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博，刘祖云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210095)

中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脉络与走向

黄 博，刘祖云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210095)

近年来“乡村精英”逐渐成为“三农”研究中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学者分别从政治与行政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历史学的视角进行探讨，或作整体考察，或作分散研究，或作理论阐释，或作实践调查。在乡村精英的概念与分类、角色与地位、权力结构、形成、流动以及“超级村庄”的社区精英等方面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讨论。但乡村精英的分类不尽合理，研究视角单一，缺乏跨学科研究的成果，缺少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之间关系的深层次考察。有必要从宏观视角思考乡村精英群体与乡村治理过程的深层次关联，通过研究后税费时代背景下乡村精英的行为模式，深入分析乡村治理的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从而凸显乡村精英研究的时代价值。

乡村精英；研究脉络；治理主体；权力结构；中国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在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与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乡村精英”获得学者的“特殊关注”，并形成一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乡村精英这一特殊群体在当今中国农村社会建设中的特殊性。任何一个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在达到一定的程度与水平之后，就需要学术界回过头来对这些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反思与总结，并展望这一主题研究的未来走向，以利于研究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向深度延伸与展开。笔者拟以“乡村精英”这一主题研究为考察对象，在其丰富的文献学考察的基础上，以探索其研究脉络与走向。

一、“乡村精英”研究的现状扫描

从研究成果的文献检索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乡村精英主要有“农村精英”、“农村社区精英”、“村庄精英”等不同的称呼。统计显示，2000年以前，通过中国期刊网以“乡村精英”为主题词，搜索到学术论文68篇；以“农村精英”为主题词，有25篇；以“农村社区精英”为主题词，有5篇；以“村庄精英”为主题词，有19篇。2001年以来，由中国期刊网检索到的关于乡村精英研究的期刊论文总计102篇，整体呈逐年上升态势；关于乡村精英研究的学位论文总计 13篇。专著方面有付少平所著的《关中乡村精英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从研究主体来看，乡村精英已经形成超过 100人的研究群体，其中，93.6%的研究人员来自高校，说明高等院校是乡村精英研究的主要阵地。这与高等院校在学科的知识传播、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特殊地位是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硕士研究生占研究群体的比例很大(34.5%)，博士研究生仅占6.4%，讲师占11.%，副教授和教授占12.7%。这说明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乡村精英研究的重要性，但研究群体的层次有待提高。

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外关于乡村精英的理论主要分为两派：精英循环理论和精英再生理论。这两种理论的分歧在于乡村精英的主体是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外学者关于二者的争论一方面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后乡村精英研究的繁荣，另一方面拓展了我国学者对乡村精英研究的视野和思路。目前学界对乡村精英的诸多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涉猎，比如关于乡村精英的概念与分类、角色与地位、权力结构、形成、流动以及“超级村庄”的社区精英等方面均有成果诞生。

(1)乡村精英的概念与分类。学术界对“乡村精英”的概念界定多种多样。部分学者以所占资源以及资源的重要性为判断标准来定义“乡村精英”，认为“乡村精英指的是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才能的社区成员，他们往往是在权力、声望和财富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的个体和群体。”[1]也有以影响力的大小为判断标准的，比如贺雪峰将其定义为“在农村社会中影响比较大的人物。”[2]仝志辉更强调乡村精英产生的群体背景，认为“在小群体的交往实践中，那些比其他成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获得更多权威性价值分配如安全、尊重、影响力的人，就可成为精英”。[3]以上学者的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但在新形势下，乡村精英群体的成员渐趋复杂，单一的衡量标准已不适应，笔者认为可以如此界定乡村精英：具备优势资源，做出贡献，拥有权威的农村社区成员。

对于乡村精英的分类，学术界也未达成统一的标准。有的学者以精英在不同资本占有上的相对优势对其进行分类，比如较早对中国农村社区精英结构进行研究的代表之一王汉生认为，中国农村社区精英由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组成。[4]陆学艺把农村精英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5]贺雪峰根据体现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不同把乡村精英分为传统型精英和现代型精英。[2]根据所掌握资源的形式不同，金太军把乡村精英分为掌握正式资源的体制内精英和掌握非正式资源的体制外精英。[6]金太军的此种分类方法为目前大多数乡村精英研究者所采用。此外，阳信生将乡村精英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拓展，提出“农村积极分子”的概念并进行分类，认为农村积极分子是村庄内部和外部(以内部为主)积极支持并主动参与农村公共事务、增进农村整体福利，实现农村公共利益的各种积极力量的总称。[7]

