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菊，景维民

（南开大学 经济学系，天津 300071）

●理论经济

新自由主义范式对转型国家的危害及反思

黄秋菊，景维民

（南开大学 经济学系，天津 300071）

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前苏东国家经济转型的战略，并引发了严重的转型危机，而当前源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再次给转型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危机的爆发集中体现出新自由主义这种极端私有化、绝对自由化的转型战略的内在弊端,它所造就的畸形经济体制在市场秩序、产权制度、金融体制、经济结构、发展模式及政府治理等方面存在着严重不稳定性、脆弱性和无效性，从而成为导致危机加剧的深层制度根源。经历危机洗礼后，转型国家势必要对指导本国转型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做出重大调整，探寻到一条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有效转型与发展道路。

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全球经济危机；转型国家；发展模式

转型危机比较充分地证明了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失败，而刚刚得以结束但并未尘埃落定的全球经济危机则再一次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给转型国家带来的灾害。导致这场危机的原因错综复杂，它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间矛盾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更是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交织未解并相互冲突的直接反映，还是曾经为医治20世纪70年代“滞胀”做出贡献的“新自由主义”的误导所使然。

一、新自由主义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责任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目前左右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一大现象。它既是一种经济政策，也是一种文化思潮和政治管理政策。所谓新自由主义是承袭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思想作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经济思潮。它起源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蓬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为代表的各个新自由主义学派，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为官方积极推广并成为泛滥于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思想体系。新自由主义在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和美国总统里根执政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经济政策的基础。两国都采取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政策，如推行私有化，强化市场竞争；执行严格的货币财政政策，遏制通货膨胀；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解除对私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规制；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开支，削减社会福利；限制工资，压制工会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进入主流社会，形成了对主张政府干预和积极的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反革命”。诚如罗纳德·里根在其当选美国总统后的就职演说中曾明确指出的那样，“在当前这场危机中，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一论断简单而直接地阐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反凯恩斯主义，反政府干预的政策立场。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进一步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主张进行了系统归纳，并冠之以“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美国利用经济援助、银行贷款等附加条件强制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纲领。它包括了以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宏观经济稳定和放松监管为核心的十条政策建议。然而，“华盛顿共识”从其形成之日起就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猛烈批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似乎只要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市场就会自动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说得好一些，“华盛顿共识”是不完整的，说得坏一点，“华盛顿共识”有误导性。全面地看，“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政策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整体上看，它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放松政府管制等，是在为国际垄断资本推行扩张和掠夺政策服务。因此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全球化的趋势向全世界张扬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价值的普世意义，从而再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由于华盛顿共识严重脱离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因而非但未能有效指导这些国家的发展，反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正因为如此，一些经济学家做出这样的评价，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仍然在和导致经济崩溃的模型打交道。

自“华盛顿共识”问世以来的近十年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思潮的影响及其危害曾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则充分表明，它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同样具有巨大伤害作用。导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一系列原因，诸如放松金融监管、金融创新过度、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等，均与放弃凯恩斯主义、推崇和遵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思潮影响密切相关，甚至这些政策行为本身就是它的结果。根据这个学说，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其中包括人们的欲望。在体制方面，新自由主义视国家和社会的监管为公众敌人中的头号敌人。特别是通过自由派经济学家强加的“小政府”的概念，并尽量减少干预市场的自发过程。新自由主义否认政府干预对于弥补市场缺陷、克服市场失灵的积极作用，认为除了维护法制和社会秩序这样必要的措施外，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将有损于市场效率及市场的健康运行。

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它还从根本上混淆了经济政策目的和手段。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要实现经济长期均衡发展，不仅是经济，还包括社会和环境的长期发展。因此，应该明确这样一点，新自由主义不是一个发展理论，不管是它哪种形式的变种，都不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在某些国家里，它可以复苏经济并使之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得增长，但是，社会代价将使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成效消失殆尽。

二、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下的转型经济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见证了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那么本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则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和政策的彻底破产。这场危机不仅给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造成严重冲击，而且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导致全球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了首度负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提供的数据，2009年全球GDP的增长率为-0.6%，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为-3.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为2.4%。

在全球经济大家族中，有一个独特的群体遭受危机的冲击最为严重，这就是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为代表的，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危机期间，转型国家的新生的市场经济体系出现了严重的系统性混乱。货币贬值与资本外逃、股市崩溃与银行破产、债务高涨与实体经济衰退、政局不稳与社会动荡，成为转型国家经济危机并发症的典型特征。多重危机的交互作用引发了宏观经济动荡，进而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使刚刚从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中恢复过来的转型经济再度遭遇重大挫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提供的数据，以波兰、匈牙利等15个国家为代表的中东欧转型经济体2009年的GDP增长率为-3.7%；以俄罗斯、乌克兰等13个国家为代表的独联体的GDP增长率为-6.6%。作为前苏东最大转型国家的俄罗斯，其经济增长的降幅约8%。虽然从目前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大多数转型国家2010年预期的GDP增长率由负变为正，但是仍有少数国家（如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黑山、罗马尼亚）仍要在负增长中度过2010年，其中不乏被西方认定的转型先进国家。而转型国家整体也要至少经历大约五年的时间，才能逐步走出危机的阴影。

