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萍萍

(外交学院 外语系，北京 100037)

一、平安朝“女流文学”:儒家妇德伦理的承传期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注重从佛道的无常观等角度研究日本的平安朝“女流文学”，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尚未受到儒学的影响。其实不然，早在公元5世纪儒学已经传入日本，且据考证，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宣扬儒家妇德伦理的训诫书——《列女传》大约在9世纪(唐代)时期传入日本。［1］虽然儒学在奈良、平安时期没有像中世那样被幕府武士所刻意膜拜，但在仿效中国而制定的古代律令中，已经明显地融入了儒学的男尊女卑思想。平安时期的“女流文学”作品也不例外。《枕草子》、《源氏物语》以及日记文学等都承传了儒家的妇德伦理，在作品的表现主题和主体形象设置中，我们可以找到悠远而深邃的传统妇德印记——诸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严守贞节。

男尊女卑可以说是儒家女性观的重要价值基准和总体目标，它来源于儒家经典《易经》——“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崇效天、卑法地”，是指男子在社会、宗族、家族生活中地位尊贵，女性则处于卑贱的地位，其实质就是宣扬男性比女性先天优越。贯穿于平安朝“女流文学”作品中的访妻婚习俗便渗透着男尊女卑的观念。访妻婚是日本古代招婿婚的最初形式，盛行于大和时代并延续到平安时代。“访妻”，指通过男性到女性家造访来实现婚姻生活的两性交往方式。《源氏物语》中源氏不仅有四位夫人，还染指了十多位女性，这便是访妻婚习俗自然延续的结果。

访妻婚作为刚从群婚中脱胎出来的婚姻形态，在原始雏形阶段带有浓厚的母系制族外婚色彩，即女性处于主动地位。然而随着父权制社会的产生和最终形成，平安时代的访妻婚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男性成为婚姻的主体，高高在上，而女性无权选择自己的配偶或决定自己的婚姻，已经彻底沦为男性的附属品。这正是男尊女卑的体现。男性可以一夫多妻，到处寻求他的求爱对象，满足爱欲的要求，而女性则只能被动地等待男人夜间造访，或接到男方家居住，这些都必须等待男方的裁决。《源氏物语》中明石姬是在源氏流放时结识而完婚的，但是源氏返回京城并没有带上她，而是继续留在娘家独自抚养她和源氏的女儿，她处在惶恐被弃的不安心态下凄凉度日，即使后来来到源氏的身边，也是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位卑微。

《枕草子》中的皇后定子，因后宫争宠失败，寄居荒草房，及至猝死;《源氏物语》中出场女性数百位，但她们仅仅是以源氏为代表的几个男性的人生表演陪衬物;又如《蜻蛉日记》中的藤原道纲母，空听丈夫的车驾从门前碾过而辗转不寐;《和泉式部日记》中的和泉式部婚后与为尊亲王产生婚外情……无不是访妻婚的产物，无不是男尊女卑的体现。

而“三从四德”是从男尊女卑中衍生的封建妇道伦理，是男尊女卑价值观在女性终生不同阶段的人际关系中的贯彻和体现，是一套来自于大陆的成熟价值体系。“三从”的思想早在儒家经典《礼记》、《左传》中就提出来了，后来的《女诫》和《列女传》等女子教训书将其归纳为——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使女性终生沦为男子的奴隶。“四德”是实践“三从”的四种必备的教养——德、言、容、功。

平安期“女流文学”作品中的政治联姻则是“未嫁从父”的表现。《源氏物语》中葵姬与光源氏这门亲事，完全是因为左大巨(葵姬之父)预见到源氏将来定能平步青云，出于政治需要缔结的。后文中三公主刚满14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失意的下台天皇朱雀帝——把她嫁给了年近40、官运亨通的光源氏;浮舟的继父一定要将无情无义的左近少将招为女婿，只因为他认为此人可能“求取大臣之位”。

丈夫是成年女子关系最密切的人且是历史最长的人际关系，所以夫妇之道在儒家道德中倍受重视。对于出嫁的女子而言，儒家要求她们“既嫁从夫”，并强调女子从夫的根本在于“顺”，所谓“妻妾之道，以顺为正”。顺，指柔顺、不忤逆，即不管丈夫如何，女子应嫁鸡随鸡、恭敬有礼，不能违背丈夫的意愿。

