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在晚清10年的政治舞台上，皇族及贵族出身的一批人始终比较活跃，他们对国际大势有相当深刻的观察，对中国处境有比较真切的体认，在新政—预备立宪这一系列政治改革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是晚清政治改革的主力。如果没有他们的呼吁、推动，没有他们那样近距离影响最高统治层，晚清的政治变革当然也会发生，但肯定不是已?发生的这个样子。只是这批皇族随着改革发展也在分化，而且当改革触及体制深层，可能会影响贵族阶层利益时，他们毫不犹豫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

【是皇亲国戚，也是改革先锋】

皇族从事实际政治当然不能说是绝对坏事。有时候，特别是当政治危机发生，皇族这些人毕竟是政治上最忠诚的铁杆捍卫者。不论是首席军机恭亲王，还是直隶总督荣禄，他们在推动维新运动的同时，都坚守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底线，就是严防康有为等年轻一代汉人政治家以变革为名暗度陈仓，“保中国不保大清”。（康有为确实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想法，这其实就是王夫之“亡天下”与“亡国家”思考的延续。）

根据康有为、梁启超师徒给我们描绘的故事框架，1898年秋天的政治逆转是因为皇权中心发生了分裂，是皇太后从皇上手中夺取了权力，是政治复辟。这个故事说了100多年了，我们不能说这是康梁师徒刻意造假迷惑当世和后世，但康梁的这个说法?不起历史检验。历史真实无须远求，清代官方文书所告诉的故事细节可能隐晦不彰，但脉络并不错——大致是光绪帝知道康有为等人盗用自己的名义，准备动用军队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的消息后，分外愤?，这也是光绪帝后来一再指责康有为等人“陷害朕躬”的背景。（《光绪朝东华录》）

光绪帝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100多天的操劳早已心力交瘁，现在又听到康有为等人的阴谋，不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受到了巨大打击。到了1899年底，似乎有一病不起的不祥兆头。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在慈禧皇太后的主持下对可能的接班人进行了考察，最终决定立端王载漪的儿子为大阿哥进行培养，希望在光绪帝生病期间能够替代一些礼仪性的活动。

己亥立储和随后而来的义和?事件、八国联军事件等，如果从宫廷政治层面说，实际上为皇族更大幅度介入现实政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契机，虽然有一批皇族成员因煽动利用义和?排外，被判定为“肇祸大臣”受到严厉处罚，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另外一批皇族背景的人却因为这一系列事件逐渐走到现实政治的前台，成为此后政治变革的急先锋。

1901年重新开始的新政虽然有复杂的国际背景，是列强政治压力下的产物，但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理路看，这是接续几年前的维新运动往前走。只是从政治主导力量说，先前的维新运动有一个庞大而无法驾驭的汉人知识群体。这一次，主导力量似乎牢牢控制在朝廷这里，汉大臣和各地督抚也起到相当大作用，但朝廷并没有像几年前那样因形势发展而失控。

朝廷的控制力，无疑来自满洲贵族特别是皇族力量的增强。

载沣等皇族成员被清廷刻意提拔起来之后，在政治上逐渐发挥了重要功能，1901年开始的新政和1905年开始的预备立宪，几乎全程可见皇族青年才俊的身影，他们可能没有汉大臣在科举道路上一步一步爬行的艰辛，没有汉大臣的文史功底和才华，但他们从小长在深宫大院，从小就在政治高层长者身边玩耍，?多见广，举止谈吐也颇有令人自叹弗如之处。所以他们在政治改革中大胆倡言，痛陈旧体制弊端，呼唤新体制，都是发自真诚之心，也确实对政治发展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载泽奏请立宪密折，对君主立宪的好处作了非常详尽的理性分析，尤其是“三个有利于”的概括，从现实主义政治?则上说服了皇上和皇太后。（镇国公载泽在《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强调君主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有利于外患减轻和有利于消弭内乱。参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

如果不是这些皇亲国戚开始觉悟，如果不是他们出面游说，预备立宪或许也会开始，但不可能这么顺利，不可能这样迅速。

【当改革进入“深水区”】

在端方、载泽等大臣通过秘密或公开管道，向朝廷建议实行君主立宪的同时，一大批封疆大吏、中枢大员也通过各种方式建议朝廷勇于改革，宣布立宪。各方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载泽等王公大臣力挽狂澜的透辟分析，终于使朝廷痛下决心，于载泽呈递密折的第三天即8月25日，毅然宣布按照预先计划继续进行，加派醇亲王载沣、北洋大臣袁世?等参与其事。