转型国家遭遇经济危机冲击是由多重因素的影响造成的,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内部深层的制度根源。毫无疑问，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经济形势的不利影响必然通过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多种途径传导到转型国家，并且被放大、扩散，从而对本国经济体系带来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危机在转型国家的爆发也与其二十年来所经历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制度变革具有紧密的内在因果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俄罗斯和东欧等转型国家遵循华盛顿共识的训导，对本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摧枯拉朽式的激进改造，从而在大约十年中初步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框架（到20世纪末）。经过改造后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交易体制、贸易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90%以上的商品价格完全由市场供求力量自发决定，各种管制措施被大幅去除，国内经济主体可以自由地从事各种市场交易以及对外贸易。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提供的测度转型国家制度改革进程的转型指数来看，衡量价格、贸易的各项指数均得到大幅提升，特别是中东欧国家已经达到完全的市场化水平。这意味着市场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源配置机制。

第二，产权制度和金融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通过小私有化、大私有化等各种类型的产权改革方式，大多数转型国家已经形成了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多元化的产权制度。在许多国家，大量私人企业不断涌现，私人部门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基本超过60%。在一些市场化改革进程较快的国家，如爱沙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这一比例甚至达到80%。伴随着产权制度的变革，转型国家的金融体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大小小的商业银行大量涌现，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蓬勃发展，各种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也破土而出。其中，在中东欧国家比较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银行系统中的大部分资本为外国所有者持有。有数据显示，除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外，中东欧国家银行系统中外资所占比例为55%～97%[1]。

第三，对外开放日益扩大，融入世界经济进程不断加深。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转型国家已经深深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由于经互会的解体，转型国家纷纷调整其对外经济发展的定位。中东欧国家主要着眼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特别是在加入欧盟的大背景下，这些国家几乎向欧美国家完全开放了本国的市场。俄罗斯在转型初期对外开放的程度虽不及中东欧国家，但伴随着转型的深入推进，其对外开放程度已经不断加深，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近在咫尺。

第四，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依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规模庞大和干预过度的政府是导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低下的重要根源。因此，向市场经济转型势必要彻底改革政府，将其范围和边界大大推回，以便为市场经济的自发扩张创造最大空间。缩减政府职能的进程在转型之初就已经展开。例如，俄罗斯在1993年通过的宪法中，政府的经济监管和宏观调控职能被大幅度削减，仅仅剩余一项，即实行统一的财政、信贷和货币政策[2]。此后，虽然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政府职能范围有所调整，但“小政府”、“有限政府”已经成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治理理念以及改革的制度导向。

第五，转型国家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也经历了剧烈的重构。新自由主义认为，虽然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大多数前苏东国家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但其经济结构是扭曲的、畸形的（过度工业化），并未有效利用既有的资源和比较优势，而转型则需要经历一个“后工业化”的过程，即降低工业的比例，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充分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遵循这一理念，转型国家在整体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对其经济结构进行了重大变革，试图重构与西方经济兼容的现代经济结构。在这种理念的导引下，传统的工业部门（如重工业、军事工业）大大缩减，新型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成为发展的重点，储备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成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部门（如俄罗斯）。

上述五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激进转型战略的意图。西方学者也将这五方面变革的程度作为衡量转型快慢与绩效优良与否的重要标准。当转型国家经历严重危机时（如20世纪90年代），他们就将症结归咎于没有彻底执行新自由主义的上述五个方面变革；而当转型国家经济复苏时（如21世纪初期），他们则将其归功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深入推进的作用。然而，经由新自由主义改造的经济体制却埋藏着严重的隐患，并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得到集中体现。

首先，尽管转型国家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但这种体制仍然是极其不完善的，特别是缺乏完备的制度基础设施支持。产权保护、法治环境、市场监管体制依然十分薄弱，缺乏增进信任的文化环境与社会资本，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导致健康有效的市场秩序无法形成。结果，市场主体往往将宝贵的资源、技能投入到外贸、金融等部门的各种投机和违法行为活动中去，而不是为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服务。机会主义和投机行为的严重泛滥不仅助长了金融部门的经济泡沫和虚假繁荣，而且加大了整个经济体制的系统性风险。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就与这种畸形而无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秩序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而本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更体现出肆意妄为的市场主体给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危害。

