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洪山，刘源远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长沙 410079）

GPNS体系下贸易结构的重新测算与贸易结构升级

艾洪山，刘源远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长沙 410079）

文章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将产品附加值纳入产业结构的考量体系，构建了适合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结构考量标准，揭示了我国出口贸易结构提升的内涵，进而利用新的考量指标重新测算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业结构。在此基础上，对以贸易附加值理论为基础的贸易结构升级从价值链攀升和提高产品质量两方面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

全球生产网络；贸易结构；产品内分工；附加值

1 GPNS体系下贸易结构的重新构建与我国出口结构测算

1.1贸易结构的重新构建——基于产品附加值的考量

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衡量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结构的高低，应该看这个国家在国际分工过程中为某种产品的增值所做贡献的大小。这是从国家福利的视角考察一国从贸易中的获益。我们依然沿用关志雄的基本假设：附加值高的产品表示高技术产品，附加值低的产品表示低技术产品。因此，如果想要计算出口结构的高低，只需计算出口产品附加值的大小。在产品内分工框架下讨论产品附加值的思路大多从垂直分工度入手，本文依然遵循这一思路。

Hummels认为国际垂直分工度的产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一种产品必须被分解为多阶段、多工序进行生产；（2）一两个国家只分工于部分工序而不是所有工序；（3）至少有一道工序跨国生产。为了测算这种国际分工度的大小，Hummels将测算公式定义为：

其中VSi为一国第i部门的垂直分工度，Yi为第i部门的国内总产出，Xi为i部门的总出口，Mi表示i部门进口的中间产品的价值。如果一个国家有n个产业，则该国的垂直分工度为：

其中m表示第m个国家，i表示该国家第i个产业，这样VSmi表示第m个国家，第i个产业的垂直分工度，VSm表示该国的总体垂直分工度。

进一步，根据刘志彪，刘晓昶，该国总出口中的VS份额式（2）可以表示为：

由于投入产出表提供了大量我们需要的信息，如果将式(3)与投入产出表结合起来则变为：

的数量，Yj表示j部门的总产出。

但是除了转口贸易之外，几乎所有中间品都是在经过国内加工之后才进行出口的，式(4)并没有考虑考虑进口中间品的产业这一产业关联效应。如果考虑到产品被第一部门使用后，又被第二、三部门利用……直至最终体现在出口商品中的这一过程，结合进口中间品投入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考虑进口中间品的完全消耗系数，进一步将式(4)修改为：

根据陈宏易，经过进一步的推导和测算，进口中间品经过国内产业循环后的新增附加值的计算公式为：

表1 中国制造业向美国出口中分部门的附加值 （单位：亿美元）

1.2 基本数据选取及处理

根据式(6)计算垂直专业化比重，我们需要的数据主要是投入产出表和商品的进出口数据。在计算前，我们先根据公式对数据进行一些处理。

首先，为了反映中间产品在国内的使用情况，我们采用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7个部门投入产出表，通过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A来计算出AD和AM矩阵。实际计算中，我们选用2000年投入产出表替代1993～2000年的，用2002年投入产出表替代2001～2007年份。

其次，因为中国对美出口中，制造业出口占了大头，所以本文只选用了投入产出表中的11个制造业部门。

最后，关于进出口数据，我们采用的是联合国COMTRADE网站上的商品进出口数据（按SITC第一版商品目录分类）。我们将其按照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划分重新进行了分类归纳，依据的分类标准是国家统计局提交给GTAP的投入产出表编制说明以及其附在投入产出表后的对于表中产出部门的分类解释。

1.3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测算

按以上方法经过计算，我们得到1993～2007年中美贸易中11个主要制造业部门的附加值。如表1所示。

2 以附加值为基础的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直以来，中国奉行出口导向型经济赶超增长模式，优先发展以劳动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中国制造企业以加工贸易方式，从全球市场承接了大量的加工定单，初步奠定了其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通常，加工贸易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节约型，主要依赖于资本流动和劳动力的快速流动，这种以劳动成本或者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往往资金周转率低、进入壁垒不高、为发达国家所回避的“非主流产业”。