(2)乡村精英的角色与地位。早在1899年，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中就对传统中国“乡村头面人物”的地位和功能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我们在中国社会中所能发现的最重要的例证是小社区的地方自治，这些小社区的组合构成了该帝国更大的组成部分。村子的管理掌握在村民自己手中。起先，这种情形容易被误认为一种纯粹的民主，但稍做考察便可明白，在实际上这一任务并非由全体村民承担，而是由少数几个人承担。”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术界对乡村精英角色的研究起初体现为对体制内精英即村组主要干部的关注。著名村治研究者徐勇教授提出了乡村干部兼具“国家代理人和社区当家人的双重角色”的理论，认为村干部在村庄治理过程中扮演着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政府希望村干部有效地贯彻落实政务，但另一方面，村民希望村干部为村民提供良好的服务。村干部处于传统压力体制传导的最末端和村民自治的民主合作型体制的夹缝中，此理论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农村村干部在国家与村庄社会关系这一二元化分析框架中的地位与角色。[8]王思斌提出了“边际人”的理论，认为村干部处于行政管理系统和村民自治系统的边际位置，这种边际地位及由它决定的职能行为对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系统产生影响。[9]关于体制外精英，学界重点讨论的对象是体制外的经济精英参政而出现的能人政治现象。徐勇认为经济能人崛起并参与政治是很必要的，有利于推进社区经济的发展，因为他们懂经营，善管理，但能人政治具有权威强大、缺乏必要制约的特点，所以能人治理应向依法治理转变。[10]在对此问题的研究上，华农心的观点与徐勇基本一致，他通过分析能人政治出现的经济背景和制度空间，认为其具有基本的社会合理性，同时又指出能人政治具有包括权力制约的缺位、村民对能人的依赖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其观点代表了学界的普遍观点，即支持经济精英参政，同时主张进一步完善制度以抑制其弊端。[11]

(3)乡村精英的权力结构。金太军认为村庄场域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三重权力互动格局，其中村庄精英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是村庄三重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集合区。[12]陈光金根据社区中是否存在权力分化和权力中心而辨识出金字塔型、宗族型、联合型和不规则型这四种基本的权力结构形态。[13]吴思红认为乡村精英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在村庄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利益行为，从而形成了若干利益博弈模式，形成村庄权力结构稳定和不稳定两种类型。[14]吴业苗对村落权力结构的分化进行了研究，认为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农村村落权力结构正在快速分化。村落体制性、内生性正式权力和非治理精英、宗族、地方恶势力等非正式权力在村落权力结构中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15]

(4)乡村精英的流动。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研究，第一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出发，探讨乡村精英在追求个体利益过程中同国家治理体制上的良性互动问题。第二是从乡村发展的立场看待精英流动问题，主要研究的是精英的流失和村庄精英的缺乏对乡村政治经济生活的负面影响。

(5)乡村精英的形成。主要对乡村精英的形成条件进行分析。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微观的角度讨论乡村精英形成所依赖的平台，即其能够拥有和可以调动的资源，这些资源构成了精英们得以有所作为的行动资本，使其得以成为“精英”，获得更多权威的基础。另一类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或者分析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精英如何形成，即社会变迁对精英形成的影响，或者分析某一阶段国家的宏观政策环境、制度背景如何影响乡村精英的形成。

(6)“超级村庄”的社区精英。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一些村庄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强有力的乡村能人引领而率先富裕起来，成为“超级村庄”。在这类村庄里，往往存在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领袖式”人物，其具有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社会精英三重身份，村庄也以其为核心形成了党、政、企合一的职能体系。这类精英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二、“乡村精英”研究的学科视角与路径

