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樊纲的经济思想
——对公有制经济运行的全面分析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樊纲认为，对公有制经济运行的分析，不仅在方法上要突破古典经济学的常规，而且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在公有制经济下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膨胀是总需求膨胀的根本原因。公有制下的总供求缺口与宏观经济扭曲，导因于个人的“收入幻觉”和个人高消费意向与计划者积累意向的矛盾；存在于政策高增长愿望与增长的实际可能性的矛盾；存在于公有制各基层单位以资源占用为对象的利益竞争中；存在于具体投资决策人利用公益投资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中。公有制下的总供求短缺会引起过度增长，但过度增长并不能消除短缺。

公有制经济；过度增长；短缺经济学

樊纲一直以来被学术界誉为宏观经济理论方面的专家，他运用西方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的现实，特别是公有制体制下的中国经济运行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这部著作中。

《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是樊纲前期理论的一个代表作。这部著作体现了他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主要是公有制经济的一个全面思考。这其中不仅有方法论上的突破（既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还有理论认识上的拓展。其重点是对需求和总供求失衡及其宏观后果进行了分析。《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受到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的启发，但又超越了《短缺经济学》。这使得国外学者发现，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除了《短缺经济学》，还会有新的参照。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外大学将《大纲》列为教学参考书的原因。

一、《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产生的现实与理论背景

现实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经历了经济过热、高通货膨胀、抢购风潮、国民收入超分配、高消费等一些宏观经济现象，以及经济结构扭曲等。这些现象本身让人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宏观现象的出现？是一般经济中都会出现的正常的经济波动，还是经济体制中固有的矛盾暴发的结果？这引起人们的思考。

另一个理论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风行一时，人们对很多社会主义经济现象的困惑都可以由短缺得到解释。《短缺经济学》也被看作是那个时候最为“有用”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过科尔内的著作也有不足，即他并没有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各种方面作出全面的、完整的分析。他主要分析了企业行为和计划者行为，而缺乏对公有制经济中个人（劳动者和消费者）行为以及地方等特殊利益主体行为的分析；在分析企业行为时，他主要分析了约束（所谓预算软约束）方面的问题，而几乎未对企业（以及其他各经济行为主体）的特殊行为目标（利益目标）以及追求这种目标的行为特征作任何说明，而缺乏对特殊目标的分析，显然不能充分地解释经济行为，也不能全面地说明经济现象。在《短缺经济学》中，短缺这个核心概念更多地是（不是完全地）当作分析前提存在的，而不是首先作为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加以论证的；总量短缺和结构性短缺这两方面的关系在他的书中是经常混淆的。并且，在我们看来，科尔内对他当作整个理论基石的“预算软约束”概念的定义，也是存在缺陷的。而这些问题，正是我们将进一步加以分析、论证的。如果说科尔内当初的《短缺经济学》是以传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为现实出发点的，那么《大纲》这本书，则进一步受益于对改革后的公有制经济实践的观察。

二、《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的理论抽象与现实基础

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指的都是“以公有制为主、其他所有制成分为辅”的经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落实到对公有制经济的分析。

公有制经济模型，当然主要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某些现实关系进行适当概括、抽象之后得出的，理论分析所针对的也主要是中国经济发生的一些问题。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其一，这一理论模型，是在所有社会主义经济的更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所针对的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些经济问题。因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具体因素的作用，公有制经济的某些关系可能在一个国家中表现得不很明显，但在另一个国家中却表现得较为明显，它们因此也会被概括出来，成为理论模型的组成部分。其二，这里的公有制经济理论模型，不是从某一特定时期的现实中概括出来的，而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全部历史和现状中概括出来的。事实上，也只有在公有制经济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各方面的内在关系和内在矛盾有了相当充分的展开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对其有较完整、较深入的理论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作为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为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公有制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前提。没有改革之后的经济实践，某种方面的经济关系，不会显示得如此清晰。而对公有制经济运行机制则抽象两种：一种是计划者主权机制，另一种是多元主权机制。这里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即使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基层单位和个人的特殊利益，也并不是在引导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完全不产生影响。比如各地方和企业在“中央计划会议”上的“劝说”活动，就会使他们的特殊利益，在最终形成的计划中有所体现，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某种引导经济运行的实际作用（这些问题我们后面都要进行分析）。只不过作用较小，并只有通过“中央批准”才能实现，而不能“自主”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实中就不存在绝对的单一“计划者主权机制”，它与多元主权机制的现实差别，只能从相对的意义上去把握，从其他行为主体发挥作用的程度和形式的差别中去理解。计划者主权机制指的是那种基层和个人不能“自主”决定经济变量，在引导经济运行中作用较小并只能通过“劝说”计划者才能间接发挥一定作用的机制；而多元主权机制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们能够直接、自主地决定一些经济变量。

结合中国公有制经济运行机制的现实可以发现，在中国公有制经济40年的变化过程中，两种运行机制及其一些具体形态，都曾存在过。

三、利益矛盾分析法

樊纲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大纲》理论形成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唯物主义地分析现存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实证方法和从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利益矛盾出发说明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的矛盾分析方法，是《大纲》理论、观点和方法论的重要源泉和指导思想。公有制经济中的各种特殊利益矛盾，都是公有权基本矛盾的进一步的展开形式：

在计划者积累意向与个人高消费意向的矛盾中，计划者不是最终所有者却作为公有权主体行使职能，不进行消费而考虑积累；个人作为公有制下的个人有权享受资本的收益，却不考虑资本积累而只进行消费。在经济整体的预算硬约束与基层单位预算软约束的矛盾中，计划者作为公有制经济整体的代表必须负责合理配置资源和合理分配收入，同时承担一切经济损失的责任；而基层单位，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一个局部，不是生产资源的所有者，却可以更多地占用资源为自己争取到较大的特殊利益，并可以转嫁损失。在管理者与劳动者的矛盾中，管理者作为被委托人，必须行使所有者所委托的职能，但他自己却不是所有者；而每个劳动者，不行使所有者职能却在与管理者的关系中处在所有者——“主人翁”的地位上。在公益决策与私人利益的矛盾中，公益决策以全体所有者的利益为目标，但却只能由处在非所有者地位的个人来行使决策权；每个决策者，他所在的公共职位要求他从全体所有者的利益出发行使职权，但他自身作为非所有者的地位却会导致私人利益对公益决策过程的渗透。

事实上，就认识形成过程而言，樊纲是从这些具体矛盾中进一步抽象出公有权基本矛盾的。公有权的基本矛盾是这些具体矛盾的“公因子”；各种特殊利益矛盾，是公有权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

