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

青春里

黄海

秋天的西安在小雨中一片萧瑟，1998年，我乘火车出西安站，两个猩红的大字“西安”在灰和黛的建筑中格外特别。站前广场，稠密的人群经过断开的城墙向解放路散去，无边的嘈杂声，公共汽车笨拙地冒出黑烟，像乡村机耕路上拖拉机一样缓慢地行进中。

我在打听公交站牌的位置，匆忙的陌生人摇摇头。我问，去土门坐哪一路车？我问：去土门有直达车吗？他们木然地回答不知道。我和他们一样对这个城市如此的陌生：它的灰头灰脸，它的败落，它的缓慢。路标指示：前方五路口、和平门，前方左转东门，前方右转大差市、钟楼。街道两边挤着干货店、水果店、小吃店，傍晚，灯火从透明玻璃处照射出来，映在我的脸上。苍白而无力的街，汽车跑过之后立即平静下来。我找了一家排挡坐了下来，有人喊叫服务员：女子，再来一碗。我也叫了一碗。南方人，北方人，口音各异，听他们说话有点像听唱戏——好听——没有旁白的舞台剧，这可能是刚开始。西安，那一刻，阴冷的风从我的衣领贯穿到了我的下腹。

611路公共汽车开始了我在西安的生活。丹东“黄海牌”611路公共汽车，从火车站出发，经五路口、东大街、钟鼓楼、西门、丰镐路到土门，它载我穿过了半个城市，马达的轰鸣让整个汽车正在散架，摇摇晃晃的大地也要散架了。沿路的法桐树耷拉着发黄的叶子，靠近路灯的叶子还在泛着绿意，秋天越陷越深。

我住在一位朋友的家里，土门十字以西，在他不宽敞的几十平方的两居室房子，住着他的父母和姐妹。他只好把餐厅隔开一个房间腾出来，我和他就睡在那间房子，抽烟、聊天和写诗。我大概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时在我的家乡，黄石的大水已经退去，被浸泡的大地种上小麦等待发芽。我尝试着在未被命名的小巷找工作，从烧烤店的学徒到建材铺的销售员，或者路边传单散发者、人力车夫、搬运工，但是半个月来，我只好徒劳地等待，在找寻，在等待中度着百无聊赖的冬天。

我记得我去师大校园的《家庭医生报》应聘。那是经一个朋友的熟人介绍的。在一排矮小的青砖平房里我找到了那间办公室。杂乱的，沾满灰尘的办公桌像是好久没人坐班了。我说明来意后，一个中年妇女招待了我。她什么也没问，她拿来一张新印的报纸给我：噜，这是我们的报纸，内刊。我看了看报纸，单张，4开。我说：有合适我的岗位吗。她告诉我坐办公室已经没有了，现在需要报纸发行员和广告业务员。如果可以，你不用在这里坐班，报纸印出后，我给你打电话，你来拿报纸。我问，需要看我的应聘资料吗。她说，不必了，你交上500元报纸押金就可以了。这是一份没有任何保障的工作，没有底薪，只是低廉的提成，一份没有任何正规刊号的报纸。报纸的4版版底写着工本费：0.50元。我想，如果我那时有500元我可能真的干上了这份工作。但我没有，我只能失望地走开。

这期间我还去过一个锅炉厂找工作，老板看了瘦弱的身材说，一天两班，每班12小时，你行吗？我没有西安户口，即使我有使不完的劲，他还是拒绝了我。这座城市，我在早晨出发，经历漫长的白天，晚上抵达在梦里。那些阴暗的胡同和街巷，那些明亮的灯盏和广场，有一个内心无比荒凉的人，走在壬家口、边家村、丁白村、瓦胡同、杨家村、潘家庄、太平巷、徐家湾，走在朱雀路、南二环、太乙路、含光路、土门、明德门、纬二街，城市里的村庄和街道湮灭了他拥有的欲望。那时候，我想做一名公共澡堂的搓澡工，这个想法来自于我去新华印刷厂的公共澡堂。有一天，我花两块钱去那里洗澡，再花一块钱让一个四川人给我搓背。他一天下来可以搓五六十个人，给澡堂老板每天交上10元，他大概一个月可以拿到一千元的样子。这是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尽管每天都要面对潮湿而灰暗的空间，面对人群中的皮肤病患者和不给钱的无赖者，但是他每天都能数着皱褶的钞票和发亮的硬币，我想他的梦想就会燃烧起来，他和我有一致的想法，要在这个城市光荣地生活下去。

