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610064］

消失·记忆·在场
——2010年散文的一种回顾

⊙唐小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610064］

2010年散文呈繁荣景象。其中三个方面的写作引人注目。一是伴随现代化运动的深入，现代性观念渗透生活的每一个角度，“消失”成为如今历史乱象中最触目惊心的主题，也使散文作者唱响了一曲曲深情的挽歌。二是凭借“记忆”生发诗情、抚摸心灵、反思既往、抵近现实、前瞻未来的散文集束式出现。三是穿透现实表象，直达事物核心的“在场”散文有可喜收获。不过，小情趣、小滋味的散文多，大格局、大气象的散文少，真正高品位的散文就更为有限了。且大有越写越长、多个短篇拼贴凑合成长篇的趋势。

2010年散文消失记忆在场

要回顾2010全年的散文，这如何可能？

显然，这个题目很难。只要识字，具备基本的语言能力，叙述的是真人真事，表达的是真情实感，且具美质，又不能划入其他文体，皆可归入散文，其范围不可谓不广泛。进入第四传媒时代，纸质的、网络的、声音图像的，散文发表的天地也太过广阔。一双眼睛搜索下来，经日累月，能够阅读的恐怕不及全年散文的百分之一。何况各人的趣味不同。即便就个人的阅读而言，也不是全盘照收，有的爱不释手，有的一瞥而过，有的不屑一顾，所谓“回顾”，其实不过“偏至的印象”，只是众多回顾中的一种。

2010年散文呈“繁荣”景象。思乡、怀人、记事、民俗、生态、旅游以及历史文化、民间文化、地域风情、生活哲理、思想学术乃至应景、采风散文等等，品种繁多，琳琅满目。除专司散文的，小说家散文、诗人散文、电影人散文、媒体人散文、学者散文、打工者散文、官员散文……应有尽有，乱花迷眼，烘托出一个“全民散文时代”。在如此“海量”的散文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我想用三个关键词展开言述，其余的留待别人去评说，即“消失”、“记忆”和“在场”。

消失：文字铸就的挽歌

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使现代性的鬼魅渗透并控制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技术、理性、速度、效率、商品、消费和城市的单纯崇拜，正使庞大的传统中国，从细节开始破碎，直至土崩瓦解。曾经哺育华夏儿女并安顿其灵魂的那些美好之物，无可奈何地沦入血色黄昏，随风飘逝。消失，无疑是如今历史乱象中最触目惊心的主题。触角敏锐，胸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满怀悲愤和忧伤，唱响了一曲曲深情的挽歌，构成2010年散文的一个突出特点。

张承志的《磨坊目击记》（载《人民文学》2010年第5期），以其惯有的硬朗坚实的文字，刺入事物细部，刻绘般地展示了自己几十年间三次目击磨坊衰败，最终走向解体的历史。盘踞在黄河拐弯处的磨坊，千年老桧凿成磨轮的轴，嵌进大轴的每根斜撑，像车轮的辐条，都是一根根笔直的松树，且树皮枝杈犹在，粗犷而威严。面对威风凛凛、凶恶翻腾、滚滚泄下的黄河巨浪，磨坊“随着水势，缓缓地、颂歌般地在半空中转动、转动，缓慢沉重，无止无休，像一个图腾，如一个符咒”。显然，庞大的磨坊是传统中国的象征：“庄里人都靠磨坊度日”。她伟岸的身躯、沉重的步伐、颂歌般的喜悦和永无止息的付出，俨然一位负重坚韧、胸怀宽广的伟大母亲。“我”第一次的目击，就使“我患上了沉重的心病”，“我”要用并不擅长的速写，为磨坊留下最后的影像。但三次目击的都是她的破败，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去年七月，“我”最后一次去磨坊，磨坊已成为当地旅游的商品，供游人消费，“破旗碎扇的磨坊，一瞬间落入劫难”，所有冻土冰川奔流而至的河水形成的瀑布“宛如炮弹，对准了它狠砸猛轰”，磨坊终于“颓然后仰，一下子散了架”，完成了“磨坊之死”。“我”的三次专心命笔，只留下最初的一幅，虽然画得不像，却能让“我”触景生情，因为“在我心里铭记的磨坊，连同它的山河人民，确实是美好的”。张承志以简洁到繁复、朴实到富丽的文字，以直逼人心的力量，为我们矗立了磨坊的丰碑。愤怒和温柔深藏字缝。我们一直在散文侏儒化的时代呼唤高尚伟力的散文，我认为张承志的这篇《磨坊目击记》就是。磨坊已逝，文字永恒，消失了的东西就这样经由文字，以过去的名义，对今天和将来发生影响。