1.学科视角

(1)政治与行政学视角。对于乡村精英的研究，政治与行政学是一个重要的视域，这方面的学者主要研究乡村治理，从治理的视角研究乡村精英，重点关注乡村精英在村民自治、村庄权力结构变迁中所起的作用。如前文所述，徐勇教授曾提出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以后，村干部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扮演好“代理人”和“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另有学者认为，鉴于乡村精英在村委会选举和乡村治理中的重要影响，乡村权力结构的稳定需要考量乡村精英内部的水平博弈和其与镇级政府精英的垂直博弈这两个方向上的精英博弈情况。[16]

(2)社会学视角。社会学同样是研究乡村精英的一个重要视域。多数学者关注的是乡村精英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探讨乡村精英在新农村建设整体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及消极影响、受到的制约以及对策建议。比如张登国等认为乡村精英对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农村社区的整合和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精英的权力过于集中、精英治理制度缺位等局限，可以通过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完善政府权威的约束等途径解决。[17]另一类是分析乡村精英与新农村建设的某一方面之间的关系。比如郑炀和认为新农村乡风文明的建设要重视现代乡村精英的培育，必须强化以人为本，突出智力在农村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为乡村精英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与政策优惠。[18]

(3)经济学视角。从经济学视角对乡村精英进行的研究也占一定比例，其中不乏精彩的观点。胡拥军等沿袭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对异质性分析的思路，基于费孝通提出的“熟人社会”场域理论，分析该场域条件下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的关系。[19]同样针对这个问题，郭佩霞等认为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乡村精英群体引领，目前最需解决的问题在于借助国家资源来激活村社内部的组织力量。[20]

(4)历史学视角。从历史学视角切入的研究成果较多，且不乏独特之处，尤其体现在对乡绅群体的研究上。孔斐力在《在晚清中国的叛乱及其敌人：军事化和社会结构，1769—1864》一书中重点考查了绅士在晚清时代的政治经济活动。王先明对近代绅士作了较系统的探讨，发表了《中国近代绅士述论》(《求索》1989年第1期)、《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分化》(《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中国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等一系列文章，着重考查了绅士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占据的社会地位及其分化流动趋势。贺跃夫的《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的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和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目前国内明清绅士研究中也较具代表性。另外，董馨认为 1905年科举制的废止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乡村精英群体也出现了激烈的分化，呈现出双重性的特征。作者从双重变奏这样一个历史角度探讨了科举制的废除对乡村精英的影响。[21]

2.研究路径

从对研究对象的选取上看，研究路径可以分为两种，即研究者或者对乡村精英群体进行“整体研究”，或者针对乡村精英中的一个个子群体比如村组干部、私营企业主、家族领袖等进行“分散研究”。在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中，不少研究者对乡村精英群体进行“整体研究”。王中标认为乡村精英中治理精英存在着自身角色上的冲突并受到来自非治理精英的挑战，必须理清治理责权，建立治理精英内部协调机制，拓宽民意渠道，完善非治理精英吸纳机制。[22]李军认为精英是农民组织化的凝结点、社会网络的编织者、社会规范的维护者等。[23]在学术著作中，学者们多倾向对乡村精英中一个个分散的子群体进行研究，比如肖唐镖教授所著的《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跨学科的研究与对话》分历史变迁、区域调查、村庄个案、综合分析等部分，主要研究了农村宗族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对当前农村宗族与村治的互动关系作了深入研究。仅有前文所述的《关中乡村精英研究》，将乡村精英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进行了“整体研究”。学术专著的“整体研究”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社区精英的所从事职业的多元化使其背景复杂化，其影响范围大多只集中在所居住的区域，很难形成一个有共同价值取向的群体。大多数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个子群体上，没有意识到这些分散的子群体的集合体即可形成“乡村精英”这个抽象的概念。把乡村精英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意义重大，因为在遵循此路径进行研究时，更能够从宏观视角理解乡村精英群体在乡村社会的治理格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从研究方法的选取上看，研究路径亦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研究者以理论为导向进行研究。部分学者从乡村精英的形成、流动、发挥的作用、受到的局限等方面论述，从全国范围内不分类别地研究乡村精英，让人从整体上对乡村精英有清楚的认识。李强斌等从宏观分析的角度概括了社会转型期影响乡村精英变迁的四个方面因素，指出各级政府应培育乡村精英成长的良好环境，提高乡村社区的政治制度化水平，积极鼓励、规范非政府组织能量对乡村社会发展的渗透。[24]部分学者对乡村精英所处的地域进行了限定，具有较强的区域性。褚颖春选取江南乡村精英为研究对象，从传统社会、近代社会初期、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历史时期对江南乡村精英的百年变迁进行解读，发现随着历史的沿革，中国乡村社会的主体影响因素——文化、经济、政治在不断变化，从而影响乡村治理的结构不断发生变化。[25]另有部分学者运用某个理论对乡村精英进行规范分析，这种分析较为深刻。闫金山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研究视角，来说明乡村精英隐退的原因，即由于国家权力的介入，改变了乡村场域的结构，弱化了场域中原有的资本，使以往乡村精英所获得的惯习在新的场域中再也无法获取利益，致使乡村精英纷纷隐退。[26]第二种研究路径是研究者深入实际地域，主要通过观察和访谈的手段了解乡村精英的更多信息，以此对乡村精英开展更为细致的研究。邱煌福等采用实地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方法选取来自江西省龙南县W镇的12例研究个案来分析留守的乡村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如何更好发挥乡村精英作用的相应对策。[27]