大约两个月之后，我在太乙路的一家印刷厂的四楼找到一份编辑图书的工作。我便从朋友的房子搬到了钢铁厂的家属院，和一个退休的老头子住在一起。那是一栋老式的苏联建筑，门窗都留有拱形的部分，公共楼梯在楼房的中间，长长的过道通向每个住户。每天天没亮我就开始起床，看见一个瘦小中年人趴在别人的窗户往里看，或许他什么也没看清。这个人每天晚上都在对面的那层楼喊叫，长长的撕心裂肺的叫声穿过这两栋楼的每个角落。一个膀胱癌晚期患者，他要用全身的力气释放完自己的悲观和绝望。他喊呀喊，他打碎酒瓶的声音每天都在反复练习。深冬的一天晚上，他终于不喊了，一切归于平静的噪声中，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我，或者其他人都无力关心。

我从钢铁厂家属院骑自行车到太乙路上班，从西二环出发，经历南二环，穿过祭台村，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结冰的路面，每个踩单车的人小心地行走。筑路的工人马不停蹄，压路机从早晨干到晚上，卡车，卡车，卡车和卡车，一辆接一辆地搬运石料和水泥，城市的街道之间正在缩短着距离。

构成 达比埃斯 1953年 综合媒材、画布 146×114cm

我已经习惯了楼下印刷厂嘈杂的声音，每天，这些混杂的街道声音像村庄傍晚燕雀归巢的吆喝。其实也没什么，倒是没有这些声音它就会死一般寂静，让人忐忑不安起来。我主要的工作的工具是剪刀、浆糊、纸、笔和报刊。我每天看报阅读杂志遇到关于少男少女们青春成长的故事文字，我用剪刀把它裁下来，用浆糊沾在空白信纸上，贴上稿件，再写上适合的栏目和简短的审读意见。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几乎在没有任何期待中完成。我的青春在20岁的年龄欣赏到时尚图书的美女照片，在这段时间里读到有关男女身体的成长史，还读到性与爱的变声期，这是一部自我完成的青春史。并排的三间办公室，我和另一个女同事在一个办公室，很少说话。中间一间房子是一个退休的老头和两个中年妇女，他们每天抄写信封，寄信，跑邮局。另外一间是库房，堆满了退回来的图书，用蛇皮袋子装，有的散落一地。老板和老板秘书的办公室一起，在印刷厂的一楼。手工作坊和我们人力搬运，每月几百元工资刚够我吃饭，我没一点儿厌倦。每天太阳升起和落下，把我照亮，还把我黑暗。

我喜欢听老板年轻女秘的脚步声，高跟鞋敲打地板：咚、咚、咚、咚、咚、咚，非常有节奏地靠近我们的办公室。我称她张老师，她浑身散发女人的气息，还伴随有轻微的狐臭，让人异想天开。口红的嘴和项链环绕的脖子，低胸，白皙的皮肤在夏天显得格外妖娆。她每天给我们编辑分发报刊和读者来信，记考勤，到了月末给我们发工资。冬天，我看见她经常把藤椅放在办公室门前，坐在上面晒太阳。她的青春若无其事。

西安的冬天总是灰蒙蒙的一片，太阳有气无力地透过玻璃窗照进来。看不清的天空和远处，像铅一样时刻要落到你的头顶。我中午吃饭是去陕西社会保障厅的院子的公共食堂，1块5毛钱基本可以吃饱，后来涨到2块钱，我中午就不去那里吃饭了。祭台村离我的办公地不远，我中午去那里吃1元钱一碗的四川米线或5毛钱一个的菜夹膜。每天时间会像往常一样缓慢地走着。下班的时候，我跟一楼的张老师打完招呼，我骑着那辆浑身响亮的自行车出发了。有时，她下班后还没回家，办公室亮着灯，究竟亮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有时在梦里我看到她的身体在天空轻盈飞翔，我醒来的时候，一天中的忙碌又开始了，肉身开始冷却。