《源氏物语》中紫姬的塑造，融入了女性顺从丈夫的“四德”。紫姬是源氏的正妻，她气质高雅、才华横溢、姿容美丽、处事得体、忠贞不二，可谓一个贤德兼备的主妇，甚是符合帚木卷中左马头对理想女性提出的要求，无疑是作者心目中完美的女性，同时也是儒家女性的标准形象。作者在文中设立这一女性形象表明儒家传统妇道伦理在当时日本社会中已经渗透和根植，反映了男权社会对女子的要求，同时表达了当时的主流女性也是按照这一道德伦理来要求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男子心目中的“理想形象”。

要求女性坚守贞节是儒家妇道伦理的另一个极端延伸。《源氏物语·蓬生卷》中的末摘花可以说是一个孝道和信义两全，富有节义感的女性。末摘花在父母双亡后，固守父辈遗产，恪守遗训，对于“出卖祖居”的建议断然拒绝。而末摘花与源氏的情缘始终亦映射出末摘花的坚贞如一。她拒绝亲戚们的邀请，苦等源氏的再次到来。紫式部在结尾部分还塑造了空蝉、浮舟这样不甘受辱的女性形象。空蝉面对源氏的强行侮辱，她公然反抗:“你当我作卑贱之人，才这般作贱我，叫我如何不恨你。”［2］并且在丈夫死后毅然出家;浮舟夹在熏君与匂亲王中间不堪其辱，跳进宇治川自杀，被救起后在小野出家，断然拒绝了熏君要她还俗的请求，保住了自己的贞节。

儒家妇德伦理观的出现和存在，使女性不仅在婚前没有自由择偶的权力，婚后也必须按照男性社会划定的道德规范，甚至要无条件地容忍并顺从丈夫的恶劣行径，绝对保持对丈夫的贞节，如若越雷池一步便会遭到男性社会的严厉惩罚。源氏的第三位夫人三公主就是其中一位。年纪轻轻的三公主与源氏亡妻葵姬的侄儿柏木幽居，生有一子名熏，熏与柏木外貌极其相似。此事使源氏非常懊丧，对三公主更是残酷报复，百般折辱，以至她最后万念俱灰，遁入空门，终年与青灯黄卷相伴，胆敢“越轨”的女性好不凄凉的悲惨遭遇便是儒家妇道伦理的使然。

平安朝“女流文学”真实地还原并再现了当时日本社会的生活画面，可以管窥到儒家妇道伦理在女性身上的印痕。随着镰仓幕府的建立，武家进一步强调女子的顺从和贞操的道德教化，男尊女卑的观念逐渐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进入江户时代后，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大义名分论的儒学非常契合幕府的统治，被尊崇为官学，中国儒家的女训书大量流入日本，同时日本人自己也编写了许多女训书，在吸取中国女训基本思想的同时，甚至更加极端地渲染男尊女卑，要求女子遵守三从四德，并要绝对服从男性的支配。这些都为明治大正期女权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萌芽埋下了伏笔。

二、明治大正期“女流文学”:传统妇道伦理的反叛期

1868年的明治维新拉开了日本向近代过渡的序幕。与此同时，西方的“平等”、“人权”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不断涌入日本。1884年，岸田俊子发表了《告同胞姐妹》书，站在“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立场上，痛斥传统封建妇道伦理的“男尊女卑”思想，呼吁同伴的觉醒和奋起，揭开了“女权”主义的大幕。女权主义一词出自日文对英语“feminism”的意译，它等同于女性主义，可以认为是女性主义在日本出现后早期阶段的术语，集中表现于女性为反对法律、教育和文化对其的排斥而进行的社会“权利”斗争［3］，在明治时期的直接目标是反对一直以来的传统封建妇道伦理对女性的束缚，要求实现女性自由、自立与解放。受其影响，一些女性作家开始从自我意识的觉醒走向自我的解放，她们用手中的笔向社会呐喊妇女的苦闷、忧郁与痛楚，表现出妇女对传统封建妇道伦理的反叛，对自由解放的渴望和追求。

与谢野晶子的处女作——诗集《乱发》(1901年)，直接向儒教道德观发起挑战。在《短发》中，与谢野晶子喊出了“相爱不问名，道亦不须听，此处惟你我，后果任其行”［4］23。用纯真、热辣的情感表现了女性冲破封建道德的羁绊积极追求新式恋爱、婚姻以及性爱的自我解放。以及，“你不接触柔嫩的肌肤，也不接触灼热的血液，只顾讲道，岂不寂寞?”［5］“肌肤冰洁、黑发长垂，我那美丽的躯体，惩罚罪恶的男人”［4］24。这些公开渴求异性的大胆言辞，在当时儒教伦理依然根深蒂固的明治社会背景下，表现出与谢野晶子反抗现实，摆脱男权束缚的人性诉求。田边花圃的《八重樱花》(1890年)、清水丰子的《破碎的戒指》(1891年)、樋口一叶的《暗樱》(1891年)和《青梅竹马》(1895年)等“女流文学”作品也都是立足于现实生活，反对儒教道德伦理对女性的束缚，主张实行男女平等，扩大女性权力。