西渡的《那些消失在田野上的民间身影》（载《十月》2010年第2期），对民间文化的消失、草根社会精神支柱的坍塌所发出的深沉喟叹，令人心痛和忧思。作者的童年，是一个精神资源极度匮乏的时期，是故乡南方农村广为流传的民间戏班子、说书艺人和一种“唱新闻”的曲艺表演，满足了“我”幼小心灵的需要，并引导“我”成长。这些深植于乡野沃土、叩击了一代又一代乡民心扉、抚慰过他们多难灵魂的民间艺术；这些被作者誉为民间的“荷马史诗”；“这个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传统，这个成功地抗拒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社会激烈变革，抗拒了战争、革命和意识形态的强酸对它的种种腐蚀的传统，却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商业化浪潮冲击下变得岌岌可危。”伴随这个传统的终结，“那些古老而忧伤的故事也将永远埋没于历史那杂草丛生的荒径之中。”一个缺少民间艺术滋润的乡村，日益“空心化”，就像没有灵魂、没有血肉，即将散架的骨骼，在暮色中风雨飘摇、沉默不语。作者不惜浓墨重彩，为我们留下了犹如鲁迅当年看“社戏”时的那些诗意场景，最后的挽歌凄婉哀绝：“但愿他们离去的脚步不要太匆忙；但愿有画师在他们的身影彻底隐入黑暗之前，为我们留下他们最后时刻的写照，以便当我们有朝一日需要的时候，可以凭借它唤醒那些温暖而感人的记忆；但愿还有人守候在他们的身后，注视着他们消失的背影。”舍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李清明的《五座坟茔》（载《花城》2010年第4期），是写云低光暗、阴雨绵绵的清明时节返回故乡，拜祭五位亡灵的，但卒章显其志时，则回到对故乡旧有物事消失的涕泪歌哭：“才二十多年，梦中的故乡竟愈发陌生；过去人声鼎沸、鸡犬相闻的村庄，如今却炊烟稀少，人迹罕至；儿时伴我们游泳嬉戏的河流、湖泊变小变浅了，掏鸟窝、摘桑葚的参天古树不见了……回望故乡，一位名叫雨果的外国老头在他的《悲惨世界》里的三个描述，总在我眼前重现：男人因贫穷而沉沦，女人因饥饿而堕落，儿童因黑暗而愚蒙……这就是我现实的故乡么？谁能还我蝉鸣马嘶、炊烟袅袅，还有那油菜花的芬芳？”如此的忧患和追问，是包含批判精神，以及对现代性的深刻怀疑，并能打动人心的。城市的光景与乡村似无两样。彭迎的《市井中的白塔》，是要在城市中寻找那和“心灵安顿”有关的故乡的。可是他出生的那条老街已经面目全非，故乡已无归途，唯有白塔还伫立在那里，它以“在”的方式唤醒了“我”对更多消失之物的记忆：“想到白塔在我来到人世前、在我离开人世后都会稳稳地坐在那里，心里就很温暖，就有了天长地久的感觉。”此外，张锐锋的《失乐园——沉默的滹沱河》（载《中国作家》2010年第11期）在这类散文中也是具有代表性的。

记忆：穿透纸背的往昔

其实，有价值之物的消失，已意味着记忆存在的必要及其合法性。留在文字中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进入了我们的记忆。文字符号与全部记忆之和，才是我们人类的整部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对记忆的书写，既是对历史的再次发现和拯救，也是对隐而不彰的历史本身进行重建。这样，记忆成为文学永恒的母题。以讲“故事”为主旨的小说是如此，写真事抒真情的散文亦是如此。我们一半生活在记忆中，一半生活在现实中，而生活在现实中的一半还要依赖记忆的互文和支撑。记忆扶着我们进入现在，同时走向明天。2010年散文中，那些凭借记忆生发诗情、抚摸心灵、反思既往、抵近现实、前瞻未来的散文，使裹挟着历史风云的往昔，穿越纸背扑面而来。