三、“乡村精英”研究的未来走向

通过对目前乡村精英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一个广泛的乡村精英研究问题域已经形成，但是在日益繁荣的研究态势之后依然存在着诸多不足，对这些不足的认识和反思可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

1.深化乡村精英的分类研究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乡村精英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三种类型构成，文化精英的提法不是很多，对文化精英存在与否具有模糊性。如王汉生认为，目前的分类缺少一种文化精英类型。但陈光金认为，由于在中国农村社会并不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文化领域，乡村社会的文化功能实际是由社会精英来完成的，因此，不存在文化精英。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农村存在着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的独特文化形态，在有着独特文化类型的农村社会，是否存在着一种独立的文化精英，这种文化精英与社会精英之间关系具体如何，需要进一步探索。

2.开展跨学科多视角研究

跨学科研究是近年来科学方法讨论的热点之一。跨学科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就其深刻性而言，跨学科研究本身也体现了当代科学探索的一种新范型。目前学者们或者是在政治与行政学视域内围绕乡村精英与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等基层民主建设的关系展开研究，或者在社会学视域内围绕乡村精英的形成、流动等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展开研究，或者从经济学视角讨论乡村精英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或者从历史学视角对乡村精英的变迁进行考察，总体上来说，研究的角度比较单一，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较少。加强跨学科的研究是今后乡村精英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

3.深入考察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部分研究者在阐述乡村精英的角色与地位时谈及乡村精英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但大多集中在研究精英们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所起的作用，或者相关主体间的行为博弈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或者经济精英参政合适与否等问题，研究主题基本上围绕着乡村精英与村民自治展开。总体上来说，这些研究仍然是基于微观的研究视角，极易成为现有自治模式研究的一种辅助性分析。关于乡村精英，局限于基层民主自治形式框架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宏观视角思考乡村精英群体与乡村治理过程的深层次关联，通过研究乡村精英，了解乡村治理的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从而改善乡村社会的治理格局，提高治理绩效，如此方能显现乡村精英研究的重大意义。笔者认为，探讨中国的乡村治理问题，乡村精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词汇，因为我国的乡村治理现象实质上是一种精英治理现象，或者至少是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当前的一个客观事实。形成这个客观事实的主要原因是乡村治理过程是一个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乡村精英群体就是由诸多治理主体构成的，具体情形如图1所示。

图1 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

由图 1可以看出，五个行动主体中，“乡村精英”都是它们的核心成员，因为任何一个行动单位都离不开这些乡村精英。他们可能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也可能是社会精英。

