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 波

《赵氏孤儿》：历史、话剧、电影

文/许 波

本文通过对“赵氏孤儿”故事历史沿革的梳理，以及对同名话剧、电影的分析，试图达到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现代文化思想流变的思考。

赵氏孤儿；历史沿革；话剧；电影；思想文化思考

一、缘起

大约三十年前，懵懂无知的我对京剧有一种莫名的喜爱。一天，偶然路过位于护国寺的人民剧场，看到门口挂着京剧《搜孤救孤》的水牌(1)，便用身上仅有的一毛五分钱买了一张票，把这出传统京剧从头到尾地观看了一遍。演员的表演非常出色，虽然演员的名字我早已忘怀，但当时演员在台上的唱念做打，一招一式、一板一眼都恰到好处，深深印在我内心深处，直到现在也没有忘记。而更让我深感震撼的，是这出戏的内容及其厚重的思想内涵，虽然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对年幼的我所产生的心灵冲击却是强烈而深远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赵氏孤儿”这个“故事”。光阴荏苒，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赵氏孤儿”的了解也日益增加。其历史沿革颇值得玩味，而其中所蕴涵的时代与文化的深意更值得探究。

二、历史

最早记述“赵氏孤儿”的是《春秋》，它用区区两句话作了概括：“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宣公二年），“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成公八年）。言简而意赅，一“弑”一“杀”，“春秋笔法”隐于其中，而作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则鲜明地表露出来。《春秋》之后，《左传》对“赵氏孤儿”事件进行了更详尽的叙述，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晋灵公骄奢暴戾，赵盾屡谏反遭灵公忌恨。灵公多次设计欲除赵盾，皆因仁人义士搭救而未果。赵盾逃亡途中，赵穿杀死灵公，赵盾返回复职，派赵穿迎立公子黑臂为成公。赵家势力愈发膨胀。赵盾之子赵朔娶成公之女赵庄姬为妻。景公十三年，赵庄姬与赵婴私通。景公十七年，赵庄姬因赵婴之死向景公进谗，诬陷赵家准备叛乱。景公正欲重振霸业，便以此借口打击公卿强化君权。赵家由此遭到灭顶之灾，仅赵朔之子赵武被赵庄姬藏于宫中幸免于难。这件事平息之后，韩厥以存亡之绝之理说服景公敕封赵武，并归还其田产。《左传》的叙事似乎更贴近事实，而较少文化道德方面的评判，它真实地呈现出春秋时期晋国内部君臣权利斗争的此消彼长。比之于《左传》，《史记》中对“赵氏孤儿”故事的记载则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史记•赵世家》中，赵家惨剧的直接原因由赵庄姬的谗言诬陷变为屠岸贾的弄权；矛盾性质从君臣矛盾变为忠奸斗争；民间传说中的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物跃然纸上；赵庄姬从淫荡骄奢变成贤妻良母；赵武从贵族子弟变成身负血海深仇的复仇者。从中不难发现儒家正统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在总结归纳了各种历史记叙和民间传说、戏曲说唱的基础上，纪君祥创作了元杂剧《赵氏孤儿》。这出戏演绎了一段忠孝节义跌宕起伏的忠义和复仇故事，是后世有关“赵氏孤儿”戏剧的重要蓝本和依据，并以《中国孤儿》的名字被翻译到国外，获得世界性声誉，很多西方评论家以他们的审美观认为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为数不多的大悲剧。剧作家纪君祥以忠臣和奸臣的分别简单地概括了赵盾与屠岸贾之间的矛盾与恩怨，剧本的重点落在了恩怨实施的具体过程中，为世人称道的“搜孤救孤”成为剧中的菁华部分，而“忠”“诚”成为贯穿全剧的主题。全剧截取了婴儿刚一出生，赵家遭遇惨祸，众义士舍身相救，程婴搜孤救孤，屠岸贾收婴儿为义子和婴儿成年后，程婴告诉婴儿身世，婴儿复仇这两个重要场景，重点突出了儒家忠义、诚信的正统观念。在后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有关“赵氏孤儿”的故事和戏曲戏剧基本上都延续了纪氏杂剧的内容和思想。