1911年9月创刊的《青鞜》杂志，不仅是日本最早的女性刊物，也是女作家们对抗男权社会、抨击传统道德观的阵地。它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两篇“女性解放宣言”，一篇是平塚雷鸟的创刊辞《元始，女性是太阳》，另一篇的与谢野晶子的卷首诗《山动之日来临》，成为争取女性权利的先锋。

《青鞜》杂志的存在历时四年，其中1911年9月至1915年1月是由创刊人平塚雷鸟管理。平塚雷鸟是日本明治后期成长起来的女性作家和思想家。主要论著有《女性的语言》、《现代与妇女的生活》以及自传《元始，女性是太阳》等。她受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喊出“原始，女人是真正的太阳”［6］94，认为女性首先要打破封建儒家妇道伦理，作“新女性”，进而要求获得参政权和选举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操作层面的妇女解放。她在政治、社会等方面要求女性实现自由和独立的主张，包含着女权主义的萌芽。在她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青鞜》对女性权利表现出强烈的关注。1912年4月，荒木郁子《书信》的发表引发《青鞜》遭到了第一次禁售。《书信》描写了一位妻子对已分手情人的思恋，对当时明治民法中通奸罪只认定位女方过错的做法进行了强烈抨击，被当时的出版法认定为“败坏风俗”［7］、扰乱社会风纪。1913年2月，福田英子发表了《妇女问题之解决》一文，否定传统观念，抨击整个日本家族制度，使《青鞜》遭到了第二次禁售。

1915年1月以后，《青鞜》在伊藤野枝主持编辑下，刊登了《果腹与贞操》、《狱中女写给爱人的信》、《论傲慢·狭隘·不彻底的日本妇女的公共事业》等文章，由此开启了关于贞操、堕胎、废娼等问题的论争，完全冲破了传统的儒家妇道伦理的束缚，甚至介入到当时被视为禁忌的性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以宫本百合子为代表的左翼女性文学团体也是批判传统道德、宣扬女权主义的主力军。她们的代表作品《伸子》(1927年)、《在治疗室》(1927年)、《奶糖厂的女童工》(1928年)、林芙美子的《流浪记》(1930年)等积极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严厉批判男权社会的性别文化构造，表现出对女性的“性觉醒”和“母性保护”的认同和拥护。“母性保护”是平塚雷鸟基于扩大女性权利提出的主张，意为保护女性作为母性即生育的特性，左翼女性文学将其发展为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相结合，认为真正的母性保护必须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体制。

不论这一时期“女流文学”的社会影响和意义何在，都可以发现，“女流文学”在西方民主、人权思想的影响下，勇敢地向传统的妇道伦理宣战，提出扩大女性基本权利，实现妇女解放的口号，打破一直以来男权社会中的女性道德观，特别是有关贞操、堕胎命题的提出，展示了“女流文学”中的道德观由古代向近代的嬗变。而其中关于“母性保护”和性问题的论争为战后女性文学冲破和颠覆家庭道德伦理，提出反“母性”和重新定义两性关系作好了铺垫。

三、战后日本女性文学:家庭道德伦理的摒弃期

战后初期，始于195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带来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即“核家庭”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既往的家庭生活方式，使家庭关系从以往的“父子轴心”为主向以“夫妻轴心”为主转变。［8］50年代活跃的女性作家有吉佐和子、仓桥由美子、曾野绫子、河野多惠子、田边圣子、宇野千代、濑户内晴美的创作多以家庭、家人为中心，沿袭着妻子、母亲的传统角色。而到了60、70年代，日本开始进入典型的中产阶级社会。“社会的服务性、福利性社会功能的强化，……渐次显露出日本社会婚姻关系中的缺损性和扭曲性的一面”。同时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被不断增强的女性自我意识所识破，她们开始对建立在性别角色分工基础上的婚姻关系进行审视，并做出一系列回避乃至叛逆的反应”［9］。这些在女性文学中表现为对传统的家庭道德伦理的完全摒弃。女作家们以独特的视角审视现代家庭，深入挖掘家庭的形式、家族的变迁，以及维系家庭的婚姻和爱情纽带，充分展示现代女性的家庭观，提出反“母性”、“娼妇性”等新颖命题，甚至渲染婚外情和性爱的情节描写，彻底冲破和摒弃传统道德伦理的女性婚姻观、生育观和家庭两性观。