我多半时间没事可做，报纸很快就被我们两个人翻完，杂志也被剪得七零八落。另外一个人也没事可做，她就偷偷地给她男人织围巾。我没事就给读者写信，或者接读者的电话。老板肯定我的工作认真负责。他告诉我们，读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善待他们的每一封来信，还要给读者多回信，接电话要耐心和有亲和力。张老师把老板的话整理成语录贴着墙上，她说，以后有时间把老板的话重新装裱一下，再放大一些，醒目一些，用玻璃相框挂起来。直到我离开那里的时候她也没有实现。

我在那里上班，1998年底和1999年整个春天，夏天到来，我被辞退了，没有原因，但我给了自己一个搪塞自己的理由：我告诉了同事一个惊人的秘密，张老师的肚子突然大了起来。不久，我的那个同事也被老板辞退了。听说那些老员工全被他换掉了。

老板克扣了我工资的一部分。1999年夏天我的某个月工资：基本工资400元，扣全勤奖金50元，总计350元。

我还在太乙路上班的时候，我从钢铁厂家属院搬到了壬家口那个西郊往西的村庄，我记得一条铁路线在这个村子的不远。每天火车总是乌拉拉地穿过，它在颤微中，我和它一起颤微。我那时对西安非常的陌生，我蜗居在制药厂十字和钢铁厂到土门一带，西郊热电厂离这里不远，风一吹，漫天烟尘混杂着药厂的气味刺鼻，树木的叶子布满了灰尘。麻雀不在这里歌唱，从昆明路的北边与大兴路之间，从西二环到皂河边，工厂的烟囱随处林立，皂河漂流着泛着白色泡沫的黑水，气味发臭。

从壬家口出来，我要走一段土路往南再到大庆路。穿过大庆路到土门市场后门的二手自行车交易市场。我每天骑车经过那里。有一天，我把自行车锁在楼下，是我院子里，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我到西安的最初几个月丢了3辆自行车。一辆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半新的上海永久牌28自行车，第二辆自行车是我花了70元钱从同事的朋友那里买来的，基本是新的，颜色的光泽还未退去，另外一辆是我花了30元钱从土门小树林这个交易市场买来的，锈迹斑斑，已经看不清是什么型号和商标了。土门市场——这个地名，骑自行车上班的人都知道，这里已经是西安最大的黑车交易市场。你如果运气好，你下午丢失的车子，晚上可能就出现在这里交易。你即使遇到，你也没办法，这个非法的交易市场，多次被取缔，又重新开业。因为我和很多人需要它的存在。

那条马路的两边站着站大脚的手艺人和搬运工，表情木然，他们张望的目光在等待有人问候。有的人席地而坐，埋着头，面前一张废报纸上面写着粗壮的毛笔字：泥瓦工、水电工、木工等。有的人干脆在胸前挂着一个硬纸板做成的牌子，上面写着：装修、搬运、石料、水泥等。我搬家的时候来过这里叫过一辆人力三轮车，从钢铁厂把东西运到壬家口，花了10元钱。一堆书、几件换洗衣服、一套灶具、被褥和洗漱用品，没多余的东西。如果不是那些书，我一个人用自行车就能搬动这些东西。晚上下班回来，我自己在村子里买菜做饭，我最喜欢吃韭菜炒香干和炒萝卜丝，但我每天只炒一个菜，要么是韭菜炒香干，要么是炒萝卜丝，我吃的一点也不会剩。我没有冰箱，熟食不能隔夜，无论什么季节，老鼠到处啃。在壬家口，陇海铁路，火车不停地在我的耳边奔跑和呼啸。

