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西京国子监考探

2012-01-29张祥云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6期

张祥云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西京国子监，又称国学［1］2972、西学［2］卷342:10900、西监［3］340，其前身是原河南府学，宋仁宗景祐元年始正式命名为国子监［4］卷5:35，成为西京洛阳的中央分司机构之一。了解该机构的形成、变迁轨迹，有助于我们对陪都西京的政治、文教地位的认识和了解。故笔者在爬梳史料的基础上，作一考探。

一、西京国子监设置时间

西京国子监的建立时间，史籍记载不一，主要说法有三:一是建立于宋太宗时期。《宋史·礼志》有载:“太宗亦三谒庙……又命河南府建国子监、文宣王庙，置官讲说及赐九经书。”［2］卷105:2457这是记述其建立时间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史料，具体时间不详。二是建立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王应麟言:“景德四年二月癸酉，诏西京建太祖神御殿。乙亥，诏置国子监、武成王庙，成日置官讲说，赐九经书。”《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也记载说，景德“四年二月，诏河南府规度地位，修建国学。候成日，当置学官讲说，并赐经书”。同书引《山堂考索》也言“景德四年二月癸酉，就西京建太祖神御，又置国子监、武成王庙”［1］2972。以上史料所言年月一致，只是日期稍异。第三种说法是在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设立。王栐《燕翼诒谋录》言:“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癸酉，诏以河南府学为西京国子监，置分司官。”［4］卷5:35同书卷五又言:“西京学校旧为河南府学，景祐元年诏改为西京国子监，以为优贤之所。”［4］卷5:47李焘说，宋仁宗景祐元年五月壬申，“以河南府府学为国子监。后唐同光三年(926年)，初建文宣王庙。咸平三年，重修。旧止名府学，于是，直集贤院谢绛论奏，乃正监名”［5］。这三条史料在具体月日上又稍有差异，但在景祐元年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那么这三种说法以谁为准呢?下面从相关的史料来分析判断。

首先，这三种记载当各有所本。据现存史料来看，宋太宗时可能曾提出要恢复西京的国子监，不过没有实现，只是在前代基础上重修了文宣王庙①后梁开平三年，洛阳就应国子监官员的请求创置了文宣王庙。薛居正《旧五代史》卷5《太祖纪》5载:“十二月乙丑……国子监奏创造文宣王庙，仍请率在朝及天下现任官僚俸钱每贯每月克一十五文充土木之植。允之。是岁，以所率官僚俸钱修文宣王庙。”参见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1页。。所以宋真宗时期没有再建的记载，只是在咸平三年(1000年)予以重修。

其次，就史料来看，宋真宗景德四年确曾下诏命河南府选地建设“国学”和武成王庙，其结果是学校和武成王庙都建了，但学校并没有正式给予国子监称号，而被称为“府学”［5］卷114:2677。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宋仁宗景祐元年，才在河南府通判谢绛的请求下，依照唐代于陪都置国子监的先例，“乃正监名”［5］卷114:2677，并“置分司官”［4］卷4:35。这实际上反映了西京国子监设立的曲折过程。但结果往往被更加看重，尤其是中央大员“分司官”的设置尤为重要，是西京国子监正式成为中央教育机构的标志，所以，西京国子监正式建立时间当以景祐元年为准。

二、西京国子监执掌及人员配置

西京国子监的执掌和人员配置，史籍没有明确记载，只能参考东京国子监及一些零碎史料来分析判断。首先来看一下其职能状况。据龚延明研究，宋初的国子监与国子学合二为一，负责聚生徒讲学，并掌刻印、出卖经书等公事。庆历后，国子监掌管教授经术、荐送诸生、刻印书籍公事等职能日益突出。元丰改制后主要掌管国子、太学、律学、武学、算学无学之政令与训导事，以及刻印书籍等［6］343-344。同样，作为国家设在陪都西京的西京国子监的职能也应大体如此。天圣、明道间，“时王君寓家河南，其二子始习业国子学，日从诸生请学于予”［7］卷29:412，说明西京就已经有国子学的存在。西监正式建立后，河南府通判谢绛“延致旧儒，解经术以教学者”［8］。王安国在神宗时期教授西京时，被邵雍称为“太学先生”［9］，说明当时西京太学的存在。而程颐在元祐间“专主教导”［3］557于西京国子监。另外，从苏颂言孙永“自少敏于文词，尝从诸生肄业西京国子监，公私试常在第一。尚书公谓之曰:‘洛阳英俊所集，尔年少不宜多上人。’因不复令与诸生员校试”［10］，可见当时的西京国子监的规模及职能概貌，即学业门类广，生徒众多，人才荟萃，有名流学者教导授业。史料显示，西京国子监一度充当国家举行科举活动的重要场所，如知贡举宋白等曾建议:“已得解在千里内者，委本处(东京)重加考试，乃发遣千里外者就西京。仍乞戒励试官，务令精核。”“从之。”［5］卷28:640-641显然，西京成为东京开封之外的又一教育、科举考试中心。故而，欧阳修曾感叹说:“何须向阙里，首善本西京”［7］卷56:800，对其功能地位予以充分肯定。

