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西安710032］

《小团圆》二题
——兼与袁良骏先生商榷

⊙王素［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西安710032］

《小团圆》是运用现代小说技法写成的自传体小说，保留了较为严格的传记性、真实性，把小说的虚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以其表象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优势与虚构文学相抗衡；张爱玲并非如袁文所言未摆脱“胡兰成梦魇”，而是直面人生之哀痛，揭示人性之愚妄与缺失，显示了作家晚年创作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自我超越。

《小团圆》真实虚构超位透视

带有浓重自传色彩的张爱玲之遗作《小团圆》在万众瞩目中问世，在学界掀起一股研究热潮，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人誉之为“浓缩毕生心血的巅峰之作”（护封广告词），有人指斥“《小团圆》是一个感情至上主义者、感官主义者、感性主义者、极端自私主义者的‘自叙传’、自白书、自供状。”其中不乏热闹的商业化炒作和窥探隐私的索隐派解读，但更多的研究者则着眼于其文学价值与传记价值。《新文学史料》于2009年第3期，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袁良骏先生的文章《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该文探讨了《小团圆》处理自传体小说中真实与虚构矛盾关系的策略，肯定了这部遗作对中国史传文学优良传统的继承以及在再现清末民初没落旧家庭群像上的史传价值，对张胡之恋作出了点评，并高度肯定了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笔触所至，时有精辟见解。但是袁文有些观点，笔者亦有不同看法，缀成下文，兼与袁先生商榷。

一、《小团圆》中的虚构与真实

袁文开篇即指出，传记和小说是两种文体规范判然有别的体裁，传记要求真实，小说要求虚构。张爱玲的《小团圆》是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这位才情卓著的作家如何把本来相背的传记和小说统合在一起？他认为，“《小团圆》既保留了较为严格的传记性、真实性，也充分利用了小说可以施展的虚构的空间。”《小团圆》的传记性、真实性有目共睹，但若说其充分利用小说可以施展的虚构空间，似有些言过其实。《小团圆》是用化名写实事，真实的成分远远多于虚构，其中的人物和情节几乎事事物物皆可与张爱玲的真实生活相对照。有学者曾尝试在张爱玲的其他著作、张爱玲亲友的著作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里，找出与《小团圆》内容相关的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发现《小团圆》的情节与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出奇地相似。即使有少数与事实略有出入之处，那是作者有意更换人名、地名与人物身份，防止读者对号入座，但是这种障眼法无济于事，读者大多是怀着“看张”的心态阅读《小团圆》的。

袁文指出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为了形象和故事，适当杜撰了一些细节，举了两例：

比如对柯灵，极尽丑化之能事，甚至写他在公共电车上对她“性骚扰”（用双膝夹她的腿），显系杜撰。写九林与后母翠华关系暧昧，似乎也有泼污水之嫌，因为年龄差距太大，条件也不允许。

根据当时的情景，只有当事人自己才可以判断此处所言是否属实，“显系杜撰”，结论下得似有武断之嫌。至于说九林与后母翠华关系暧昧，通观小说中对九林与后母关系的描写，作者殊无此意。九莉父亲再婚时，九林还没长高，“像小猫一样”偎在后母身后，这是一个孩子寻找母爱的天性使然。九林成年后，有一次与九莉谈及父亲和后母：

九林皱眉道：“二叔就是那样，现在简直神经有问题。抵押到了期，收到通知信就往抽屉里一搁。娘告诉我的。娘都气死了。”

“娘也许是气他不把东西落在她手里。”

九林急了。“不是，你不知道，娘好！是二叔，自己又不管，全都是这样糟掉了。倒是娘明白。”

九莉想道：“他爱翠华！”

当然她也能懂。只要有人与人的关系，就有曲解的余地，可以自骗自，不像蕊秋只是一味的把他关在门外。

“他爱翠华”在这里并非指爱慕之意，而是指九林受蒙蔽，被后母算计后还同情后母。认为作者泼污水，影射九林与后母关系暧昧，当属误读。据此推测张爱玲为了形象和故事杜撰一些细节也就难以成立了。

因此，与其说《小团圆》“充分利用了小说可以施展的虚构的空间”，不如说把小说的虚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张爱玲不是擅长虚构的作家，她不具有奇诡、丰赡的想象力，而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和写实主义者，她所有的小说几乎都有“本事”。诚如她所言“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好在现在小说与传记不分明”，写自己在生活中体悟的真实世相是张爱玲一贯的创作旨趣。

她没想通，好在她最大的本事是能够永远存为悬案。也需要到老才会触机顿悟。她相信只有那样的信念才靠得住，因为是自己体验到的，不是人云亦云。先搁在那里，乱就乱点，整理出来的体系未必可靠。