贾平凹的《〈古炉〉后记》（载《人民文学》2010年第7期），本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后记，但并不妨碍它成为一篇优秀的散文，现代汉语文学史上不乏先例，唐等人就长于此类文字。在这篇散文中，贾平凹痛感于自己每次回乡对“文革”之物的有意回避，以及人们对“文革”的深度忘却。老宅子墙头依稀还有着当年的标语残迹，召开批斗会的小学还废弃在那里，经历过“文革”的人小半还在，“他们全都鹤首鸡皮，或仍在田间劳动，或已经拄上了拐杖，默默地从巷道里走过”。当年这里曾经发生过多么惨烈的一场武斗啊，可“现在，没有了血迹，没有了尸体，没有了一地的大字报的纸屑和棍棒砖头。一切都没有了，往事就犹如这风，一旋而悠悠远去”，侄孙们对“文革”的极度陌生和无知，影视及其各种符号对“文革”的删除，才过去四十多年啊，这场噩梦仿佛就在一个民族“在做不能忘却的忘却”中成为空白。眼前的历史情景，让作者满怀忧虑。他相信，这虽然是“一个人的记忆”，却因为来自“很深的生活中”，因而“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他以自己的故乡为原型，在小说中虚构了古炉村人的“文革”命运，以此写出我们乃至中国人的“文革”命运。作者深刻的忧患和承担，化为脱尽铅华的文字，在宁静、淡定中写日常、写伦理，没有刻意作势、标新立异以及廉价的矫情，显示了一个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散文大家的风范。散文最需要尊重文字，尊重真诚，尊重内心的每一次脉动。尤其在感情泡沫和油滑的文字充斥散文，“伪散文”大行其道的年代，这种尊重尤为必要，也更需倡导。苍耳的《公社年代的拖拉机手》（载《散文》2010年第8期）应该属于“文革”记忆的一部分。作者在对公社年代杨村唯一的拖拉机手永祥的回忆中，发现“我和永祥的春葱岁月有一部分是长在一块的”，于是改变了自己过去对知青生活的认识：“我曾认为那个时代是没有生活的。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我懂得人的生存远比一切政治结论要复杂得多，也坚韧得多。”尽管那种乌托邦实验让两代人付出了代价，但“那个纯洁得近乎病态的年代”仍然含有难得的朴真，“至少它已构成了我的、你的和他的生存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我对人类生存表达敬意的一部分”。这就超越了简单的意识形态评价，尝试着深入人的存在返观政治运动，以期发现此中的生命真谛。

乡村记忆、国家记忆的基础是家族记忆。北岛的《父亲》（载《花城》2010年第5期）、刁斗的《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载《花城》2010年第4期）、荆歌的《父亲·母子对话》（载《花城》2010年第1期）、陈希我的《关于母亲，我说不清》（载《花城》2010年第2期）等，在记忆中展开了对于亲情的不同言说方式。这些散文的最大特点是，迥异于过往对严父慈母的一味礼赞、歌咏和感恩，而是把深情厚念逼入历史的深处和意识形态最为诡秘的部分，出示与生俱来的血缘亲情如何与特定历史时期坚硬如水的政治、社会和人际纠结、抗争、妥协甚至合谋，从而表现出人性的晦暗、光亮和苦难，使这类散文超越以往，具有了异乎寻常的历史容量和思想深度，走向成熟和大气。它们似乎昭示了这样的道理，并非鸿篇巨制的散文，依然具有承载人类重大精神问题的能力。文体无高下，关键在话语。