1．生育观中的反“母性”命题

战后新宪法的实施，使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包括选举权与受教育权利在内的各项基本人权。受到良好教育的女作家们对男权文化心怀憧憬，而对女性自然属性——“母性”产生厌恶，反感性别差异制度统治下的“女人”和“母亲”角色，所以她们在作品中对母性幻想抱有强烈的破坏欲，希望通过抹杀女性的“母性”性别特征，从传统家庭道德伦理中的母亲角色中解脱出来，实现向男权文化的挑战。

60年代末期起，日本女性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反“母性”意识。反“母性”即彻底否定女性生儿育女的所谓母性，通过反对和批判女性被看作是生育之本和繁衍生息之本，进而否定性别差异制度统治下的爱情及婚姻观。进入80年代后，女作家们在提倡反“母性”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即“女性的娼妇性”——只求性爱，不要孩子［10］，彻底否定和颠覆了女性的“母性”角色。对此，著名小说家三枝和子在她的《别了，男人时代》(1984年)中是这样解释的:“女人如果要获得真正的爱的话，那么在与男人交往时就不能要孩子。如果为了生育才去和男人来往的话，必定寻觅不到真正的爱情。”［10］104其实，女性的“娼妇性”是反“母性”的延续和发展，它们两者在本质上是一体的，都在强调女性不要沦为男性的附庸，要有绝对的独立性。持有这类观点的女性作家以大庭美奈子、高桥高子和三枝和子等为代表。

大庭美奈子在代表作《三只蟹》(1968年)中写道:“在20世纪的今天，怀孕不再是结果实的象征，而是不毛与破灭的象征”［11］，表现出对母性的深恶痛绝和否定母性的决绝态度。她的其他作品《食船鱼》(1971年)和《铁杉梦》(1971年)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大多是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她们虽为人妻、为人母，却试图彻底否定传统道德伦理中把“生儿育女”和“良妻贤母”作为女性生存价值的唯一标准，通过破坏“家庭”、“生育”以及“母性”这种强加给女性的既成观念去重新设置自己的人生坐标。［10］高桥高子的短篇小说集《彼方的水音》(1971年)和三枝和子的《幼小的，歌声般颜色的血液》中都写出了女主人公对母性的羞愧和憎恶，对于自己作为母性进行生育感到非常恐惧，她们不仅要自我摆脱“母性”的羁绊，也强烈地排斥同性们作为母性去生存，甚至对孩子以及所有的女性露出杀机。

80年代后，大庭美奈子开始在《雾之旅》(1980年)、《啼鸟》(1986年)等作品中宣扬其新女性的所谓“娼妇性”观点。这两部小说描写了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从属关系的颠倒:在这个舞台上，妻子是主角，丈夫则沦为观众或配角，被动地观看妻子演出的一幕幕闹剧，［10］甚至男性还心甘情愿地充当“家庭主妇”和妻子的秘书的角色，成为女人的附庸，从而实现了男女关系的历史性位移，这正是女性作家们提出的女性“娼妇性”的最高目标，完全颠覆了传统家庭道德伦理中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女性要求破除传统社会的性别束缚，以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强烈愿望。

2．婚姻观中的“婚外情”主题

进入80年代后，日本女性的生存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日本在战后初期制定的新宪法中明确了男女平等原则，但在现实社会中父权制影响仍然存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依然支撑中婚姻和家庭制度。这种社会现实的强烈反差使女性们对性别歧视现象抱有强烈不满，表现在女性文学作品中多以女性的“婚外情”、私奔为题材。代表作家有森瑶子、仓桥由美子、津田佑子和增田水子。

以婚外情为主题作品，在日本古已有之，平安时代的《伊势物语》等即不乏这方面的描述。婚外情在日语中称为“不伦”，原指已婚男性与未婚女性道德婚外关系，现在也包括已婚女性的婚外性关系。1979年，女作家森瑶子发表了“堪称日本第一部主妇偷情小说”的《情事》，点触了日本“巾帼不让须眉”之婚外情的又一侧面。《情事》中的短篇小说《耳环》描写了女主人公身为富豪之妻，在酒会上和情夫翩翩起舞时发生关系的故事。森瑶子通过描写已婚女性的婚外情，探索女性身陷婚外情中的身心感受，抒发女性的自我觉醒与自我实现的诉求，反映家庭道德伦理在女性意识逐渐苏醒的背景下日益走向土崩瓦解的社会现实。