朝廷之所以在这份御旨中命令袁世?参与此事，大概是因为此时袁世?也有重要建言，已俨然成为立宪政治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8月26日，袁世?抵京。27日，与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等就考察政治大臣所提出的十份文件进行两天密集讨论。在大的?则上，各位与会者一致赞成朝廷宣布预备立宪，只是在实施步骤轻重缓急等技术性层面，看法稍有差别。激进如袁世?、徐世昌等主张从速实施宪政，略微保守的孙家鼐、铁良等强调不要操之过急，力主稳步推进。这里的所谓激进或保守，只是改革的策略而已，在改革大势已?确定的前提下，至少是这些参与者中没有人执意反对立宪。

高层会商的结果及时向朝廷作了详细汇报。1906年9月1日，光绪帝钦奉皇太后懿旨，宣布预备立宪正式开始。这是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过去出于革命史观对这场大变动多有保留，从比较恶意的视角怀疑清廷的立宪诚意，以为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对权力的酷爱，使她不可能真的同意让权，清廷也不会真的使用君主立宪分享权力。再加上后来突发事件的影响，几乎从事实上正面证实了这种恶意推测相当准确。从后来的事实看，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只是在1906年这个时候，皇族和满洲贵族确实在支持清廷走上政治变革之路，确实是力主君主立宪权力分享的。也确实有一股力量反对君主立宪，反对政治变革，但这股力量并不来自皇族，也不来自满洲贵族，恰恰来自汉人，来自庶族——

1906年9月30日，御史刘汝骥上了一个奏折，以为君主在立宪体制下没有风险没有责任就意味着没有权力，意味着大权旁落，因此他建议朝廷“大权不可旁落，总理大臣不可轻设”。10月8日，御史赵炳麟也上了一个反对折子。同一天，御史张瑞荫也有一个奏折，以为军机处关系至大，尽善尽美，废之恐君权下移。吏部主事胡思敬指责君主立宪是窃取外国皮毛，纷更我国制度，惑乱天下人心。（《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这些反对声音当然没有阻止清廷的立宪步伐。9月2日，清廷宣布成立编纂官制馆。两天后（9月4日），官制编纂大臣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相关事宜。9月18日，他们就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由载泽领衔报朝廷。这个方案只是规划官制改革大?则，比如在议会还不能很快建立时怎样落实君主主导下的行政与司法分立，以及中央部院应该怎样合理设置等。对于这个方案中的大?则，在此后讨论中也有相当争论，一个最重要的争论发生在铁良和袁世?之间。大致上说，袁世?主张：既然官制改革已?构建了共识，那么就应该乘着这个难得机会一步到位。而在当时中央官制体系中最不合理的就是权力至大而又无法负责任的军机处。按照君主立宪?则，肯定要设立责任内阁，就必然要裁撤合并一些部门，军机处就在这些当裁当并名单中。军机处对于满洲贵族和皇族来说，是落实权力的重要体现。铁良等人坚决反对废除军机处，反对设立责任内阁。

与军机处、责任内阁相仿佛的改革意向还有内务府的设置。既然君主立宪了，也就不存在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了，内务府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以此类推，还有八旗体制，翰林院以及太监的存与废。这些问题，放在一个常态的君主立宪体制下，当然都没有存在的空间和必要了。所以力主彻底改革的人以为，既然改革，何不一步到位，彻底改革呢？

对于袁世?与铁良以及其他一些人之间的争论，朝廷很清楚，但根据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则，清廷很快对此给予明确的政策界定，划出中央官制改革“五不议”的范围，即军机处不议，内务府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以此减弱改革的压力和阻力。这是一个大智慧，也就几年时间，恭亲王以来被视为大清命根子的军机处，到了1911年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时，自然而然地被裁撤合并，波澜不惊，再也没有人认为不应该。这是铁良等人在1906年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体制忠诚与皇族站位】

清廷的改革，不论行政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无疑都有不能逾越的政治底线。这些改革都是为了修正旧体制，改变旧体制中不合乎社会需要的东西。但改革从不意味着统治者会从权力体系中自动退出，更不意味着满洲贵族、皇族放弃对大清国的所有权。“保中国不保大清”始终是满洲贵族和皇族的心头之患，任何有可能伤害他们权利的改革，自然不会轻易接受。

我们后来者在总结清廷最终失败的教训时，一般喜欢指责清廷在最后时刻不知让权，不知权力共享，特别是满洲贵族、皇族到了最后时刻依然斤斤计较反复折腾。历史当然不能假设，而且这个善良的假设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大清国的?山就是这些皇族和贵族一起打下来的，现在改革了，要君主立宪了，?本就是要让大清国更加好，凭什么要让他们这些达官显贵皇亲国戚退出政治舞台？既然在预备立宪时就要实现满汉平权，除了皇室再也不存在什么皇亲国戚，那么他们这些政治舞台上已?站了位子的人为什么不能一如既往继续站下去？至少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何况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他们这些皇族贵族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也是中流砥柱、改革先锋呢？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在预备立宪几年过程中，以袁世?为代表的汉大臣确实毫不掩饰对权力分享的高度觊觎。这种情形在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在世时当然问题不大，皇太后几十年与汉大臣打交道的?验和光绪帝亲政以来的?历，使他们有办法让这些庶族出身的汉大臣忠心耿耿、兢兢业业。