由此也可以看到，所谓“产权缺位”的理论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公有产权在各种经济活动或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从未“缺位”，相反是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只不过总是处在某种特殊的位置，形成某种特殊的经济关系，有其特殊的经济效果。而这正是公有制经济的特殊性所在。

四、总需求膨胀的成因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总需求膨胀或者说经济过热。这也是《大纲》首要分析的对象，而利益矛盾分析法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总需求膨胀不外乎消费需求膨胀、投资需求膨胀以及净出口膨胀。《大纲》重点分析了前二者，即国民收入超分配形成的高消费，私人利益导致的投资膨胀以及货币倒逼机制形成的货币供应量的被动增加。前两条（高消费与投资膨胀）可以说是总需求膨胀的根本原因，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前两条内生出来的一个结果。

（一）多元主权机制下的国民收入超分配与高消费

在计划者主权机制下，一切由计划者“说了算”。因此，这时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就与计划者的积累意向相适应。它根据自己的积累意向，再考虑到“个人收入的储蓄倾向”，决定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

在多元主权机制下，计划者不仅仍然拥有利用货币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权力，而且拥有对初次分配的一定控制权，特别是对个人收入所占比例的控制权。工资总额及其等级，仍是统一规定的；对利润中可提取的奖金份额，则或是通过规定上限的办法（奖金封顶），或是通过征收“奖金税”的办法加以控制。在这些问题上，企业有一定的自主权，不过作用有限。但是，由于这时基层单位还拥有其他方面的自主权，就可能（不是必然）通过以下办法扩大个人收入，改变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第一，利用支出自主权，扩大各种对个人的实物发放。可利用集团消费的办法，扩大集体福利支出；或是通过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的方式，扩大一部分人的实际收入，然后把这些费用以各种名目计入成本或各种专项基金支出。无论记在什么具体的账目下，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总账中，他们事实上都是属于个人收入Ⅱ或个人收入Ⅲ被分配掉的。这种情况可以被称为“吃利润”或“工资侵蚀利润”。第二，利用“承包制”下的生产自主权，通过提高短期利润，扩大个人收入部分。承包制的基本方式是利税承包，如果上缴利税为一定，那么当年利润越多，企业利润留成和能够分配到经营者和职工手中的个人收入就可以越多。但利润增多并不一定是由于经营有方和多付出劳动来得来的，而可以是对现有固定资产进行更大强度的使用的结果。因此，如果计算当前劳动成果的话，至少应从新增利润中减去固定资本折旧，以保证原有资本存量和社会生产能力不下降（且不谈提高）。而如果把这部分折旧也作为利润并进而当作个人收入分配，就相当于在加速资本损耗的同时却没有相应地加速折旧。这样，就会发生所谓的“吃资本”。

可见，在多元主权机制下，基层单位有了收入分配的自主权和扩大个人收入份额的客观制度条件。这种客观制度条件只是个人收入扩大的可能性或必要条件，但还不一定成为必然。多元主权机制下个人收入扩大的必然性，要在这种制度条件的基础上，通过个人高消费意向实际所能起到的作用来加以说明。

在企业拥有自主权的情况下，个人的高消费意向就能够较容易地通过企业职工与经理人员的日常的直接联系产生影响。职工增加收入的要求，会形成决策人员日常活动中直接感受到的巨大压力。为了生产经营管理上的方便，为了与职工保持良好的关系，为了经理、厂长自己的“连选连任”，他们即使不“主动讨好”职工，也会经常在职工的压力下做出种种妥协让步，设法“为大家谋点利益”。而最重要的在于，就象企业本身的特殊利益中具有二重性一样，企业经理人员所处的经济地位也具有二重性。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他是上级委派的工作人员，任务之一就是代表公有权主体维护公有财产的利益，保证公共收入份额的实现以进行资本积累。但在另一方面，他却与职工具有共同性：他也是处在个人而非资本所有者代表的地位上与公有权主体计划者相对立，他的收入也属于个人劳动收入，而公共收入是不归他个人所有的，他也会存在“收入幻觉”和高消费意向，因此，他与职工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在对待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上，在争取更多的个人收入这一点上与职工是一致的。他为了本厂的特殊利益，也会要求多投资，但不是从本厂留利中拿出更大的部分投资，而是争取更多的上级拨款或银行投资贷款。就本企业收入的分配来说，他也会和其他人一样希望使其中更大的部分变成个人收入。在这一点上，他和职工的利益是具有一致性的，会“齐心合力挖中央”。同时基层单位的决策者本身还会利用自主权扩大自身的消费，如公款吃喝、坐豪华轿车等。总之，个人收入与公共收入的对立，“劳动收入”与“财产收入”的对立，并不是公有制基层单位内部的对立，这构成个人收入过高、个人高消费意向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体制原因。

（二）私人利益导致投资膨胀假说

与私有制经济中投资决策原则上都是决策者私人事务的情况不同，公有制经济中的投资，是利用公共积累而进行的一项公益事业。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做出这种公益决策的，却往往是某些具体的个人，于是便产生了在公益事业的决策目标函数中混入私人利益的可能性。公共投资对于个人来说的成本完全不包括投资成本本身，而只包括比如说“投资损失时决策者个人所可能受到的处分”，而如果他将来受处分的可能性又很小甚至完全不存在，投资的私人成本就更小。在现实中，现在的投资决策者调离、退休，就可以不再对过去的决策负责；即使仍在原职，却可以把投资失败的责任归于其他人或上级，或者即使无法推卸责任，也仍然不至于受到处罚，最多是平调到其他单位。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就可以说，公益投资失败对于决策者个人所造成的损失等于0。这样，对于个人来说，投资所用的资本不是自己的，资本损失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这时，如果资本损失不会使他作为资本使用者或管理者而蒙受其他损失，那么，只要投资扩大能给他个人带来“蝇头小利”，就足以使他去争取更大的投资规模。因此推论，私人利益一般就会具有推动投资膨胀的作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会导致发生某种投资争议过程。代表公共利益的社会机构（中央计划者、上级主管部门、计划会议上的其他决策者等）会力争使投资规模按公益最佳规模进行，反对以权谋私，也是公有制内在的一种必然趋势。而那些“私心重”的投资决策者，则会想方设法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一个人追求私利最佳投资规模的方式可能是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冠冕堂皇”，即尽量在计划会议上把投资说得符合公共利益，使其显得合理；或是尽可能夸大其好处，或是尽可能夸大其困难和成本。另一种是“私下活动”，利用其上下左右的私人关系游说。再一种办法就是“利益均沾”，比如说让上级决策者或其他决策成员也参加贿赂之类的活动等。只要在这个争议过程中私人利益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最终的实际投资规模，就会偏离公益最佳值，更接近甚至等于私利最佳值。

