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 雯

柴科夫斯基一生创作了六部交响曲，从表现对理想、光明追求的《第一交响曲》，到诠释生死命题、充满悲剧色彩的《第六交响曲》，情感内容丰富、哲理意蕴深刻。把“生活性”的圆舞曲植入交响曲中，柴科夫斯基不是第一人，然而，柴科夫斯基交响曲中的“圆舞曲”却能与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奏鸣曲式相抗衡，超越樊篱，以诗意的感性为诉求，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柴氏的“圆舞曲”甜美而略带忧伤，欢愉、活跃而多愁善感……这一切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及社会生活在其内心情感体验的反映。国事不兴，乡愁别恨，聚散匆匆……怀着深沉的忧怨寻访精神的家园，在“圆舞曲”广阔的情感空间感悟虚幻、短暂的自由与安逸；在“圆舞曲”与其它乐章的对比中体验生命的珍贵与死亡的可憎。因此，哲理因素成为柴科夫斯基交响曲中“圆舞曲”的重要特征。

“客观因素是基础，主观因素是主导。”[1](P282)任何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总是将音乐创作与社会生活，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并融入创作个性，以敏锐的眼光、独到的视角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的生活。由此，要了解、把握任何伟大音乐家的音乐作品，就必须去了解他生活的时代、历史氛围。

本文以历史的语境与作曲家的主观世界相结合的方法，并考察19世纪中下叶俄罗斯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社会内容，阐述柴氏交响曲中“圆舞曲”哲理因素的生成基础。

一、作曲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

在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祖国真挚的爱，同时也可以深切体会到音乐家浸染其中的彻底的俄罗斯性格：忧郁、多愁善感、犹豫彷徨；有时手舞足蹈、欢声笑语，有时哀伤低沉、怆然涕下；有时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有时失落消沉、悸动不安。

1．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

柴科夫斯基音乐的国际性是有目共睹的，而他的创作风格、审美趣味却是彻底俄罗斯式的，自幼生长的环境、音乐文化的熏陶滋养了他的创作灵感。柴科夫斯基称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2](P3)，“是一个由我生活和活动的时代、国家固有的教养、环境、特性所形成的人。”

在《第一交响曲》中，柴科夫斯基尽情抒发对俄罗斯大自然的热爱，对未来幸福、光明的憧憬。他的“音乐是那样的质朴无华、诚挚由衷，可以说是与俄罗斯杰出画家瓦西里耶夫、瓦茨涅磋夫等人最优秀的抒情风景画，与普希金和果戈里描写俄罗斯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的诗文并驾齐躯的艺术精品。”[2](P218-219)

第一乐章《冬日旅途的梦幻》，独特、奇妙的音响色彩“描绘”出一片晶莹纯洁的冰雪世界：在弦乐器轻盈震动的背景上，传来了长笛和大管相隔八度齐奏的呈示部主题，它朦胧、清远而略带愁绪；低音弦乐器组半音化动机的戏剧性发展，仿佛是风雪的呼号；铜管和木管合奏的新主题使人联想到雪地上的舞蹈、昂然挺拔的白桦树、白雪覆盖的森林小屋、轻脆作响的铃声、冲破风雪飞驰的雪橇，还有赶车人忧郁的歌唱……

第二乐章承接第一乐章末尾的情绪，但却是借景抒情，柔美、忧郁、如歌的旋律诉说着《忧郁之乡，迷雾之乡》，那是作者对1866年夏天拉多加湖的旅游印象。

第三乐章的首尾部分冠以“谐谑”之名，笔者以为这里表现的是不安与恐慌，无论是冬日的梦幻之旅、抑或夏日的拉多加湖都没能让多愁善感的主人公找到心灵的栖息地，于是，圆舞曲在三声中部响起也就顺理成章了。它很短暂，先是怯怯、犹豫不决的；渐渐地，苦涩中透露出甜蜜，音乐带来的感受真实而遥远。也许是曾经的一个舞会，也许是美丽动人的恋情，也许是亲人关切的眼神……3/8拍的节奏稍有弹性，旋律宽广而舒展。音乐的情绪时而内在，时而活跃。圆号的进入激起了更大的感情冲动，神秘与忧郁消解在热情的呼唤中，那是主人公发自内心的呐喊。只有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羞怯的柴科夫斯基才能毫无顾忌地索求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寻的母爱与温存、平等与友爱。