诗人北岛的《父亲》尽管言说的是“我”与父亲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但一只无形的历史巨手却总要伸出纸面投下浓重的阴影。诗人两三次的回国探望，总被限定在三十天内，看不见的控制让诗人欲说还休。来不及为尚存一息在绝望中垂死挣扎的父亲送终，诗人就不得不登机远行。我们从其父子之间的裂隙与弥合中，是能读出家国史的一部分的。这篇散文没有说出的东西甚至比说出的还要多。散文的诗人品质由此得以体现。阅读时，我们从北岛所葆有的一贯冷峻中，还是可以觉察出几丝柔软而坚韧的温情的。刁斗的机智、思考的绵密、入思的深度、叙述的流畅，以及对语言内在节奏的把握，在《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父亲情感、心理、人格乃至整个精神世界的剖析，俨然构成当代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他实际上是以父亲为靶子和标本，对整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进行良知和灵魂的审理，其中“我”与“父亲”之间的“逗”智“逗”勇，不时会让人会心一笑。而他对小知识官僚的讽喻、幽微心曲的捕捉以及多面性的揭示所显示的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叫人折服。他那冷峻的审父意识背后所抵达的思想深度，有的令人拍案惊奇，比如：“我爸只是一个崇智的、向善的、对于人类文明心怀景仰、对精神生活抱有热情的普通读书人，如果时代赐予他机会，他会乐于研究问题，如果时代切断他退路，他则甘为行尸走肉。”“他耽于思虑怯于行动，快乐其表悲观其里，是个杯弓蛇影见硬就回将自虐与自律等量齐观的人。”又比如：“绝望是一种大的东西，是精神的深度与生命的力量，更与放弃与背叛有关，拥有它的人，虽然算不上胜利者，可也不是失败者，而是清醒的战斗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士。我爸有的却只是失望。失望是顺从者专有的权利，导向屈服与颓唐，导向自暴自弃与自贬自抑，往大了说，它是写好了招安认购书的负隅顽抗，往小了说，它只是血淋淋的苦肉表演。”再比如：“他同样清楚，作为一个志愿放弃自由与独立的人，对于主义，领受即亵渎。”这些都点到了中国底层知识分子在高压重负下精神病症的死穴，所具有的启迪意义不言自明。当然，这些思考之所以走得如此之远，源于作者对这类知识分子的“同情性理解”和惺惺相惜：“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意志的腺体常常发育不良，到我爸那辈，这种组织几乎就没有长，或也长了，但必须变形为一段盲肠蛰伏起来，不声不响时等于没有，一旦声响只引爆灾难。”这些话语难道还不足以振聋发聩？刁斗的语言调侃中不乏冷静，冷静中偶现挚情：“对他的死，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死时，我没哭，只是火化他时眼睛湿过。可一个月后，年三十傍晚，我一个人在大街上骑自行车，忽然想到他回不来了，竟难以遏止的恸哭起来。我爸是个好玩的人，他活着时，他死去后，什么时候想他我都会笑。那天我也先笑着想他，可笑竟把哭引了出来，并且哭得不可收拾。我把车骑得像个醉汉。”这是一个叫刁斗的作家，对父亲的特殊怀念方式。诚然，对过去岁月的怀念远不止这些，孙郁的《汪曾祺散记》（载《十月》2010年第1期）、周志文的《台大师长》（载《人民文学》2010年9期）、叶兆言的《万事翻覆如浮云》（载《收获》2010年第1期）、陈东东的《亲爱的枣》（载《收获》2010年第3期）、刘亮程的《月光里的贼》（载《中国作家》2010年第9期）、杨文学的《似河如酒》（载《中国作家》2010年第9期）等，都是我在这里所乐意特别提及的。

在场：墨迹深处的存在

“在场”即是回到事物本身。“在场”的方式很多。消失和记忆，只不过是缺席的在场。作者面对的事物，可能已经逝于历史的黑洞，或者已然滑入记忆的空间，但其影响和深深的划痕却在持续发生作用，牵制着当下的生活，诸如张承志笔下的“磨坊”、贾平凹笔下的“文革”和刁斗笔下的“父亲”。而我在此处所说的“在场”，一方面是直面现实，另一方面是穿透现实的表象，直达事物的核心，让事物存在的根据越过重重蔽障得到显现和澄明。这是中国当代散文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但真要回到事物本身，却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也很难达到。不过，2010年的散文在这方面是有可喜收获的。