（三）货币“倒逼机制”：经济运行机制决定货币供给机制

直接控制的货币供给机制主要是与单一计划者主权机制相适应的。在计划者对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的条件下，货币只具有计账符号的意义，因而货币的发行就是被动的，表现为“货币跟着计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信贷平衡和资金平衡在综合平衡体系中只是配合生产、投资、物资供求等“实际变量”的平衡。

间接控制的货币供给机制（在现实中只有“双轨制”），则主要与多元主权机制相结合，事实上，地方分支银行拥有信贷发行自主权，是与基层经济自主权特别是（中央）预算外投资自主权相适应的。如果地方和企业有了投资自主权和其他生产经营自主权，而货币供给还是严格地由中央综合平衡计划所决定，基层单位无法通过银行系统融资，基层单位的经济自主权就还是一句空话。根据对货币供给机制和它们与经济运行机制相互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由公有制经济中货币供给方不独立于货币需求方这一基本体制特征所决定，无论在哪种货币供给的控制机制下，货币供给本身相对来说都可以是“无限的”，实际货币供给量，是经济中各行为主体的货币需求决定的。

在计划者主权机制下，货币流通量必然具有需求决定的特征。在这种机制下，贷款的发行，不受存款数量的制约，而仅取决于计划需求量。当计划需要较多货币而存款又不足以弥补支出差额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信贷赤字”（贷大于存），保证计划的执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由计划者的货币需求决定。在多元主权机制和地方拥有实际货币发放权的机制下，货币供给同时还由地方的投资计划和相应的货币需求所决定。由于分支银行可以通过贷款本身自行无限地创造货币，因此货币供给也可以无限地满足地方和企业货币需求。只有在实行多元主权机制的同时，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实行严格的直接计划控制，“剥夺”地方货币发放权，地方的货币需求，才不表现为决定货币供给的因素。

五、总供求缺口与宏观经济扭曲

（一）总供求缺口分析

1.作为分析前提的总供给。从总需求膨胀一下子到总供求缺口，按理论逻辑来说，还缺少一个对于总供给的分析。《大纲》中当然没有忽略这一部分的分析。只是，在一般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特别是凯恩斯革命以后出现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那些有关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的问题也即供给面的问题都是在微观理论中加以分析。进行宏观分析的时候，通常是“给定潜在总供给”，把总供给作为分析的前提。因此，《大纲》虽然对公有制条件下的劳动、资本与技术创新三个方面都进行了分析，但并不是整个理论分析的重点。尽管劳动者不努力、企业管理不善、损失浪费、生产资料滞存（过多储备）、库存积压、粗制滥造、生产结构不合理（配置无效率）等会引起总供给水平低下，从而也会扩大既定总需求下的总供求缺口。但从短期分析而言，总供给是既定的，引起总供求缺口的真正原因是总需求的变化。

2.公有制下短缺产生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在科尔内那里，短缺是作为既定的前提来论述的话，那么，在《大纲》中，短缺本身成为了分析对象，即短缺是如何形成的。短缺，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简单地说就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形成的缺口。在现实中，人们观察到，迄今为止，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总需求不足、社会生产能力过剩、失业等，而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经常存在的情况则是总需求“膨胀”和短缺。因而，理论家们（如科尔内）把“过剩”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而把“短缺”称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常态。

总供求出现缺口或发生总量短缺的原因，要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原因中去寻找，要到名义国民收入的分配总额大于实际国民总收入的原因中去寻找。因此，要说明“短缺常态”，所需要作的就是在给定任意一个总供给或实际国民收入的前提下，说明为什么名义国民收入总具有大于实际国民收入的趋势。从根本上说，这种趋势存在于公有制下个人的“收入幻觉”和个人高消费意向与计划者积累意向的矛盾当中，存在于政府高增长愿望与增长的实际可能性的矛盾中，存在于公有制各基层单位以资源占用为对象的利益竞争中，存在于具体投资决策人利用公益投资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当中。这些引起总需求膨胀、导致总供求之间出现缺口的基本经济原因，在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下起作用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因而所引起的短缺的严重程度，在不同时期内，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也是不同的。同时，在某些机制条件和计划者所采取的严厉的紧缩政策作用下，还可能使总需求受到抑制。但是，这并不否定总需求具有不断膨胀的内在趋势。就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若政府不干预，经济自发运行时必然出现总需求不足的道理一样，在公有制经济中，计划控制稍一放松，总需求就会自动膨胀起来。公有制经济中年年讲、月月讲抑制总需求，不是抑制这种需求就是抑制那种需求，但总还是不断发生总需求膨胀、发生短缺，就是这种内在趋势的一个经验证明。

正因为如此，的确可以在理论意义上将“总需求过大”或“总量短缺”视为公有制经济的常态，而把计划者实行严格紧缩政策的调整时期，看作这种经济的非常态时期。

3.总量短缺的一个独立的充分条件：固定价格制。以上分析了公有制经济中短缺成为常态的基本经济原因。在这一分析中，并没有引入特殊的价格机制，这意味着，无论价格机制如何，以上因素都能够依据其本身的作用导致短缺。但是当我们开始分析总供求关系时，价格问题就自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范围。这时我们就可以发现，固定价格制本身构成总量短缺的一个独立的充分条件——给定其他经济体制因素并假定他们没有引起短缺，仅仅存在固定价格制度，它本身就能在需求偏好（以及成本结构）的变动过程中直接导致总供求之间出现差额。请注意，这里的“固定价格制”，是就相对价格或比价关系固定不变而言的。固定价格制也导致“总价格水平固定不变”，对这一层关系以及这种价格制下超额总需求的表现形式，将在“被迫储蓄”中考察。在价格可变条件下价格总水平可以上涨，对这一层关系将在“通货膨胀”中考察。这里仅仅分析相对价格不变本身是如何导致总量短缺的。

固定价格制本身导致总量短缺的根本原因在于：当社会需求偏好发生变化时，不变的比价关系就不能再反映变化了的资源和产品的相对稀缺度，没有反映出产品的边际技术转换率递减这一客观条件，从而导致由原有货币收入提出的需求，大于按新比例生产出来的最大总供给。更为一般地说，只要消费者购买价格体系（相对价格）没有反映生产结构变化后的实际成本价格体系，就必然发生总量短缺，二者差距越大，总量短缺越严重。具体情况可以千变万化，但这一基本关系总是存在的。依据这一关系，可以证明为什么在固定价格制下，要想使生产结构符合不断变动着的需求结构，计划者给予亏损企业的补贴（或价格补贴）会大于赢利企业的新增利润，从而公共收入中用于补贴的支出比重会越来越大，财政净收入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小；而与此同时，个人收入相对扩大，剩余购买力会越来越大。《大纲》并没有把固定价格制作为总供求之间出现缺口的基本原因，而是把分析主要建立在其他更基本的经济因素上——没有固定价格制同样会有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问，固定价格制是加剧短缺的一个因素，在计划者主权机制下，这一因素显得更加重要（东欧某些长期实行严格计划控制的国家中，固定价格甚至应成为解释短缺的一个首要原因）。