然而1908年之后，光绪帝不在了，强势的皇太后也不在了，强势的权力中心被弱势的摄政王监国载沣和隆裕皇太后组合所取代，不论汉大臣、满洲贵族还是皇族，似乎都对这个变化缺乏心理准备和调适。特别是稍后的外部危机尤其是日俄不断在东三省挑起的外交危机，使满洲贵族和皇族在对权力的看法上产生了严重错觉。对于摄政王，他们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出来?助其渡过危机。所以在摄政王接收权力之后第一步，这些满洲贵族为了防止汉大臣攫取更大权力，首先找到一个机会和借口，将袁世?开缺。

【政治危机会像传染病一样持续发酵】

当清廷宣布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十三名内阁成员中竟然有九名来自皇族或满洲贵族，这就在预料之中了。这就是统治者对自家之外的人不信任。在他们的概念中，对体制最忠诚的人，一定还是自己的子孙。

皇室出身的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以及?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在第二天就向摄政王提出辞职，这一举动虽然带有传统政治虚应故事的性质，但他们或许多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摄政王当然不会对朝廷的决策朝三暮四，当然不会同意庆亲王等人辞职。之所以坚持既定方案，显然有着自己的考虑：第一，现在公布的内阁名单，只是一种过渡时代的过渡形态，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第二，立宪国家的政治改革，是泯灭一切种族身份，所有种族一律平等，所有出身都不再区分贵贱。汉人可以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满洲人乃至满洲贵族同样可以。更何况，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这几个出身皇族的内阁成员，也并不是五谷不分的草包饭桶吧？他们毕竟在过去几年预备立宪运动中冲锋陷阵，做了不少实事。第三，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似乎也就那么多人，可供摄政王选择的实在太少了。汉族出身的高官自老一代李鸿章、张之洞相继去世，袁世?被开缺回籍后，真正有力量有影响的人物实在还没有出来，北洋系自袁世?以下的政客如段祺瑞、冯国璋等都还不算成熟，汉族士大夫中的杨度、张謇等人，给人的感觉是还差那么一个层次。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人才其实也是如此，自恭亲王奕䜣去世后，真正为大清王朝撑起门面的，也就只有庆亲王奕劻。至于新内阁中另外几个满洲贵族政治新秀，那都是最近若干年刻意培养出来的，现在除了他们，也真的没有多少可用之才。

只是中国的情形太特殊了，处于过渡期的立宪政体，如果不让满洲贵族承担主要角色，他们怎愿逐步放弃权力？说到底，立宪政治就是要逐步削弱乃至剥夺皇帝的绝对威权，但一上来就这样做，又有多少可能？所以，皇族内阁的出现，在当年中国是个不得已的“赎买政策”，既然先前那么多年都容忍了皇族成员对现实政治的干预、介入，现在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而且，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清廷确定的立宪目标已?是不可更易的，1913年就要实行完全意义上的立宪政体，也是确定无疑的。届时，新的政府必须重新组织，而新的政府就是立宪政体下与议会真正对立制衡的两极，如果此时筹建的政府是一个比较弱、效率不高的机构，能够保证两年筹备期诸多事务按时按质完成吗？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仅是社会所需要，也是任何政治改革过程中都必须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必将遇到无数压力和困难，必将遇到来自皇族的反对和抵制，因为他们毕竟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当皇族成员出面反对时，?最有力量出面反击或劝阻呢？当然是皇族自身。

内阁名单的发布引起了国内外一些人的反感，以为这个名单确实不理想，尤其不合宪政?则。更重要的是，这个以皇族为主的新内阁，恰恰证明了孙中山等人多年来的指责，证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决不会还政于民，决不会让汉人掌握政府主导权。凡此，对清廷尤其是摄政王政治威信的伤害都是巨大的，也是此后政治演变越来越不利于清廷的一个关键点。

满洲贵族就这样弄巧成拙，得不偿失，坐实了革命党人的指责。“皇族内阁”不是一般的有?观瞻，而是深刻影响了大清王朝的政治前程。

清廷错过了一次改组内阁的机会，紧接着就是武昌起义，就是政治危机，在这种状况下，改组内阁更不可能，因为哪一个大臣也不愿在这个时候显得自己不出力，显得自己想疏远朝廷。然而，武昌起义?本就是对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的抗议，清廷不愿正面回应这两大问题，只能激起更大范围的反抗。紧接着，湖南、陕西等省相继独立，清廷除了按照常规派兵镇压，根本无法拿出能够平息事态的有用办法。