张爱玲对被整理出来的意识形态话语有天生的抵抗力。《小团圆》中，作者索性用化名将真的人物和事件搬运到纸上，构筑了一个与生活真实相差无几的艺术世界，以其表象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优势与虚构文学相抗衡。

从历史真实性来看，《小团圆》名为自传体小说，实为化名的自传，但与传统的传记不同。传统的传记必须忠于事实本身，其内容和艺术上的伸缩性是非常有限的，《小团圆》则多一份小说的自由。

为了避免与早年散文内容的过多重复，作者在《小团圆》中或伸伸缩缩，或用春秋笔法。如《私语》中详述的被父亲和后母殴打、囚禁、生病及出逃的经过，在《小团圆》中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小团圆》与张爱玲其他作品构成一种“互文性”关系，可以相互指涉与对读，正是小说对内容的自由选择使得“互文性”成为可能。从整体上看，《小团圆》写九莉在港求学，因战争回沪开始写作生涯，与邵之雍相恋、分离至战争结束再次离沪的一段人生经历，在线性时间的逐步推进中运用意识流手法回溯过去或连接未来，勾连起九莉成长过程中与亲人的关系纠葛，夹杂着家族没落的旧事，呈现出非常精巧的艺术结构，显示出艺术手法的多样与圆熟。

就现代小说技法的娴熟运用来看，《小团圆》虽属自传，但更接近于小说，或者说是用现代小说技法写成的自传。这使得《小团圆》与传统的自传体小说有别，传统的自传体小说是事实与少量艺术虚构复合而成的作品，多运用传统小说写作技巧。引人注目的是，《小团圆》中，出现“身体叙事”，使它与传统的自传体小说走得更远。自传体小说似乎是女性作家偏爱的一种文体，女性作家创作在五四时代和20世纪90年代出现过两次高峰。有趣的是，她们大多采用自传体对自身经历做“现身说法”的创作方式。五四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自传体小说排斥虚构性，是生活真实的复制，如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她们的作品中少有对身体的叙事。90年代女性作家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在人物和事件的描写上经过了想象和虚构，其真实性成分大大降低。她们几乎都在“经验自我”的叙事视角中展开对身体的叙事。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由此看来，张爱玲的《小团圆》据史实录，使之与五四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精神相通；而她对现代小说技法的运用和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身体叙事”，则开女性作家自传体小说的创作先河。

小说技法的自由与真人真事的震撼使得《小团圆》呈现出超越于虚构小说的思想力度与艺术魅力。因此，传记书写与小说书写并非如袁文所言，会出现真实与虚构悖而难合的局面，相反，他们在真实与虚构之外的层面上相互配合，相融相济。

二、“张胡之恋”，一往情深？

“张胡之恋”对张爱玲而言，影响是巨大的。有人甚至认为张爱玲的一生，“一直在为一次错误的婚姻付出代价”①。经过漫长岁月的磨洗，当张爱玲忆及往事，她将以何种心态面对这段曾让她意乱神迷的感情？袁文认为：

《小团圆》既然是“自传体小说”，如实地、淋漓尽致地描绘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无可指责的。问题是二十年后的张爱玲，当她亲手写这一切时，她的思想境界有多高？她是否还像当年一样的沉迷其中？她是否还把胡兰成当成自己的“英雄”来崇拜？十分不幸的是，事实正是如此，二十年后的张爱玲，第二个丈夫已经亡故的张爱玲，并未摆脱“胡兰成梦魇”，仍在对她的“英雄”胡兰成无比崇拜。

二十年后的张爱玲果真如袁先生所言，对胡兰成依然一往情深？按《小团圆》中的描写，涉世未深的九莉（张爱玲之化名）在认清邵之雍（胡兰成之化名）的滥情面目前，的确是一往情深的。她曾用信封将邵之雍留下的烟蒂收藏起来，面对许多现实问题，取逃避态度，沉浸在爱情的遐想中。虽然理智上清楚地知道“我们根本没有前途”，依然溺于其中，可谓深于情矣。战后邵之雍逃到乡下，九莉去探望他，发现他还有两位情人，九莉让他做出选择，他却说：“好的牙齿为什么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九莉感到彻底的幻灭。邵之雍大有中国旧时狎妓士大夫之风；九莉则是一位接受过现代教育，熟谙西方现代教育精神和体制的知识女性，她有着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她不能忍受情感被玷污、遭背叛。二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使得“张胡之恋”从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时代的风云变幻只是这出悲剧上演之背景。觉醒后的九莉给邵之雍写了绝交书。说她仍然“沉迷其中”、“一往情深”，似有些言过其实。当年尚且如此，二十年后的张爱玲提起胡兰成又是何种态度呢？