我离开壬家口到杨家村的时候，我再没有去过太乙路，祭台村在不久的以后也拆迁了，太乙路一直延伸到南二环。我在大雁塔北边的太平巷上班。太平巷的对面是国美电器，它的两边是卖仿古的陶制兵马俑和蓝田玉，这些商店的生意不温不火，买主基本是外地来旅游的客人。太平巷所在的那个村子我忘记了它的名字，但我记得好多福建人在这个巷子租的的房子开的诊所。一块白色的帘布垂下来，帘布上印着一个大“十”的符号，下面写着皮肤病性病门诊。很醒目的牌子写着：主治尖锐湿疣、龟头炎、梅毒、淋病等。工商部门来查过，顺带也把我所在的图书公司查办了，无证并非法经营，他们就是这么跟我们讲的。执法的人把桌子和电脑全搬走了，我的老板也没有出现。事后他安慰我们说，不要紧，再换一个地方办公。我大概在太平巷呆了3个月，一家图书公司还没正式开张就夭折了，连同那些江湖医生和黑诊所一起消失，太平巷也在大雁塔北广场的改造中彻底消失。

我把办公室剩下的生活取暖的煤炉，和挂在墙上的几副装饰画卸下一起拿走，在明德门一个单元房又秘密地开工了。

在明德门北区36号楼的某个单元房，我带着其他的几位同事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杂志编好了。明星八卦是托人从香港购买的杂志摘录的，照片直接从香港杂志上扫描电分印刷。漫画连载是在西安的日本留学生的家人寄过来的，翻译也是这个日本女生，跟她的普通话相比，让我这个在陕西的湖北人逊色不少。我对日本女人的想象以前停留在AV电影的女优。她在我看来，没那些女优丰满和温柔，她很普通，甚至还没有我身边的女同事漂亮。接下来，关于青少年的流行服饰与化妆是从国内杂志《薇薇》上抄袭的。剩下的文章是从报刊东拼西凑。一本杂志就这么完成了。

那时候哈韩哈日族还没流行，但首印的10万册杂志很快就卖完了。我们创造着杂志行业的一个奇迹。第二期杂志就是在这样的流程下完成的，印量加到15万册。杂志被卖的出乎意料的好。老板是个江苏人，他把工资从三个月前的600元提到了1500元，随着杂志行情的越来越好，我被老板任命为杂志的总策划，薪水已涨到5500元。这在2001年的西安，对我来说简直是个梦幻。

那年春天，杂志半月刊变成周刊，四种版本：纯情版、魔幻版、偶像版、动漫版。每种版本都超过20万的发行量，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后来书商投资的这类杂志越来越多，甚至市场上已出现了涉黄的青少年读物，故事情节和漫画图片裸露，新闻主管部门开始对这类出版物严查。我所做的那本杂志到2002年的下半年的时候被扫黄打非部门查办了。听说老板交了100万的罚款就没事了。

那本杂志停了半年多时间，到了2003年春天又准备开业，但我已经没有这份耐心了。一个没有任何刊号和主管部门的杂志，竟然在两年多的时间码样发行到2000多万，杂志可以这么做，这是老板告诉我们的。后来我的同事都成为了书商，一把剪刀、一瓶浆糊的办刊时代便这样开始了。他们用套用的国内刊号或香港刊号做刊，再找个印刷厂印刷，杂志通过物流发到全国各地图书批发商。他们很多人直到现在还在做这一行，有的离开那里之后去了报社和出版社，他们来自异乡，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西安安居乐业，多年以后，我们偶尔聊起从前，我们哈哈大笑。

欲望、烦躁、无聊、激情、理想像病菌一样浸渍着那段时间我年轻的心。

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快速地跟一个女孩恋爱和结婚。青春，百无聊赖，我在夜晚找一个睡觉的女人不再像猫那样叫春和躁动不安。我和她从瓦胡同开始长达半年的同居生活，形色中的男女，浑身散发着荷尔蒙的气味。在那个村庄，师范大学的女生、个体户、商人老板、艺术青年、小偷，他们杂居在瓦胡同——不问出处，有钱的和没钱的、身无分文者都正在加剧这个城市的变迁。

