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喜

(广东医学院 社科部，广东东莞523808)

人际交往风险视阈中的信任探微

王 喜

(广东医学院 社科部，广东东莞523808)

风险社会是人类社会走向后工业时代的重要特点，风险从宏观的社会表征逐渐向社会的微观领域渗透，人际交往风险便是交往场域对风险社会的凸显。信任是针对人际交往风险的一种解决办法，信任文化的生成与信任行为的选择之间存在循环上升的相互强化作用，而信任文化的破坏与失信行为的选择之间存在循环下降的彼此弱化作用。

风险社会;交往风险;信任

一、生活之下:风险、风险社会和人际交往风险

1.风险与风险社会

“风险”一词源于16—17世纪西方探险家用以指代航行到未知的水域，后来意指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1］。随着人类实践与研究的飞速发展，风险问题从最初的环境领域走向多学科的渗透。从诸多研究者的理论成果综合视之，“风险”具有如下特征:其一，时间向度上的未来指向性。其二，发生状态的不确定性。即指未来某种情境下可能发生的事件，它代表着一种或然，而非实然。其三，风险产生的人为性。“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2］3－4其四，转型社会的反思性。“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3］

乌尔里希·贝克最早于1986德国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在贝克(Beck，1992)最初的论断中，‘风险社会’指的是一组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情境，其特点是不断增长的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的普遍逻辑，它要求当前的社会结构、制度和联系向一种包含更多复杂性、偶然性和断裂性的型态转变。”［4］风险社会是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在风险社会这一场域之中探讨相关问题，其本身所期待的便是一种“预则立”的意义，因为“风险概念表明人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副作用。”［2］5

2.人际交往风险及其表现

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生活于社会之中，“人的感性存在就突破其单纯个别性的抽象意义而使普遍性成为其内在的活动倾向。这种包含在人的感性中的普遍性不是作为思维本质的抽象物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人类个体在其感性存在中超越其个别性而建立人与人的感性联系的活动能力而存在的。这种能力就是交往。”［5］然而，在“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固有振荡也给人际交往注入了某种程度的风险因素，如制度断层与社会资本遭受侵蚀，城市化过程中重复博弈环境的丢失等，从而使得当代人际交往呈现出风险样态。因此，人际交往风险是指人际交往在不确定的情境下，可能引发的一系列的危险，是人生风险在交往场域的具体表现，是人际交往场域对风险社会的凸显。从交往主体、交往对象、交往中介和交往环境等四个要素进行分析，人际交往风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经济人”交往主体，现代社会的利益角逐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对“信息高地”的抢占，信息不对称与匿名化构筑了大量的“交往屏障”;其二，知识爆炸对“专家系统依赖”的冲击，知识主体在“人人都是意见领袖”的“众说纷纭”中遭遇“信赖迷航”;其三，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多元化人际交往平台的存在，滋生了如虚拟交往情境中的“符号与点击风险”;其四，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中重复博弈环境的缺失，引发了从“欺生”走向“杀熟”等诚信危机。

二、生存之上:无限风险下的有限信任

1.关于信任

关于信任的界定，美国心理学家多伊奇(Deutsch)早在1958年进行了社会心理学角度的定义:“所谓一个人对某件事的发生具有信任是指:他预期这件事会发生，并且根据这一预期作出相应行动，虽然他明白倘若此事并未如预期般地出现，此一行动所可能带给他的坏处比如果此一事如期出现可能带来的好处要大。”［6］而与社会心理学异曲同工，在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研究中，他把信任理解为“对产生风险的外部条件的一种纯粹的内心估价”［7］。似乎“信任”在卢曼这里只是一种“心理预期”，而现实的信任关系是通过切实的交往活动表现出来，这一活动内在地包含着交往主体对交往对象的信任感(或说信心)和交往对象之于交往主体的可信度。如波兰学者彼得·什托姆普卡从“行动论”角度指出“信任”是“积极地参与并面对未知的未来”。“在不确定和不可控制的条件下行动，我们就是在冒风险，我们就是在赌博，我们在拿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他人的自由行动来赌博。这样我们就获得对信任的最简单、最一般的定义:信任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而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存在时、空两种指向:“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一种纵向的、处于时间流之中的不确定性;他人行为的不确定性是一种横向的、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8］所以说，信任是一种指向未来和他人行为之不确定性的肯定预期与积极行动。

2.信任与风险

卢曼曾指出:“信任是针对风险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Luhmann，1988)什托姆普卡对此的解释是:“寄予信任意味着悬置、忽视风险，或把风险‘用括弧括起来’，好像风险不存在一样而行动。”［9］40这种行动是否意味着完全非理性的盲目呢?当然不是。王绍光先生从“失信可能性”和“相对易损性”的角度解释，即甲是否信任乙取决于两个考虑:(1)甲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断;(2)甲对乙失信所可能带来的损失有多大的承受能力，也就是甲的相对易损性［10］。综上，信任发生在未来事件与交往对象的“不确定”和主体的“风险判断”之间，如齐美尔所指，信任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