结合本文上面的分析，如果要提高一国的贸易结构，其实质是如何提高产品附加值。通过对中国八个主要制造业部门出口数据的考察分析我们认为，提高产品附加值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沿着价值链向高处攀升，占据价值链高端，从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条是在原有商品质量基础上增加原有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来提高产品附加值。

2.1 书价值链攀升影响因素分析

价值链攀升的内涵即从微笑曲线的低端向高端攀升，这里的高端有两个：一个是产品的设计与制造端；另一端是产品的销售端。因此影响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因素分析也应当从这两方面入手。

2.1.1 提高产品设计与开发能力的影响因素

（1）R&D投资与技术水平的提高

技术进步的种类主要包括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三种技术进步模式虽然都会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产品的生产附加值，但是三种技术进步模式对价值链提升的影响效果不同。在成本下降相同比率的条件下，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相对更能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具体分析如下：如图1所示，用纵轴C表示某阶段生产单位该产品的成本，横轴z表示生产区段。一种产品生产的周期增值过程（或者说是其成本投入过程）可以用一条U型曲线,即CC曲线来表示。曲线C’C’表示技术进步后新的成本曲线。假设：在初始成本曲线约束下，该国的分工水平为A点。为了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各行业竞相提高自身的R&D投资水平，这一投资动机会产生两个效应：首先，该投资会直接降低该国生产该工序产品的成本,如图1所示，该国的生产成本由C1下降到C2，在世界市场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该行业的企业会获得超额利润，从而会直接提高产品附加值；其次，该行业企业可以用原来相当的成本生产价值链更高端的产品，并会最终提高VSA，即图1中工序环节Z1向Z2过渡。图2、图3技术进步的效应的实质与图1类似。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由于技术进步的类型不同，三图中价值链升级的幅度和附加值增加的幅度均有不同，由于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这里就不做过多的阐述。

（2）比较优势的发挥与要素的积累

我国现有比较优势产业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据林毅夫，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只有发挥比较优势选择适宜性技术，才能使企业的成本降到最低，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样的选择方式会使资本要素的积累速度达到最大，而资本要素的不断积累，会使资产价格下降，对劳动需求上升，同时提高工资，从而改变价值链的成本曲线。如图4所示，假设M国原有国际分工成本曲线为CC,所参与的国际分工区间为AB，由于M国发挥了比较优势，从而资本要素大量积累，使得价值链成本曲线由CC变为C’C’’,随着资本要素使用成本的下降，在原有资本约束下M国国际分工的有效区间扩大为A’B’,从而实现了价值链攀升，提高。

（3）FDI的溢出和扩散效应与技术水平的提高

从理论上讲，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通过如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以及培训效应等对当地企业产生技术外溢，从而提高了东道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生产率水平。国外的一些相关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不仅可以给东道国的研发部门带来知识外溢，降低东道国企业的模仿成本，还可以通过员工在内外资企业间的流动提高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当地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进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2.1.2 提高价值链销售终端能力的影响因素

在非主流产业中，产业价值链具有“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即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技术与下游品牌、渠道拥有较高附加值，而生产环节利润率低。上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影响产品设计与开发能力的影响因素，下面我们将分析提高产品销售终端价值获取能力的影响因素。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拥有较强市场控制力的公司，往往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从而获得更高的产品附加值。而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市场渠道建设、品牌塑造和竞争优势开发与保持。最新案例如百丽公司基于产业纵向一体化的竞争策略使其从同行业中脱颖而出，其在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市场渠道建设，截至2006年底，百丽公司在中国直接控制的零售网络已有3828间连锁店，在香港、澳门及美国设立了35间分店，通畅的自由渠道与零售店对于提升百丽公司的市场价值，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同时百丽公司十分重视品牌塑造，其旗下品牌已有5类之多；另外，百丽公司借助于资本市场的杠杆效应放大了既有的竞争优势，所有这些因素都为百丽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百丽公司的终端销售战略也可以为我国其他制造企业迅速占领终端市场提供借鉴意义。

