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正廷

（文山学院 民族研究所，云南 文山 663000）

关于广南和富宁民间“地母崇拜”习俗的探讨

何正廷

（文山学院 民族研究所，云南 文山 663000）

崇拜地母，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习俗，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西南边疆的壮族民众之中，并与该民族的稻作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在云南壮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与旅游开发中，地区文化可以发挥积极而独特的作用。

地母崇拜；民俗文化；研究

最近，相关人士注意到，市面上流传的一本传统典籍《地母经》与清代云南广南府很有渊源，其中提到“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地母降笔于滇省广南府漳仙女山之地母庙”。究竟《地母经》与广南有何渊源？地母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地母文化在广南、富宁民族文化建设与旅游开发中能发挥何种作用？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发挥利用好地母文化，为进一步推动边疆经济社会与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经实地调查和走访侬丕祥、李兴富、杨光昭等老人及当地群众后得知，广南城确实有地母庙（亦称女娲庙），地址在莲城东郊的“先农坛”（后因又在庙前增建“三皇宫”而易名）。该庙于道光二十五年所立的碑文上刻有“新建娲皇神正殿暨左边厢房”等字样。庙内供奉地母女娲，信众在农历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日，都要入庙吟颂《地母经》。广南《地母经》纯阳吕祖序中讲：“地母何力焉，何以为名……昔炼石以补天者，其孰能之，唯女娲圣母是也。”此外，同属广南府辖区范围内的富宁皈朝象鼻山下也有地母庙（后合并改建为观音庙），且壮族各个村寨均立有庙宇供奉土地神，年年祭祀、颂经祈祷；而在广南文庙中则保存有一面“象耕”石刻，刻画大象牵犁在土地上耕作，旁边是和风吹拂的树枝和花草，还有云朵在空中飘动；皈朝象鼻山下则有“象鼻卷湖”的自然景观，据说“象鼻卷湖”还是清代以前土富州著名的八大风景名胜之一，而由袁隆平先生题写的“中国壮族稻作文化民俗科学研究基地”石碑也立在这里。广南过去还沿袭有一种名为“官撒种”的传统风俗，即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日，都要由广南知府与侬土司率文武官员和村社头人到莲城东郊的“先农坛”进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用三头白水牛在坛前的田里象征性地犁田撒种。此活动史称“藉田礼”，广南的老百姓则叫“官撒种”；而土富州则举行盛大的“三月三、赶珑端”活动。

地母庙、“象耕”石刻、三月三“官撒种”等传统文化现象一起聚集于原广南府及其所辖的土富州范围内，看似毫不相干，但笔者以为这一文化现象折射了古代的农耕文明、特别是稻作文明漫长的发展历程。或许广南、富宁一带，便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祥地，地母即稻作文明之母。

著名考古学家李昆声先生在其《云南在亚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中说：“最早驯化野生稻的民族是古代百越。”［1］壮傣语支各民族是古代百越的后裔。云南广南和广西那坡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土有炭化稻，证明壮族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将野生稻训化为栽培稻，他们是世界上人工栽培水稻的发明者之一。壮语称稻田为“那”，在广南、富宁乃至整个文山州及其周边地区，冠以那的地名比比皆是，如广南的那们、那糯、那朵、那伦、那洒；富宁的那能、那龙、那耶、那农、那法；文山的那么果、砚山的江那、邱北的那红、西畴的那马、马关的那往、麻栗坡的那登、师宗的纳桑、元江的那路、元阳的那里；百色的那崇、西林的那劳、靖西的那耀、德保的那甲以及那坡县县名等等。老挝含“那”的县名亦有60多处。徐松石先生在他的《泰族僮族粤族考》一书中还写道：“现在泰国那字地名多至不能尽举。尤其是沿小泰人入境的路线，那字地名更多。例如那利Na-li，那波Napoue，那当Na-thewn，那地Na-di，那何Na-ho，那沈Na-sane等。”［2］(P257)广西学者覃乃昌先生说：“由‘那’构成的地域性的地名文化景观，具有极为丰富而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它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民族文化史尤其是稻作农业史的本来面目，是稻作农业起源的鲜明印记。”［3］(P501)日本渡部忠世先生则说：“在热带亚洲纬度较高的地带，存在着一个粳型或者类粳型品种的分布区”，“那么，这些类粳型稻种的传播，究竟始于哪里，而又达到何处呢？我认为答案是比较简单的，根据这类稻种的成熟和感光度等特征来推测，传播的路线是由北向南，亦即发端于云南，南下到老挝和泰国”。［4］(P95-96)