秋天潮湿的雨敲打着窗户，隔壁的窗户，楼上的窗户，还有楼下的窗户。时间那么寂静地消失在鲜艳的城市中，我或者我们，睡吧。老鼠在地板上走动，从门缝里钻出去。睡吧，我也想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夜，收割青春和爱情。那些夜晚，我经常一个人抽烟，把牙齿熏黄，一个人喝酒，把肝脾搞坏。女人睡过去，我的城市开始朦胧。有事晚上起来上厕所，我经过别人的窗户，我就能听到他们毫无顾忌地释放自己，青春除了激情就是荷尔蒙，有浑身使不完的劲。我那时候也是这样的，看到逛街的美女不停地看，有时还追到她们前面回头过来看呀。周末到录像厅看通宵硬碟，带着女朋友一起看，夜半的时候，播放的是港台三级片。早上我们回到出租房再接着自己做。

杂志停顿下来的半年，我没事可做，上网、看录像、找人喝酒和给别人打电话，连自己身边的女人都烦我了，很没劲。而2003年春天是“非典”肆虐的时候，我想找个事让自己忙起来。有一天，我跟西宁的诗人马非说：我到西宁开家广告公司，你把出版社杂志的广告业务介绍我吧。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你过来谈吧。我在西宁的同仁路见到了马非，一起喝酒的还有诗人马海轶。我们喝了很多酒，吃了好吃的羊肉，我们再喝酒。西宁的黄河路，我把自己的公司安放在那里，只有地址，没有雇员。这个皮包公司延续到2005年，我彻底放弃了。

明德门在2000年的城市扩张中喧哗起来，朱雀路的延伸段到西八里村是终点，连接西八里村到杨家村的那截土路很快开工。尘土飞扬的黄昏在过往的人群中消失，夜晚来临，小商贩开始活动，他们有的踩着人力三轮车卖盗版书，有的席地而坐，把小商品摆在马路边，有的用卡车运来一车子的水果停在未开工的工地上叫卖，路灯照亮他们的脸。搭讪、拉客，扩音器反复地喊叫，有人不断地围过去，有人空手走开。在旁边，烧烤摆了一地，少男少女们在树底下，旁若无人地接吻、拥抱和抚摸，我的初恋也是这里开始的，她叫小佳。

那时的小佳在师大的一个研究生辅导班补习英语，她租的房子在杨家村。师大的文学社经常搞诗歌朗诵，我们都去了，作为诗歌的少数几个固定的听众，我们很快彼此熟悉。我离她租的房子不远，我住在杨家村193号院，她住在杨家村92号院。我下班的时候，还去过她的出租屋吃过饭。开始的交往是谈谈电影和诗歌，即使她不同意我的观点，她总是在做一个很认真的听众。大约半年后，她报名参加了西北大学一个研究生备考冲刺辅导班，她要从从杨家村搬走了。那一天，天气特别冷，我帮她搬家，收拾东西，一辆人力三轮车把我们和一车子行李拉到了边家村一个出租屋，车夫踩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路程才到达那里。她租的房子在边家村的某个院子的三楼靠北的一个小房间，暗淡的光线通过门照进来，没有窗子，房子里好久没人住过，散发着发霉的气味。租金每月50元，卫生费3元，水费3元，电费按表计算。做饭生火的炉子只能放在拥挤的过道里。

那天晚上，我一直帮她打扫房子的卫生，我们反复地拖，用水洗，安装简易衣柜和整理杂物，直到霉味散去了很多，我们才开始做饭，白水挂面，放点青菜，算是这一天的结束。夜越来越深，我要回家了。从边家村到杨家村，公交车到夜里的11点半下班。我要转一路车到小寨，再改乘另一路车到西八里村，然后向南再步行一段土路到杨家村。如果那时候我有钱，我可以坐出租车花上十元钱到西八里，然后向南再步行一段土路到杨家村。

为了省钱，我要步行回家了。街上已经清冷下来，一天中的繁复的尘土落下来。她把我送了很长的路途，我们走着，走在灯光昏黄的道路上，沉默着。我说，你别送了。她没吱声，过了好久，她拉住我说，我们返回吧，那样走下去，太累了。那天夜里，我坐在她的床边跟她聊天，不知道到底聊了多久，我有些困了。她说，天气太冷，你睡到床上吧。我衣服也不敢脱，我们隔着一层棉袄睡了一夜。我听到她细微的呼吸是那么均匀而平静，她身体里的芬芳充盈着整个屋子。我有些紧张，但很快就睡过去了，也许是我们太累了。