第四乐章是热情洋溢、气势恢宏的结尾：在庆典的钟声中，人们尽情欢唱、歌舞，沉醉于属于自己的节日。这是作曲家在充满“梦幻”的“冬日”对祖国未来的展望与祝福：一切都刚刚开始，一切都生机盎然。

2．一个徘徊在憎恶沙俄黑暗统治与拥护皇朝之间的矛盾者

柴科夫斯基生活的年代正处于沙皇专制制度腐朽没落的时期，他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高涨时期步入创作道路。尽管柴科夫斯基在政治观点上是比较保守的，但他一生在思想上和美学观点上保持了60年代的进步传统。他热爱祖国，关心俄国人民的命运，但他又看不到俄国社会的出路。这种无法克服的矛盾不断促使柴科夫斯基对祖国的前途、社会的出路、人生的意义进行深刻的思考，并把这种生活感受融化到他的创作中去。这可以说是柴科夫斯基创作上的基本思想倾向。

1861年2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与改革相关的各项法令和取消农奴制的宣言。这是个特别的时代，俄国的文化、艺术及思想领域都焕发出勃勃生机；而1866年，俄国统治者却以一次行刺沙皇未遂事件为口实，终止了1860年开始的社会改良，转而加强铁腕统治。19世纪下叶的俄罗斯现实，让柴科夫斯基无所适从。面对历史积淀深厚的俄罗斯传统势力的阻碍，面对强大的几乎不可战胜的专制制度统治和农奴制经济的统治，柴科夫斯基感到自己的渺小及无所作为；另一方面他也为心灵深处那么一种“民族劣根性”的东西，被它所左右而困惑不安。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创作的《第五交响曲》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想状态，同时，柴科夫斯基音乐中的建立在矛盾冲突基础上的悲剧性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阴沉压抑；副部却是热情明朗的，包含着对美好幸福的向往和憧憬。在第二乐章中，作曲家用大段悠长、清远的圆号独奏竭力营造一种心旷神怡、凝神思虑的氛围，然而那个贯穿始终的阴森的“命运”主题却先后两次以严酷、阴暗的面貌突然闯入，这段穿插虽然不长，却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迹。

没有引子，第三乐章的圆舞曲像和煦的春风徐徐吹来，忘掉苦难和忧愁，让人们尽情地陶醉吧。曲首冠音式的旋律倾泻而下，顺分性的附点节奏激荡起欢乐的情绪，弦乐丝绸般光洁的色泽唤起无限深情；主题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多样的情绪变化，有时温暖，有时严峻而冷漠，笼罩着神秘和不祥的气氛。乐章的中段，弦乐连续奏出的十六分音符和木管的呼应，给人以匆忙、慌乱的印象。乐章的尾声，命运主题在单簧管和大管低沉的音色中出现，让人再一次感受到命运的灰暗与死亡的威胁。

第四乐章是以胜利而结束的。虽然其间历经犹豫、彷徨、退缩，但与命运的挣扎中，主人公还是最终战胜了自我，肯定了个人的力量。

总观全曲，四个乐章都有舞曲的旋律或音调在贯穿，所以第三乐章圆舞曲的出现显得顺理成章。在疲倦的斗争之后，那是一个心灵的港湾，虽惊魂未定，却给了主人公喘息的空间，个人同命运悲剧性的抗争被暂时地遗忘了。