徐刚的《江河八卷》（载《中国作家》2010年第5期），打动我的不仅是恢弘的气势、充沛的情感、汪洋恣肆的笔触、坚实厚重的肌体和阳刚壮美的风格，以及秦牧散文式密集的知识，甚至也不仅是深蕴其中的道家文化情愫，更为主要的是作者经由长江之源对生命之源所作出的种种不绝的追问。作者是以江河之水来体悟生命之道、民族之道、人间之道，并欲借此抵达人类存在的本源，这一立意本身，就使这篇散文具有了终极关怀的意味，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从美学向哲学再向宗教的攀升，虽然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但其所作出的尝试和努力是值得赞赏的，也是令人欣慰的。万事万物，唯江河不息，日夜奔腾，触发了作者的情感和思想之弦。“几千年来，人们孜孜不倦地想象着、寻觅着江之源、河之源、水之源，是生命对源头的呼唤，也是人体中的生命之水与源头冰雪的同声相应：我们到哪里去？我们从哪里来？”一破题直入人类的本原问题、终极问题。文章经过“源头”、“坠落”、“初潮”、“道路”、“水土”、“支流”、“秘密”、“赞美”这八个乐章煞费苦心的建构，为我们奏响了多声部气势磅礴的交响，其中不乏复调。思想的火花不时闪现在字里行间。作者从长江之水从高处向低处的三级坠落，联想到“人间的直道是不是太多了？对弯曲的拒绝与贬斥，把人类驱离了圆融、变通与柔和，只剩下刚猛坚硬、速生速朽。”从而引出：“江河的坠落与流动，则是离开人类最近、最具体的可法之象。”作者从河流的最迷人处始终在于它是行者也是道路，体会到江河持续不断地流出和流动的启迪是：“我就是道路。”作者从水与土的结合，以及相互之间的深入与融合是一方土地的生机所在，得出：“没有可持续的流水和土地，哪有可持续的未来。”作者最后感动于江河的秘密，并由此领悟到一个深刻的道理：“在这纷繁杂乱被技术劫持的时代，当我们谈到水和生命的话题时，才是真正回到了事物本身。”进而回答了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水！水是什么，水就是生命！”作者的巧妙还在于为文章设计了一个“尾声”，从而使全文与现实深刻地关联起来，将终极关怀最终落脚到现实关怀上，文章也因此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江河是有生命的，流动、自由流动是江河生命鲜活的体现。我们正在残害江河的天性，把大地上的中国变成了有裂缝的、引发泥石流和地震的、多灾多难的大坝上的中国。”只剩下“被污染的水、被浪费的水、被劫持的水”，既如此，洪灾、干旱如何避免？人类的未来在于赞美水、珍惜水，让江河流动起来。陈启文的《第三条河》（载《中国作家》2010年第2期），通过对淮河既是生命之源，也是灾难之源的书写，发出了同样的呼唤：“人类应该把从大自然那里夺来的逐渐归还给大自然”。

学群的《长江》（载《散文》2010年第6期）较之徐刚的《江河八卷》想象显得更为自由、更为奔放，也更愿意沉醉于语言的美感与狂欢，虽然都同样是对长江之源的追问，但答案和走向答案的过程却大不一样，如果徐刚更执著于生命的终极追问，那么学群则更着迷于长江与个人生命体验的全面融合，更注重于长江对其两岸万物的滋养与哺育，更侧重于对长江宽阔胸怀与不竭力量的歌咏。学群的长江之源是“高举的雪山”，是“代表了洪荒大野宇宙间静默的力量”、“时间长河中恒在的力量”以及“山川大地浩大的走向”的冰川。当学群以其良好的语言禀赋和过人的才情，将长江与天地万物相提并论、相容相生的时候，由于忧患维度和问题意识的缺失，使他对长江的所有礼赞较之徐刚的赞美就显得“轻”了一些、文章相比之下也少了更令人称道的“厚重”功夫。学群如能适当控制语言的冲动，在流畅奔涌的语词湍流中不时扔进几块笨重的石头，砸出几个深坑，直指事物的核心，生发激荡出更为深沉的思想浪涛，其散文的成就不言而喻。有时，优势即是牢笼。