（二）短缺与宏观经济扭曲

1.个人的被迫储蓄。总供求缺口弥合的第一种形式是被迫储蓄，它的前提是固定价格机制。所谓被迫替代是一个市场上未被满足的需求外溢到另一个市场上，买不到理想的商品就去买可替代的另一种商品，买不到的物品就去买闲暇（少工作，少挣钱），买不到今天的消费就去买明天的消费（被迫储蓄）。个人被迫储蓄有两种基本的情况，一种是投资扩张的被迫储蓄，另一种是收入分配摩擦引致的被迫储蓄。

投资扩张引起被迫储蓄的特点是：第一，它是以计划者（或生产者）扩大投资计划为起点的；第二，在总需求扩大的同时，伴随着需求结构的改变，供给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投资扩大导致消费品生产的减少，使已经存在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计划者主权机制下。收入分配摩擦引起被迫储蓄的特点是：第一，它最初是由个人收入份额的提高引起的；第二，在名义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时，生产结构仍被维持在原来的状态，没有发生变化。从而消费品供给就只有原计划那么多，形成短缺，不能实现的购买力，形成被迫储蓄。被迫储蓄是本期超额总需求的沉淀，但由于它是被迫储蓄，仍是“笼中虎”，因而马上就会变成下一时期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构成下一时期总供求出现缺口的原因之一。随着被迫储蓄的不断产生和累积，总供求失衡将不断恶化。所谓“长期短缺的经济”，正是在这种被迫储蓄的累积过程中形成的，而被迫储蓄累积越多，短缺就越是难以消除，短缺就越是成为常态。

2.短缺与通货膨胀。尽管通货膨胀看来是一个货币现象，但它最终是对现实经济特别是对总供求缺口（确切地说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一个直接反映。从货币数量方程中可以看出，在价格完全可变的情况下，总需求大于以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供给，必然引起物价水平的提高，即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总供求缺口弥合的又一重要形式。通货膨胀有很多种形式，如摩擦型通货膨胀、基层推动型通货膨胀以及预期实现型通货膨胀等。预期实现型通货膨胀是什么样的体制下都是会出现的，但前二者则体现出了公有制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发生的一些体制性特征。比如摩擦型通货膨胀，即由于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利益摩擦所引起的通货膨胀。一种情况是，在初次分配中个人收入份额扩大，然后计划者扩大货币发放以实现投资计划。增发货币与通货膨胀所实现的总供求及其结构之间的新的平衡不过是收入分配中的利益矛盾所达成的一种新的平衡。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多元主权机制下，作为下游产品的消费品价格上涨，这会引起工资收入者的反对并施加压力以提高货币收入，这也会导致货币量的增长，引起通货膨胀。再比如基层推动型通货膨胀。地方间的相互利益竞争，形式上主要发生在投资方面，地方增发货币直接地是为了扩大地方投资需求。第一，在地方间的利益竞争中，各地区或基层单位是以本地区的特殊利益为目标的，而这一目标中本身包含着地区内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若地方在竞争中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地方财政收入与该地区的个人收入，可能同比例提高，公共收入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分配比例可能是不变的，而不像在摩擦型通货膨胀中，根源在于收入分配比例的变化。从理论上说，这时即使完全将收入分配比例的变化抽象掉，地区间的竞争也会导致总需求的扩大和物价水平的普遍提高。换言之，地区间的利益竞争本身的特征在于引起国民收入地区间分配比例的变化，而不是公共收入与个人收入之间比例的变化。二者在现实中可能交织在一起，但在理论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必须对它们分别进行分析。第二，从货币量增长过程的特征看，在地方竞争中货币是由拥有实际货币发行权的地方发出的，而不是由中央发出的。从中央计划者的角度看，它是“计划外”的，属于失控的范畴。因此，这时发生的通货膨胀，也是“计划外”的。以往的通货膨胀，往往都被认为责任在于中央银行发行了过多的货币，但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却在地方。

《大纲》指出了通货膨胀发生的几种形式。但它们并不是个别发生或依次发生，往往是交织在一起发生。高通货膨胀往往是几种形式的累加。

3.灰市场理论。对于灰市场理论，樊纲早有论述。这是较早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重要尝试，也有人称之为里程碑式的分析。这是由于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作类似的分析。在《大纲》中，灰市场是作为弥合总供求缺口的一种中间形式出现的。

前面的分析要么假定价格是固定不变的（被迫储蓄分析），要么假定价格是完全可依供求关系变化的（通货膨胀分析）。灰市场分析的是一些中间形态，结果是要表明：作为经济运行结果的短缺，本身改变着经济运行机制——短缺本身不仅产生出强迫储蓄、通货膨胀等经济现象，而且会导致经济体制的某种“变异”——由短缺产生出灰市交易这种特殊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机制。

所谓灰市交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它是在短缺情况下由国营商业工作人员为与之有私人关系的人提供购买短缺商品优惠权的特殊的交易关系。所谓“走后门必须有门”，正表现出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它是以固定价格机制下的短缺为前提的，同时也是以公有制经济中公益决策的普遍性与具体决策人利益目标私人性的矛盾为基础的。

在不同的交换机制下，短缺集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里仅分析两种典型情况。第一，国营商业门市脱销，购买机会进一步减少。这是在国营商业对商品实行统购统销时短缺集聚的表现。由于在灰市交易中每个人得到的是理想的需求量，大于人均供给量，于是剩下的能拿到门市上出售的就更少，甚至完全没有，其他人再也不可能买到。如果实行定量限购，则会表现为限购定额减少。第二，竞争市场上的竞争价格升高。这是在国营商业仅控制一部分（牌价）商品，其余部分允许在竞争市场上买卖（合法的双轨价格制）时发生的情况。由于部分平价商品满足了少数人相对于牌价的较高的理想需求，国营商店平价供应减少，更多的需求转向自由市场，使竞争价格比不存在灰市场情况下更高。