二、作曲家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与破灭

仿佛是宿命，命运对柴科夫斯基永远是那么残酷。他把一部钢琴协奏曲献给他所尊敬的大师鲁宾什坦——而大师却拒绝演奏；他把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献给他所钦佩的欧爱教授——教授拒绝接受。他糊里糊涂跟他的一个女学生结了婚：他憧憬着的是理想、爱情、事业、祖国，而她追求的则是浮华、虚荣、庸俗的生活与无目的的享乐。无恋爱的婚姻(虽则短时期的共同生活)迫使这个音乐家几乎陷入精神分裂的境界——还是冯·梅克夫人把他解救出来，让他游历西欧，摆脱世俗的纠缠。然而同冯·梅克夫人的交往，最后也并没有使作曲家得到持久的幸福。

1．才华横溢的创造者与屡遭非难的失败者

对于怀揣音乐理想的柴科夫斯基而言，他无疑是个才华横溢的创造者，他把真正的生活全部集中在音乐创作上，他希冀通过不懈的音乐创作活动来达到梦寐以求的艺术境界。

从1863年5月，柴科夫斯基不顾父亲破产带来的经济威胁，不顾在沙俄社会以音乐为职业的渺茫前程，毅然投身音乐事业起，似乎就注定要走一条自由艺术家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在柴科夫斯基近30年的创作活动中，他的音乐涉及各方面的体裁，数量也很可观，他一共写出七部交响曲、十部歌剧、三部舞剧、四套交响曲、一系列标题性交响序曲、幻想曲和器乐协奏曲，还有上百首浪漫曲和大量钢琴作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在欧洲19世纪音乐中独树一帜，为丰富人类音乐文化宝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柴科夫斯基继承了格林卡以来俄国音乐发展的成就，并注意吸取西欧音乐文化发展的经验。他重视向民间音乐学习，把高度的专业创作技巧和俄罗斯民族音乐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并把清新而感人的旋律，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和浓郁的民族风格独创性地有机融合在他的作品中。从前期创作比较倾向于表现对光明欢乐的追求和信心，到后期倾向于表现深刻的悲剧性；从对莫扎特、贝多芬的崇敬到确立自己独特的艺术创作风格，柴科夫斯基以抒情诗人和心理戏剧家的笔触创造出了鲜明、深刻而有力的旋律形象，令人心驰神往。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才华横溢而又坚持不懈的创造者也难逃世俗的藩篱，他的呕心沥血的创作作品面世时常常要经受那些自命不凡的乐评人信口雌黄，口诛笔伐，令他在现实中成了屡遭非难的失败者。

由于俄国国内专业音乐圈对待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作品看法不一，他精心创作的许多作品都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以至于他被人们划分到“不幸的作曲家”行列。

美国音乐史家朗格(1955-1958年曾任国际音乐学协会主席)对19世纪俄国文学、音乐和绘画所取得的成就还是肯定的，但对柴科夫斯基在世界音乐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朗格却采取了不够公正的态度，他不承认柴科夫斯基是音乐大师，更指斥将柴科夫斯基称为“近代俄国贝多芬”的说法。不过他还是不得不承认了柴科夫斯基的国际性比俄国任何一个大音乐家都更为彻底，并形容说，从柴氏音乐中所流露出来的悲哀是彻底俄罗斯式的，“是眼泪汪汪的感伤主义”。的确，用“甜美的忧伤”去形容柴科夫斯基的乐曲应是确切的，因为光甜美不忧伤，难免浅薄；光忧伤不甜美，又缺乏魅力。今天，柴科夫斯基音乐在世界乐坛上之所以同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平起平坐，恰在于它体现了“甜美的忧伤”这一最高美学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句东方古老箴言的折光，其结果就是化成一缕淡淡的、当时俄罗斯大地所特有的春风秋雨中的哀愁。