三、话剧

及至2003年，在北京话剧舞台上同时出现了两个版本的《赵氏孤儿》，一个是由国家话剧院出品、田沁鑫编导（简称国话版）；另一个是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品、林兆华编导（简称人艺版）。两出戏各具特色，但都对传统《赵氏孤儿》的故事进行了重新解构，甚至是颠覆。国话版的《赵氏孤儿》侧重的是对诚信的赞扬和呼唤，全剧以倒叙的手法，将一干人等为救孤儿舍生取义的壮举和程婴谨守诚信背负骂名养大孤儿的故事，以情绪化的诗剧的形式展现在舞台上，戏的结尾，程婴和屠岸贾相继气绝，程婴最后的台词是“我诚信赵家，你的身世……可程婴……不该说与你听，你承受不起……愧对！”，随后倒地而亡；而屠岸贾在得知真情后，则对孤儿道：“把剑端稳！让我的血喷洒在你的剑上……你就有勇气在世为人了！”随后用力打了孤儿一个嘴巴，倒地气绝；孤儿在经历这些突然变故后一脸茫然与无助，“父亲，教我生而为人之道……义父，教我在世为人之勇……救命恩人，杀父仇人，还有我没见过面的赵家父母……父亲，义父……我要上路了……”“今天以前，我有两个父亲……今天以后，我是……”“孤儿。”剧中的孤儿已然不单是社会意义上的孤儿，更是精神上的孤儿。而人艺版的《赵氏孤儿》则将侧重点放到了孤儿自身命运的自我选择上，全剧舒缓自然，平铺直叙，脉络清晰，不再强调正反面形象和忠奸之分，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复仇主题，戏的结尾，孤儿放弃了上辈的恩仇，回归到主体对自我命运的抉择。于是，无论是诚信忠义的程婴，还是双手沾满赵家满门鲜血的屠岸贾，都被孤儿抛在了身后，而程婴以及为救孤儿而丧命的所有人的一切努力与牺牲，都变得毫无意义。在戏的最后，孤儿已被国君带走，空旷的舞台上，程婴、屠岸贾各自沉醉在自己内心的痛苦中。此时淅淅沥沥的大雨从天而降，持续约有一分钟，灯光缓缓熄灭……新世纪初，话剧舞台上两个版本的《赵氏孤儿》，无论哪个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与传统的不同与冲突,个中彰显出当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的反思与超越。

2010年6月，中央戏剧学院的师生再次将《赵氏孤儿》搬上话剧舞台（简称中戏版），该剧作为中戏学生毕业演出的大戏，倾注着中国戏剧后备力量的激情与才能。通过改编和演出，更体现出当下年轻人的思想与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与以往不同，这次改编既没有忠奸善恶、诚信守诺的道德评判，也没有对孤儿个人命运抉择的思考，更忽略了复仇的主题，剧作重点落在了权利斗争相互倾轧的官场争斗及私人恩怨上。戏一开始，便是晋王将二十年前被赵盾杀死全家、只身流放苦寒之地的屠岸贾召回，并加以重用。突出了屠岸贾与赵家有着血海深仇，也为屠岸贾残杀赵家满门埋下了伏笔。随后，晋王利用屠、赵间的恩怨，借屠之手除去位高权重、对自己构成威胁的赵家。十六年后，当晋王得知孤儿的存在，又希望能够以此来打击势力坐大的屠岸贾。在中戏版的《赵氏孤儿》中，程婴的“搜孤救孤”、孤儿的选择等等，都变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编导所关注的只是戏剧冲突和情节设置，而内涵更多地是对权谋的展现与把玩。

四、电影

2010年底，由陈凯歌执导的影片《赵氏孤儿》登上了全国的电影银幕，“赵氏孤儿”的故事得到了更为广泛地传播和演绎。“赵氏孤儿”的故事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享誉世界的戏剧作品，其所倚仗的无疑是作品中所蕴涵的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具体地说便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为中国传统文化所肯定和赞扬的“忠义”和“诚信”思想。陈凯歌作为中国当代最具知识分子气质的电影导演，其电影作品历来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著称。因而，我们有理由期待他所执导的影片《赵氏孤儿》能够在文化内涵上对以往同题材的作品有所超越，有更深刻的思考。然而，看过影片我们发现他所拍摄的《赵氏孤儿》非但没有对原故事所具有的传统文化内涵进行展现、反思，反而将原故事所蕴涵的深刻的人性思考和深厚的文化精神完全消解，使影片沦为一部讲述个人处心积虑复仇的故事，而丧失了艺术作品所应具有的文化品格和精神价值。