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说：“壮人是古越人的后裔。云南东南部的侬人、沙人和僚人，也是壮语族的支系，古为句町部族。”［5］(P6)广南是古西南夷中句町方国的发祥地及其都城所在。据汉代班固《汉书》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句町方国归附汉朝，首领被封为句町侯，以其地置句町县，隶牂牁郡，属益州刺史部；汉昭帝始元年间，句町侯毋波又奉调“率其邑君长人民”参加平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为维护西汉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立了大功，因而被册封为句町王。自此之后，句町王室与中央的关系便更加密切，句町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从而极大的促进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及经济文化的发展。广南县城东北小尖山的汉代墓葬及牡宜发现规模庞大、规格很高的木椁汉墓群，出土了简牍、木雕车马具、黄釉陶、朱书有“王”字的漆木耳杯及铜鼓、铁剑、鎏金葬具、珠宝玉器和大批精美的青铜器皿，［6］以及西林普驮发现铜棺墓和铜鼓墓及出土许多珍贵文物，都印证了史籍记载的古句町国存在的真实性。句町悠久的历史表明：以壮族先民为主体的句町民众，很早就认同中华一统，并为共建中华文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我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乘象”和“象耕”曾是越人最典型的文化特征之一，如司马迁的《史记》把滇越称之为“乘象国”；袁康著的《越绝书》即有关于“象耕鸟田”的载录；樊绰的《蛮书》更讲：“开南已南养象，大于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又讲：“象大于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广南文庙中的“象耕”石刻显示：壮族先民确实使用过象耕。据了解，同为越人后裔的缅北坎底泰人及印度东部的阿洪泰人，至今还保持象耕这一传统耕作方式。广南《地母经》纯阳吕祖序中述及的“漳仙女山”或“南漳仙女山”，依汉语字义很难作出解释，但用壮（泰）汉语合璧词来理解，则涵义非常明确。壮泰语均称“大象”为漳（章），称乘象仙女为“囊南漳”（囊，壮泰语的意思是娘娘或仙女；南为乘或座）。在壮（泰）民族的传统观念中，地母即乘象仙女，由她统管大地，生养万物，教人耕田种地；而在汉族的传统观念中，地母则是炼五色石补天的女娲，她与伏羲结婚繁衍人类，因而成了人类的始祖。或许，早在句町时代，壮、汉民族经过长期而又密切的文化交流，已使这里的民众逐步产生了“南漳仙女”与“女娲圣母”同为一位至尊女神的共识，认为她既是大地之母，万物之母，人类之母，也是稻作文明之母。于是后人便在府城郊区风景最美的山上设先农坛、建地母庙，立至尊女神地母塑像，供人们顶礼膜拜，从而有了“地母降笔于滇省广南府漳仙女山之地母庙”的说法。

故广南府的《地母经》讲：“东西南北四部州，春夏秋冬母造成；江河湖海不离母，万国九州母长成……天下五岳仙山境，山林树木母造成；庶民百姓不离母，五谷六米母长成……绫罗绸缎从母出，四季禾苗母长成。”总而言之，大地上的万象万物都是由地母生成的。还说人人在世的时候，依靠这些东西来过活，死后尸骨还是要埋葬在地母怀中。此《地母经》又训导人们：敬地母，孝双亲，诵真经，行正道，可避灾劫，获常乐，得永生！

明、清时代，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广南知府和土司都要准备丰富的供品，率文武官员和村社头人到莲城东郊的“先农坛”，焚香祭拜地母，进行隆重的诵经祈祷仪式，并在坛前的田里举行盛大的“官撒种”活动；广南府及其辖区内的富州土司及广大壮族村寨的民众，更是借此机会表达敬畏地母、缅怀祖先神灵大恩大德的深厚感情，他们在村寨头人、长老和布摩的率领下，杀猪宰羊，上竜山、入社庙举行大祭，进行鸡卜，并抬着神像走村串寨，举行驱邪纳福、祈求风调雨顺和国泰民安的系列民俗活动，其间，有的还跳草人舞、春牛舞、手巾舞和纸马舞，有的则对山歌、唱壮戏、敲锣打鼓、舞狮耍龙。此活动连续三天，热闹非凡，既使广南成了传承农耕文化、特别是稻作文明的圣地，又使“三月三”成了壮族人民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