2.2 提高产品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投资、标准化程度、干中学效应三个方面。

（1）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所描述的则是人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与运用，或者说，人力资本就是把人当作资本来组织、管理和运用的过程。新经济学研究表明，在制度和技术给定的情况下，资金投入用于购买机械设备或是企业员工的培训，产出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更多地用于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投入，投入的总收益会有所上升，但其边际成本也会随之上升，边际收益会在达到一定高度后下降。然而，如果把资金更多地用于对企业员工智力和能力的投资，虽然这种投资的边际成本也会有所上升，但其边际收益上升的幅度会更大，表现为投资的边际收益持续递增。产生这种效果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随着对企业员工智力和能力投资的增加，企业员工的综合素质均会持续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以及企业整体收益也会得到大幅度提升，并且这种提高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具有乘数效应特征的。这一点不仅得到了理论证明，而且实践结果也确实如此。调查表明，在中国现阶段，凡是既重视制度建设和技术提升同时也重视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企业，其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力也往往较高，提升速度也往往较快。

（2）外商直接投资

外资进入的另一重要影响就是对本土产业技术标准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外资企业对产品质量和信任度的要求。Brash(1966)在一篇分析影响澳大利亚发动机供应商供应量的文献中，特别强调了跨国公司的高质量要求对供应商的冲击。Katz(1969)也提到了在阿根廷的一些跨国公司，强迫本土供应商采用他们在母国的供应商所采用生产流程和技术。同样地，Watanabe(1983)通过调查发现菲律宾本土的一些小公司经常抱怨大型跨国公司对他们提出的产品价格和质量的苛刻要求，也体现这一观点。总体来看，外商投资的“强迫后向关联”对东道国具有正向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本土产业以标准化的姿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更有利于技术的进步与提高，有利于良好的竞争市场环境的保持。

（3）干中学效应

“干中学”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补充方式，特别对于加工贸易来说，很多产品不一定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恰恰是工人通过在长时间的分工中积累的经验和能力对于产品的质量和品质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3 结论

要测算一国的贸易结构，其实质并非看该国到底出口了多少按传统分类定义的高技术产品，而是看该国在整个出口过程中所获得的整体利益的大小，即产品附加值的大小。

通常情况下，跨国公司借助全球品牌与渠道优势掌控高端价值，而发展中国家制造企业依附于跨国公司业务体系生存。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工贸易在中国快速发展是全球产业分工与低端产业链环节向中国转移的结果，从产业链构成来看，“中国制造”映衬出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非主流地位。本质而言，强大的“中国制造”折射出中国经济与本土企业大而不强的矛盾发展状态。整体经济发展结构存在诸多问题。从食品制造业和被公认为高技术产品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附加值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产品附加值相差不大，因此我国所谓的高技术产品仍在价值链的低端徘徊。

通过分析产品附加值的影响因素，我们认为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企业的R&D投资水平，从而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进一步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加强资本积累；深化利用外资的途径和方式，加强FDI的溢出效应；构建和完善价值链终端市场，从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产品的质量；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营造企业职工的荣誉感，从而强化干中学效应。

[1]关志雄.从美国市场看中国制造的实力———以信息技术产品为中心[J].国际经济评论,2002(7)～(8).

[2]樊纲,关志雄,姚枝仲.国际贸易结构分析：贸易品的技术分布[J].经济研究,2006，(8).

[3]傅朝阳,陈煜.中国出口商品比较优势：1980～2000[J].经济学（季刊）,2006，(2).

[4]江小涓.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变化趋势[J].经济研究,2007，(5).

（责任编辑/浩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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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6487（2011）04－01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