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龙虎

从记事起就知道我有个当兵的三叔。记得那时候老家檐头口的水缸沿上，常常搁着一个舀水的白色搪瓷杯，杯子上印着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红字。爷爷告诉我，这杯子是你三叔从部队带回来的。六岁那年，我头一次见到三叔：一身军装，大檐帽下是一张年轻、英俊的脸。对我来说，他是多么威武又多么生疏！直到他掏出糖果才肯叫他。

三叔是1951年的兵。那年，家乡招收抗美援朝的志愿兵，尽管当地有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说法，也尽管当时的朝鲜战场正打得如火如荼，上战场肯定有风险，十八岁的三叔还是毫不犹豫地报名入伍了。这批新兵被发配到驻守舟山的陆军第22军66师，后来并没有去朝鲜。1957年，已经担任连队副指导员的三叔被推荐上洛阳步兵学校，正当他认真学习军事理论，准备献身祖国的国防事业的时候，学校响应国家号召，动员一部分学员转业支援北大荒。三叔去东北了。

在北方的公安部门工作了五个年头，三叔调回了家乡。那年兵役局改组武装部，各公社都编配武装干部，他被分配到离老家不远的罗江公社。还记得他与爷爷和我父亲商量，把老屋的堂前间隔成三个半间，前半间铺上地板当房间，中间是小房间，后半间是厨房兼吃饭间。这样的房子他住了十年。这十年是我与他接触最多的十年，夏天大门口乘凉，就喜欢听三叔拉二胡、讲故事。他的普通话、他隔几句一声 “是啊”的口头禅，我记忆犹新。

最难忘那条又窄又深的潭井弄，两边高高的马头墙，石板攲翘处的 “咔嗒”声， “24-12号”的门牌号，弄堂底的小石桥，一切都还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骑这样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三叔每天至少来回四趟，他的车技得益于在农村工作的那段时间，连田塍路都能骑，城市的小巷小弄实在不算什么。每回，我到他阳明东路镇政府的那间办公室，他总是说： “走，到我家里吃了饭再回去。”坐在他的自行车书报架上，拉住他的衣服，一路上生怕撞了人或撞了墙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潭井弄那间二十四平米的小屋，是家乡人进城的停靠站。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凡是进城办事，就喜欢在这里落脚，喜欢把这里当成免费的饭店、客栈。三叔对家乡人重情重义，总是不厌其烦，热情有加。我部队回来在二轻企业工作，当时的二轻局在潭井弄隔壁的史家祠堂办公，每逢到局里开会，就会去三叔家坐一会。这是一间又低又矮的平房，一分为二，里间放一张大床、一只写字台，外间拆拆搭搭，白天搭桌子吃饭，晚上搭床铺睡觉，如果有客人留宿，只能在门背后加床了。出门靠山墙有一间小披间，放一只煤饼炉算是厨房。条件十分艰苦，三叔一住又是十多年，直到1984年镇政府建了宿舍楼。

三叔给过我许多人生的第一次。我读的第一本外国名著是三叔买的 《神秘岛》，书中主人公们不畏艰险的故事长时期激励着我。我第一次下军棋是与三叔对弈，不管是明棋暗棋，他都下得极好，村里很少有人能胜过他。我第一次听到有姚剧韵味的 《请茶歌》是三叔唱的，他会拉二胡，会吹口琴，还有一副好嗓子，他声情并茂的“哎，革命的同志哥哎，请你喝杯四明茶……”至今响在耳边。我第一次射击是三叔教的。架不住我的软磨硬泡，三叔终于将压了两颗子弹的手枪递给我，讲了要领，在后门口靠围墙插一个靶子让我打，然后我们一起擦枪。我第一次骑自行车是三叔扶的。自行车在六十年代很稀罕，我们村就三叔一辆，所以老盼着他回家，他一到家就去推车练习。从小，我就把三叔当偶像。记得1964年的大比武，我们学校门口的操场上搞民兵演习，全区的武装部长都在观摩。三叔背着手枪、挺拔的身影与训练场上的枪声、爆炸声在我心里永久定格。

三叔喜欢当兵，平时总是枪不离身。他四十二年的工作经历中，大部分的时间做的就是与兵相关的工作。正是因为他喜欢兵，他周围的亲戚、朋友有子女应征入伍了也觉得很高兴，仿佛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入伍前请他们吃饭，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到部队后要好好干。入伍后又经常去信了解他们的情况。我在部队的那段时光，三叔经常来信，嘘寒问暖，有鼓励也有教诲，读他的来信实在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当我告诉他我当通信员了，他说，他刚入伍就给师政治部主任杨得中当警卫员，直到1953年组建中央警卫团 （即8341部队），杨得中调任该团的第一任政委 （杨得中日后担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上将军衔）。三叔还告诉我，他的这位老首长不但是老革命，还是文化人，跟他两年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还说通信员与警卫员的工作性质差不多，谈了他如何当好警卫员的体会。告诉他我当文书了，就说他也当过文书，是老首长调北京前安排的。当文书是领导的信任，让我克服畏难情绪，珍惜学习机会。我在部队点点滴滴的进步，都凝聚着三叔的心血。

三叔喜欢旅游。他曾多次对我说过，等退休了，我要走遍全中国。甚至将他的八千元 “私房钱”也交给我保管，还说别让你三婶知道，我将来要旅游的。三叔从来没有在仕途上争取过什么，从五十年代的连队副指导员到八十年代的镇党委副书记，一直都在基层工作。但是，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所以在办了退休手续后，局里还要求他留下，等造好公安局的大楼再走。大楼竣工了，当有时间去旅游了，他却不幸中风，再也无法实践自己的人生计划。这是他唯一的遗憾。

去年九月的一天，一些曾经在罗江公社工作过的老同志相约去看望三叔。原罗江公社党委书记、八十一岁的孙枫桥老人看到行动不便的老同事，上去就抱住了他，喊了一声： “老叶……”就哽咽着说不下去。望着这对曾经一起在农村摸爬滚打、抗洪排涝、访贫问苦的战友，在场的老人都流泪了。他们共事时，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三叔二十八九，孙书记三十出头。当年一口锅吃饭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转眼间却都是风烛残年，怎不使人伤感！

对于我来说，今年的五月是黑色的。还沉浸在王义祖老师去世的悲痛中，又传来这样的噩耗，周一的下午，堂妹阿青来电话说： “我爸快不行了，你赶快过来。”等我赶到急诊室，拉起三叔的手，已经冰凉的了。生命就是这样脆弱。阿青说； “知道你与爸爸最好，为了让你见最后一面才叫你赶来，想不到爸爸到医院后再没有醒来。”是的，三叔，虽然您是长辈，但更多的时候我把您当成朋友。百年之后，我会再来听您拉二胡，听您讲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