短缺引起灰市交易，而灰市交易把经济分成两个部分，把短缺集聚到一部分人身上去。这部分人一方面承受着更大的短缺，另一方面还体验着“不公平”。短缺的不均匀分布，本身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进一步降低，而不公平的感受则会构成一种附加的“负效用”。并且，这种负效用是灰市规模的递增函数。这是因为，给定社会总供给，由于灰市上被满足的个人理想需求大于人均供给量，因此，从灰市上卖出的商品量越多，越大，什么都买不到的人就越多。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走后门”、“官倒”现象发生得越多，社会对于不公平的反感情绪越大。无论灰市加价取值如何，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灰市加价都不构成生产者收入。灰市加价是消费者价格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构成生产者价格的组成部分。生产者价格与消费者价格相分离本身并不是灰市交易的特殊现象。但在国有制经济中，由于企业本身是国有的，国家对其生产规模扩大、更新、改建等负有一定责任，因此，无论从原则上说还是从实践上说，由国家规定的生产者价格与消费者价格的差额并未归第三者所有。而在灰市交易的场合，获得加价的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国家。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提高了，但生产者的收入却没有改变。生产者仍然只得到国家牌价。在价格提高的场合，提高的部分是否构成生产者（或国家）收入，可以作为判别灰市存在与否的一个基本标准。加价归属的差别是灰市关系与其他经济关系的一个本质差别。

由此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是：消费者支付了较高的价格，却不能起到引导生产行为的作用，不产生任何扩大生产或改变社会生产结构、改变资源配置状态。这就使社会总供给具有“刚性”（即对灰市价格无反应），短缺被维持在原有水平；对于竞争市场来说是暂时或短期均衡的状态，对于灰市场来说就是长期均衡，因为生产供给在长期内并不会发生变化，短缺仍以原有的严重程度存在。灰市场以短缺为前提形成，而短缺又在灰市场机制下得以维持。这就是消费者价格上涨而生产结构却长期得不到调整，短缺仍然持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交易关系的扩展，灰市中间人会过渡到“灰市中间商”。这时，经济关系的发展演变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中间商从灰市最终卖方手中批发出大量的牌价商品，或是经过下一级中间商，或是直接零售给各消费者，其经济职能已是典型的“炒卖”；第二，处在交易最后阶段即零售阶段的中间商面对大量的买者，由于买者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形成统一的灰市价格，并且它就等于局部竞争市场上的需求价格（不再是小于、等于）。灰市价格的统一过程，也就是灰市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

如果我们肯定灰市关系的形成有必然性的话，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中必然会形成两套在实际中发挥作用的价格体系，一套是计划固定价格，另一套是在灰市场上起实际作用的灰市价格。这种实际上的双重价格体系的不合理性也是双重的：固定价格不能反映供求之间的关系，造成短缺和超额需求的累积；而灰市价格则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并维持短缺。于是经济中也就必然地产生出“改革价格机制”的要求。价格改革最难进行，但是，它却总是经济机制改革最初就被提出讨论的问题之一。

为了避免消费者价格突然猛涨，人们倾向于选择逐步过渡的办法，由固定价格制逐步变为市场价格制。具体办法之一，就是所谓“双轨价格制”。其基本内容是：对一定的计划购销量仍实行原来的固定价格；其余部分由生产者自行销售，价格可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人们设想，给定当前计划购销数量，随着生产的发展，市场价格部分比重将逐步增大，计划购销部分将逐步缩小，最终所占比重将趋近于0，从而完成价格机制的改革。

由灰市存在而形成的双重价格与上述双轨价格制在经济关系方面的差别在于：第一，变非生产者销售为生产者部分自行销售，这部分计划外产品的生产者价格等于消费者价格；第二，变个别的交易为公开的市场竞争。

在真正由生产者自己通过竞争市场销售“计划外”产品的场合，消费者支付的较高价格，构成了生产者的较高收入，因而提高了生产者扩大生产的动机和能力，有利于供给的扩大和短缺的缓解。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竞争的公开化，每个人现在只要愿意支付“议价”，但都能获得议价商品，而不像过去一部分没有后门的人有钱也买不到东西。这也导致了被迫储蓄向通货膨胀的转化——一切超额需求理论上现在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得到吸收，而不会再沉淀下来形成被迫储蓄。从理论上说，只要所有商品都“网开一面”，每个人都可以到竞争市场上进行选择，就不会发生被迫储蓄，因而这时无论短缺的分布如何，都可由通货膨胀加以弥合。但是，双轨价格制并不能消除灰市关系本身，在某些方面，它还会加强灰市场的发展。

首先，只要牌价商品仍然存在，并且牌价低于市价，走后门多购牌价商品的动机就依然存在。同时，现在有了公开市场和统一的市场价格，灰市卖方所提供的优惠可以以统一的“行市”加以衡量。其次，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有了公开的市场，使灰市卖方可以面对大量买者，于是就形成了大批量的“倒卖”——有商品批售权的人可以把大量牌价商品拿到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利；与此同时，以赢利为目的（而不是以自己消费为目的）的灰市买方也就应运而生；以个人消费为目的的灰市交易现在就发展为真正的寻租活动。甚至企业和地方也可以利用牌价与市场的差额谋取利润——一方面千方百计争取获得较多的计划内牌价供给物资，同时却不是用它们进行生产而是转手倒到自由市场上销售获得利润。大量灰市中间商或灰市公司应运而生。中间环节增多而不是减少。这种双轨价格制下的特殊利益分配关系，也使得设计中的双轨价格制作为向单一市场价格制过渡形式的作用难以发挥。这是因为，在双轨价格制下，牌价计划购销的商品，本身成为了以权谋私者高额收入的源泉，因此，减少牌价收购部分，必然遭到人们的抵制。相反，他们还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进一步扩大牌价购销部分，以扩大收入。在现实中可以观察到，原来设计中的牌价购销量固定这一点并未得到实现，相反，牌价购销部分实际也随生产扩大而不断扩大。真正固定的恐怕仅是企业和消费者所得到的牌价供给，而增加了的牌价收购产品，却被倒到了自由市场上去。可见，原来改革方案设计时所忽视的问题在于：双轨价格制所产生出的新的利益关系本身会使双轨价格制得到巩固，而不是使其向单一市场价格制过渡。在另一方面，当双轨价格制下“官倒”现象不断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日益严重的时候，公有制经济的另一方面因素，即公益目标和按劳分配的因素必然也会发生作用。利益矛盾的结果，往往是加紧对短缺物资、商品的计划控制和计划分配。结果，双轨价格制不仅没能向市场价格的单轨制过渡，相反，却难免又会退回到固定计划价格的“单轨制”，配额、票证等计划购销和计划分配手段又重新被利用起来。公有制经济不一定必然伴随固定价格，但必然要实行对物资、商品流通的一定的计划控制，否则公益决策与私利目标的矛盾就会否定公有制的分配原则本身。这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六、短缺条件下的增长与波动