4.加强后税费时代乡村精英行为模式研究

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影响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经济财政背景、民主政治背景、村民信仰背景、人力资源背景、文化背景。首先，最突出的是经济财政背景的变化。税费改革前，乡村两级干部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以利益共同体的方式“联手”提取农村资源，而税费改革之后，这种共同体利益结构被打破，这为乡村治理中的其他行动者提供了可能。其次，民主政治背景的变化也很明显。虽然我国的乡村治理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后就进入了 “乡政村治”模式，然而只有在税费改革后，此治理模式才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这是因为乡镇政权对于村级“两委”的控制能力随着税费改革而大大下降，乡村基层政权之间留下了一个比较大的制度空隙，这为乡村社会中的其他行动主体提供了参与的机会。再次，宗族势力凸显。在后农业税时代，伴随着乡村基层政权控制力的进一步下降，宗教力量的影响在稳步上升，不仅影响着村民的信仰走向，而且在乡村事务中越来越发挥着不可小视的影响力。另外，人力资本背景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成为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状况的一个基本特点，后农业税时代，乡村的人口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最后，文化背景亦有变化，体现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伴随着城乡差距的减小，农村文化急剧转型。总之，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治理主体的乡村精英的行为模式自然随之改变，从而进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格局。但目前鲜见这方面的成果。因此，加强后税费时代背景下乡村精英行为模式的研究很有必要。

[1]李 婵.农村社区精英研究综述[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4(3)：60-63.

[2]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J].社会科学辑刊，2000(4)：158-167.

[3]仝志辉.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J].社会学研究,2002 (1)：2.

[4]王汉生.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与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秋季号，总第9期.

[5]陆学艺.内发的村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71.

[6]金太军.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J].战略与管理，2002(2)：47.

[7]阳信生.农村积极分子的分类及其培育[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1）：41-47.

[8]徐 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J].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8)：39.

[9]王思斌.村干部的边际地位与行为分析[J].社会学研究，1991(4)：46-51.

[10]徐 勇.由能人到法制: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转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4)：52.

[11]华农心.一个应引起重视的政治现象——中国农村能人政治分析[J].前进，1997(3)：32.

[12]金太军.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J].战略与管理，2002(2)：105-114.

[13]张长立，刘胜国.试论我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转换[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3.

[14]吴思红.村庄精英利益博弈与权力结构的稳定性[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2)：39-43.

[15]吴业苗.转型时期村落权力结构分化的分析[J].湖北行政学院院报，2002(6)：77-81.

[16]吴素雄，陈洪江.从精英治理到民主治理——村民自治制度演进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4(1)：45.

[17]张登国，任慧颖.当代中国乡村精英治理：局限与可能[J].理论学刊，2008(7)：79.

[18]郑炀和.论乡村精英与乡风文明建设——从权威与秩序的视角[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3)：112-113.

[19]胡拥军，周戎桢.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基于“熟人社会”的场域[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37-40.

[20]郭佩霞，朱明熙.村社组织、乡村精英：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底层机制—基于乡村内生秩序与制度变迁逻辑[J].开发研究，2010(5)：5.

[21]董 馨.双重变奏中的不同历史命运——科技制度废除之后的乡村精英[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1.

[22]王中标.“乡村精英”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及对策[J].特区经济,2007(10)：136.

[23]李 军.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精英与社会资本建构[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7-8.

[24]李强斌、向生丽.转型社会中乡村精英的变迁与乡村社区治理[J].兰州学刊，2006(4)：161-164.

[25]褚颖春.江南乡村精英的百年变迁[J].江南论坛，2007(1)：59-61.

[26]闫金山.乡村精英隐退何之故——有关社会学的场域、资本、惯习解释[J].重庆社会科学，2007(6)：122-124.

[27]邱煌福，涂洪樱子.留守乡村精英与新农村建设——以江西省龙南县W镇为个案[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65-67.

Research trend of “rural elite” in China

HUANG Bo,LIU Zu-yu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role in rural community political lif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rural elite” has caus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f scholars in recent years.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trend of the “rural elite”,the academic circle has discussed this issue from different aspects with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By reviewing these research literatures,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re are still research gaps: The classification for rural elite is not reasonable;the research method is unitary,and there are few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Hence,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value of the study on rural elites,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further study on governing subject,governing structure,governing methods is necessary.

rural elite; research trend; governing subject; right structure; China

C912.82

A

1009-2013(2011)05-0054-07

2011－08－2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KYZ201007)

黄 博(1985—)，男，江苏睢宁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治理、公共政策。

陈向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