西京国子监的机构编制情况。据龚延明研究，宋前期，东京国子监设判监事官2员(一员称同判)，待制以上称“判”，非待制官称管勾官(一员称同管勾)。国子监直讲8人或10人，又有国子监讲书、说书等。丞、簿各1人。元丰改制后，官额有国子监祭酒、司业、丞、簿各1人，以及太学博士、国子正、录，学谕、直学、斋长，等等［6］343-344。以上设置情况在西京国子监也应不会有大的出入，请看有关史料: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八《儒学志》一载“绍兴九年，叶公梦得更造学，援西京例，奏增置教官一员”。材料说明，西京国子监的主要长官确为2人。另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六载，景祐二年(1035年)“诏国子监直讲一员，兼领监丞、主簿事”。说明西京国子监有直讲1人，并“兼领丞、簿之事”。而王栐《燕翼诒谋录》卷四载:崇宁四年(1105年)秋七月，“诏罢三京国子监官，各置司业一员，其眂京具体而微矣”，则说明司业一职在宋徽宗崇宁年间才主管西京国子监事务，表明西京国子监政治地位曾一度被削弱。此外，西京国子监还设置有博士、教授、助教等。

三、西京国子监学官的选用和待遇

北宋自建国后提倡“务农兴学”［11］，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讲礼文、登隽贤，欲一以声教格民于太和”［12］。因此，宋政府对西京国子监也十分重视，对其任职人员有较严格的资格限定。

(1)对国子监主要长官的任用。西监最高长官一般由名流高官出任，“出纳钱粮而已”［13］，位高职闲，属于“优贤”［4］卷5:474性质。由于资历差异，其署衔有判、同判、权同判，管勾、同管勾、权同管勾等不同称谓。到宋神宗时，此职成为朝廷安置政治异议者的首选之一。史载:“增置三京留司御史台、同判国子监及诸州宫观官，以待卿监、监司、知州之老不任职者。王安石亦欲以此处异议者，遂诏毋限期。”［14］不但增加了“同判官一员”，且可以连任。此后又规定，如任职人员须“精神不至昏昧、堪厘务者”［1］2753才行。元丰五年(1082年)再次下诏:“应尚书吏部陈乞留台、宫观、国子监人，年六十以上兼用执政官恩例者，通不得过三任。”［1］3591对任职次数作出了限制。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七月，“诏罢三京国子监官，各置司业一员，其眂京具体而微矣”［4］卷4:36。即曾一度取消这一职位，由国子监副职国子监司业充任国子监总负责人，在形式上降低了包括西监在内的三京国子监的政治地位。但不久就又恢复原来的制度，如在宋高宗建炎年间，司马光的侄孙司马朴就曾担任过“同判西京国子监”［15］的职务。该职务暂时空缺时，一般由河南府知府选拟暂代人选，并奏请中央批准。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因程珦身亡，知河南韩缜就“请以其弟琉特权管西京国子监”［5］卷439:10585，并获得了同意。

(2)西京国子监教授、博士等学官的选用。教授作为学官之设，始于宋仁宗天圣兴学，到庆历年间得到普遍设置。其主要职责是“以经术、行义训导、考核学生，执行学规”［16］。多为朝臣荐举名流学者担任，程颐就曾受司马光等人的推荐而“充西京国子监教授”［5］卷361:8648。

宋神宗时，在加大对官学资金投入的同时，还加强了对教育机构学官的选拔和任用。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诏诸路置学官，州给田十顷，为学粮，元有学田不及者益之，多者听如故”。又诏中书，“五路举人最多处，惟河南府、青州已举学官，余州皆选置教授”［5］卷221:5372。八年(1075 年)又“诏诸州学官，先赴学士院试大义五道，取优通者选差”［17］。还实行了专门选拔四京学官的考试制度，如黄庭坚就曾参加过“举四京学官”［2］卷444:13109的考试。元丰元年(1078年)，全国共设学官53人，其中西京国子监占有一个名额［18］。后来，西京国子监又增加了一个学官名额，达到两个。这反映在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八《儒学志》中:“绍兴九年(1138年)，叶公梦得更造学，援西京例，奏增置教官一员。”可见，西监学官为两员，并被南宋陪都所仿效。学官人数的增加，显示了宋政府对西监的重视，同时也显示其生员众多，事务繁重。