（一）短缺条件下的过度增长与结构恶化

1.过度增长与过热常态。短缺会引起过度增长。什么是过度增长呢？理论上，过度增长是指“由短缺引起的实际增长率大于适度增长率的情况”。过度增长是一个相对概念，首先，它是相对于动态最优的适度增长率而言的。应当注意到的是，适度增长率本身也是因各种原因而不断发生变动的，比如当突然发生大规模外资引进，或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导致劳动努力程度大幅度提高的时候，适度增长率本身便会有较大程度的提高。适度增长率本身较高时，只有更高的实际增长率，才意味着过度增长；而当适度增长率本身趋于下降，处在较低的水平时，绝对值很低的实际增长率就可能意味着过度增长。其次，所谓“过度”概念在这里的实质性涵义，就在于缺乏动态效率。即只能在长期动态过程中才能把握，而在任何一个时点上，我们关于长期、特别是未来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因此难以对这一时点上以动态效率为标准对当时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进行判断。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之间发生了这么多的关于增长率是高了还是低了，为什么高、为什么低的争论，但到头来往往还是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

过度增长的表现可以概括为：一是现有资源的过度利用，二是经济结构的恶化。

所谓“过度增长”，其实质就在于在某一时期内过度地利用了现有生产资源；它虽然提高了当前的总产出和当前的国民收入，但这种提高一方面是以较大量的投入或较低的要素产出率为代价的；另一方面，则是以未来时期内社会生产条件的相对恶化为代价，以今后的增长率下降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为代价的。因此从长期看，这种过度增长意味着较低的社会福利水平，从而是动态低效率甚至是动态无效率的。

过度增长并不能消除短缺。从动态的角度看，无论总供给规模如何，也无论总供给的增长速度如何，都不会妨碍总需求以比总供给增长速度更快的速度扩大。一般地说，在货币、信贷经济中，总需求的规模可以不受总供给规模的限制而扩大。特别地说，在公有制经济中，总需求的决定，同样是相对独立于总供给的；只要个人的“收入幻觉”存在，只要个人的高消费意向能够在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中发生实际的影响；只要计划者为了维持一定的积累率或追求高积累而进行国民收入的货币增长；只要各基层单位之间存在利益竞争，它们的高投资企望能够影响计划投资决策，或者它们能够直接展开货币竞争，总需求就会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扩大，形成超额总需求，而不取决于总供给水平是高是低，不取决于是否已经发生了过度增长。总供给增长的速度再快，不妨碍总需求比它增长得还快；相反，总供给增长得再慢，也不妨碍总需求的紧缩（在我们后面将要分析的“经济调整”过程中，就是因为过度增长引起总供给增长率趋于下降或即将发生下降，才不得不采取强制压缩总需求的政策）。由于总供给事实上构成实际国民收入，因此它构成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对象和各行为主体收入的基本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大小内在地规定着总需求规模，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在总供给过度增长的同时，总需求按同等程度扩大，从而使短缺维持在同等程度上。过度增长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给社会更大规模的总供给，满足了更多的需求，从而使过去形成的缺口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但只要人们的需要还未绝对地满足（这是不可能满足的），过度增长本身就不会妨碍总需求以更快的速度扩大。总之，过度增长本身不能消除短缺。

过度增长只有在一种意义上才会消除短缺，那就是，由于过度增长本身是动态低效率的，会引起经济的不稳定和今后总供给水平的下降，因此当人们事后认识到这一点以后（不论这认识过程多么漫长），会采取措施抑制总需求的扩大。一种情况是当过度增长持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得不采取非常性措施，改变计划调控手段，强制压缩总需求，进行经济调整；另一种可能的情况则是在不断吸取教训的过程中改革经济体制，从而改变总需求形成的社会方式。但是，显然在这些情况中都不是过度增长本身自动地导致短缺的消除，而只是由于过度增长最终迫使人们改变了决定总需求的各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和总需求决定的社会方式。

过度增长不仅不能消除短缺，而且还反过来加剧短缺，这是由于：

第一，过度增长在开始阶段会造成经济“大有潜力可挖”的假象，使人们误以为高积累、高增长计划是可行的，从而进一步制定“留有缺口”的增长计划。第二，过度增长本身会通过“加速效应”引起更大的投资需求，特别是当过度增长造成的能源、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紧张状况加剧的情况下，计划者就不得不进一步追加这方面的投资。第三，在过度增长的经济环境中，生产资源的供应会更加紧张，这会使各地方、企业进一步为争取现有资源而展开竞争，提出更大的需求。第四，在经济过度增长的时期，总供给扩大，实际国民收入水平提高，为实际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在多元主权机制条件下，经济的过度增长，使各基层单位的收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导致工资、奖金的大幅度上升，集体福利、公款消费等支出也大大增加。这些都会使总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而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以后，往往就是不能再下降的。任何通货膨胀都会成为货币收入进一步增长的合法理由。甚至，以往生活水平的高速度提高本身也会成为人们要求收入进一步高速扩大的依据，使得收入分配当中的利益磨擦进一步加剧，引起总需求水平的进一步扩大。在现实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首先是由于高额总需求引起经济的过度增长，而在经济过度增长、总供给扩大的同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也会进一步迅速地膨胀。一方面，在个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要求增加个人收入的社会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投资物品增多的同时，财政赤字、信贷赤字都会大幅度增加。在这种恶性循环当中，就包含着供给对需求的推动效应。这一切都表明，想用加速增长的办法来消除短缺，消除所谓的“供给不足”，是不能奏效的。

短缺引起过度增长。而过度增长一方面不能自动消除短缺，另一方面还会进一步扩大短缺；这就又会进一步形成对总供给扩大的短缺压力，导致持续的、进一步的过度增长。短缺加剧短缺，过度增长引起进一步的过度增长，二者相互促进，各自又都构成一个递进的自我循环。短缺的“再生产”，伴随着过度增长的“再生产”。不发展到一定程度，使人们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进行强制调整，哪一个自我循环也不会自动停止下来。短缺常态与过度增长常态二者的有机结合，就形成了经济的过热常态。

2.资本补偿不足与实际资本增长率下降。过度增长的性质就在于动态低效率，同时，过度增长还会导致社会生产条件恶化，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实际资本增长率具有下降的趋势。现实中最常发生、最典型的情况就是，在短缺压力下加速使用固定资本，但却仍按原有的“正常”折旧率提取折旧，而并不同时加速折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按照既定的折旧率已实现了“充分补偿”，但事实上，折旧是不足的，原有资本的实际补偿是不充分的。这种由“加速损耗但未加速折旧”所引起的原有资本补偿不足，是过度增长中资本补偿不足的基本原因。