其次，盲目的对外开放和无限制的融入全球经济也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在近二十年的转型进程中，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已经普遍形成了一种债务依赖型的金融体系。许多转型国家参照西方的模式对本国的金融部门进行改造，瞬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金融机构。然而，这些金融机构大多规模弱小、债务比重过高、缺乏应对危机的良好管理水平。一些中东欧国家不仅过度开放本国的金融部门，而且采取美国的高赤字、高消费和高举债经济模式，从而使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空前提高。例如，匈牙利的外债高达GDP的60%，且外债的1/3是以外币方式存在的。2007年中东欧总共吸收了全球新兴市场流入资金约7 800亿美元的近一半，它们大部分是以购买银行债券等金融产品的形式流入的，而这些资金又被大量投入对美国债券等金融产品的购买中去[3]。虽然外资的流入对于中东欧国家获取经济发展的必要资金，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状况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也给体制尚不成熟的金融部门带来潜在的不稳定性。当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之时，西方资金出现大量外逃，中东欧国家立即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并进一步危及其他经济部门。

再次，畸形的经济结构使转型国家遭受经济危机重创。尽管经历了近二十年的转型，但是许多转型国家依然没有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经济结构。除了以上论及的中东欧国家的过度外向型和金融依赖的无效模式外，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俄罗斯的资源依赖型经济模式。在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中，能源原材料仍然占有过高比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性产品的出口拉动（主要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电力、有色和黑色金属等）。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资源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1994—2000年这一比重大约为82%～85%。石油在俄罗斯资源出口中居于主导地位，俄罗斯经济走势也与石油价格密切相关。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原油价格从2008年7月的140美元/桶暴跌到2009年1月的不足35美元/桶，结果使俄罗斯经济迅速陷入衰退[4]。由此可见，本次危机暴露了俄罗斯经济结构严重依赖资源的脆弱性。正如俄罗斯《观点报》指出的那样，金融危机与油价暴跌的双重打击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阻碍了俄罗斯强国复兴的步伐。其他转型国家（如乌克兰）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这种困境势必要求转型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努力改变主要依靠石油和原材料出口带动增长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5]。

最后，缺乏调控能力的政府无法提供有效抵御外部冲击的措施和方案。尽管市场是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但它并非是万能的。市场不仅在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完备信息、消除垄断、协调收入分配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失灵问题，而且无法自行消除宏观经济波动以及抵御各种不确定因素对经济体系的冲击。这就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政府进行必要的干预和救助，以弥补市场的缺陷。然而，在经历了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政府能力遭到严重削弱，政府在面临危机挑战时缺乏应对的资源和政策工具，只能听凭市场自我吸收和消化外部冲击和风险。在中东欧加入欧盟的过程中，许多国家不得不让渡部分主权，政府在制定和实施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时要受到欧盟的严格制约。此外，在转型国家特定的民主政治框架下，党派斗争、政治交易、利益集团俘获等因素交互作用不仅影响了政治环境的稳定性，而且严重削弱了政府的调控能力，这些无疑为政府及时、有效地出台反危机措施造成了许多政治障碍。

三、超越新自由主义与经济转型的新策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次次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已经严重损害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政策在广大欠发达国家中的“声誉”，而本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则彻底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对转型国家而言，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势必要对原先指导本国转型的新自由主义范式作出重大调整和修正，从而探寻到一条更为有效的转型与发展道路。超越新自由主义首先必须立足国情，努力实现改革理论的新突破，不但要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先进的制度与规则，又要充分考虑转型国家特殊的文化背景及历史传统，注重其应用的内生化与本土化，以提升新制度结构的整体运行绩效。

1.国家转型方略朝着废弃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新自由主义的寿终正寝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不知道将来会采取的形式，也不知道结束的确切时间和地点。这一切可能会等很漫长的时间，当然，也可能只需等很短的时间。新自由主义这种模式只是制度的一个工具，为了资本主义本身今后的发展，当它无效的时候，这一政策可以作适应发展的修改，甚至发生本质的变化。经过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洗礼后，加速新自由主义消亡可做的功课是，在每个转型国家制定替代方案时，使其有利于发展、一体化、社会公正和民主。任何旨在以发展、公正、真正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可行前景取代新自由主义方案的核心，是要有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这一社会和政治力量要有能力反对和击败维护现有制度的国内和国际力量[6]。因此，国家要在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国家以其社会政策，有能力解决食品、就业、教育、卫生、公共交通和住房等问题。新自由主义是由统治制度创立的。同样，当它不符合统治制度或者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时，就会被另一个思想流派、另一种模式取代。因此，当我们与这个现行政策做斗争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它的暂时性，也不应该忽视能使转型国家真正复兴的更大目标。

