是文溯阁峻工之前就题写制作好了，由北京运到沈阳的，同时还送来一份安装“文溯阁”门额的图样。此门额为“云龙毗卢帽斗匾”，蓝地金字，满汉两体文字竖书，上钤乾隆皇帝玉玺一方。工期很紧张，因为这一年的九月，乾隆第四次东巡要驻跸盛京旧宫，要到文溯阁读书。

九月十七日，乾隆按计划住进来，他在旧宫住了四个晚上，是文溯阁的第一个读者。乾隆似乎很喜欢文溯阁，不仅题写了“文溯阁”匾，还在文溯阁边上的迪光殿里处理了两天政务，撰写了一篇富丽典雅的《文溯阁记》。回京后还钦命造办处将 《文溯阁记》制作成玉册，装于刻有“迪光崇典”的紫檀盒中，送至沈阳皇宫迪光殿庋藏。乾隆的第四次东巡是其最后一次到沈阳，那一年他73岁。

如今，73岁老人题写的那块 “文溯阁”匾仍悬于沈阳故宫西路文溯阁的一楼上方。历经近230年风雨剥蚀的三个大字，虽然饶余“承平气象”，少些“威武之风”，但其与宫廷环境相适应的规正端丽和圆润丰满仍然不失为留都旧宫里的一道独特风景。

四、“四库”之名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又称“四库”。这种富于诗意的分类法，曾令西方人叹为观止，并从此成为中华典籍的代称。其实，此种分类法并不是乾隆的首创，早在晋代就已成型。

晋初荀勖整理政府藏书，变刘歆《七略》之法，分目次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小学；二曰乙部，纪诸子、兵书、术数；三曰丙部，纪历史旧事、皇览杂著；四曰丁部，纪诗赋、图赞、汲冢书。后东晋李充加以调整，以五经为甲部，历史记载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隋唐以后遂沿用此种分法，称为经、史、子、集。《新唐书·艺文志》曾有这样的记载：“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从此，书分四库成为定制，只是到了乾隆这一笑傲历史的举动之后，“四库”一名叫得更响了。

具体说，“四库”中的“经”为群经及小学之书， 如 《易经》、《尚书正义》、《毛诗指说》、《尔雅注疏》等；“史”为纪事之书，如《史记》、《竹书纪年》、《建康实录》、《岁时广记》 等；“子”为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者，如《孔子家语》、《世说新语》、《西京杂记》、《归田录》 等；“集”为诗文新曲、散篇零什，如《楚辞章句》、《李太白集》、《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等。 《四库全书》著录书籍3500余种，7.9万余卷，订成3.6万余册，221万多页，9亿多字，分装在6600余只楠木盒中。

五、《四库全书》的“寓禁于征”

当年乾隆皇帝为修《四库全书》而征集的图书主要有五个来源。一是各省征集采购之书，称为“采进本”；二是原来清宫内收藏之书，称为“内府本”；三是从清初到乾隆当时奉皇帝命令编撰之书，称为“敕撰本”；四是各藏书家进献之书，称为“进献本”；五是从《永乐大典》里辑逸出来的书，称为 “《永乐大典》本”。

对民间藏书的征稽，乾隆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后人称之为“寓禁于征”。他反复下诏，奖罚并用，公开表示民间藏汇送京师是“以彰千古同文之盛”，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尽诱惑，且信誓旦旦。到了1774年，各省运抵京城的图书已达万余种。这时，乾隆撕下伪装，公开下达了禁书令，命将有违碍字句的图书“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并告谕满汉官员，见到诋毁本朝的图书，应“共知切齿”；对搜集到的图书，要“细加核查”。这样，在征集图书及修纂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000余种，大约在7万部以上。

乾隆对修书的具体细节也曾多次进行详细而具体的干预、谕示，导致书中窜改之处很多，特别是对南北宋之交以及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著作，凡认为对金、元及清人有诋毁处，如“贼”、“虏”、“夷狄”、“中国”、“女真”等字样均在改窜之列，甚至成段成篇删除。此外，一些被视为小道的有价值的民间文学创作如戏曲、小说以及与正统儒学相抵触的佛教、道教、科技、手工业著述等均被排斥在《四库全书》之外。

据说乾隆编纂《四库全书》不用刻本，改为手抄，主要为了易于窜改史籍，这个说法未尝没有道理。为此，任松如在《四库全书答问·序》中曾给予了有力的挞伐：“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驾，迄不能偿其罪也。”真是中国文献史上的一场灾难。

六、文溯阁的另一部大书《古今图书集成》

沈阳故宫文溯阁自乾隆四十八年（1783）建成，到1966年阁内藏书运走，180多年间，实际上只贮藏了两部书，一部是众所周知的丛书《四库全书》，另一部则是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完整存世的最大一部类书，它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由陈梦雷开始编纂，雍正六年（1728）全部成书，前后历时28年。