在电影《赵氏孤儿》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对“忠义”“诚信”的展现，更不要说赞扬，我们看到的只是个人的处心积虑的复仇。影片中程婴（及其妻子）交出孤儿和以自己的孩子换回孤儿的行为都是被动和无奈之举，这与原故事中“搜孤救孤”的情节相比，无论在戏剧性方面，还是在文化价值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原故事中，支撑程婴忍辱负重牺牲自己孩子保护孤儿，并将其养育成人进行复仇的道德和精神力量，在于对赵家的“忠义”和“诚信”，以及忠奸善恶的道德判断。而在影片中，所有这些都被弱化，甚至舍弃，片中的程婴更像是一个利用孤儿最大限度满足自己复仇欲的自私者形象。影片中的程婴或许更能为当下社会所接受，更符合当下一些人的价值标准，而那个坚持“忠义”、“诚信”的程婴或许反而会被认为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但是，作为具有道德关切、人文关怀和文化传播责任的艺术家，却不能也不应该丧失对于诸如“忠义”、“诚信”之类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秉承与弘扬。可惜的是，在影片《赵氏孤儿》中，我们没有发现这类秉承与弘扬。

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思考与表现，同样应该成为优秀艺术家艺术创作所应该遵循的原则。话剧舞台上两个版本的《赵氏孤儿》，无论哪个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与传统的不同与冲突，也都表现出现代意识、现代文化对传统的重新演绎与思考。它们共同使“赵氏孤儿”故事具有了现代文化、现代思想气息。而在电影《赵氏孤儿》中，我们依然没有发现任何具有现代性的思想。故事本身提供的人物在人性方面、性格方面，以及戏剧张力方面，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可供现代意识、现代思想分析、表现的空间。然而，影片却没有在这些方面进行任何形式的思考与探索。我想，陈凯歌导演应该是看过这两个话剧版本的《赵氏孤儿》的，而且应该对其中的现代文化精神有所了解的，我本来期待着这位中国最具文化精神的知识分子导演能够在现代文化方面对以往《赵氏孤儿》有所突破。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影片在现代文化、现代意识方面的探索与思考，与七年前的两出话剧相比有着天壤之别。这是陈凯歌的悲哀，更是中国电影的悲哀。

五、思考

以上对“赵氏孤儿”故事嬗变和演出情况进行了简要地梳理与考证，从中引起我的一些思考。

“赵氏孤儿”故事的演变及其相关戏剧主题的侧重转移，反映出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从非主流到绝对主导，再到被现代思潮所排斥和冲击的演进过程。上古三代，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百家争鸣。《春秋》中对“赵氏孤儿”的记叙虽然简单，但却真实。“弑”和“杀”一字之差虽则也反映出叙述者的文化道德倾向（“弑”是一种被文化否定的“杀”），但却是诸子百家共同的伦理思想，并未明确为哪一家的思想文化主张。《左传》中的记载，要比《春秋》中的记载详尽很多，虽然加入了一些“忠”“信”“礼”等儒家文化范畴对相关人物进行品评，但儒家文化精神并未起到结构整个事件的作用，叙事依然更贴近事实。这表明汉代以前，儒家思想文化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只是诸多思想文化之一，与其它思想文化处于平等的地位，而非主流。在《史记》中，“赵氏孤儿”的故事从主题、人物到事件，都被以儒家思想文化进行重新结构与阐释，忠奸斗争取代了君臣矛盾，“忠”“信”“义”等儒家正统思想得到弘扬与赞赏。所有这些都表明，在经过董仲舒对儒家思想文化重新整合与阐释，尤其是将专制皇权合理化的天人合一论作为儒家政治文化理想的典型形态而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充分肯定与大肆宣扬后，儒家思想文化占据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并延续了二千余年。此后，无论是纪君祥的元杂剧，还是其它形式对“赵氏孤儿”故事的阐述，无不在儒家正统思想文化的关照与统摄下。真正与传统决裂，使“赵氏孤儿”故事具有现代思想内涵的，是二十一世纪话剧舞台上所呈现的三个版本的《赵氏孤儿》。

国话版《赵氏孤儿》关注的是当下诚信的缺失和孤儿精神上的迷茫、无助。在导演田沁鑫的“导演阐述”上，她写道：“现今社会，私欲的弥漫，思想的覆灭，礼节的丢失，道德底线的几近崩溃。垄断与霸占的蓬勃与横扫，过度的竞争产生出人情绪上迷乱、焦躁到了不识好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真的是忙乱而无序。”[1](P132)田沁鑫有感于现今社会精神层面的悲惨图景，在剧中贯穿了“失义人心不在，失信正道不存”的春秋大义精神。田沁鑫一直倡导“历史即当下”，她希望籍《赵氏孤儿》重新唤起几乎被当今社会遗忘了的诚信。从这里不难发现，儒家文化思想在当下社会已经远远失去了统治地位，在现代经济洪流的裹挟下，儒家思想文化甚至道德伦理已经完全湮灭在利益功利之下而为现代人所遗忘。在国话版《赵氏孤儿》中，是以孤儿的视点来叙事和关照情节的，它是一个现代人的阐释，反映出一方面希望在伦理道德崩溃、整个价值体系崩溃的时代，有一个好的价值体系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又怀疑这种好的价值体系的可能性和如何对它界定。在呼唤诚信的同时感叹诚信的难以界定。同时，现代人强烈的孤独感在戏中也常被表现出来。在儒家思想文化结构的文本中，孤儿是没有孤独感的。他身负血海深仇，他的复仇同时还具有匡扶正义惩恶扬善的道德意义，他不是一个人的个人行为，他代表着儒家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而在田沁鑫的作品中，孤儿是孤独的、迷茫的。从不知真相到知道真相，孤儿内心的反映是激烈而痛苦的，也是极度个人化的；随后两个父亲都死了，这个过程构成孤儿的成长过程。孤儿的孤儿生活是从十六岁他知道真相那天开始的，在那之前，他曾有三个父亲，在那之后，他是“孤儿”。这种现代人的孤独、迷茫与痛苦是传统儒家思想所不具备的。