2．渴求完美的婚姻却无奈的恋情

柴科夫斯基一生都在追求爱，他渴求完美的婚姻：完整的家庭里，一个能干的女人，不仅能把一切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可以是男人的港湾，志同道合，温柔体贴，是精神上的知音。他心目中理想化的伴侣是内心坚强、人格平等，能成为男人的保护天使的精神伴侣。而这种带有柏拉图式的观念恰恰能让我们在他的音乐中体验到。

在柴科夫斯基交响曲的圆舞曲乐章（或主题）中，我们常常能触及那被作者称为“一线光明”的温馨小天地，如《第五交响曲》的第三乐章（A大调，三部曲式）。乐曲营造着天籁般的纯挚氛围：没有邪恶，没有庸俗，金碧辉煌里是彼此欣赏喁喁细语的浪漫优雅，神话般的灯影里相拥的情侣舞姿翩跹……

遗憾的是浪漫如斯的柴科夫斯基却没能真正地爱一次，从恋母、丧母、初恋、失恋直至只结合数周便失败的婚姻，柴科夫斯基似乎在现实生活中永远找寻不到理想的情感归宿。

五四运动唤醒了“我”，胡适坚信“唯有个人可以改良社会，社会的进化全靠个人”[注]胡适：《学生与社会》，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1页。 。“评判的态度”第三条把“社会”和“我”对立起来，“社会公认”不仅指人数多，也指通过权力、习俗等被固化的“过去”。胡适期待的“我”是“先知先觉”的少数人，“我”要有独立精神，敢于质疑、敏于思考。“我”是能走出过去的枷锁，寻找和创造未来的人。

在他生命最悲凉的时候，梅克夫人的援助令他“起死回生”。他们互为“心中的神”，在音乐中，在无数封充满热望的书信中，互相倾吐爱慕之情。现实中，音乐家用尽全力企望着那热烈的爱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断地低声呼唤着梅克夫人的名字，那是音乐家留在世上的终曲，无限哀怨，无比遗憾。而失去精神之爱的梅克夫人，深深地陷入忧郁之中。1893年11月6日，柴科夫斯基去了，三个月后，梅克夫人也随之而去。这段“柏拉图式”的恋情只能以这样的爱情悲剧形式落幕，令人扼腕、感叹。

三、作曲家对命运主题的揭示

在黑格尔《美学》的艺术等级里，音乐所处的位置最高。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音乐能够凸显自由飞翔的精神形式和形而上学的哲学灵感。喜爱哲学沉思和关注人类命运的音乐家，几乎从不回避“命运”这个严肃的问题。柴科夫斯基——俄罗斯民族音乐的骄傲，将个人的命运融入民族的命运中，用音乐作品表现人类心灵对于命运的抗争与搏斗，以及对生命的痴狂信仰和对死亡的憎恶拒绝。

1．焦虑的心灵

从1877年开始，柴科夫斯基进入了创作的极盛时期，他的《第四交响曲》显示出了“抒情性心理剧”交响曲的特征。这个时候，俄国的现实生活进入反动的黑暗时期，俄罗斯的社会思想和俄罗斯艺术的一切进步的和民主的表现，都受到了残酷的压制。柴科夫斯基思索着祖国的命运和生活的意义，并把苦闷、惶惑不安和不知所措的情绪以及人面对厄运袭来无可奈何的宿命哲学思想在一些重要的作品中反映出来。

在《第四交响曲》中，柴科夫斯基刻画了一个代表严酷外力的命运主题：“这是注定的命运，这是一股命运的力量，它阻碍人们奔向幸福，达到目的，它嫉妒地监视着，不让幸福和安宁完美无缺，它就像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高悬头顶，经常令人内心不安。”[3](P105)。同时，作曲家在第一乐章中用另一个由圆舞曲的动机写成的温柔的第二主题来进行反衬，这也正体现了作曲家的悲观情怀：“全部生活就是苦痛的现实同倏忽即逝的幸福梦幻的不断交替。”[2](P247)