全书10040卷，共1.6亿字，插图6244幅，50余万页，订成5020册，分装522函。在体例上全书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等六汇编；每编再分若干典，共32典；每典又分若干部，共6117部。内容包括天文星象、疆域图记、山岳形胜、神仙传奇、花草树木、禽虫鸟兽、青铜器皿、农桑水利、冠服配饰、乐律舞蹈、货币量具、仪仗礼器、城制苑囿、军阵战备、百家考工等。文献蒐罗完备而编次井然，分类缜密而宏富壮观，在中国图书史上可谓浩瀚之作。万卷巨著，荟萃古今典籍；亿字鸿篇，熔铸万千铜章；纲举目张，经纬交错，终成中国古代类书经典；图文并茂，镌刻工整，是为四海之内最精最细铜活字版典籍；印制精美，装潢考究，堪称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巅峰之作、绝后善本。

《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者陈梦雷曾因为涉嫌“三潘之乱”被朋友出卖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流放至沈阳16年。他与沈阳有缘，所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不仅贮藏于文溯阁，还曾为大帅府所收藏，成为张学良“定远斋”的藏品。

七、《四库全书》总校官陆费墀的悲剧结局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诸位大臣中最为悲惨的要数陆费墀。他是现代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的先祖，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兼总校官，但就是这个职务让他受尽磨难，最终忧愤而死。

陆费墀（？—1790），复姓陆费，字丹叔，号颐斋，安徽桐乡人，乾隆三十年进士出身。勤勉笃学，淹贯百家。他一生大概做过两件最为后人记得的事，一是收藏《清明上河图》，一是做过《四库全书》的副总裁官兼总校官，而恰恰是这后一种荣誉让他走上了一条悲剧之路。

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库开馆时，陆费墀以翰林编修充任总校官，十数年间奔走谋划，辛苦备尝，也屡获赏识、擢升，是四库馆臣中“受恩最深，超迁最速”的一个。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的内廷四阁各份大体抄就后，于七月下旨再抄三份分颁江南文汇、文宗、文澜三阁。

到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江南三阁的 《四库全书》尚在紧锣密鼓的抄制过程中，乾隆突然下了一道严厉的处罚令，处罚的对象就是这位藏有《清明上河图》的《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官陆费墀，原因是已编抄的《四库全书》“舛谬丛生，应删不删，且空白未填者竟至连篇累页”。作为主要承办者，总裁于敏中本当治以重罪，但 “因业已身故，不加追究”，于是副总裁只好顶替上去，做了替罪羊。其实他也不太冤，本来你就是总校官，负责校对的，出现了这样严重的校对方面的问题，按问责制，当然得你承担，况且你又“受恩最深，超迁最速”，处理你也是合情合理。

乾隆最终令陆费墀罚赔文澜等三阁 《四库全书》的面页、木匣、装订、刻字等原料并制作费用十数万两白银，但这位费大学者却是个清官，“本系寒士，家无担石，……谅不过千金产业耳”。可怜了，他一面诚惶诚恐凑缴罚款，一面还得战战兢兢操持四库馆务。在勉力缴罚了三四万两白银后，不到三年就在惊恐交加中一命呜呼了。

陆费墀死后，乾隆仍未罢休，又命当地抄没其家存现银一千五百余两及变卖田产房屋等物资，继续充抵抄书资费。

八、阁中“四库”今何在

沈阳故宫文溯阁，是乾隆年间为贮藏《四库全书》，仿宁波天一阁而建的“南三阁北四阁”之一。如今，文溯阁犹在，阁中的《四库全书》却远走他乡。

文溯阁《四库全书》在保留下来的三套半中，最为悲壮，曾两次出关，两次入关；三次入宫，三次出宫。

第一次入宫即第一次出关是1783年。抄写好的《四库全书》从北京运抵盛京，贮藏阁内。

第一次出宫即第一次入关是1914年。那一年北京政府下令调运盛京皇宫文物进京陈列，时任奉天督军的段芝贵，为了讨好即将称帝的袁世凯，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往北京。这是文溯阁的第一次书阁分离。

第二次入宫即第二次出关是1925年。这一年奉天教育界人士拟办奉天图书馆，呈请当局准备索回文溯阁《四库全书》。张学良为此事亲自积极奔走，杨宇霆致电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提出文溯阁藏本为“奉省旧物，仍归奉省保存”，并言辞恳切地说：“务请诸公秉公持论，允赐发还，将来东省文化日兴，皆出诸公之所赐也，无任感盼之至!”章士钊先生接电后即提出阁议，经多方争取，终使文溯阁《四库全书》回沈之事落实。

第二次出宫是1950年10月。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在战火已烧到鸭绿江边的形势下，基于备战和保护国家珍贵文物考虑，经有关部门决定，东北图书馆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连同宋元珍善本图书运出沈阳。先是运到黑龙江省讷河县，存放在讷河城外一所被改造成小学校的关帝庙里。1952年夏讷河水患，又将《四库全书》迁运到北安。

第三次入宫是1954年1月。朝鲜战争结束后，《四库全书》从北安回到沈阳，仍存放于故宫文溯阁院内的新阁中。

第三次出宫是1966年10月6日。这次出宫也是第二次入关，是书阁的第三次分离，且分离时间最久，至今已整整46年。

如今，文溯阁《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贮藏在兰州九州台风景区里的仿文溯阁建筑里。华夏大地上有了真假两座文溯阁，成就了真文溯阁书阁分离，假文溯阁书阁一体的奇异景观。（壬辰夏日于沈水浅绛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