第二天醒来，我感觉到我下身内裤有湿漉漉的感觉，我梦遗了。在昨晚，我的手一直放在她的胸前，她在我的梦里，我们飞啊飞。

我们平淡地相处着，即使她离我的距离有些远，我还是像以前那样隔一段时间去看她。有时候，她没课时就过来，帮我洗洗衣服，跟我聊聊天。吃完晚饭，我们在明德门那片未开工的工地上步行，像好多年轻人那样拉着手恋爱，晚上她就回去了。

那年夏天，她考上了外省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在离开西安回家的那天晚上，我陪她在杨家村村委会的院子里看了一场秦腔戏，伴乐和演员都是爱好秦腔的村民。我们从家里搬来凳子，看到很晚，直到大家都散去。那天夜里，她睡在我那里，我们说了一些话，说什么我大多忘记了，但我记得她说的：我们会结婚吗？不会的。我没想那么远，走到哪里是结束就算哪里。对于两个不同地方的年轻人来说，现在还是开始，我们又要走向哪里，没人知道。

黑暗的房间里，我们都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即使喧嚣在街道还在继续，深夜的车声还未完全停止下来。那天夜里，黑暗包裹着我们，仿佛无边无际，两个人的身体在一起。她去上学后，我就跟她失去了联系。我的生活还在这么过着，不同的是明德门那片未开工的工地已经施工，楼房一栋一栋耸立在路边，以前的杂货店正在拆除，没有拆迁的，它的墙上写着大大的“拆”字。那时候，我已经从明德门的193号院的三楼一个房间搬到了223号院的二楼的一个狭小的房间，因为一个人用不了那些多余的地方。

明德门，我在那里，5年的时间，办公室从它的北区搬到南区，从多层的单元房搬到高层的筒子楼，麻雀从树上的栖息地搬到了空调下。我从杨家村搬到明德门北区，那年夏天，我和一位来自西宁的姑娘结婚。单元房，三楼，所有的窗户朝西，61平方米，没有暖气、天然气、热水。月租金300元，物业管理费每月11元，电费大概10元，水费8元。我们安居在2002年的明德门，从西边的窗户望过去，那片庄稼地、建筑工地、空地、居民小区、更远处的庄稼地间隙地排列着，汽车跑过一条没有铺满沥青的街道摇摇晃晃。拉粪的马车也走在那条路上，从每天的黄昏回到村庄。

在明德门这个巨大的胃里，它正在搅拌着水泥和钢铁，杂树和泥土，机器和楼房，被修剪的道路越来越窄，路灯、隔离带，中间绿化带和人行道，反复翻修的市政施工，围栏中的一纸公告，把车流挡在公交车道，它顿时梗塞起来，缓慢的行进中，有人不停地向司机兜售驾驶证的封套、钥匙扣，五毛、五毛一个，五毛！说着异地口音的人穿梭于街道中。散发广告传单和卡片的青年人紧跟其后，他们把这些东西见人就发，见车就给。散落在地的被风刮来刮去，很快被清洁工扫进了垃圾箱。忙碌的街道，每个人没留下背影，尘土覆过噪声，他们奔流不息，我在其中，却不知道谁在与我同行。那条反复被我踏过的朱雀路，它此刻被挖得千疮百孔，它是在缝补过去，还是消除记忆？很多时候，我跟它一样，被搞，被修理，被动，被工作，被真实着，我们乐此不疲地忙着不可预测的未来。

尽管这一切正在被我经历，明德门终于开始大规模地开工建设了。朱雀路从医学院开始延伸到西八里，不久又从八里庄修到了杨家村西口。这条街道修到哪里，哪里的房子开始涨价，卖的房子和租的房子随着这条路的到来价格躁动起来。5路公共汽车从火车站开过来，两节加长的汽车，尾气里冒出的黑烟，动作缓缓地到达它的站点杨家村，如果你愿意花上5毛钱，你可以去西安的商业圈：小寨、钟楼、东大街、解放路，你还可以去火车站乘火车出发，去乌鲁木齐、天水、西宁，去北京，去武汉，去广州，去上海，或者去延安，你想去哪里，都将成为可能。