经验—熟悉—信任(不信任)，是一组时间维度的反应链。“熟悉是信任的前提，也是不信任的前提，即对未来特定态度作任何承诺的先决条件。”［11］25然而，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表现在人际交往场域便是熟识型交往向匿名化交往的转变。这种转变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与设置，使得过去不再是现在行动的确切依据，不能完全借以预期未来。“但是信任决不只是来自过去的推断，它超越它所受到的信息，冒险去界定未来。……所以，熟悉与信任是吸收复杂性的互补方式，它们相互联系，一如过去和未来相互联系。”［11］26－27此外，信任作为针对风险的一种解决办法，它本身也存在着风险，这恰是说明了信任之于风险的化解，其功能亦是相对的、有限的。

三、曲中求直:人际信任的发生机制与信任文化的社会生成

1.信任的发生机制

什托姆普卡将信任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其一，预期信任，即我们因为相信他人不论做出何种行动都将有益于我们的利益、需求和期望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其二，反应信任，即它明确地受我们所预期的他人对给予信任行为的反应所触动和激发。其三，唤起的信任，即我们因为相信他人将回报我们以信任而行动，有目的地以信任去激发信任。上述三种信任可能在一个信任行动中同时出现［9］35－36。

不管一个信任行动中出现何种类型的信任，交往主体、交往对象、交往环境、交往媒介等是其不可或缺的因素，如图1所示发生作用:

其一，关于交往主体。与信任行为直接相关的是交往主体对交往对象的肯定预期，源于感性信赖与“相对易损性”的综合作用。其二，关于交往对象。交往对象的行为惯性与社会声誉间接影响信任行为的发生与否。其三，关于交往媒介。不同媒介在交往中产生不同结果，在于交往参与者主观意图及媒介自身特质更易于为守信还是失信所用。如通常认为实体媒介的安全度更高，而虚拟媒介的未知性、匿名性更强。其四，关于交往环境。在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不讲信任带来的后果失信者止步并以儆效尤，从而使交往趋良循环;而在一个不信任的社会，受信任失利失信者得利，便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2.信任文化的社会生成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2］在一个动态的社会里，社会与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循环作用力”。如“信任或不信任的决定发生在先于此存在的文化背景中，在那里标准的规则推动人们去信任或远离信任。……从这种视角看，信任既不是作为计算的去向，也不是作为一种心理倾向，而是作为文化的规则而出现。”［9］87而这种规则(即信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人际交往中实现肯定预期的集体经验的累积，是社会交往于时间维度的产物。它先于此在行为而存在，而积极或消极的行为结果对它具有强化或弱化作用。什托姆普卡从四个变量的角度对“信任文化的社会生成”进行分析(如图2所示):背景变量，先前存在的信任或不信任传统;独立变量，伴随信任的积极或消极经验的结构性机会;中介变量，激励信任或不信任的社会情绪或集体资本。在这里，信任或怀疑的决定被作出、积累并获得规范的认可，变成信任或不信任的文化规则。这种文化自觉便成为在信任或不信任的方向上推动给予或拒绝信任的独立力量［13］。

文化是影响社会活动的内生变量，它在某种程度上潜在地影响着人际交往主体的行为选择。在上述模型中，当做出人们信任或不信任的决定，经累积并获得规范的认可与强化，从而生成了信任或不信任的文化。这一文化又作为背景条件出现在信任的社会生成的下一循环中，并反过来成为一种推动力量或阻碍力量，影响着人们在交往活动中信任或不信任行为的选择。

［1］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17－18.

［2］乌尔里希·贝克，威廉姆斯.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G］∥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9.

［4］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7.

［5］吴晓明，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存在论新境域的开启［J］.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88.

［6］杨中芳，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J］.社会学研究，1999，(2):1 －21.

［7］尼古拉斯·卢曼.熟悉、信赖、信任:问题的替代与选择［G］∥郑也夫.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124.

［8］廖小平.论信任的几个问题［J］.哲学动态，2007，(12):42.

［9］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0］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J］.社会学研究，2002，(3):31 －32.

［11］尼古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

［13］陈莉.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浅议信任文化生成［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1):98 －101.

An Approach of Trust in the View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Risk

WANG Xi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Dongguan 523808，China)

Risk society is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post-industrial era.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risk is not only being the social representation on macro level，it also influences the micro fields of the society gradually.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risk is the salient reflection of the risk society in the interaction fields.Trust is a solution to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risks.There is spiral rise with interactive reinforcement between the generation of trust culture and the option of trust behavior;and there is spiral decline with interactive lessening between the damage to trust culture and the option of discredit.

risk society;interaction risk;trust

C912.11

A

1001－7836(2011)07－0197－03

10.3969/j.issn.1001 －7836.2011.07.084

2011－05－16

广东医学院青年基金“人际交往风险初探”的研究成果(XQ1039)

王喜(1986－)，女，湖南祁阳人，教师，硕士，从事人的全面发展、风险社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