据央视国际介绍：三月三源于中原地区古老的上巳节，此节日形成于春秋末期，开始日期在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以后改为三月三日。从先秦到汉代，上巳节的习俗活动有三种：一是到水边举行祭祀仪式，并到水中洗浴，以祓除过去一年中的污渍与秽气，称为“祓”或“禊”。二是招魂续魄，在野外或水边招唤亲人亡魂，也召唤自己的魂魄苏醒、回归。先人认为自己的灵魂也如同万物一样随四季的变化经历发芽、成长到凋零的过程，故在初春要招魂。三是春嬉，青年男女到野外踏青嬉戏，并自由择偶或交合；而祭祀先农（王社）、行“藉田礼”则源于西周。周天子在率文武百官祭祀王社时，以亲耕为表率，宣扬“民之大事在农”、“王室唯农是务”。其后历代帝王即遵循这一礼制，由皇帝率文武百官到先农坛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到亲耕田亲耕，表达“尚农”、“重农”之意。明代始建的北京先农坛内，就有一亩三分地为皇帝行藉田礼时的亲耕之地。

过去，广南府在每年农历三月三日隆重祭祀地母时，知府和土司都要仿效历代帝王行“藉田礼”，举行盛大的“官撒种”活动，其意在传承中华文明，教化边疆各族民众，团结和睦，相扶相依。而今，我们在认真研究祭祀地母活动中吟诵的《地母经》之后，更感到此经文中所颂扬的内容与当今党和国家一贯倡导的保护生态、珍爱土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及社会和谐的主体思想，也是完全一致的。应该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很有必要进行挖掘整理，组织传习，并使之弘扬光大。

现在，人类寻根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广南和富宁等地的地母庙、《地母经》及民间早已有之的地母崇拜习俗，应该是一个满足人们寻根愿望最具魅力的文化亮点。因此，认真梳理地母文化，主打地母品牌，充分发挥民族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开发的关联效应，做大做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而随着国家对文化软实力的高度重视及振兴优秀传统文化的力度不断加强，许多专家学者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广南和富宁，特别是云南桥头堡建设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广南和富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其区位优势更是日趋凸显，打造高品位的文化旅游产业更是当务之急。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建议广南和富宁立即开展以下工作：

1.借鉴昆明重建金马碧鸡坊、大理重建崇圣寺的成功经验，及时规划并抓紧恢复或重建地母庙（“娲皇神正殿”）；

2.在广南和富宁各打造一尊大气而又慈祥的地母神像（广南莲城为金地母，富宁皈朝为银地母），供各地民众和中外游客祭拜观仰；

3.在广南和富宁各组织888名虔诚的地母信众，开坛吟诵《地母真经》（广南用汉语、富宁用壮语），为国为民祈福消灾；

4.由广南和富宁两县联合举办“地母文化艺术节”，并组织“官撒种”等民俗展演，全面展示壮乡地母崇拜的民俗文化；

5.由广南和富宁两县轮流筹备召开“地母文化”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与会，为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献计献策。

笔者以为：通过以上工作的开展，可以使广南和富宁再现昔日“地母文化”的辉煌，形成世界“稻作文明之母”的纪念地，亦可以使广南和富宁成为滇东南云集中外游客的最佳场所，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振兴作贡献。

［1］ 李昆声. 云南在亚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J］. 云南社会科学，1981，（1）：71-75.

［2］ 《壮族丛书》编委会. 徐松石民族学文集（上卷）［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覃乃昌. “那”文化圈论［A］. 壮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

［4］ ［日］渡部忠世. 稻米之路［M］. 尹绍亭，等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5］ 方国瑜. 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M］. 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

［6］ 蒋天灿，等. “广南黑支果乡发现古物”追踪“汉代木椁墓”出土大量珍贵古物［N］. 云南日报，2007-10-16.

（责任编辑 杨永福）

On the Worship of the Mother Earth in Guangnan and Funing County

HE Zheng-ting
(Nationality Research Institute,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663000, China)

Worship of Mother Earth, the Chinese ancient tradition and custom, is still intact in the Zhuang nationality of the southwest border, and organically blends with their rice culture.The culture of Mother earth can play an active and unique part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of Yunnan Zhuang Nationality regions.

Worship of the Mother Earth; folk culture; study

K892.318 文献标识码： A A 文章编号：1674-9200（2012）02-0011-03

2012 - 03 - 24

何正廷（1939 - ），男，壮族，云南西畴人，云南省民族学会副会长，壮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处原处长，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学理论和民族史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