各省危机像传染病一样持续发酵，但只要有中央军在，各省新军在摄政王看来或许并不是心头之患。然而让摄政王想不到的是，10月29日，驻扎在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统领蓝天蔚等起兵发难，通电奏请立即实行立宪，又奏政纲十二条。

中央军发难终于使清廷感到了恐惧。当天，资政院?议决，奏请罢亲贵内阁，特简贤能为内阁总理大臣，并使其组织各部国务大臣，负完全连带责任，以维持现今之危局，团结将散之人心。稍后，朝廷以小皇帝名义下诏罪己，承认皇族内阁多用亲贵是不对的，是违反立宪宗旨的，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以袁世?为内阁总理大臣；宣布军谘府大臣载涛开缺。在随后宣布的《宪法十九信条》中，清廷也对未来的政府组成提出新规定，强调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宣布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应该说，这些规定都是对的，基本上满足了先前各方要求，由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危机大致可以平息了。

【最终失去重建信任的机会】

11月3日，清廷匆忙中颁布了《宪法十九信条》，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进步。16日，袁世?的责任内阁正式组成。应该说，这两件大事做得相当漂亮，立宪党人的怨言大致平息，中国转向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只有一步之遥。这一步就是根据《宪法十九信条》召集正式国会。国会召集，就意味着君主立宪全部完成。

然而，正式国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怎样召集，《宪法十九信条》和《钦定宪法大纲》这两个重要文件都没有列出具体办法。鉴于此，资政院于11月5日议决几件大事，一是奏请清廷准许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为政党。这当然是为议会选举做准备。二是奏请速开国会以符合立宪政体。清廷对这两个奏请都有积极正面回应，指令资政院从速拟订议决《议院法》、《选举法》，办理选举。表示一俟议院选定，即行召集国会。君主立宪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但不论清廷还是资政院，觉悟都显得太迟了，动作都显得太缓慢了，南方独立各省等不及了，没有独立的省份也有点等不及了，大清国大厦将倾的感觉越来越严重。不得已，清廷于11月14日下诏命各省督抚从速公举素有声望、通晓政治、富于?验、足为全省代表者三五人来京公同会议，以定国是而奠民生。又派张謇、汤寿潜等人为宣慰使，前往各省宣布朝廷政治改革的决心和宗旨。只是这些宣布已?意义不大，这些人即便有愿意从命者，但他们又能说什么做什么呢？南方独立各省按照自己的轨道前行，23日，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等联名通过美国公使致电清廷，要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

南方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清廷就没有机会。事实上，如果清廷内部给予密切配合，已?就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应该还有办法让南方放弃成见，重回君主立宪轨道。所以袁世?12月8日在与北方和谈代表谈话时依然强调君主体制是万万不可更易的，这个制度是他们那一代中国人十几年来的政治选择，是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两个极端体制的中和。袁世?还极端沉痛地表示：我袁家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为此君宪到底，不知其他。袁世?就此反复推论数十分钟，语极沉痛。听众也深受感动，如代表刘若曾、许鼎霖等出来之后无不喜形于色，以为君主制度的保存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至少袁世?在内阁已没有什么疑问了。（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根据严复的观察，此次南北冲突无论如何结束，南方革命党人大约有两点所必争的：一是事平日久，复成专制，此时朝廷虽布有信条，但朝廷皆不可信，须有实际的钳制措施方能使他们放心；二是党人有的确可以保全性命之方法，以谓朝廷累次失大信于民，此次非有实权自保，不能轻易息事。党人的目标不是对着袁世?，而是对着朝廷。根据严复研判，如果继续沿用君主制，则小皇帝的教育必从新法，海陆兵权必在汉人之手，满人须规定一改籍之制。（严复《与陈宝琛书》）

严复的观察是对的，关键是清廷必须拿出诚意重建信任，而这个诚意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尽快进行议会选举，构建一个正式的民选国会。然而在这一点上，清廷内部的那些死硬皇族，不愿让步。这就彻底惹恼了南方革命党，还有立宪党人，甚至还有北洋系新军将领。他们以为清廷是故意拖延时间，继续耗下去意义不大。12月20日，唐绍仪在第二次谈判中发表了一通他个人赞同共和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君主立宪越来越不可能??

至此，皇族中的强硬派已很难?盘——从改革先锋彻底转向反革命，他们确实已失去人心，没有多少活动空间，更不要说胜利的机会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