除此之外，经济中的一些其他因素，同样会导致原有资本的补偿不足：第一，通货膨胀导致资本原值贬值；第二，资本价值低估，这种情况发生在企业承包过程中。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企业，其资本的当前实际价值本身是较低的，所以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被低估，因为资本的价值说到底取决于它所能提供的收益率，效率低下、生产不对路的资本的价值自然是低下的。但经常发生的问题在于，在承包过程中，企业为了更容易完成承包任务并获得更多的自留利润而故意隐瞒资本实际价值，并用各种手段影响承包合同签订过程中对资本实际价值的评估，使最终评估出来的资本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账面上的资本价值低，按同样的折旧率提取折旧，自然导致实际资本补偿不足。这种情况本身并不是由短缺或过度增长引起的，但它也是可以伴随过度增长同时发生的。

在资本补偿不足条件下，一定的名义积累率只意味着较低的实际积累率。这表明在过度增长中，存在着社会实际资本积累率或资本净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对于实际积累率下降趋势这一理论假说，在此可以指出两个较为重要的经验事实：第一，东欧一些国家在长期短缺、过度增长之后，实际资本积累大大减少，甚至“老本”也吃了很多，最后导致零增长以至负增长。第二，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高速增长过程中，虽然仍然保持了30%左右的国民收入积累率，但若在积累额中扣除国营固定资产的补偿不足，因过度使用导致的固定资产的超额损耗以及这一时期内外资引进净增长额（这一时期还未开始还债）中用于国营企业投资的部分，公有制经济最终的实际积累率，可能是相当低的。

3.过度增长与结构恶化。在过度增长过程中，有些部门由于所承受的短缺压力更大些，因此资本过度使用、加速损耗的程度更大些，实际的资本增长更少些，而同时另一些部门的情况则相对好些。在动态过程中，这就引起了所谓“结构恶化”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结构恶化”，主要指的就是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变得不合理，出现生产力“瓶颈”之类的资源配置无效率问题。在短缺和过度增长情况下所发生的最主要的结构恶化情况，是基础工业和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速度与加工工业增长速度趋于不合理，前者增长速度低于后者，因而出现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瓶颈”。

（二）过热与经济调整

短缺下的过度增长这一动态过程本身不会自动停止——短缺引起过度增长，而过度增长不能克服短缺，因为它一方面不能消除经济内部本来存在的那些引起总需求膨胀的因素，另一方面本身还对总需求具有推动效应。短缺下的过度增长，本身是一个自我再生产的螺旋式递进的动态过程。

不过，随着短缺以及由此引起的过度增长或“经济过热”持续时间的延长，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负效益也逐步累积、加剧，最终超出经济增长本身带来的正效益，出现经济增长潜力耗尽、瓶颈制约加剧、社会不满也日益严重的局面。这种“内生”的不良后果和严重局面又告诉人们，特别是告诉对整个经济发展过程负有责任的计划者：它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采取某种措施中止这一“恶性循环”的过程。结果便是发生“经济调整”——一种由计划者发起并实施的强制性中止经济运行常态，即中止短缺下过度增长的非常态经济过程。这种意义的经济调整，不是日常经常发生的各种微调，即不是计划体制下每时每刻都会发生的指令性计划的修订、补充，也不是多元主权机制下计划者通过改变“经济参数”而进行的日常调节。这种微调即使在过热增长过程中也是随时发生的。我们这里所说的经济调整，特指的就是使经济运动进程突然发生强制性重大改变的非常时期。

在计划者主权机制下，短缺和过度增长，往往本来就是由计划者（国家）的“增长冲动”和“计划失误”引起的，至少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经计划者批准的，因此，经济调整本身是计划者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过程。这里调整可能面临的主要阻力在于计划者本身能否“接受”一定时期内的低增长以至负增长，是否会因惧怕低增长而使调整半途而废。基本上不会有遭遇“反调整”。但在多元主权机制下，就存在着反调整，存在着调整中的博弈行为。

首先，在多元主权机制下，短缺下的过度增长不是简单地由计划者“增长冲动”引起的（虽然这可能仍是原因之一），而是由各种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磨擦和利益竞争引起的，是在每个行为主体都能对经济运行过程施加自己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情况下发生的。正是由于每个行为主体的特殊利益都是与短缺和过度增长相关的，因此，以停止短缺下的过度增长为基本目的的经济调整，就必然会触及各方面的特殊利益，因而引起各利益主体的抵制和阻碍。其次，根据定义，在多元主权机制下，各基层单位，包括各地方、企业，都有一定的决策自主权，因而调整过程就要取决于各基层单位是否加以配合，是否真正贯彻中央的调整方针。而不像在计划者主权机制下那样，一切最终由计划者决定，各行为主体虽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影响计划的制定，但本身不能做出直接的经济决定。因此，在多元主权机制下，当计划者根据全民利益和长远发展目标进行经济调整时，各基层单位对调整的抵制，就不仅是反对意见、牢骚、抱怨等，而是实际的经济行动，它们会做出种种有效的反决策，以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时，整个调整过程就会成为作为调整主体的计划者与作为被调整者的其他经济行为主体（基层单位与个人）之间的一场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现实中，不能否定各基层单位也会出于全局的考虑，或出于当时形势所迫，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地执行决议，砍掉一些投资项目，特别是一些自己获益不大的项目，以便丢车保帅；或者暂停一些项目，作作姿态，观望一下再说。但是，显然这种轻微的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它本身仍是很不稳定的，有一个地区的缓建项目重新上马，其他地区便会蜂拥而上。此外，这种情况下砍掉的可能正是地方收益不大的与中央合资兴建的项目，这些项目本身有利于全局经济效益的提高，缓建或停建这些项目反而会使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以上我们是就压缩投资项目这件事展开讨论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对现有低效地方企业的关停并转、控制公款消费、制止滥发奖金实物等问题。

总之，过热情况下的经济调整是一个社会博弈的过程。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来理解经济调整，才会理解公有制的经济运行。

（三）机制变换周期说

《大纲》一直假定，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运行机制——计划者主权机制与多元主权机制，并分析了在两种运行机制下宏观经济变量的决定因素和决定过程。前面的分析都把两种机制作为一种静态假定而存在，而并未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加以把握。这里却是对两种机制之间的关系及其变换过程进行分析。

