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有着大陆背景，生长于台湾，并在美国完成其戏剧和电影教育的华语电影导演，李安的生命气质和独特个性都呈现出多元化的姿态，其电影的跨文化特色也一直倍受关注，探讨李安电影中的美学元素、文化内涵，对我们有一定的文化启迪。

电影《饮食男女》是李安拍摄的“My Father Knows Best”三部曲的第三部，前两部分别是《推手》(1991)和《喜宴》(1993)。这部带有导演浓厚个性特征的影片反映了他对传统父系社会的反思、对传统饮食文化的个性解读、对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的关注。

一、家庭的解构与重构

在这部电影中，李安把故事放在90年代的台湾普通家庭，“要审视一种文化和人性的深层内容，一个危及到家庭‘神圣使命’的情景无疑是再好不过的舞台，家庭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符码。”[1]

中国的传统家庭中父亲一直是家庭的支柱，他们身上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传统，几千年的沿袭已经让它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影片中郎雄饰演的中国老父亲朱师傅的形象就恰到好处的体现了东方式的家庭伦理观。他对三个女儿的衣食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但于子女的内心却成了一种束缚；他习惯了主导全家，因而讲什么消息，都像开会一样“我有件事情要宣布一下”；他先前一直克制自己的感情，本能地选择一个人承担一切，对儿女的成长负责、对家庭负责。

但三个个性鲜明的女儿却在方方面面逐步瓦解父亲的传统思想，大女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二女儿是外企的白领，小女儿则是洋快餐店的员工，从身份上看三个女儿可以说都代表了西方的文化。在这样看似传统的中国家庭中，西方文化已经慢慢侵入。李安的几次面部表情的特写让我们看到了朱师傅的“中国式的忧愁”，额头的皱纹，无奈的动作表情，凸现了在东西方文化冲击下作为传统家长面对与子女的隔阂，自己在身心深处所负诸的辛劳与担忧。

三个女儿有自己安身立命的人生观、价值观，她们毫无预兆地脱离大家庭，走向小家庭，她们代表的正是西方式的个体本位。最终，李安让“父亲”主动摧毁传统精神的桎梏而投入新的生活，“父亲”的“本我”意识开始流露，反而得到了二女儿的支持与理解。“使传统上以父亲为主的一个家庭关系，得以从一个假象的平衡状态，历经危机和冲突之后，重新寻得一个新的平衡。” [2]李安在观察到传统价值体系崩坏的同时，拿出儒家思想核心上的“忠孝仁义”作为救赎，让影片最后充满思想动荡后的莞尔一笑。

二、饮食文化的沿袭与失范

饮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礼记•礼运》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正因为中式饮食习俗的介入，中国式家庭聚餐的温馨画面呈现等，才让整部电影充满传统意味。

电影中朱师傅剖鱼腹、滚面、浇油、切细片等一系列细节画面，运用蒙太奇手法表现得恰到好处，没有多余的画外音，只有主人公一个人忙碌的动作和由此发出的自然音响，观众由客变主地观察体味着各种细节，快速融入“饮食”大环境中。

中国饮食追求美性。电影中美味的产生，必定有悠扬的古典音乐相和，各种调料交织融合在一起，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饭桌上的菜还特意讲究色泽搭配和意境传达，家庭用餐讲究和和美美，简单不失精细，喜宴用餐就要呈现好的寓意，如朱师傅特意制作“龙凤呈祥”表示对新人的美好祝福。

《饮食男女》中，李安亦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在台湾的变化发展作了一定的暗示。老朱说：“中国菜到了台湾，已经大变样了”。悠悠岁月间，中国的地方性菜式大致闭锁于权贵之门、局促于一城一郡、凋谢于兵荒马乱，虽有操作性厨师维系，却少创造性高手推进，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饮食男女》中之饮食，其实早已超越餐饮而涉及整个文化，李安的电影似乎无意于社会评判，要做的只是为大众留下一些可品咂的角落。

影片最后，那活动在案板上的手从朱师傅的老手变成到二女儿的手。前一双手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和对家庭成员强烈离心力的无奈，后一双手的劳作却逐渐变成轻松生活的点缀。遭遇变故的二女儿反而成为大家庭基地最后的守望者，与父亲一直无法突破的隔膜也终于在家庭角色转变之后消弭无形，两个人共同握捧着汤碗，用简单的称呼将传统式深埋于心的慨然传递出来；而两双手间的汤碗，则最终因为朱师傅味觉恢复而显示出“美食”的原始意义——不是为了吃而吃，而是为了让生活更加生动而吃，这便是饮食的深层社会意蕴。

三、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是当代台湾电影一个重要的叙事主题。这部电影中，对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李安通过父与子的对立，饮食传统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异表现出来，尤其是是锦荣母亲的直接传达。一个湖南老太太，在美国极不适应，和美国女婿关系紧张，体现了两种文化间的尴尬与无奈。但透过电影，我们也看到了在处理文化冲突中老子的“柔”，孔子的“仁”，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

《饮食男女》的叙事基调温和宁静，使得原本激烈的矛盾和几次突如其来的事件显得云淡风轻。中国人被传统文化积淀所赋予的深入骨髓的观念是隐形的，即便是再西化再歇斯底里，最终也敌不过深沉的传统底蕴烙在心灵深处不可磨灭的宿命。

在大女儿小女儿都因为有了自己的生活离开家庭时，父亲决定把老房子卖了，这时候二女儿又意外地成为了屋子的主人，一切看似阴差阳错，生活确悄然换了位，当二女儿为父亲亲手端上汤的时候，父亲说他又尝出了味道。一切又复归和谐。这就是东方文化的魅力，说到底也并非只是东方文化的价值。列子曾经说：“东方有圣人出，西方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有学者说“东西文化本自同”。西方文化有时候在表现层面的确歇斯底里，的确会冷漠。但是，当一切又触及人性，真情，当冲突去扣响生命本体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文明都会选择和谐，选择含蓄作为皈依。

最后从故事的结构和设计中可以看出李安深厚的编剧才能，其影片中的文化关照是高度自觉的，但其立意并不在于忧患或批判，而只是一种还原生活本质的呈现，表达了一种文化关注。

李安的影片更是电影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完美结合。他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合一，展示文化奇观，制造票房卖点，超越二元对立的文化立场。[3]体现了创作者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形成多元化的美学思考。

[1]饶曙光.中国电影分析[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39页.

[2]奉志伟，谭英.李安 “电影作者”的独特风格分析[J].电影文学，2010.

[3]孙慰川.当代台湾电影1949-2007[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