与国话版同时出现在舞台上的人艺版的《赵氏孤儿》，它所强调的是个人自我选择生活的现代主题。人艺版的《赵氏孤儿》较之以往有两个重要改变：其一，确定孤儿不报仇，十六年的恩恩怨怨血海深仇与他没关系，用剧中孤儿的话说：“再多的恩怨和人命，那都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呀！”；其二，不强调所谓正反面形象，消解了忠奸之分。剧的开始充分铺垫了屠赵之间的恩怨，淡化了原著（元杂剧）中明显的倾向性，使观众觉得这只是一场政治斗争，而不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孤儿不报仇是对儒家思想文化核心的忠孝思想的否定，该剧导演林兆华曾说过，这出戏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愚忠愚孝思想的痛恨。同时，孤儿放弃复仇还反映出个体自由选择生活的现代思想。在传统儒家思想统治下，个体尤其是年轻人对自己人生之路的选择受到很大限制，不能充分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生活，孤儿的行动完全打破了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羁绊，具有了现代自由思想的意味，从而起到否定传统儒家思想的作用。另外，忠奸的二元对立历来是儒家文化所着重表现的，以此起到对忠的肯定与推崇，对奸的否定与批判，进而达到维护皇权统治的作用。林兆华对忠奸的消解与模糊，具有现代意识，使人物形象更真实、更复杂，因而也便更能为现代观众理解，同时还起到对儒家思想的潜在的批判作用。

2003年同时出现两台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传统不同，甚至颠覆传统的《赵氏孤儿》绝非偶然，这与当时思想文化氛围和社会因素紧密相关。一方面，经过二十余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物质生活得到极大发展，社会价值观、道德观发生极大变化，旧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而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既有对原有的好的道德观念的怀恋，又有对新的道德准则的不确定性的担忧。因而，在国话版《赵氏孤儿》中，既有对诚信的呼唤，又有对能否实现诚信的担忧和何为诚信的困扰。另一方面，思想文化领域发生巨大变化，思想解放、人的解放空前高涨，各种现代思潮此起彼伏，对社会、对人自身的思索愈发深入，现代意识不断加强。因此，孤儿不可能不迷茫；孤儿不可能不重新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人生。

到了2010年，经历了各种思潮泛滥和侵袭的现代人似乎对形而上的思考感到厌倦，而社会伦理道德现状也使人麻木。于是，游戏和不负责任的人生态度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在这一背景下，中戏版《赵氏孤儿》应运而生，它完全没有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精神，也不具备现代思想的关照，既不作忠奸诚信的伦理道德评判，又不对孤儿人生未来进行思考，它所关注的是曲折离奇紧张激烈的故事，是故事本身的游戏性、趣味性。它颠覆了传统，也颠覆了现代，它的意义或许正在于它的无意义。因而，它也给我们留下了更深更大的思考。

而陈凯歌的影片《赵氏孤儿》，既消解了原故事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又消解了当代知识分子对原故事所进行的具有现代文化精神的阐释，在文化上是双重的丧失。而这种丧失正是当下电影在精神层面整体低迷的具体表现。就连陈凯歌这样具有文化情怀的知识分子导演都迷失了，那么，我们电影创作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赵氏孤儿”的故事流传两千余年，而且远播海外，其中的思想文化意义颇耐人寻味，或许从对其演变与阐释的梳理中可以发现中国思想流变的轨迹吧。

注释：

（1）旧时京剧、曲艺等在剧院演出时，剧院门口的大幅广告宣传标志，现在已经很少见到。

[1]田沁鑫.田沁鑫的戏剧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许波，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文学（电影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北京影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