西京国子监设有博士职位，或称留监博士、西京国子博士。宋仁宗景祐年间，杨建勋就曾为“西都留监博士”［19］。楼照也在宋徽宗政和年间出任西京国子博士［2］卷380:11715。那么其执掌和选用情况如何呢，“博士者，一郡之统学也”［20］。“西京博士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21］这说明，西京博士也是西监重要的学官，一般由知名人士为之，而非选举任用。

此外，西京国子监还设有国子监说书一职。熙丰间司马光居洛时，张云卿曾“俾为国子监说书，得月俸七千以养”［22］。显示当时国子监说书的每月俸金为7贯钱。其他人员的俸金则反映在下面一条史料中，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下发的一道诏旨，其中涉及到西京国子监官员的薪水“添支”:“诏三京留台、国子监及诸州宫观、岳庙，所差提举管勾官等添支，大两省、大卿监及职司资序人视知小州，知州资序人视小州通判，仍各依本人见任官，武臣仿此。遥郡以上罢正任及遥郡改授南班官，元系文资换者却与换文资，功绩殊异者别取旨。”［5］卷213:5188即各随其本官资序及功绩高低有所差别，没有统一固定的标准。总体上来说学官的俸禄是不高的，并常常不及时发放。胡寅《斐然集》卷二十《悼亡别记》记载说:“教授官冷，俸薄不以时得。寅破君奁，乃与英俊相追随，费且尽，君不见于辞色。”这显示西京学官的俸给少而经常被拖欠，日常生活都保障不了，不得不动用家人的私房钱。由此可见当时学官的生活窘迫之状。

四、西京国子监与现实政治

西京国子监设置本身就是宋代政治的产物，是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其存在和施教内容必然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这首先表现在学官的选用上。如在熙丰变法时期，崇信王安石学术的杨畏就被委任为西监教授，“以所著书谒王安石、吕恵卿，为郓州教授。自是尊安石之学，以为得圣人之意”。而被“除西京国子监教授”［2］卷355:11183，王安石之弟王安国也被委任为西京国子监教授。但王安国对其兄的施政措施颇为不满，而沉迷于声色:“安国教授西京，颇溺于声色。安石在相位，以书戒之曰，‘宜放郑声’。安国复书曰，‘亦愿兄远佞人’。”［2］卷327:10558正是在这一大的政治背景下，西京国子监培养的学生也必然接受王安石的新学内容。苏辙曾受朝廷差使到西京考试诸生，就曾对当时王安石新学之盛而感叹说:“旧学日将落……选试谬西洛。群儒谁号令，新语竞投削。”［23］宋哲宗即位，发生了元祐更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程颐因与司马光、文彦博关系密切，不但“充西京国子监教授”，甚至走进朝堂当了皇帝的老师。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程颐又不得不回到西监。绍圣中，又被“削籍窜涪州”，河南知府李清臣“即日迫遣之，欲入别叔母亦不许”［2］卷427:367。宋徽宗时期，程颐又被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2］卷19:367，境况更惨。由此可见，虽然远在陪都，西京国子监随时都受到中央政治形势的变化影响。

此外，西监虽然作为中央直属机构，却不免事事受到地方机构的牵制，才是其窘境所在。请看下面的史料:

伊川曰:“凡物有形则有名，有名则有理，如以小为大，以高为下，则言不顺，至于民无所措手足也。”先生判西京国子监，谓门人曰:“今日供职，只第一件便做它底不得。吏人押申转运司状，某不曾签。国子监自系台省，台省系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状，岂有台省倒申外司之理?只为从前人只计较利害，不计较事体……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若久做，他时须一一与其理会。”［24］

这条史料反映的是程颐判西监时，遇到的一件很别扭的事，即针对本监之事必须申报给路级机构转运司而发的一通议论:认为不符合常理，名不正、言不顺，而欲作一理论。这恰恰体现出西监的窘迫政治现实，甚至说是西京陪都的困窘政治现状。

［1］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28.［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程颐，程颢.二程集·附录［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4］王栐.燕翼诒谋录［M］.诚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7.

［7］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8］蔡襄.莆阳居士蔡公文集:卷20［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0.

［9］邵雍.伊川击壤集:卷8［M］.四部丛刊本.第2册:102.

［10］苏颂.苏魏公文集:卷53［M］.王同策，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805.

［11］蒋涟.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碑记［M］//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