倘若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土地就是人类的母亲。贾平凹的《一块土地》（载《人民文学》2010年第8期）写出了几代人在沧桑的历史巨变中，对“十八亩二分五”土地心魂系之、刻骨铭心、如痴如呆的热爱和呵护，并由此勾画出现代以来中国乡村土地的历史变迁，以及土地在当下被掠夺、被占有、被强暴、被遗弃和被荒芜的残酷现实。我们的土地母亲，正在表面的繁荣昌盛中瘦身和病变，并在城市的现代化浪潮中日渐走向没落。事实的真相一旦显露，是何等的狰狞和恐怖？张生全的《坚硬的钉子》（载《山花》2010年第9期），仿佛是从贾平凹《一块土地》的结尾处写起，它以其直面淋漓的鲜血和不畏强权的勇气，还原了隐藏在“钉子户”后面惨不忍睹的真实。作者以事件发展的时间为顺序，用“解构”的笔法，深刻地揭示了县政府为了“老板”的利益和GDP“浓郁的醇香”，在发展、稳定的名义下，如何运用攻心战术、动用法律的力量，以及所有的国家机器，最后迫使“钉子户”自戕，揉碎了“钉子”，取得全面胜利的过程。从政府拆迁的动机，到“搬迁户”成为“钉子户”、“根子户”再到“非法搭建户”的演变，里面所展示的，其实是别样的人生，是不堪剥夺的底层的另一种生存。诚如作者所言，在这里“生命的尊严被轻轻抹掉”，在这场战斗中“没有一个是胜利者，锈迹斑斑的‘钉子’从地里拔起来，狠狠地插在我们心上”。对生命尊严的粗暴践踏也写满了秀儿的《谁动了我的子宫》（载《散文》2010年第5期），当然，其中也充满了一个弱女子内心的愤怒和绝望般的无奈。我们每天都行走在生活的现场，但我们离事物的真相其实很远，即便就在真相内部，要让我们的散文真正“在场”，每一个作家的良知、人格、意志都会受到严峻的挑战和无情的考验。所以，我们有理由向这些“在场”的作者致敬。

剩下的文字，我想留给上面没有提到，而在2010年的散文中同样给我留下良好印象的作品：祝勇的《紫禁城：空间与时间的秘密》（载《十月》2010年第4期）、铁凝的《桥的翅膀》（载《人民文学》2010年第4期）、林贤治的《基弗世界：土地、历史与神话》（载《红岩》2010年第3期）和《基弗：天空和大地》（载《清明》2010年第4期）、季红真的《熔岩的襟怀》（载《中国作家》2010年第4期）、舒乙的《五十年后的印象》（载《中国作家》2010年第4期）、巴音博罗的《在无边的乡土中漫游》（载《中国作家》2010年第3期）和《乡土恩泽》（载《红岩》2010年第1期）、徐怀谦的《吾乡何处》（载《啄木鸟》2010年第2期）、范婉的《无事此静坐·流水》（载《中国作家》2010年第1期）、高宝军的《陕北风情录》（载《中国作家》2010年第2期）、周闻道《穿越》（载《青年作家》2010年第9期）、尧山壁的《乡间百工》（载《中国作家》2010年第3期）、龙冬的《布拉格涂鸦》（载《收获》2010年第2期）、邢军纪的《甘孜即景：长在脸上的树》（载《十月》2010年第2期）、丹增的《丙中洛素描》（载《当代》2010年第5期）、龙宁英的《矮寨坡》（载《十月》2010年第5期）、孤岛的《行吟在新疆北地》（载《中国作家》2010年第7期）、郭建强的《才让旺堆的面孔和背影》（载《花城》2010年第4期）、杨柳的《火铺上的烟火日月》（载《红岩》2010年第1期）、吴佳骏的《艾草和菖蒲浸染的端午》（载《啄木鸟》2010年第6期）、郭文斌的《节日四题》（载《红岩》2010年第4期）、陈启文的《麒麟的舞者》（载《红岩》2010年第4期）等。最后有必要申明，2010年小情趣、小滋味的散文多，大格局、大气象的散文少，真正高品位的散文就更为有限了，而且大有越写越长、多个短篇拼贴凑合成长篇的趋势。这也许本身就是散文这一文体的宿命？或者就是“百花齐放”时代、职业写作时代散文应有的特征？

作者：唐小林，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编辑：吕晓东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