郧彦辉

（中国人民大学 统计学院,北京 100872）

经济转型期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的统计检验

郧彦辉

（中国人民大学 统计学院,北京 100872）

文章对1978～200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变协整的关系。可以建立状态空间模型估计消费函数，结果表明1990年前后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了改变，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制度变迁因素对消费产生重要的影响。

消费；可支配收入；状态空间模型；变协整

0 引言

消费、投资和进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消费不但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而且可以进一步吸引投资，提高投资率。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经济增长处于急需消费的快速增加来加以拉动的特殊时期，扩大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的消费需要意义重大。要扩大消费的先决条件是居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居民收入和消费的真实关系是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为弄清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建立了各种消费函数。西方学者对于消费函数的研究比较经典的主要有：凯恩斯提出绝对收入假说，认为人们的消费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的多。杜森贝里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存在“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而且短期消费函数与长期消费函数不同。莫迪利阿尼则是生命周期假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人们总是试图把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做最佳分配，从而获得最大效用。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由可以预期到的持久收入决定。我国学者也对消费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制度的改变使得居民面临着收入和支出的诸多的不确定性，从而居民的消费行为在不断地发生改变。譬如，曾令华和赵晓英利用1978～2004年的数据构造了城镇居民的消费函数认为可支配收入依然是解释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变量，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收入主要是持久性收入，而暂时性收入影响较小，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影响很大，预防性储蓄在居民的消费行为中显著存在。娄峰和李雪松在绝对收入消费理论的基础上，利用1991～2005年我国的分省面板数据，建立了动态半参数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分析认为城镇居民收入是决定城镇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消费的“棘轮效应”显著，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许永兵则认为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与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均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来进一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试图从中找出一定的规律并得出一些结论。

1 状态空间模型的建立

1.1 变量的选取

本文选取的数据为我国1978～2008年度的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为消除物价的影响，利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1978=100），得到人均实际消费支出与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见图1）。从图1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其消费水平也一直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是从1990年开始二者的之间差距越来越大,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慢于收入的增长速度。

1.2 状态空间模型的建立

状态空间模型是在分析经济现象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中，除了包含可观测的变量外，还可加入不可观测变量的模型。一般回归模型是假定变量的弹性系数在时间序列内保持不变，即估计了一个平均值,然而随着制度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有些影响系数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可变参数模型恰好能反映变量间相关系数的这种动态变化。

状态空间模型由量测方程和状态方程构成。利用状态空间模型的形式表示动态系统的优点是：状态空间模型将不可观测的变量(状态变量)并入可观测模型并与其一起得到估计结果，能够通过状态变量体现不可观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从而较好地解决设定误差问题，还可节省自由度。

依据杭斌的建模思路，假定现期消费C与持久收入YP的长期关系为：

式中，K既是持久收入YP的边际消费倾向(MPC)，也是YP的平均消费倾向(APC)。弗里德曼认为，K值的大小取决于年龄、财富、偏好、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假设K=1，并设持久收入与现期收入的比率为εt=Ypt/Yt，则可以将（1）式写为：

从长期看εt的期望值为1。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可能不断地随之改变，故可将以上方程修改为下面的时变参数模型：

式中，bt是消费的收入弹性，假定它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

对（3）式两边取对数，并给出bt的方程，则有：

式中，ct=1nCt，yt=1nYt，μt=1nεt， 参数 bt称为状态变量，μt和vt是误差项，并假定这两个误差项都服从均值为零、方差是常数的正态分布，且相互独立。方程（4）和方程（5）就是所谓的状态空间模型。方程（4）是量测方程，表示消费与收入之间的一般关系。方程（5）称为状态方程，它描述了状态变量的生成过程。

1.3 估计结果

将1978～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支出（Ct）和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Yt）的自然对数值带入上述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式中，估计值下面括号中给出的数字为对应的z统计量的值。以上结果表明，各变量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π的估计值为0.9715，说明bt基本上符合随机游走的形式。

1.4 协整检验

状态空间模型要求变量是平稳的或者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反应的是所研究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变参数模型的协整关系描述的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协整关系。如果消费和支出两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且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为平稳序列，则两序列是协整的。