张爱玲在写给宋淇夫妇的信中说：“《小团圆》是写过去的事，虽然是我一直要写的，胡兰成现在在台湾，让他得了意，实在犯不着，所以矛盾得厉害。”可知张爱玲着手写自传性质的《小团圆》，心里对胡兰成是有所顾忌的。真如袁良骏先生所言，张爱玲“仍在对她的‘英雄’无比崇拜”，“对她心目中的‘英雄’大唱赞歌”，那内心就不会“矛盾得厉害”。1976年1月25日信中又说：“《小团圆》情节复杂，很有戏剧性，fullof shocks，是个爱情故事，不是打笔墨官司的白皮书，里面对胡兰成的憎笑也没像后来那样”。同年4月4日的信中提到胡兰成，则称之为“无赖人”，可知此时张爱玲对胡兰成的基本态度。

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小团圆》结尾的梦境：

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映着碧蓝的天，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着，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里出没，都是她的。之雍出现了，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非常可笑，她突然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就在这时候醒了。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

袁文认为，在梦中九莉与邵之雍相见，“这个梦虽然只做过一次，但足以说明她对邵之雍的一往情深了”。结尾梦境出现的特异而突出，使我们暂缓接受这个结论。张爱玲笔下的爱情从来都是千疮百孔，遍体鳞伤——这源于她对现实中爱情的认识，爱情往往夹杂着很多现实的算计，使人陷入一种不自觉的自以为是，自欺欺人。越是在无爱的暗夜中，人们对爱的憧憬会越强烈，哪怕只是一个虚无的幻影——九莉梦中的图画应作如是观。晚年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九莉，境遇也如同她母亲当年一样孤苦，她心中对亲情和爱情的渴望通过梦境展示出来。与其说她对邵之雍的一往情深，不如说她迷恋的是浓浓亲情带给人的温暖和沉醉，这是她缺乏爱的生命历程中最为渴求的，梦醒之后还因此快乐了很久很久，这样的快乐指向的不是身心愉悦，而是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沉寂荒凉。至于说梦境中为什么会出现邵之雍，那是因为“张胡之恋”对张爱玲来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年轻的她初入情场就遇到风流成性的胡兰成，她投入全部生命去爱，结果爱得越深，伤得越痛，她整个后半生都在抚平这次情感的创痛。宋淇写给张爱玲的回信中说：“这些事积在心中多少年来，总想一吐为快，把它们清理出去……好了，现在你已写出来了，这点已经做到了。”可谓知言！《小团圆》是作者晚年疗伤的一次努力。邵之雍出现在梦中，显示出这段记忆的不可磨灭，而非如袁先生所言“执迷不悟，可悲也夫”。

如果说张爱玲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在现实中已经走出了“胡兰成梦魇”，那么对于袁良骏先生提出的问题：“二十年后的张爱玲，当她亲手写这一切时，她的思想境界有多高？”仍然有探究的必要。《小团圆》醒目地展示了爱情的幻灭。九莉不顾一切地投入爱情，把自己视为邵之雍生命中的唯一，得到的却是情感被玷污、遭背叛。张爱玲细致生动地揭示了恋爱中人如何自欺与欺人，不动声色地对爱情进行彻底的颠覆，传达了对爱情的绝望。幻灭的不只是爱情，还有亲情。《小团圆》中的家庭成员之间是无爱的，父母儿女之间互相误解、猜忌、防范，感情的巨大鸿沟使得亲人之间犹如陌生人一样冷漠，家庭成为心灵最早遭遇伤害的场所，成为噩梦般的回忆。亲情与爱情的幻灭摧毁了人寄居于这个世界最后的心灵堡垒，此后只能在四面楚歌中不停地流浪。九莉的母亲晚年处境如此，九莉之晚景也是如此。张爱玲对人生之苦境的揭示直指人性之缺失，不仅对自己的至亲“知其丑而不讳”，甚至于“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这样坦诚而彻底的姿态对读者是相当震撼的，它源于一个作家深刻的生活洞察与对艺术的诚敬。

王安忆曾谈及张爱玲，说她很为张爱玲惋惜，“她有足够的情感能力去抵达深刻，可她却没有勇敢承受这能力所获得的结果。”②如果仅就张爱玲早期的作品而言，是允当的，但对《小团圆》而言，这样的评价是不合适的。《小团圆》中对自我的无情解剖与对人性的深刻揭示不仅彰显着作家晚年创作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自我超越，更显示了作者直面人生的勇气。

①蒋芸:《为张爱玲叫屈》，收入《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4月。

②王安忆：《人生戏剧的鉴赏者》，上海《文学报》，1995年9月21日。

[1]张伯存.评“张爱玲热”及《小团圆》[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6).

[2]邓昭祺.张爱玲自传小说《小团圆》索隐[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9(3).

[3]张爱玲.小团圆[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4]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M]（4），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作者：王素，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编辑：钱丛E-mail:qiancong0818@126.com

本论文系西安工业大学校长科研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主持人：王素；项目编号：XAGDXJJ 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