但是，我很少需要这些交通工具，因为我一年中不出差，一年中有可能只回一趟家，一年中很少逛街买东西。我需要的全在杨家村这个村子里，我花钱在这里买五金杂货，买菜和米油，买二道贩子贩卖的衣服，我需要的日常用品在这里全部都能买到。最重要的是我上班的地方也从太平巷搬到了明德门小区，我每天走过去只花了5分钟的时间，我可以省掉不必要的等待、买票、排队上车、拥挤和堵车，节约的时间用来睡觉、做饭、看书或闲下来做爱。

我还在那家图书公司上班，那个单调而反复的工作，夹杂着陌生的异乡人的口音，刚工作的小女生梳着辫子或者染黄了头发，早上上班就拿出化妆包的镜子照照，她们连上厕所的时间也不放过照镜子的机会，只有工作真的闲下来，她们在QQ上闪着问候：蟋蟀，在忙什么呢。青春在那些时间总有使不完的力气，她们和我几年前那样，在无聊的工作中打发白天的时间。她们整天面对的是复印机、电脑、电话、手机、传真机和化妆包，而我那时候只有浆糊、剪刀、纸张、订书机、笔和香烟。我的办公桌放着我结婚时的四寸合影，一本民政局免费给的《新婚指南》，烟灰缸和笔记本电脑。“完成青春的方式是终于被结婚了，完成男人的方式是终于被做爱了。”在那本《新婚指南》的扉页，我那一年写下了这句话。而时隔不久，我的一位漂亮的女同事也嫁人了。

年轻的女同事热情饱满地叫我黄老师，有时候她们还请我吃1元一小碗的汉中凉皮和2元一包的金丝猴牌香烟，换回的是我请她们去电影院看了三次电影。我记得有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女生，她在公司做些编务工作，拆信、寄信，帮编辑给读者回信。她是我的一个朋友介绍过来上班的，长着姣好的面容的脸蛋，青春焕发。一对饱满的小乳房在那年夏天里晃动，仿佛每个人都触手可及。有单身的男同事隔三差五地约她吃饭逛街，最后也没什么结果，她却岿然不动。一年又一年，把我的那些办公司的兄弟都熬出了粗壮的胡须。男同事们一波离开，又一波人进来，她还是做着以前的那些编务的事。那时候，如果我没结婚，同时还要遇见美丽的姑娘，我也要写出乌鸟鸟一样的诗歌：赶紧找个姑娘，好好地繁殖和生活去吧//中年的皮，都已披在我们的身上了/退路已没有啦，我们已开始往死里活了。

那时侯，我青春躁动的身体已不复存在，每天下班买菜回家，饭后散步，陪自己的女人说话看电视，像羊杂汤一样的生活堆积、搅和在一起，没完没了。我下班后去杨家村的公共浴池洗澡，看男人们站成一排，用洗涤液涂洗和抚摸自己的身体。我看他们的腹部凸起，身体臃肿而变形。他们每个人生殖器，无论老少，耷拉着，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似的。我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他们生殖器的颜色深浅不一，年龄越老越黑。那时候，我在很认真看自己的，看是否和他们一样的深浅，我知道我的也正在奔向他们的归途。

明德门小区北区11号楼，我在一单元的3楼时常听见隔壁房子搓麻将的声音，楼上的一对小夫妻发生争吵，他们摔碎玻璃或瓷碗的声音从楼板传下来。楼下有人遛狗，他们悠闲地踩在林荫小道。有时有小偷光临这个小区的某个房间，或者顺手把楼下的自行车骑走了。而我早就习惯了这喧嚣的声音和人，敲门，敲击天花板，拍打隔壁的那扇墙。麻雀无处躲藏，明德门的工地也在喧嚣中繁衍着它的春天，越来越高的楼房，一片接着一片，道路正赶向远方。旧楼被雨水冲刷，逝去颜色，越来越黑，新的楼房五颜六色，坚挺在城市的子宫中，像某个新婚不久的人。它要证明自己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