能够有这样的构思自然与作者当时特殊的人生境遇有关：不幸的婚姻、经济上的窘迫、与生俱来的忧郁情结把柴科夫斯基逼到了死亡的边缘，而善良、仁慈的梅克夫人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使其摆脱了无穷的绝望。所以，整部作品虽能感受到命运的威胁，却在深深的苦恼、悲哀、失望中，看到了希望。

1888年，在《第五交响曲》中，柴科夫斯基继续着“生与死”、“希望与绝望”的命题。

在这部作品中，柴科夫斯基以“送葬进行曲”引出了第一乐章主人公对人生的悲哀思考，表现了作者“对命运，即对上帝的无法预知的律令的绝对顺从”。

接下来的几个乐章，作者采用了主导主题和贯穿发展手法。不论沉醉在暮春的诗意中抑或旋转于曼妙的圆舞中，命运都以或隐或现的形态加以阻挠，使人无法如愿以偿。但是，在第四乐章，命运主题一扫以往的阴暗和不祥的色彩变成了雄壮的进行曲，虽然还不够生机勃勃，但力求肯定意志力的胜利，肯定自我斗争的乐观主义结局，肯定战胜痛苦和怀疑的勇敢精神。

这时的柴科夫斯基还未陷入彻底绝望的境地：他在国际乐坛的声誉与日俱增，沙皇对他的赏识使他在俄国音乐界的地位无人企及，梅克夫人一如继往地给他精神与物质上无微不至的关注……因此，他努力鼓起生活的勇气，试图挣脱命运的困扰，翘首未来。

2．破碎的世界

弗洛伊德认为，在人的无意识的心理结构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本能动向：一种是生的动向，一种是死的动向。当某一种动向占上风时，意识活动就追随它而发挥主导性功能，在柴科夫斯基的心理结构中，这两种动向经常是强烈地对峙和交织着。柴科夫斯基从青年、中年直至老年的各个阶段都面临着物质、权力、爱情、亲情的多重匮乏，伴随终生的是生存的艰辛和孤独，这些都赋予作曲家深沉的悲剧意识，促使他敏锐地感悟“生存”与“毁灭”的哲学内涵，并潜移默化于音乐作品中。

对于柴科夫斯基来说，“死亡的阴影”常常笼罩着他，在第四、第五交响曲里他塑造的主人公都曾努力地克服死亡。在那里“达摩克利斯”之剑只是阻挠幸福、希望的一种命运的威胁，可是现在，“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来了。

1893年，柴科夫斯基体验到死亡的神秘感召，心中被恐怖的阴影所笼罩，预感到死亡的前奏已经来临——与梅克夫人维持了十三年的友谊突然中断，一生都在折磨着他、令他时刻感到致命危机的同性恋倾向……这一切的生活体验都使得作者的《第六交响曲》渗透了强烈的主观性，通过一个典型的个人形象反映了19世纪80-90年代走投无路的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相当普遍的社会性的阴暗心态、绝望情绪。

第一乐章呈示部痉挛性的主部主题在紧张的气氛中掀起了主人公内心的激浪狂潮，似乎厄运即将来临斗。副部主题流露出对往昔甜蜜的回忆、对幸福的憧憬与渴望，是作者“生的冲动”潜意识的自然流露。第二乐章的圆舞曲使人重温年轻时代的诗意与浪漫，却也告诉人们：这些光彩都已经属于过去。第三乐章凯旋、欢腾的进行曲似乎令人振奋，主人公终于追忆起风华正茂的岁月，但笔者却以为那是死亡降临前的回光返照，因为它从光辉的顶点陡然跌进末乐章的黑暗深渊。柴科夫斯基在与命运抗拒了一生之后终于大彻大悟：“生存是人生之累，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死亡反倒是痛苦之解脱，是自由和欢乐的复归。”[4](P1)在悲痛欲绝的哀号中，在冰冷的死寂中，生命被冷酷无情的死神夺去，一切美好的希望彻底破灭。