1.两种运行机制互相转换假说。公有制的两种经济运行机制必然发生循环交替变换。证明过程如下：

在公有制经济形成初期，必然采用社会净效益较高的计划者主权机制；但随着缺乏激励和效率下降的问题日益严重，计划者主权机制的社会净效益逐步递减，一定时期之后，多元主权机制的效益高于计划者主权机制，于是社会中出现机制改革的动议，改革呼声渐高；当多元主权机制的效益实际大于计划者主权机制时，发生计划者主权机制向多元主权机制的变革，内容主要就是中央向基层下放经济决策权（放权让利）；多元主权机制实行初期，社会净效益递增，生产扩大，社会矛盾缓解；但到一定时期之后，由于公有制各种经济矛盾在多元主权机制下的发展，需求膨胀，短缺加重，通货膨胀率提高，实际生产资本净增率下降，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加剧，社会矛盾和利益摩擦日益严重，于是该机制的社会净效益逐步递减；多元主权机制的净效益逐步递减，最终会下降到低于计划者主权机制的程度，最终不得不又重新实行计划者主权机制。在现实中这表现为，为了进行经济调整，计划者收回或冻结以前下放了的权力，采取强制性措施控制消费收入，压缩投资规模，调整经济结构，控制价格，加强对物资流通的控制，扩大指令性生产计划，直接控制集团购买等等。经过调整，解决或缓解了多元主权机制下产生的一些问题，经济在计划者主权机制下重新走上平稳发展的轨道。但原来的问题也同时再度出现，那就是缺乏激励和缺乏活力。于是，经济中本身存在的放权倾向再度抬头。最终，当计划者主权机制的净效益逐步降低时，便又会重新实行多元主权机制，于是开始新的一轮交替变换。这一交替变换过程，是以经济决策权的“放”和“收”为主要特征的。因此，我们以上的全部理论分析，可一般地应用于说明公有制经济中决策权“一收一放”的交替循环现象。

2.机制变换周期说模型。计划者主权机制下经济波动的非典型性。假设公有制经济一直是在单一计划者主权机制下运行，也完全可能发生经济波动。给定其他因素，这时的经济波动就是由“计划重大失误”或计划者的“高增长冲动”引起的（在现实的国家主权机制下，则可能是由政府的高增长目标所造成的）。这种机制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计划者冲动”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能够起到重大作用。同时，根据前面的分析，这样发生的波动，并不需要改变经济运行机制，也能够完成，因为计划者主权机制本身是经济调整的机制。为了结束过热增长，计划者这时需要做的只是自我纠正或自我约束。但是，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种形态的经济波动，尽管在现实中可能多次，却不构成公有制经济波动的典型形态。这是因为，在这种机制下，只要计划者（或政府）具有确定的目标（无论这种目标本身是否正确），又能够不断从计划错误中吸取教训，那么，一般地，虽然在这种机制下经济仍不可避免地以短缺为常态，但计划者可以按照自己的目标将社会生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可以不等到过热增长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再去进行“大手术”式的调整，而是可以把调整放到日常计划中去，使之成为与日常的短缺和过热增长相伴随的经常性的活动，及时地加以控制，不使实际增长率过高，保持经济增长率的相对稳定（无论是否逐步地趋于下降），而不发生大起大落式的波动。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许对在中国特殊历史、社会条件下所发生的由“计划盲目冲动”引起的经济波动印象太深，但若将眼界放宽些就不难看到，在前苏联、东德等一些长期实行计划机制的国家中，尽管短缺长期存在，但经济增长却一直是较为平稳的（平稳中趋于下降），一般不发生可称为经济波动的较大起伏变化。因此，我们关于计划者主权机制下经济波动非典型性的上述理论，是能够被实践所证实的。总之，尽管在研究现实中的具体经济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计划者冲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但在理论上，这种原因造成的波动不是公有制经济波动的典型形态。

仅有多元主权机制也不会发生经济波动。可以注意到，给定其他因素，若公有制经济仅在某种形式的多元主权机制下运行，也不可能发生以增长率大起大落为特征的经济波动。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在这种机制下，由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所决定，不仅短缺和过热增长不可避免，而且一般地说不可能进行任何经济调整，使过热增长停止下来。其结果，便是经济长期过热，同时，资本净增长趋于下降，经济结构不断恶化，增长潜力逐步耗尽，潜在总供给的增长率在开始时有所升高之后，会越来越低，稳步地进入长期“滞胀”，高额短缺与低增长甚至零增长、负增长长期并存。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增长率会经历一个由高到低、到零甚至到负的变化过程，但这却是一个稳步衰减的过程，理论上说也不会发生增长率的大起大落即经济波动。某些前东欧国家实行多元主权机制后长时期内的经济增长情况，就可证明这一点（最典型的是前南斯拉夫）。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第一，公有制经济特有的经济波动，必然与运行机制的变换相关；第二，公有制条件下典型的经济波动，必然不是以计划者主权机制下的总需求膨胀为起点（因为随后计划者会及时调整、控制增长率），而只能以多元主权机制下最初的“潜能释放”和总需求膨胀引起的高速增长为起点；第三，它必然以在计划者主权机制下进行经济调整时不可避免的低增长为终点（否则就不能实现调整）。

于是，公有制经济所特有的经济波动的典型形态，只能是以多元主权机制下的过热增长为起点、以收权前提下的经济调整和调整时期的低速增长为终点的经济过程；在增长率由过高到跌入低谷的起伏波动背后，发生的是经济运行机制由计划者主权机制变为多元主权机制，再回复到计划者主权机制这样一次交替变换。并且，根据前面的一系列关于不同运行机制下经济行为的分析，在上述经济波动和机制变换的相互关系下，机制变换是因，经济波动是果——机制变换构成说明经济波动的原因。这就是“机制变换（引起）周期说”。中国经济自1958—1989年这四十余年的发展，也为上述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Fan Gang's Economic Thoughts:Thorough Analysis of Public Economic Ownership

Zhang Xiaojing

According to Fan Gang,from the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the analysis of the public ownership needs to break the routines of classic economics and Marx's contradiction analysis.In the public ownership,the expansion of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aggregate demand expansion.The inadequate aggregate supply and the distorted macroeconomy result 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ersonal"income illusion"and personal intention on high consump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planners'desire to accumulate on the other;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igh growth rate targeted by policymakers and the actual feasi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grass-root institutions to take up various resources;the behaviors of the investment decision-makers utilizing the public-benefit investment to seek private interests.The inadequate aggregate supply in the public ownership will bring about excessive growth,which,however,can not eliminate the inadequate supply.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excessive growth;economics of shortage

F092.7

A

1007-2101（2011）05-0013-14

2010-11-06

张晓晶（1969-），男，安徽池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

张增强

责任校对：武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