检验序列平稳性常用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这里采用ADF检验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从图1我们看到，城镇居民的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和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具有增长趋势，直观上看应属于非平稳序列。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lnC和lnY确实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次差分是平稳的，即都属于I（1），从而满足进协整检验的必要条件，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的 （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的第一步是估计模型，第二步是对方程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已对收入和消费建立了状态空间模型，并进行了估计，可以直接对量测方程（4）估计的误差项进行平稳性检验。

由表2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量测方程的误差项序列在5%的水平上是平稳的，所以lnC序列和lnY序列存在长期时变参数的协整关系，得到的状态空间模型是可靠的。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与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着均衡比例逐渐下降的变协整关系。

2 结果分析

依据状态空间模型，可以估计城镇居民消费的收入弹性系数，如图2所示。从长期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弹性为0.9715，收入每增长1%，消费增长0.9715%。虽然弹性系数接近于1，但是仍然是小于1的，属于缺乏弹性。

从图2可以看出，从1978年至今，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的收入弹性的估计值在0.972和0.982之间波动。在1978～1990年间，除1981年外，城镇居民的消费的收入弹性都在0.98以上，而且是小幅度的上下波动。从1990年之后，收入弹性就一直呈下降趋势。利用消费的收入弹性可以估计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会呈现出同样的变化趋势。这就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一直在发生改变。其变化的诱因可能与制度的变迁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有直接的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各项制度并不健全，社会经济在运行过程中难免出现一系列的波动，如在1980年、1985年和1988年短短的几年间就出现了三次通货膨胀。但总体上来看，当时城镇居民收入相对来说较低，增长速度较慢，收入差距不大。政府对城镇居民分配住房、施行公费医疗、高等教育免费等等，人们的消费主要倾向于生活必需品，而且主要是食品支出，这一时期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在0.5以上。所以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即使有波动，也是小规模的波动，仍比较稳定。

表1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从1990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快，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我国进行了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的改革，居民收入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增加，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为8.2%。而最低收入和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比较慢。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全面展开，城镇中出现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口，他们的家庭收入的下降，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城镇居民产生了工作和收入不稳定的预期。预期收入下降或对预期收入的稳定性不能确定，导致居民消费意愿降低。

与此相对应，城镇居民实际消费支出负担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譬如，城市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加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导致普通居民不敢消费，消费意愿降低，他们不得不尽可能减少当期消费来用于储蓄。最近几年，随着科学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各项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实，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速有所提高，但由于税制、工资、住房、教育、医疗等制度改革的滞后，城镇居民大规模增加消费的意愿依然并不强烈。

表2 误差项的ADF检验

3 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状态空间模型，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和收入之间存在的是变协整关系。从长期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率每变化1%，消费增长率变化0.9715%。但分段来看，不同时期具体情况所有不同，具体而言就是，1990年前和1990年后，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明显不同。1990年之前，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的收入弹性呈小幅度波动，1990年之后，城镇居民的消费的收入弹性一直呈下降趋势。这与改革开放31年来的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轨迹基本一致，所以我们认为城镇的消费受到制度变迁的巨大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建议：要进一步刺激城镇居民的消费，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城镇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这就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大GDP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尤其重要的是，直接提高居民的工资收入，减少城镇居民的税收负担，完善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另外，由于外部的制度变迁对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可能具有重要的影响，进一步稳步推进各项经济制度的变革，逐步完善各项社会政策，在保增长的同时，加大保民生的力度，可能会最终成为刺激城镇居民消费的最大动力源泉。

[1]杭斌.经济转型期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2]杭斌，申春兰.经济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状态空间模型及变协整分析[J].统计研究，2004，(2).

[3]曾令华，赵晓英.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分析——基1978～2004年的数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12）.

[4]娄峰，李雪松.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动态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8，（3）.

[5]许永兵.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的实证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11).

[6]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F224.9

A

1002－6487（2011）04－0115-03

郧彦辉(1977-)，女，河北石家庄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统计分析。

（责任编辑/浩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