仓桥由美子在代表作《梦幻浮桥》(1971年)中描写了两组婚外情故事:一组是女主人公牧田桂子与恋人双方父母之间的私通关系;另一组是桂子夫妇与前恋人夫妻之间的婚外情，完全打破了传统女性对丈夫的“忠贞”，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妇道伦理。濑户内晴美的《私小说》中的主人公不仅有丈夫、孩子，还同时与几个男人保持交往。又如森瑶子的《砂家》(1989年)、芝木好子的《雪飘》(1987年)、大庭美奈子的《不同的信》(1989年)等作品都是以当代日本人的婚外情、家庭破裂、私奔为题材，反映了当代都市生活当中家庭观念和两性关系的更新与变化，以及女性传统道德观的解体。

3．两性关系中的“身体叙事”［12］尝试

“身体叙事”即“性爱”描写。8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日本社会趋于多元化，女作家们从女性角度出发，对多元文化碰撞中的新时代两性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是对男女性爱进行了大胆露骨地描写，这种现象被评论者称为“身体叙事”。

其实早在60、70年代的女性文学中就出现了凸显性意识方面的作品。河野多惠子的作品大多描写女性的被扭曲的性意识，如描写女性对幼童产生性欲望的《狩猎幼童》(1962年)以及描写女性希望受虐的《美少女》(1963年)。宇野千代的作品也多是以家庭为中心，描写自己的情欲生活。

而80年代后诞生的津岛佑子的《跑山女》(1980年)、富冈多惠子的《起伏的土地》(1983年)和《水上庭园》(1991年)、三枝和子的《响子微笑》(1988)等作品，以及新一代女性作家中山田咏美的《上床时间》(1985年)、增田瑞子的《单细胞》(1986年)、中泽惠的《感觉到海的时刻》(1989年)等作品都试图从“性”的社会角色入手，绘制超越婚姻之外的性及生育，揭示现代不合理的家庭结构，对男权社会的男女不平等提出挑战。

年轻女作家山田咏美的作品中大胆的性爱描写引起文学界及社会舆论的广泛争论，震撼了日本文坛。她的《床上时间》(1985年)描写了一位在俱乐部卖唱的女艺人，与一名黑人逃兵之间由性爱转为真爱的情感纠葛，书中的性爱情节描写大胆且露骨。松浦理英子的代表作《拇趾P的修炼》(1994年)讲述了一位女大学生假想自己右脚的大拇指变成男性生殖器，之后成为双性恋者的故事，打破了两性爱的二元定位，主张“性”的多元化，从根本上动摇和摒弃了既成的性观念。

90年代以来，小川洋子的《妊娠日记》(1991年)、富冈多惠子的《水上庭园》(1991年)、多和田叶子的《狗女婿》(1992年)、村田喜代子的《花野》(1993年)、高树信子的《水脉》(1994年)以及小池真理子的《恋》(1995年)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和视点描写了女人对“婚姻”与“性”的动摇，通过超越婚姻的性，或者超越性器官的性关系，来摒弃由男女构成的传统家庭道德伦理上的性论观。

日本女性文学道德观的衍变轨迹可以总结为:平安朝兴盛期的女作家们受儒家妇道伦理的影响，在作品中留下了不少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痕迹;但从近代起，由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输入，女作家们开始以女性文学平台为阵营，向封建妇道伦理掀起了一股批判旋风;到当代，随着女性的自觉、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女作家们从不同角度、多个层面否定、摒弃和颠覆传统妇道伦理的残留，对女性自然属性——“母性”的遗弃，对“婚外情”等有悖传统道德的渲染，以及对两性描写的大胆尝试，完全冲破了传统妇道伦理的樊篱，“既嫁从夫”等既成观念在日本女性文学中已荡然无存。

关于道德伦理的底线，评说不一。有些研究者提出:当代有些女作家，如山田咏美等，以描写男女间的肉体关系取悦读者，迎合读者的所谓“趣味”，创作了不少有悖社会伦理道德的伤风败俗作品，给社会注入了“毒素”。［13］更多的研究者认为通过这些作品中的“身体叙事”话语，可以看到新的妇女意识的重新建构——摒弃了束缚女性的最后一道禁锢，开拓了对人生、人性更真切的探索，逐步建立起后现代主义的日本女性文学构架。［14］——所站立的角度不同，观看到的风景定然异样;评论人的女性价值观直接影响他对女性文学影响的定位。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日本女性文学已经全然冲破了男尊女卑的传统妇德观念，克服了自卑感和依赖顺从心理，敢于积极挑战传统性别差异制度，试图清醒地看待自我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文学样式的价值展现，这正是女性确立“现代道德”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如何确立适应社会发展的“现代道德”将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和实践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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