2.积极而又审慎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尽管是由跨国资本主导和推动的，但它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转型国家必须从国际现实和世界经济目前和可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出发，需建立在融入世界经济、采取一切可能的现实措施基础之上。转型国家应积极参与，趋利避害，而不能游离其外。同时，转型国家发展开放型经济，还必须充分发挥自然比较优势，同时不断创造后天比较优势，使本国在比较优势阶梯上不断攀升。比较优势既有建立在自然资源禀赋基础上的自然比较优势，又有建立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基础上的后天比较优势[7]。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转型国家都应该科学地定义和研究提出的全球化世界观，其本质是要相信，全球化是整个世界实现协调发展、发挥科学技术可能性的必经之路。

3.在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中找到平衡点。金融创新是当代金融业发展的动力之源，是开放趋势下各国银行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途径。但是，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博弈过程中，由于现实存在的监管滞后等问题，严重地制约了银行金融创新的发展。危机之所以发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度的金融创新与松弛的金融监管。因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金融企业希望通过金融创新来打破制度限制,以拓展金融活动的利润,使其在残酷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为防止金融风险,金融管理当局必须加强金融监管[8]。对于金融监管而言,其目标当然是尽力防止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市场崩溃,从而维护金融体系安全。这次剧烈的国际金融危机,给转型国家下一步如何提高金融效率,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提出了有益的警示与启迪。

转型国家在迈进金融全球化中要同时关照经济体制的转轨进度与金融开放的创新效率。和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相比，目前转型国家金融创新尚处于较低层次，金融产品单一，金融体系运作效率较低，运营体制和监管模式落后，还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快速发展对金融巨大而多样化的需求。在抵制新自由主义绝对自由化的同时，要根据转型国家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为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创新，在创新中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对表外资产的监管，加强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风险警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要稳步推进金融创新，同时加强金融监管。

4.虚拟经济要回归实体经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重要要素，其根本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服务，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这次危机已经证明，金融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虚拟的金融资产就会迅速膨胀，最终在肥皂泡破灭的同时，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金融必须立足于实体经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其中创造出来的价值必须源于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实体经济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体经济，即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也就反映出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样，实体经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9]因此，对于转型国家而言，更要着眼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重点产业振兴，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当前形势下，要着力把金融资源配置到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行业，配置到真正具有成长价值的企业，配置到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领域，立足于做大做强实体经济，防止新自由主义模式所导致的畸形金融体制悲剧的再次重演。

5.重新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后危机时代，转型国家需要重新审视政府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合理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从全球范围来看，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是人们对于过度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危害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重视政府必要的调控和监管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金融发展领域。就转型国家而言，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复杂。一方面，由于转型尚未完成，因此政府依然要担负着推动各项经济制度变革的重任，其中也包括改革政府自身，以使政府与市场和私人部门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另一方面，面对遭受危机冲击后的凋零局面，政府也需要通过更加全面细致的公共政策来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使发展更加均衡有效。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职能范围或许还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反复调整，但更为重要的是寻找到更加有效的干预手段和方式，从而真正建立起一种规模适度、能力充分、干预到位并能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政府治理模式。

［1］徐坡岭，张鲁平.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东欧国家经济走势分析［J］.俄罗斯研究，2009，（3）.

［2］张弛.俄罗斯转轨绩效透视［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112.

［3］俞南平，等.金融危机下中东欧转型模式再评估［J］.俄罗斯研究，2009，（3）.

［4］关雪凌.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的艰难转型［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GB/index.html，2010－07－02.

［5］刘国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问题［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6）.

［6］郭连成，等.国际金融危机与转轨国家的应对——以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为研究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09，（12）

［7］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等.全球化与世界体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8］李其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14-18.

［9］姚金海，等.金融危机的演化阶段及其美国检视［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1）.

Reflection on the Harm of Neo-liberalism Paradigm to Transitional Countries

Huang Qiuju,Jing Weimin

In the 1990s,Neo-liberalism became the strategy dominat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but brought about serious transitional crisis.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originating in USA and then sweeping the rest of the world casts another heavy strike against the transitional countries.The explosion of the crisis reflects the intrinsic defects of Neo-liberalism transitional strategy,which advocates complete privatization and absolute liberalization.The malformed economic system shaped by Neo-liberalism transitional strategy results in the serious instability,vulnerability and invalidity in the market order,property right institution,financial system,economic structure,development mode and governance mode,the deep institutional root worsening the crisis.Having been baptized by the crisis,the transitional countries have to make major adjustments to Neo-liberalism paradigm so as to seek the effective way of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to transcend Neo-liberalism.

neo-liberalism;Washington Consensus;global economic crisis;transitional countries;development mode

F061.3

A

1007-2101（2011）01-0037-06

2010-11-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8AJL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0CJL003）

黄秋菊（1982-），女，黑龙江同江人，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转型经济学；景维民（1956-），男，河北大名人，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转型经济学。

关 华

责任校对：王岩云