四、结语

黑格尔曾说：“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民族”。[1](P343)同样，柴科夫斯基的“圆舞曲”属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当我们重新考察、观照19世纪下半叶俄国特殊的历史情势，用心揣摩柴氏隐含、显含、细腻而微妙的创作笔触，那蕴藏在乐音组合背后纷繁复杂的情感内涵、哲理因素逐一显现、明晰，它让我们对这位伟大音乐家的作品又多了几分深层的认识。

1.“圆舞曲”——形式美与内容美的高度统一

柴科夫斯基的“圆舞曲”，其甜美而略带忧伤的旋律别具一格的节奏、纯净华丽的配器、丰富多样的复调手法在对称均衡的三部曲式（A-B-A）的映衬下，给人一种和谐、典雅的形式美，使听者身心愉悦。然而，仅是甜美、和谐、愉悦的这种外在感性因素还不足以彰显柴氏“圆舞曲”的魅力，因为“音乐美就它的存在方式来说，不是单纯的形式美，而是形式美与内容美的完美结合与高度统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割。”[1](P290)在“圆舞曲”乐章（或段落）中，一切的音响形式都紧紧围绕着内容而展开。柴氏并未忘记为他的“圆舞曲”贴上个性化的标签：“圆舞曲”的基调是欢快而亲切的，忧伤、不祥、阴影却时时贯穿其中。在音乐的发展过程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情感、精神特征常常互相伴随，在对比、矛盾、冲突中表现出作曲家对压抑、苦闷的社会生活复杂、微妙的情感体验。

2.对交响曲“悲剧美”的更深层理解

“关于悲剧，恩格斯曾说：‘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在该时代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这可以说是一切悲剧的社会根源。”[1](P324)柴科夫斯基交响曲的悲剧性正是渊源于自身的幸福、事业、理想与严酷的社会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作为欣赏者，我们不能主观地徘徊于自身的生活体验及单纯的音响愉悦，而要力求“将历史的视界同现实的视界真正融合起来，在揭示作品历史内涵的同时，赋予它新的意义。”[5](P289)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柴科夫斯基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他也无法清醒地认识到俄国社会腐败与黑暗的根源，故“圆舞曲”是他为自己精心建造的“理想国”。作曲家给予交响曲中的主人公深切的同情与无限的怜悯，“圆舞曲”是精神上的寄托，可以逃避人世间的无尽烦恼。不论是从焦虑恐惧的奏鸣曲乐章遁入“圆舞曲”，抑或从“圆舞曲”跌入意味死亡的终曲，都像是黑白分明的“生”、“死”两极，落差极大。而这其间蕴藏着的哲理因素使得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表现出更为深层的“悲剧美”。

3.“生”、“死”命题引发对生命价值的理性思考

《第六交响曲》以主人公的弃世为终曲，而“黯乡魂，追旅思”遍尝人世艰辛的作曲家也惟有归去。诚然，生命的存在和预见的死亡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影响着每一个深爱柴科夫斯基的欣赏者。柴科夫斯基终其一生的哀郁是对祖国前程及个人命运的担忧与无奈。于是，他用“圆舞曲”奏响生命的最强音，向世人宣告他的人生哲理：生命不息，追求不止；“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用他的“死亡意象”让人们领悟自由的最终与最高方式。

作曲家怀着对生命的痴狂信仰和对死亡的憎恶拒绝离我们去了，他以喷薄的创作力量向世人展示他创造的精神产品，幻想、思辨、热情的创作活动反而不断支撑着诗意澄明永恒的生命存在，在流逝的时间里磨砺出新的耀人光彩！

[1]张前,王次.音乐美学基础[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

[2]毛宇宽.俄罗斯音乐之魂——柴科夫斯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3]柴科夫斯基.柴科夫斯基论文书信札记选[G].高士彦,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

[4]颜翔林.死亡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于润洋.西方音乐与美学问题的文化阐释——于润洋音乐文集[G].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